八年15次殷墟发掘：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石璋如……

发布者：青山一角 2023-3-22 17:04

第一代考古拓荒大师风采，按殷墟发掘主持排列，董作宾（1895-1963）、李济（1896-1979）、梁思永（1904-1954）、石璋如（1902-2004）

现经本人授权，特编摘其中有关考古之殷墟部分。该部分详细讲述了八年间15次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的艰辛和在方法上的引进、整合、独树一帜，也刻画了一代有胆有识、学术报国的学者群像。限于篇幅，具体学者的描述、刻画被删去。有兴趣者可看全书，史料详尽，荡气回肠，出版后被舆论视为中国版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张泉与《荒野上的大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张泉原为《生活月刊》主编，2006年起不断采访相关题材的人和事，十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一代伟岸动人之学者的写作夙愿

安阳甲骨被挖了30年，董作宾觉得地下依然有并电告傅斯年

1928年8月13日，殷商时代已经沉入地底三千年，安阳小屯村的向导把董作宾带到一片田垄边，手指的方向，是一片貌不惊人的土地。过去的三十年间，人们就是在这里不断地翻找出大片的“龙骨”，上刻着人们无法看懂的符号。多年前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将它们称为“甲骨文”。此后，经过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学人整理、研究，甲骨文逐渐为学界所知，乃至成为一时的显学。不过，安阳人关注的是甲骨本身。这些甲骨抵得过最高产的庄稼。清末两江总督端方为一块甲骨开出的价格，曾一度高达二两五钱银子。这片甲骨“庄稼”的根系，就扎在泥土深处的那座商朝的故城里。

1931年，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在安阳小屯村考古时合影来自网络

只是现在，除了黄土，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它的名字——殷墟。在安阳城中，士绅和古玩店的老板也纷纷劝远道而来的董作宾放弃幻想。走下田垄勘测后，董作宾发现，这里的情况和罗振玉描述的不同。有几个坑显然才刚刚被填埋好，而他在坑边甚至捡到一片没有字的甲骨。他认定，就在脚下的棉田深处，应该仍然埋藏着有字的甲骨。

“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董作宾的信很快从安阳寄往广州，历史语言研究所，收信人是傅斯年。

傅斯年汇来1000银元，希望“纸上考古”转为“田野考古”

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规划中，本没有史语所的名字。他急于设置一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研机构，诸如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和观象台。面对老校长，傅斯年却慷慨陈词：近代欧洲，历史学（history）和语言学（philology）都是新兴科学。从前中国也有历史学和语言学，而且在传统学问中成就斐然；但是，它们都不具备科学的基础，而当下的中国，无疑正需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史语所最终出现在中央研究院的名录上。

1929年6月5日，史语所迁入北平北海公园静心斋，此照为史语所与心理所同仁在1932年7月合影来自网络

1928年7月，史语所正式成立，10月搬进广州柏园，次年迁往北平静心斋。傅斯年勾勒的学术版图，也从最初的八个组（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归并成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三个组。他行事雷厉风行，径直将目光投向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将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尽数网罗到史语所。考古组组长，斟酌再三，傅斯年还是舍弃了马衡，选择了接受过西方学术训练、更具现代视野的李济。

傅斯年的计划极富野心和想象力。他希望摆脱传统学者所遵循的“纸上的考古”，而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他的目标是沿着洛阳逐步西进，直到中亚各地。他以中华文明作为立足点，但是目光所及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地理版图。1920年代初，北大国学门的陈垣等人试图把北京建成汉学研究的中心，反超巴黎和东京，而傅斯年也热切地期望能把“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从巴黎和柏林夺回中国。

而眼下的殷墟发掘，正是这个庞大计划的第一步，能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基准刻度。为此，他与中央研究院反复磋商，终于讨来一千银元，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第一次挖掘18天，获784片有字甲骨，诞生了“考古节”

1928年10月13日第一次发掘前，董作宾和工人介绍发掘现象

史语所编辑员董作宾年轻时经过商，教过书，办过报纸，直到二十八岁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读研究生，才真正走上学术之路。加入史语所之前，他在中山大学做副教授。他对甲骨研究有着敏锐的直觉。由于年少时学过篆刻，他逐渐练出一门绝技，可以根据刀法判断甲骨的真伪。

河南省派出的代表、教育厅秘书郭宝钧，董作宾旧日的同学。万事俱备，1928年10月13日，殷墟第一次发掘在董作宾主持下正式开始。

尽管接受的是传统金石学的训练，董作宾依然努力借鉴了一些科学考古的方法，派人绘制了平面图和剖面图，拍摄了照片，并对出土文物进行登记编号。不过，他的专业背景和学术兴趣，决定了他最看重的仍是甲骨。最令他失望的是，考古队在十三天里接连发掘了三十六个坑，却只在其中六七处发现了有字的甲骨，数量远低于预期。他有些犹豫，眼看着傅斯年辛苦讨来的一千银元不断消耗，他越来越不安，甚至建议停止发掘计划，以免劳民伤财。

不过，傅斯年却坚信，发现多少甲骨上的文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探究地下的真实情况和蕴含其中的知识。他并非考古学专业出身，他所依靠的，是敏锐的直觉、广博的见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学术的使命感。

殷墟第一次发掘共进行了十八天，出土了七百八十四片有字甲骨，以及各种其他文物。史语所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这片遗址有了更多新的认识。每年的10月13日被史语所内部定为“考古节”。

第二次发掘李济主持，用 “层叠记载法”等科学考古方法树立典范

1929年春天第二次发掘，全体田野工作人员合影。坐排左一李济，左二裴文中，右三为董作宾

“纸上”的世界与“地下”的世界交相辉映，丰富了他们的认知，也激发着他们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最终被傅斯年演绎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对李济、董作宾们而言，中华民族就在甲骨、陶器和青铜器的纹理间昼夜不息地穿行疾走，而探索殷墟正是要寻找文明的渊源，唤醒民族的记忆；傅斯年强调，西方考古学的价值在于“以世界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大文化意义”，这也正是李济的理想——“以全部人类文化史为背景建设中国的历史学”。用科学的眼光透视传统的真相。

李济与董作宾在开封聚首。读完董作宾的发掘报告，李济更加相信，小屯遗址应该是殷商最后一座都城，而出土有字甲骨的地方一定是都城的中心之一。

尽管理念不尽相同，两人还是友好地决定联手，并很快明确了分工——董作宾主攻甲骨文，李济则负责研究殷墟出土的其他文物。

1929年春，殷墟第二次发掘由李济主持。他的方法与董作宾不同，不仅要寻找甲骨，更要搜集所有的其他文物；不仅要发掘文物，更希望考察地层的分布和特点，找到历史演变的潜在线索。几年前在西阴村摸索出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记载法”，有了新的用武之地。这些比较科学的考古方法，与董作宾依赖的诸如“轮廓求法”“集中求法”“打探求法”和“村人经验”等传统发掘法全然不同。自此，殷墟发掘逐渐形成了由点到线到面再到整体的方法，并为中国各地遗址考察树立了典范。

与其他学科广泛合作：测出陶器、青铜器的成分、年代及动物种类

李济（中）邀请地质调查所的王庆昌（右）和裴文中（左）做专业测绘

李济也非常强调测绘的重要性，于是，地质调查所派出王庆昌和裴文中来到安阳。两个年轻人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这次绘制的地图比第一次发掘时进步了许多，王庆昌还首创性地用线条来表示深度，为日后殷墟的测绘提供了参照。二十五岁的裴文中一向成绩不佳，只能给王庆昌做助手，在殷墟发掘现场，似乎做什么事都没有热情。不过，离开安阳几个月后，他将在周口店发掘出第一个“北京人”的头骨，从此扬名世界。

第一次发掘时，董作宾发现了人类的头骨，但他觉得考古队冒犯了死者，于是把它们重新掩埋起来。在李济眼中，这些头骨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他的老师虎藤（E.A.Hooton）就要求学生必须深入了解人类骨骼的特性，能够根据碎骨片做出判断。1921年夏天，李济曾帮助虎藤清理过五百个埃及人头骨，与它们朝夕相处，每天洗刷，整理。而殷墟中的遗骸，复活了那段久违的记忆。

他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姿态，乐于和其他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1929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李毅，就应邀对殷墟出土的白陶、硬陶和灰陶标本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实验分析。两年后，英国皇家科学工业学院的哈罗德教授收到了李济寄出的四件铜器标本，并进行了检验。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和德日进则应李济之邀，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鉴定出二十四种动物，最令人惊讶的是，殷墟甚至有鲸、象、貘的遗骨，由此可见，虽然末代都城地处内陆，殷商王朝其实与南方沿海地区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往来。

第三次发掘时，在横十三丙北支坑，李济手持彩陶

由于在西阴村的考古经历，李济对陶器的兴趣格外浓厚。经过系统的整理，他逐渐发现了藏匿其间的潜在线索——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继承了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器型，而殷墟的青铜器又转而成为人们熟悉的周朝器皿的“祖型”。文明正是这样代际传递，却又悄然更迭。尽管他主张科学的考古，却也不得不依赖传统金石学的方法，或借用象形文字的字形，或与铜器的名称做比较，来给陶器命名。

李济的纠结正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困境。他们越是急于从传统的母体中挣脱，就越发现自己与传统的关联之深之切；现代科学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有时他们必须一次次向着自身古老的传统反溯，才能够踏出通途。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则显示出，一旦传统金石学的方法获得科学助力，将产生多么巨大的能量。他愿意审视出土文物的复杂形态和埋藏状态，努力还原殷商时期的历史现场。

中学与西潮，传统与现代，就这样微妙地角力，试探，抗衡，最终相互融合，重塑了一代新人。

第三次挖掘首次发现 “大龟四版”，催促政府出台《古物保存法》

1929年10月8日第三次发掘，村北纵中坑全景。张蔚然测量，坐坑边者为董作宾

然而，安阳的发掘却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和不满。在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授意下，河南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开始带人抢挖殷墟， “见头挖头，见脚挖脚，十有八九，均捣碎了。无记载、无照像、无方向，挖完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李济抱怨，史语所考古组只能用百分之五的精力来工作，剩下百分之九十五的精力，都不得不用来应付当地人。由于这些粗暴的干扰，殷墟第三次发掘被迫暂停了三周。最终，傅斯年与河南省达成合作协议：河南省教育厅可以派遣一到三名学者加入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团，出土文物需要在河南省教育厅备案，史语所则有权暂时运走这批文物做研究。

第三次发掘终于继续推进下去，各种石器、陶器、铜器、绿松石以及3012片有字甲骨陆续出土。最大的惊喜发生在1929年12月12日，发掘即将结束时，“大龟四版”出土，它们是四块比较完整的龟腹甲，而且都有卜辞。在殷墟的发掘过程中，这样的甲骨还是第一次出现。

经过傅斯年、李济等人的努力，1930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明确提出文物归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私家团体都无权发掘。这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布的文物法规。

但资金危机又接踵而至。第三次发掘结束后，长达五年合作的弗利尔艺术馆决定不再提供资助，所幸，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施以援手。一直到1930年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安阳的第四次发掘才终于迎来曙光。殷墟第五次发掘时，蔡元培写过一幅字，请人送到安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李济把它挂在墙上，勉励同仁。纵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们仍要逆流而上。

第四第五次发掘：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先后次序，出现“夷夏东西”说

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发掘时，董作宾（左）抄碑文，李济骑毛驴游龙山（右）

1930年颇不平静。从立夏到立冬，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都在率兵与蒋介石混战。史语所考古组被迫离开河南安阳，李济将目光投向了三百公里外的山东。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指导的学生吴金鼎，已经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六次调查。

城子崖遗址源于吴金鼎一次意外的发现。1928年，他原本要考察汉朝时的重镇平陵故城，却在穿越一条深沟时，发现了两侧崖壁上露出的灰土和陶片。从此，这片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就诱他一次次重返。他对大量黑陶片命名为“油光黑陶片”，但他还不确定，这些奇特的黑陶背后，究竟藏匿着怎样的文明。

在山东，史语所开始尝试与地方深入合作。这是中国的考古学家第一次自主发掘一处未被前人发掘过的遗址。他们非常重视地层关系，对地层、土质、土色、堆积状态、出土文物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整理。后来，李济这样总结城子崖发掘的意义：“田野考古工作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可循的轨道。”

与安特生当年在仰韶村发现的彩陶文化不同，城子崖遗址出土了大量黑陶，漆黑光亮，薄如蛋壳。这些黑陶证明，在中国东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土生土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被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些黑陶的形制和纹饰都与殷商文化颇为相似，而且，在城子崖也发掘出了卜骨，只不过没有卜辞。李济意识到，尽管殷墟的小屯文化和城子崖的龙山文化相隔几百公里，但它们之间或许存在着潜在的关联。

梁思永著作《小屯、龙山与仰韶》来自网络

1931年回到河南后，李济的设想被梁思永证实了。春夏之际，史语所开始第四次发掘殷墟，除了小屯，梁思永和吴金鼎还分别选择了附近的后冈和四盘磨。在后冈，梁思永真正将地层学引入发掘全过程，他确信自己发现了小屯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可惜，还没来得及找到实物来佐证自己的判断，这次发掘就因战乱匆忙结束。

所幸，到了秋天，第五次发掘如期开始，241号、243号、244号和283号这四个探坑的情形，清晰地显示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的次序。梁思永终于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又早于小屯文化。他确认这三种文化之间存在叠压关系，开创了“三叠层”理论。此后，他又在《后冈发掘小记》中用更通俗的语言做了解释：“如果把地层上下的次序依考古学的基本原则‘翻译’成时间的先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彩陶、龙山和小屯文化的人先后在后冈居住过。”

从此，学界逐渐开始承认，在史前某一段时期，中国的大地上可能有过两种“平行平等而对峙的”文化。傅斯年更提出“夷夏东西说”，他相信，在三代及以前，中国可能同时存在着两个系统：夷和商属于东系，夏和周属于西系，“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他的判断不仅回击了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更对中国古史做出了极富开创性的解释。

第九次发掘移师侯家庄，石璋如发现“大龟七版”，有137条卜辞

1934年第九次发掘移师侯家庄南地，集体合影。后排中立者为董作宾，其右戴围巾者为石璋如

回到安阳后，史语所把山东的合作模式“移植”到了河南。而这次合作，终于给石璋如、刘燿（尹达）、许敬这些就读于河南大学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他们从辨认土的颜色、质地学起，在发掘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辨认遗迹，处理现象，测量绘图，器物分类”的方法与诀窍。李济教他们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编号、修复，拼合碎片，根据纹样辨别年代。梁思永则正告这些跃跃欲试的年轻人，初学考古发掘要严格训练。

考古队持续壮大，发掘地点也在不断拓展。

侯家庄位于洹河北岸，与小屯隔水相望，从未出土过有字的甲骨。这个记录在1934年被打破，当地村民破天荒地挖到一些甲骨。从工人那里听说这个消息时，董作宾正在主持殷墟第九次发掘，他当机立断，决定移师侯家庄。

这个决定很快获得了回报。在H区第20坑的硬土层里，石璋如发现了“大龟七版”。尽管学习考古只有两年，这个勤奋的年轻人却成长迅速，他用铲子小心地挖了很久，担心会损坏龟版，就把包裹着龟版的土块一起挖了出来。然而，当地没有先进的工具，怎样才能从坚硬的泥土中取出龟版，发掘队连夜讨论，集思广益，最后决定用最笨拙的办法——拿热毛巾反复敷在土块上，软化泥土，一点一点剥离，终于把六个完整的腹甲和半个背甲取了出来。在这些龟版上，发现了一百三十七条卜辞。继“大龟四版”之后，史语所又发掘出一件至宝。

中研院旧拓殷墟出土“大龟七版”之四、之五，罗振玉题词来自网络

第十次发掘，因病两年空缺的梁思永回归主持，在西北冈发现王陵区墓葬

1934年秋天，因肺部积水卧床休养缺席殷墟发掘长达两年的梁思永才回到安阳，主持第十次发掘。10月12日，坑洞突然坍塌，埋住了石璋如的腿，两名工人则陷入坑里，不幸身亡。但是，这一次，史语所幸运地在西北冈发现了殷商时代王陵区的多座墓葬。11月15日晚上，祁延霈、刘燿、石璋如带着保安队前去查看，发现数十名盗墓贼正点着火盗掘。双方交火，7名盗贼缴械投降。一夜之间，他们竟挖了三十五处盗坑。而在当地政府默许下，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第11次发掘规模空前，汉学家伯希和赞誉乃“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

1935年春第11次发掘中，傅斯年邀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前来参观侯家庄西北冈第二次发掘。左起：傅斯年、伯希和(Paul Pelliot)、梁思永（上）HPKM1004牛鼎、鹿鼎及石磬出土情形（下）

1935年春天的第十一次发掘也由梁思永主持，工人多达三百余人，规模空前。牛鼎、鹿鼎以及各种玉器、车饰、马饰、成组的多套铜戈盔矛陆续出土。5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平生最后一次来中国，傅斯年立刻邀请他一道前往安阳参观。殷墟古老的陵墓和精美的文物让伯希和惊叹不已，两年后，他在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演讲中给予殷墟发掘以至高评价：

这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

第13次发掘发现车马葬坑，海量龟甲出现，五吨土块惊心动魄整体运回南京

1936年6月第13次发掘，甲骨装箱后外运情形，后方戴帽监工者为石璋如

1936年6月12日，酷暑逼近，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进入最后一天。这次发掘由郭宝钧领衔，实际工作则由石璋如负责。

考古队第一次在殷墟发现了车马葬坑，坑里有完整的马车和四匹马。大家相信，这可能是这次发掘的最大收获。然而，6月12日下午4点，C113区YH127坑突然出现了海量的龟甲片，在不到半立方米的土地中，仅仅一个半小时就挖出了三千七百六十块甲骨，而埋在土中的甲骨依然层层叠叠。石璋如决定将发掘延后一天。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相信，第二天一鼓作气就能把YH127坑里的遗物全部清理完毕。不料，次日，一直挖到晚上，龟甲仍然无穷无尽，仿佛从泥土中不断地生长出来。石璋如和同事们意识到，这个洞穴非比寻常，他们不能机械地沿用从前的经验和方法来处理这片前所未见的遗存。他们连夜商讨出新的对策，决定把包裹着层层甲骨的土块整个切割下来，装箱运回南京。

这是个大胆的计划，但是显然很难实现。

考古队忙碌了四个昼夜，才终于确定了土块的范围，给它套好木框，再把5吨重的巨型土块一寸寸拖出坑口。搬运的难度更加超乎想象。起初请的是职业抬棺人，不料，木箱太重，两根大杠齐声折断，工人们随即四散而去。后来，考古队只好自己招募工人。大家想尽办法剥离掉一部分土块，减轻木箱的重量，然而，七十名工人还是搬得筋疲力尽。依靠人力这个灰土柱实在太重，工人们每走几十步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走了两天才终于把它抬到火车站。

从6月12日发现YH127号坑，直到7月12日甲骨灰土柱运抵南京史语所，惊心动魄的一个月里，好几次风雨大作，也遭遇过土匪的觊觎，以致保安队不得不开枪还击。火车开到徐州，箱子太重，压坏了车轴；到南京装卸时，又撞伤了工人。

收获空前：1.7096万块有字甲骨，或是殷商档案馆，武丁时代被封存

这一路虽大费周章，收获却是空前的。经过整理，从这个甲骨灰土柱中出土了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有字甲骨，占殷墟十五次发掘的半数以上。考古组还复原出三百多版完整的龟甲。在此前的发掘中，他们曾幸运地发现过“大龟四版”和“大龟七版”，而这次发掘复原出的完整甲骨数量之惊人，堪称奇迹。或许，他们的铲子幸运地掘出了保存殷商王朝档案的地方，他们相信，它大约是在公元前13世纪的武丁时代被封存起来的。

YH127坑的出现，看似偶然，其实并非完全靠运气，正如李济后来总结的那样，它是“有系统的科学工作积累的结果”。经过长达八年的摸索，“理性推论”与“田野经验”终于汇流，结出硕果。

八年共15次殷墟发掘，将中华文明信史前推数百年，考古学获得应有地位

1937年第15次发掘现场情形

从1928年到1937年，史语所考古组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不仅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树立了典范，而且直接改写了世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大量的出土文物将中华文明的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还发掘出一具俯身葬的人类遗骸，李济据此提出，俯身葬是殷商民族早期的葬法，与西方不同，顺势又回击了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此外，从前很多人以为商朝仍处于石器时代，而在小屯出土的几百种不同用途的青铜器则足以证明，商朝已经进入铜器时代。

从第四次发掘开始，李济就尝试通过绘制夯土地区图的方法，着意寻找殷商王朝的建筑基址，1932年，第六次发掘终于抵达商朝故都所在，在小屯E区首度确定存在建筑基址。这座沉没三千年的城市，终于在人们面前露出真容。他们把考古发掘的情况与古籍中的记载相互印证，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竹书纪年》对商朝晚期都城的记载是准确的：殷墟确实是盘庚迁都直到商纣灭亡期间商朝的最后一座都城。“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由此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