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一种未明的动物

马小星

数千年的文化累积，使龙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模糊了。然而，即使我们将讹传、误认、冒用等各种因素充分估计在内，仍无法彻底排除龙作为一种动物的现实可能性。

假如要从浩若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遴选出一种动物来，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悠远的历史、宏伟的气势、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以及浓郁的东方神秘色彩，那么，这项桂冠非龙莫属。

遗憾的是，龙——这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动物，在自然界似乎还找不到它的位置。近百年来，学术界在神龙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基本倾向是否定的。凡是自认为已经同迷信思想划清了界限的人，都不会相信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

既然如此，那么，龙的概念又是缘何而来呢？有人说，龙是原始人看见天空中的闪电而引发的奇妙联想；有人说，龙是人们将咆哮的山洪经过艺术加工而形成的生物化意象；有人说，龙是基于云、雨关系的一种功能性解释，反映了原始先民对想象中的司水之神的崇拜心理；还有人说，龙是图腾制氏族社会所使用过的一种族徽，对龙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蛇的敬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龙的崇拜，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新近出土于辽宁查海古遗迹中的龙纹陶片，又将龙文化的起源推溯到了八千年以前。既然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了龙文化的遗迹，因而将龙看作是一种早期的图腾动物，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殷周秦汉以来的社会，离开图腾时代已经很远了，为什么崇拜龙的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有关龙的新传说层出不穷，以至达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呢？有一种颇为圆通的解释：早期各部落崇拜的图腾形象，大多数是崇拜物的本来面目。后来，黄帝氏族在统一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以蛇身为主体，融入其他动物特征的综合性族徽，取代了各部落原先使用的单一的族徽。这种被称为“龙”的崭新形象，它的图腾意义已经转化为超图腾的巫术意义，因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更加广泛和更加持久的影响。

无论上述的种种解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显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是在不需要更多证明的条件下就接受的——龙仅仅出自华夏族先民们的虚构。然而，当我带着这样一个经由现代科学浇铸而成的观念，去审视古代历史上的诸多现象时，仍不免感到疑云重重。

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一处墓葬中，发现了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蚌龙置于墓主人尸骨的右侧，龙昂首，曲颈，弓身，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蚌虎位于尸骨的左侧，虎首微低，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状如行走。龙为鳞虫之长，虎是百兽之王。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历来以龙虎并举象征着威武和权力。这一文化特征，竟可以追溯到六千年以前，确属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蚌龙的形态同后代常见的画龙非常相似，也是马首、鼍身、鹰爪，而蚌虎的形貌则跟现实生活中的老虎完全相同，并无任何夸张之处。这就不能不使人深长思之：既然左侧的蚌虎是对一种动物的真实模拟，那么，有什么根据断言右侧的蚌龙仅仅是一种作为崇拜物的抽象的图腾呢？

从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的造型来看，“龙”字显然是一个象形字，是对某种动物的粗线条描画。尽管同类字形之间略有差异，但基本形状还是清楚的，龙应当是一种身体较长、能像蛇那样弯曲扭动、后面拖着一条长尾巴的爬虫类动物，它的头部比较大，头上有角，身上时或还画有鳞片和背鳍。有些古文的“龙”字，看上去像一条蜥蜴。研究表明，古文字中有关动物的名词，几乎都是象形字，都是反映古人当时所看到的真实动物，比如虎、豹、熊、兕、象、马、鹿、羊、狐、鼠、鸡、兔、燕、翟、龟、蛇、蝎、蛙、鼋、鼍等，莫不如此。如果说龙的形象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那么，作为象形文字的“龙”又该如何解释呢？倘若将“龙”字看作是一个罕见的例外，那么，这个例外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吗？

大约完成于两周时期的古筮书《周易》，其中有一组爻辞，以龙作为取象之辞，简略地描述了龙“在田”“在渊”“在天”的各种动态，甚至还有龙在田野交配的情景(1) 。《周易》的取象之辞，乃是采取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显示较为抽象的休咎征兆及取舍标准，简言之，即化抽象为形象。我统计了一下，《周易》中除龙而外，还涉及十六种动物，都是当时生活中实有的动物。为什么偏偏只有龙成了虚拟的动物？春秋时代一位号称博学的史官蔡墨就说过：“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要不是当时的人还能经常见到龙，谁又能够如此具体地描绘出它的各种动态来呢？假如仅仅是少数几个人头脑中虚构出来的意象，那又怎么可能用作筮书中的取象之辞，怎么可能在其他人的心中唤起同样的联想来呢？

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郑国发大水，有龙在国都（今河南新郑市北）门外的水潭中争斗。老百姓纷纷请求举行祭祀，以消灾祈福。执政官子产坚决反对，认为龙斗与人事毫不相干：“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秋季，龙出现在晋国绛都（今山西侯马市）郊外，大概当时有人想要捕捉它，魏献子特意去请教太史官蔡墨，于是引出了蔡墨一大段关于上古豢龙的精彩论说。这两件事，并非出自小说家言，而是正式记载于编年体史书《春秋左氏传》之中。假如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龙是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虚拟动物，那么，《左传》的记载又当作何解释呢？

以十二种动物配合十二地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后来又发展为用来记称人的生岁，这一习俗在我国民间起源甚早。根据现有的文献记录，至迟不过汉代，十二属的格局已成定型。在东汉人王充的《论衡·物势篇》及《言毒篇》中，十二属的配合情况跟今天的完全一样。也许很少有人会想到此中有什么蹊跷之处，但疑窦是客观存在的：假如龙果真是古人想象中的产物，那么，大千世界，物种可谓繁矣，为什么要在十一种实实在在的有根有据的动物之间，插入一种纯属虚构的荒诞不经的怪物呢？既然龙是早期氏族社会使用过的图腾标志，既然龙后来又演变为封建帝王统治万民的神权象征，那么，在十二属性的排列顺序中，为什么丝毫也看不出龙的这种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呢？

显然，与现代学术界相反，古代中国人是把龙当作一种真实的动物来加以崇拜的。民间还常可以听到“龙骨”一说，乡民们一旦掘到了埋在地下的“龙骨”，便往往喜形于色。这倒不是因为“龙骨”本身会显什么灵异，而是因为中医学上早已认定它是一味收敛安神的良药。

玄武山一名三隅山，山出龙骨。传云龙升其山，值天门闭，不达，堕死于此，后没地中，故掘取得龙骨。（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五城县》）

崇祯丙子，沁水曲底村山崩，露龙骨，首如五斗盎，角长三四尺，齿广寸许，爪甚长。人多拾之藏于家。（谈迁《枣林杂俎·中集》）

嘉庆间，有人于某山麓垦田，得白骨数瓮，形段壮伟。医者汪大安曰：“龙骨也。”尽取之。（《光绪京山县志》卷一）

这些所谓的“龙骨”，难道真的是神龙留下的遗骨吗？即使在古代，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一位曾经探访过“龙骨”产地的明代人倪朱谟就说：“岂真龙之骨有若此之多，而又皆尽积于梁、益诸山也。要皆古燕、石蟹之伦，蒸气成形，石化而非龙化耳。”(2) 经过现代科学工作者的实地考察，业已查明作为中药材的“龙骨”，实际上是距今七千万年至一万年以前的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化石，其中绝大部分为象、鹿、犀牛、三趾马等哺乳动物的化石。当然也不排除在这些“龙骨”中间，可能有少量属于恐龙类动物的残骸化石。但恐龙化石的颜色、质地和内部组织不同于哺乳动物，一般不能用作药材。况且“恐龙”一词，原是近代生物学上一个不太确切的译名，跟中国传说中的龙并无直接干连，关于这一点，本书第七章中还将作更详细的讨论。

令人惊讶的是，秦汉以后的中国居民，仍不断有人声称他们亲眼看见了活生生的真龙。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仅仅看作是个别人的梦呓，因为自《汉书》以来的历代正史及杂史中，都将“见龙”当作一桩十分严肃的大事而记录下来。今天，我们想要探究中华神龙的真实面目，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这些记载的。

我对《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水经注》《伏侯古今注》等进行初步统计，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隋仁寿四年（604年），共806年间，见龙的记载达108次。隋唐以后，文献日益增多，有关龙的记载愈加纷纭复杂，给统计上造成了困难。况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这类统计数字本身也不一定那么可靠。

首先，因为古代统治者早已视神龙为“祥瑞”之物，历史上有关见龙的诸多记载，不可避免地掺有作伪的成分。

例如，元和二年（85年）九月，汉章帝曾下过这样的诏令：

凤凰、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加赐男子爵，人二级；先见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长十五匹，丞、尉半之。（《后汉书·孝章帝纪》）

凡是发现凤凰、黄龙的亭部，免去两年租赋；最先目击者及当地官员，按不同等级均有赏赐。在这种高奖励政策的诱导下，还有什么样的奇迹不能创造出来？于是，从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短短三年间，各地关于“黄龙呈祥”的报告多达44起，而关于“凤凰献瑞”的报告竟多达139起。(3) 这是中国古代的“浮夸风”。像这类明显虚假的数字，我当然不能统计在内。

再例如，《后汉书·孝桓帝纪》载：“永康元年（167年）秋八月，巴郡言黄龙见。”沈约的《宋书·符瑞志中》也照抄不误：“汉桓帝永康元年八月，黄龙见巴郡。”其实，这一条记载是违背事实的。据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4) 记载，有一个名叫傅坚的小吏，曾揭露过当时的真相：

时民以天热，欲就池浴，见池水浊，因戏相恐：“此中有黄龙。”语遂行人间。闻郡，欲以为美，故上言之。

本来是当地乡民的一句玩笑话，却不料以讹传讹，竟传到了堂堂郡府。尽管傅坚已经道明了事情的原委，可巴郡太守邀功心切，仍然坚持将讹言禀报上去，以致后来修史的人因为失察而误写进了帝王本纪中。类似这样由人为造成的严重失实的记载，古书中一定还有不少，可惜我们今天已很难再去一一分辨了。

其次，由于古代中国人运用概念时随意性很大，因此古籍记载中屡屡出现的所谓“龙”，在很多场合并没有被严格地限定在生物学的意义上。

就隋唐以前的记载来看，某些被观察到的现象，即可能出自其他原因，未必就是真正的龙。《南史·齐本纪下》：“永元三年七月丙辰，龙斗于建康淮，激水五里。”倘若一条大鱼在波浪中搅动，不是同样可以“激水五里”吗？《隋书·五行志下》：“普通五年六月，龙斗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经之处，树木皆折开数十丈。”假如是一次陆地龙卷风经过，不也同样能够造成“树木折开数十丈”吗？

隋唐以后，“龙”的概念外延似乎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咸丰兴义府志》卷四四：“今江南夏雨时，常有龙见，多不胜书。”乍一听，不免使人顿生疑惑：根据一些古代学者的论述，龙自很早的时候起便是一种稀有动物，怎么会到了清代反而变得“多不胜书”了呢？原来，这里所说的常见于江南夏雨时的“龙”，乃是一种大气现象，是由积雨云发展而成的猛烈旋风，今人通称为龙卷风，古人或曰“龙挂”，或曰“风龙阵”，地方志中则干脆简化成了一个“龙”字。

正德十年（1515年）四月，有龙起西北，风雨大至，沙石蔽空，摧撤本州礼房、架阁库、军器库，及坏民居四百余间。（《万历通州志》卷二）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夏六月，有龙腾于猴拍岭，盘绕全山，山尽没，经过处田庐多坏。（《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一）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七日，云中有龙下垂，风雨随之，自日兴镇至虹桥镇止，昏黑如夜，器物、人民有摄至空中复落者，皆无恙，仅坏民房数家。（《光绪崇明县志》卷五）

光绪七年（1881年）夏五月，有龙起君山，蜿蜒云际，迤西北至五牧村，卷水沸波，大风猝发，一农民吹入空中数十丈所，方坠下。（《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末）

龙卷风的外形，看上去像个巨大的漏斗，其云管的下端如果与水面相接触，便会产生一种十分奇妙的景观，民间常称之为“龙摆尾”：

乾隆十七年（1752年）六月，龙见高泾，龙尾一掉，水从平地起半空，如明河。（《光绪嘉定县志》卷五）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四中，有一则短文《龙取水》，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水龙卷与地区性降雨之间的微妙联系：

俗传龙取江河之水以为雨，此疑似之说耳。徐东痴南游，泊舟江岸，见一苍龙自云中垂下，以尾搅江水，波浪涌起，随龙身而上。遥望水光睒闪，阔于三匹练。移时，龙尾收去，水亦顿息；俄而大雨倾注，渠道皆平。

明、清两朝的地方志中，见龙的记载颇多，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于典型的龙卷风现象。这是我们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第三，某些不明飞行物的频繁出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居民的判断，使得有关龙的记载更加趋向复杂化。

魏晋以前的文献，尽管把龙说得很神秘，但从未提到过龙能够喷吐火焰，能够放射出映照天宇的强烈光芒。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书·符瑞志中》：

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九月己酉，会稽郡西南向晓，忽大光明，有青龙腾跃凌云，久而后灭。吴兴诸处并以其日同见光景。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

龙在向天空升腾时，居然会大放光明，其光亮持续了很长时间才熄灭。会稽（今浙江绍兴）、吴兴（今浙江湖州）等地的居民，同时目睹了这一发生在黎明时分的奇景。这种景象是前所未闻的。假如龙真有这样的特性，先秦的文献中岂不是早就大书特书了吗？纵然年代久远，文献散佚，又怎么会连一星半点的痕迹都找不到呢？

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及文人笔记中，此类记载达到了高潮：

正德七年（1512年）六月，山东招远县夜有赤龙悬空，如火，自西北转东南，盘旋而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夜，星月皎洁，绝无云雷，而一龙蜿蜒上天，金光昭耀，户牖皆黄。牧人野栖者皆伏地。（《康熙黎城县志》卷二）

癸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六月廿四日，平湖小圩地方，大风雨，有火龙一条，紫火绕身，经过田禾，一带数百亩俱被烧焦。居民报官，邑令吕犹龙亲验。（东轩主人《述异记》卷上）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六月，有赤龙夜见空际，自城南飞向城北羊头山去，随身烈焰，火星爆出，有光烂然烛地。（《光绪黔江县志》卷五）

这些被观察到的奇异飞行物，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是古文字中所描画的龙，也不是《周易》《左传》等书中一再提到的龙。所谓“赤龙”“火龙”，乃是后人在无法解释的困境中随意冒用了龙的称号。这类冒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因为自魏晋以后，“龙”差不多快成了一切神秘事物的通用的代名词。凡是蓦然相遇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怪物，都有可能被牵扯到神龙的行列中来；而那些能够放射强光的不明飞行物，反过来更加重了笼罩在龙身之上的神秘气氛。关于这个问题，我打算在另外一本小书中，用更多的篇幅去展开讨论，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考虑到上述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在阅读古人的记载时，有必要谨慎一些，不能听见风便是雨。然而，即使我们将所有这些因素包括讹传的、误认的、冒用的全都充分估计在内，即使我们抱着最苛刻的态度去挑剔那些来自古代的文献记录，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记载清楚地表明，古代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众人围观一种罕见动物的事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民百姓，无不前往观看。换言之，只要我们真能尊重历史，那就无法彻底排除龙作为一种动物的现实可能性。这正是本书的要旨所在。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龙见于武阳赤水（今四川双流县黄龙溪），滞留了九天后方才离去，当时曾立庙作碑。另据《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载，第二年，太傅许靖等上书劝刘备称帝时，亦专门提及此事，以为是刘氏瑞应。宋代洪适《隶续》卷十六中，著录了两块《黄龙甘露碑》的残文。其中一块镌刻的日期是“建安廿六年”，并有“武阳”“赤水”等字样，显然就是纪念这桩大事的。

据《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和《宋书·符瑞志中》记载，太和七年（233年）正月，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的一口大井中发现青龙，浮现了十多天，魏明帝曹叡亲自率领群臣前去观看，并叫画工当场绘图，但尚未画完，龙就下潜消失了。因为此事，曹叡特地下令改年号为青龙，改摩陂为龙陂。臣僚们竞相吟诗作赋，歌咏“祥瑞”，留存到今天的有刘劭的《龙瑞赋》、缪袭的《青龙赋》。刘劭说，虽然早已听说过龙瑞的传闻，但从没有像这一次能够观看得如此真切：“自载籍所纪，瑞应之致，或翔集于邦国，卓荦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郦道元《水经注·沫水》记载：

［灵道］县有铜山，又有利慈渚。晋太始九年（273年），黄龙二见于利慈池。县令董玄之率吏民观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晋朝改护龙县也。

灵道县是一个古县名，其故址位于今天四川的汉源县、甘洛县一带。泰始九年，在那里的一个池潭中发现了两条黄龙，县令带着衙吏及士民同往观看。西晋朝廷得到禀报后，还一度将该县更名为“护龙县”。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载：

慕容皝十二年（354年）夏四月，黑龙一、白龙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之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殿，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

龙山，今称凤凰山，在今辽宁朝阳市东。慕容皝自称燕王后，曾在龙山下建立都城。这一次祭龙，也是满朝文武齐出动。慕容皝亲眼看到了这种据说能带来好运的神奇动物，因而显得格外高兴，俨然以“真龙天子”自居，在其所统治的区域内颁行大赦，共庆“祥瑞”。

《太平广记》卷四二三引张读《宣室志》，叙述了太原城居民围看飞龙的场景：

汾水贯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桥，其南桥下尝有龙见，由是架龙庙于桥下。故相国令狐楚居守北都时，有一龙自庙中出，倾都士女皆纵观；近食顷，方拿奋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庙中出，既出而庙屋摧圯，其桥亦坏。时唐太和初也。

龙在当地出现过不止一次，居民们在汾水河畔还特意修建了龙庙。令狐楚担任太原府尹及北都留守，是在太和六年至七年，即公元832年至833年。在此期间，龙又再度光临，引得“倾都士女皆纵观”，差不多全城的男女老少都跑出来了。请注意《宣室志》的记载，这里既出现过龙，后来又出现了蛇，说明龙是一种显然不同于蛇的动物。所谓“拿奋而去”，即拿云奋身而去。龙是能够腾空飞行的，并且多出现于大暴雨的前夕。

古人已逝，往事难追。面对着史卷中留下的斑斑陈迹，一个巨大的问号横亘在我们心头——这些古人到底在看什么呢？他们怀着那样高的兴致，带着那样深的虔敬，究竟是在观赏一种什么模样的动物呢？

数千年的文化累积，使龙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模糊了。它仿佛真是一个躲在云雾深处的难以捉摸的怪物。多少流光溢彩的传说，因它而起；多少年深日久的风俗，缘它而来；多少搜肠刮肚的猜测，为它而生。

“世界上真的有龙吗？”——这个五岁男孩儿便能提出的问题，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学者。

我们能够驱散历史在无意之间布下的重重迷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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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易·坤卦》：“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通常解释为龙在野地争斗，恐不确。“战”之本义为交战，引申为交合。许慎《说文》释“龙战于野”时说：“战者，接也。”雌雄二龙在野交配，“其血”指精血，“玄黄”为黑黄色。参阅杨琳著《小尔雅今注》第96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

(2)《本草汇言》卷十八。

(3)《宋书·符瑞志中》。

(4)即今日通行的《后汉书·五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