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汇丰银行大楼的变迁

DOI:10.13713/j.cnki.cssci.2018.06.015

原上海汇丰银行大楼，现位于上海外滩中山东路12号，建成于1923年，在当时外滩沿岸的建筑中，规模之大，耗资之巨，无出其右者，是当时公共租界最具殖民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之一。大楼建成之后，历经多次改造，每次改造，有关大楼的社会记忆也随之发生转移。

一、权力象征———汇丰银行大楼的建成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于1865年，至20纪初，在英国外交政策的卵翼之下，上海汇丰银行通过向中国政府提供政治贷款等各种手段积累了巨量财富，几乎垄断了中国金融市场，其地位“实居于中国国家之金库”。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与英国政府的支持，汇丰在中国攫取了众多的利益，成为远东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银行。伴随汇丰银行业务的扩大，至20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旧楼空间不敷使用，被拆毁重建新楼。1921年5月5日，汇丰银行新楼奠基，至1923年6月23日落成。

由于建筑规模宏大，工艺精湛，大楼建成后格外引人瞩目，即使后来外滩出现了比其更高的建筑物，汇丰银行大楼依然是外滩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汇丰银行大楼与高大的欧战纪念碑以及海关大楼、沙逊大厦、百老汇大厦等具有西方艺术风格的建筑形成了具有殖民主义特色的物质空间，成为西方殖民势力权威与霸权的集中展示。

汇丰银行大楼占地面积5174平方米，占地规模居外滩所有建筑之最。当时的《字林西报》称其为“远东最巨大与最雄伟的商业性建筑”。建筑坐西朝东，正立面朝向黄浦江，从外到内的装饰完全由西方文化元素构成。大楼为庄重典雅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底层外立面中间由三座罗马石拱券拱门组成，二至四层中段中部贯以六根科林斯巨柱，正中穹顶的鼓座下方运用希腊神庙式三角形山花构图，顶部穹顶为古罗马万神庙风格。大楼主入口拱门台阶两侧各立一尊铜狮，凶悍无比。整座建筑比例和谐，雄伟气派。

大楼外部雄伟，内部精致，充分展现了西方文化。门廊内设有青铜旋转门，跨过旋转门，入口处是一座八角形门厅，由八根大理石柱支撑。八角厅穹顶嵌有大型彩色马赛克壁画，穹顶中央的壁画的主要内容是由代表8个城市的西方神话人物壁画构成，装饰图案背景是汇丰银行分布在东西方八个城市的银行景观，8个城市代表着汇丰银行的在全球范围内的8个主要银行。太阳神阿波罗处于整个壁画结构的中心位置，四面的八座城市似乎全部处在太阳神光辉的照耀之下。壁画是殖民者对自身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炫耀性的的图式语言，它隐喻性的表达了西方殖民者将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全部纳入到西方现代文明体系之中，使世界无论开化或者半开化地区全都沐浴在西方文明之光中的企图。

英国殖民者为保持国家与种族身份的独立性与优越性，在殖民地广泛施行严格的等级秩序观念与种族歧视政策，尤其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其习惯、行话乃至历史结构在其他殖民地有很大的影响，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二十世纪初，英国殖民当局在建设印度首都新德里时，曾经按照种族、职业等级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方式进行布局，将思想上建构的等级秩序落实在分层的空间秩序之中。

风潮所及，上海汇丰银行自然也极力凸显西方人之优越感，在其内部按照严格的等级与种族秩序进行空间布局。大楼有两个营业大厅，一个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主厅，面积2107m2，另一个是为华人服务的小厅，面积仅470m2。在位置上，营业主厅居中心位置，华人厅偏居西南一角。大班房毗邻外滩，面向黄浦江，视野开阔，买办房位于南侧偏西位置，面向福州路，视野有限。相比买办房朴素性的装饰，作为银行枢纽的大班房，内部装修富丽堂皇，设计考究，天花板由在英国特制的石膏做成，房间内设有铜炉排、柚木制成的家具。汇丰银行大楼内部凸显出尊崇白人、歧视华人的空间布局。

汇丰银行大楼建筑宏伟而简洁，展现威严，显示实力诉求。早在大楼奠基时，《字林西报》就将它誉为“英国声望的象征”，“它符合英国在中国的威望，外国人和中国人应该期待它的完成将是中国最伟大和最显著的建筑物之一”。大楼落成之际，正值汇丰银行在华发展鼎盛之时，耗银1000万银元，成为英国殖民者强权的物化象征。

西方殖民者将城市公共建筑作为展示自身权力与霸权的物质工具，是对西方文明成就的公开展示，并将其所占据的优势性的地位与想象性的等级秩序空间化。汇丰银行大楼传达出英国殖民者的空间体验，是英国殖民者财富与权力的物质性表征。

二、殖民象征———民族耻辱的“记忆之场”

1915年，由于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中国掀起反日浪潮。在随后日益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形成了“国耻”文化，“国耻”记忆通过各类媒介得以广泛传递，以提醒民众“勿忘国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反帝浪潮席卷全国。殖民建筑空间作为殖民象征也被视作国耻记忆的媒介之一。建成后的汇丰银行新楼与外滩众多西方风格的建筑，构成了一种西式城市的景观，国人视其为外国列强压迫中国的屈辱性场所，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心中长久的投射下被压迫的心理阴影，强化了中国大众的民族耻辱记忆。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运动斗争的矛头指向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整个帝国主义者，汇丰银行作为英资银行首当其冲。《东方杂志》选录马寅初的《汇丰银行》一文，文章批判了汇丰银行对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外汇兑业务的操纵，揭露其对中国金融、政治与交通等多方面的渗透与控制。帝国主义的金融侵略被视为中国积弱的根源之一，汇丰银行成为帝国主义金融侵略的象征开始受到指摘。汇丰银行大楼作为该行在上海的驻地，逐渐成为国人反帝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具体对象之一。1930年代中期起，众多报刊文章一方面将汇丰大楼等外滩建筑描绘为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实力表现，另一方面将其看作西方列强压迫中国的象征。当时的新闻学者马星野如此描述汇丰等建筑:黄浦滩上展开的是英国的汇丰银行，门前兀然昂首的是两条铜狮子，代表着大英帝国的主义在远东的尊严。麦加利，有利银行，美国的花旗，日本的正金，朝鲜，台湾银行等等，都在浑浊的黄浦江前，摆出他们的阵势来。

黄浦江边西方式风格的建筑在当时的国人看来毫无美感可言，这些建筑外立面的炫耀性风格，反而令人想起这些建筑背后列强的金融掠夺。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被看作是“列强在华的资本雄姿，也是帝国主义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利器”。由于汇丰银行资本最为雄厚，其建筑形象往往最具压迫性:我感觉到窒息，在上海，尤其在外滩。……人行道上，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高傲地踱着步，两傍的建筑，高伟得阴沉沉的，要是你要抬头看屋顶，帽子是会掉到地上去的。汇丰银行，怪兽似的蹲在那儿，对着我狞笑:“嚇!奴隶!我要喝你的血液，舔尽你的脂膏!

这样的书写将建筑与殖民者的侵略历史紧密的联系起来，建筑被赋予强烈的殖民压迫寓意，时人不断地将这种感觉比附在汇丰银行等建筑大楼之上，使以汇丰银行大楼由纯粹物质性的空间演化为内涵复杂的象征性空间，由此建筑凝固为殖民主义耻辱的“记忆之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这种演化趋势有增无减。汇丰银行大楼被日军接管。1942年大楼作为“敌产建筑物”，被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接管并改名为“兴亚大楼”。日本占领当局试图通过建筑的夺占与更名，宣传“东亚共荣”，消弭英美在租界的势力与影响，宣告自身的统治权威，重塑大众对殖民建筑空间的的集体记忆，但是，日军这种操控建筑空间的策略，带给时人的是更加沉重的耻辱之感。战后，有人感慨“谁记得‘和平女神’呢?她的斜对面是一对发光的汇丰银行铜狮子，在她对面永远是装大炮的兵舰，从前挂的是太阳旗，现在挂着是星条旗子。”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汇丰银行大楼作为英资银行恢复营业，但是黄浦江沿岸众多的建筑大楼依然控制在西方人手中，时人依旧将汇丰银行大楼视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象征，银行大门口最具形象化的铜狮雕像成为重点的叙述对象:

在外滩的早晨，在汇丰银行的一只铜狮的脚下，偃卧着一个小乞儿。狮子怒目而视，乞儿睡容甚乐。……这景象令人惊心:狮吻业已张开，前爪跃然欲动，眈视着那个乞儿，似乎从未见过这样奇瘦的动物，颇感无从下口。

“乞儿”在这里不是天真烂漫、纯洁无暇的隐喻，而是一种不成熟、缺乏独立能力、任人宰制的形象。“狮子”象征帝国主义强权，“奇瘦”的“乞儿”象征落后贫弱的中国，强横的帝国主义对贫弱的中国能够任意的摆布与宰割。此时，外滩建筑空间被完全赋予政治化的内涵，超越它本身作为公共建筑的商业性功能与意义，成为象征性的政治文化空间，它被视为西方列强在华殖民的象征，时时引发国人对中国遭受列强压迫、欺侮与盘剥的历史回忆。这些建筑场所的物质形态与大众的民族耻辱记忆凝结在一起，成为民族耻辱的“记忆之场”。

三、社会主义空间改造与红色记忆的塑造

1949年，上海解放后，汇丰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几乎陷入停顿，后将包括大楼在内的全部在华财产转给国有企业以清偿债务。1956年初，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迁入汇丰银行大楼办公，与此同时，对大楼进行了修缮和布局调整。在新的社会与政治条件下，过去有关大楼的屈辱记忆对其建筑空间布局的调整产生了巨大影响作用。建筑大楼内部祛除了殖民主义的痕迹，改换成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场景。首先，对内部进行布局调整，底层营业主厅改建成集会与宴会场所，华人厅改为大型贵宾接待室，大班房改作小型贵宾室，其他楼层房屋被改作会议室与办公室。两个大厅中的营业柜台被当作“帝国主义遗留下的残骸”而拆除，壁画被当作“帝国主义涂饰的彩色图画”用涂料加以覆盖。其次，大楼外立面的汇丰银行英文牌名被铲掉，取而代之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名牌，原汇丰银行的行徽被国徽所取代，入口处的英文“大楼落成开业纪念碑铭”也被水泥抹平。“文革”期间，汇丰银行大楼门口两侧的铜狮雕像也被当作“列强侵华的罪证”被移走，大楼成为造反派的权力中心———上海市革委会。1979年上海市革委会被废除，重新设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此后，大楼成为市政府驻地。一切有关殖民主义银行的痕迹都被最大限度的遮蔽与消除。

场所物质形态的改变限制着集体记忆并导致其变化。改造后的汇丰银行大楼被抹去了殖民主义痕迹，功能也由过去的金融服务转变为政务管理与服务，有关大楼的社会记忆也发生改变。在革命话语之下，汇丰银行大楼转变为人民委员会大楼的过程，被视作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胜利的象征。人委大楼成为新的意义载体，作为城市政权政治中心的革命形象开始大量出现于当时的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这些文学作品都毫无例外肯定其作为上海政治中心的地位，将其塑造为革命胜利的象征之一。人委大楼与外滩其他众多建筑被宣传为人民所管理与服务的公共场所，“曾经是帝国主义者奴役和搜括中国人民的魔窟———汇丰银行、江海关、夜总会……变成了中国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办公场所”。作家夏衍由衷地赞叹过去供冒险家、买办使用的“汇丰银行”，现在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新旧对比之下，大楼作为政治中心的革命形象愈加突出，它被视为社会主义战胜帝国主义的象征，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表达在一段文字中强烈而直白的表现出来:

过去压榨最凶狠的汇丰银行，它是帝国主义侵蚀中国的金融大本营之一，今天属于中国人民了，门前两座铜狮仍然距伏着，它是时代的见证，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才把帝国主义驱逐出去，一切属于人民所有，翻开为人民服务的崭新的一页。⑤

昔日银行大楼的旧形象被作为政府驻地的新形象所取代，在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之中，新的红色革命记忆在建筑空间的改造中得以塑造与建构。

汇丰银行大楼作为人民委员会驻地的革命形象也在当时流行的小说中得以呈现。1958年周而复完成的小说《上海的早晨》有如下这样一个情节:资本家潘信诚与儿子潘宏福乘小汽艇在黄浦江上讨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话题。父亲潘信诚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怀有疑虑，谈话期间目光始终凝望着黄浦江东岸的厂房。作为儿子的潘宏福对未来信心满满，他的眼光面向西岸，“出神地望着”飘扬在市人委大楼上的“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他向父亲描述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后人民丰衣足食、国家富强的光辉前景。谈话结束后，小汽艇靠拢市人委大楼前面的码头，潘宏福提醒眼光依然盯着厂房的父亲上岸。这时，潘信诚转过头来，“看见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楼和沿着外滩马路一排排矗立云霄的高大建筑群，对岸的厂房显得十分矮小，几乎看不大清楚了，他点点头说:‘上岸?就上岸吧!’”小说中的情节具有明显的隐喻意义:“上岸”象征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从资本主义的“彼岸”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此岸”;父子俩的视线先后落在市人委大楼上，从而完成对市人委大楼作为上海城市政治中心地位的场所指认。曾经作为殖民者银行的大楼，此刻被作为人委大楼在小说中被表述，曾经由殖民者经营的银行空间完全被“圣化”。读者在捧读小说之时，只会意识到该建筑代表着市人委大楼，而大楼作为殖民象征的耻辱记忆被弱化。

在上海由一个租界林立的半殖民地城市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城市的过程中，依托于这种整体性的社会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建筑空间祛除殖民主义痕迹，建构起新的社会记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下，建筑的功能与所承载的社会记忆，由殖民主义者开办的银行转变成市人民委员会的驻地，由殖民象征的大楼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象征。汇丰银行大楼从原有的作为殖民象征的耻辱记忆中脱序而出，建构起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象征的社会记忆。

四、“文化遗产”———新时代下的社会记忆再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后的上海重新恢复了全国性中心经济城市的地位，并确立了建设国际性城市的目标。历史文化逐渐成为建设与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资源，外滩建筑群作为老上海的经典形象与近代文化遗产开始被重点推广。1994年，上海市政府为建设外滩“金融一条街”，恢复老建筑原有的金融与贸易功能，决定腾出机关办公用房。次年5月，市政府迁至人民广场的新楼内办公，大楼置换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与此同时，大楼被评为市级“优秀建筑物”，后来作为外滩建筑群建筑之一，又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原汇丰银行大楼不仅恢复了银行金融服务功能，而且升级为近代建筑文化遗产。

大楼的空间也进行了新的改造。1997年，根据“尊重历史、恢复原貌、执行法规、科学定案”的原则，大楼进行了大修。入口处被水泥涂抹的英文“大楼落成开业纪念碑铭”被复原，青铜门窗、壁炉、灯具等均恢复原样。最引人注目的是八角门厅穹顶上的马赛克壁画得以重现，上面的涂料被剔除，壁画被修复，重放异彩。大楼门前在文革期间被撤走的一对铜狮按照原物复制，重新安放于大门两侧，原物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上海市博物馆永久收藏。

随后，关于壁画重现的报道铺天盖地。媒体将壁画冠以“世纪壁画”的称呼，称它是“一笔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上海市主要领导在视察壁画修复工程后强调，要加强对外滩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上海作家陈丹燕宣称壁画的发现标志着外滩“将被上海人接纳为自己的前世”，“外滩的大楼将不再是雄伟的陵墓，而成为上海人的阿里巴巴山洞”，媒体的宣传、作家的渲染、建筑史专家的强调，让原汇丰银行大楼迅速完成了新时代下的社会记忆再造，与英国殖民者与汇丰银行的金融侵略历史剥离与切割开来，完全以独具艺术魅力的历史建筑示人。新时期的上海重视上海近代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以此来打造新时期的城市文化形象，外滩建筑大楼是那个曾经的十里洋场最直接的物质痕迹，这种物质痕迹及附着于上的历史是向国内外投资企业与观光游客推介的品牌符号，原汇丰银行大楼被置于这种新的社会框架与社会需要之下，被当作整个社会值得珍视的建筑“文化遗产”，这契合了上海推行经济改革、走向世界的建设目标。作为殖民象征的民族耻辱记忆与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象征的红色记忆被遮蔽在新时代的社会记忆话语之下。

八十年代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改变，进入到市场经济改革阶段。在新时期中国逐步健全了相关的历史建筑保护的法律法规，汇丰银行建筑置身于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之内，获得重新定位与评估，作为增进城市文化形象的历史资源与符号备受推崇，其内部空间也部分得以恢复历史原貌，并被当作建筑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人们从文化角度重构这座建筑的社会记忆，将其作为建筑遗产加以保护性利用，殖民象征的屈辱记忆与革命胜利象征的红色记忆都让位于这种作为建筑文化遗产的社会记忆。

五、结语

法国社会记忆理论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强调，每一种集体记忆，“它不是在保存过去，而是借助过去留下的物质遗迹、仪式、经文和传统，并借助晚近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资料，也就是说，现在，重构了过去”。汇丰银行大楼自建成以来，承载了多重性的集体记忆，在将近一个世纪时间内的公共话语中，“汇丰银行大楼”被不断地从历史中召回，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需要建构起集体记忆。

在租界时代，作为殖民象征的民族屈辱性社会记忆，所依托的社会框架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其优势在华所获得的特权这一社会大环境所决定，这座建筑与汇丰银行对中国进行金融压榨的历史叙述联结在一起，大楼被视作帝国主义者殖民的象征，凝结为民族耻辱的“记忆之场”;在计划经济时期，大楼空间经历社会主义的改造，符合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改造后的空间型塑了新的社会记忆，大楼成为革命胜利的象征，殖民屈辱记忆被新的革命记忆所覆盖;新时期，伴随着上海加快改革步伐，拥抱全球化的趋势，历史文化成为建设文明城市的资源，以汇丰银行大楼为代表的外滩建筑是近代上海历史最具代表性的物质痕迹，并与曾经殖民者压迫与侵略中国的历史切割开来，完全以独具特色的历史建筑示人，汇丰银行大楼恢复金融服务功能，与其他外滩建筑被当作城市的名片进行宣传与推介，大楼由此作为建筑文化遗产受到珍视与保护，汇丰银行大楼作为文化遗产的历史形象与社会记忆成为新时期的主导性叙述。

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谈及柏林曾所指出的，城市就像一张三维的羊皮纸一样，建于不同时代的建筑，历经政治体制和国家的迅速变迁，呈现在城市一定的区域内，就像新旧相叠的文字出现在同一张羊皮纸上，循环往复地改变、覆盖与沉积，造成了历史本身的层层相叠，形成一种“非共时的共时性”。城市如此，建筑亦如此。同样历经政治体制和国家迅速变迁的汇丰银行大楼，留下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改造痕迹，不同时代的记忆覆盖与交叠于这座建筑之上，使其历史形象不断地遭涂抹与重塑，整个记忆谱系呈现出断裂性与多层次性特征。每一时期社会记忆的生成都是对差异化的历史所进行的匀质化改造，每一阶段社会记忆的重构都是对过去某个历史断面的片面性选择，忽略了其余的历史面相，从而建立起符合时代所需的记忆话语。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的物质空间改造，都消抹了汇丰银行丰富的历时性历史，使大楼的空间物态仅呈现某一特定时代的特色。但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之下，不同时期的社会记忆又会以一种共存性的面貌呈现在当下的维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