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思想革命

赫然在目的“人民”问题

本章所涉及的1830～1837年，是帝国漫长历史中最关键和最有英国特色的一段时期。别的地方都在闹革命，而英国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并且通过议会行动，使权力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而且维多利亚的登基彻底改变了王室的道德氛围，为王权赢得了英国国内外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成为统一的神秘的象征。政治权力大体上转移给中产阶级；女王及王权在国民的心目中获得地位——这两件事对于英国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具有深远的影响。

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他的弟弟威廉四世继位，他是一个古怪的人，很多人认为有可能像他的父亲那样精神失常。无论如何，君主的易位对于恢复王室的受欢迎地位无甚改观，尽管威廉公开采取了一种极端民主的方式，但这趋于降低而不是提高人民对他的尊敬。1830年“人民”问题到处赫然在目。那一年在法国，一场群众革命废黜了国王查理十世，拥立一位远房亲属路易·菲利普为王，以一个新的和意义重大的称谓“法国人的国王”（King of the French）取代了“法兰西的国王”（King of France）。这个运动的主体是中产阶级，他们反对查理十世主要是因为他无视他们，仅仅代表自己和贵族行使他的专制权力。在这方面查理十世的倒台对英国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的中产阶级也要求权力从地产大亨们转移到他们手中来。

然而，大陆的实际情况与英国截然不同。梅特涅和其他统治者的镇压体系，压制了从滑铁卢到推翻查理十世期间的言论自由。缺乏自由的机制与和平商讨的习惯，人民诉诸暴力革命，德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紧随法国，陷入社会动荡之中。然而，一时的成效不会是永久的。十八年后，1848年的大革命风暴几乎吞噬每一个政府，除了专制的俄国和自由的大不列颠。对比大陆邻国，这是典型的英国方式：他们1830～1832年的革命是相对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和影响持久的，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话。

英国互相迁就（give and take）的悠久历史，以及在最后、往往是最紧要关头的妥协，可能表明会出现这种情形，但是在1830年，许多人绝不确信它一定会出现。在伯明翰，托马斯·阿特伍德组建了他的政治联盟，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呼吁议会改革。在伦敦南边的一些郡，发生了贫困农民的骚乱，他们焚烧了大量的干草堆，毁坏农业机械。这个事件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它使农场主和大地主们惊恐不安，最后被政府无情、严厉地镇压下去了。在伦敦市内，有激进分子的大型集会，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发表一些威胁性的演讲，但引起的惊恐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最后决定最好不让新国王乘着马车经过街道去参加议会开幕式。在工业化的北方，有许多罢工，大谈推翻现存秩序和举行一场向伦敦的进军，但没有实现。无论哪里都没有任何真正的革命口号、领袖和政党。分散的、不协调的牢骚和威胁，甚至纵火行为，是人们或多或少同时的表达，他们因经济状况、低工资、教士的什一税负担和不满意的《济贫法》而陷入绝望。即使在最暴力的农场工人中，虽然采用了许多威胁手段，还是有不少同牧师和地主商讨局势、和平地达成解决办法的事例，苏塞克斯的盖奇勋爵就是其中一个。在阅读一些讲述穷人的不满的文章时，读者对于其真实性和明确而温和的陈述方式同样印象深刻。然而，那些富裕家庭处于恐慌之中，这一事实与暴力活动的实际数量形成对比，使我们能够推断出，在这个国家法律和秩序意识是多么根深蒂固。

爱尔兰的怒火

爱尔兰也不平静。在那里，种族、经济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大地主是新教徒，而且许多是不在当地的英国人。爱尔兰的土地制度总是比英国更糟糕，爱尔兰地主拒绝实施在英国地产上惯常做出的任何改进，甚至在穷困的佃农自己做出一些改进时收取更高的租金。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一样，人口迅速增长，到1830年可能达到七百五十万，在没有工业的情况下，对于高额地租的农业而言过于庞大；本指望在1800年爱英同盟成立之后就可以发展工业的。

爱尔兰人反感这个本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的同盟，有其正当的理由。天主教的解放，曾被认为会随着同盟的建立而发生，却遭到拒绝。如果说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是不称职的，那么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被证明更是如此，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缓解令人绝望的经济形势，甚至在1822年严重的饥荒之前，农民就已经陷入几乎难以置信的贫困状态，这也是大多数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的原因。对于这些，镇压是采用的唯一政策。议会的表现很像一个正在治疗危重病人的医生，拒绝考虑疾病，而只是当他神志昏迷时敲击他的头部。即使爱尔兰改革者，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宗教问题上。

格拉顿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伦敦当一名议员将无所作为，于1820年离世。爱尔兰新领导人丹尼尔·奥康奈尔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在爱尔兰，没有中产阶级在几乎全部是天主教徒的受压迫农民与新教徒地主之间居间缓冲，新教徒地主以驱逐为威胁控制着他们的投票，这是一种几乎无所不能的威胁，正如当时英国的济贫法一样恶劣，因为爱尔兰农民如果丢掉了自己的一点土地，便没有一丁点儿防赤贫和饥饿的保障。在饥荒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允许爱尔兰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天主教徒解禁法案》本可以在下议院通过数次，但总是在上议院受阻。在爱尔兰，奥康奈尔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天主教协会，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政治权力。他对爱尔兰饥民提供的药方是混合着激进主义、经济、宗教的大杂烩，并于1828年在克莱尔郡为自己赢得议会选举，击败了在全国最有声望的地主之一。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奥康奈尔已经成为爱尔兰人公认的领袖，他赢得了席位，却因天主教徒身份而不被允许就职。爱尔兰爆发了愤怒的火焰，这个问题蓄积已久，现在威胁到爆发内战。

威灵顿公爵作为首相，像最近几任首脑一样，一直强烈反对《天主教徒解禁法案》，现在认识到，这样一部法案必须通过以避免革命或内战。1829年该法案不顾乔治四世、牛津大学和几乎所有怒不可遏的托利党分子的意愿在议会过关。尽管该法案获得通过，英国人几乎没有显示出宽宏大量来贯彻它，就如他们对待成功叛乱的北美殖民地那样。然而，一系列重要的后果随之产生：被要求重新当选的奥康奈尔，能够在议会中把一帮爱尔兰议员聚集在自己周围，他们将来会经常在英国政党之间维持权力的平衡；而威灵顿的托利党政府不得不辞职。

代表性的危机

威灵顿公爵失去了几乎党内所有派系的支持，为辉格党复位提供了机会，这是最幸运的一件事件，孕育着对联合王国和帝国的巨大影响。托利党已经在《天主教徒解禁法案》上触礁。爱尔兰问题不再仅在爱尔兰本土产生反响，还导致英国一个具有长期历史的大党分崩离析，奥康奈尔通过显示人民的群体行动可以有多大效力，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法案》做好了准备。这些是爱尔兰人对英国改革的贡献，其中1831年的严重萧条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那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到处都有人要求更多的自治，这意味着对旧秩序的重建。这个问题以议会改革的形式呈现出来，但遭到公爵和托利党人强烈反对。《天主教徒解禁法案》和爱尔兰人获得议会和法官的席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特权幕墙上的最初裂口，但是整套制度体系必须被废止。那时人们面对的问题是，要么制度被革命推翻，要么以宪法的方式进行改革。要是威灵顿公爵，一个只有狭隘的军事头脑的人，及其反动的同党追随者继续执掌大权，第一个选项可能不幸地成为必然的选择。幸运的是，辉格党人的上台使人民能够沿着一条和平的道路前进，虽然不乏刺激和危险。

格雷勋爵领导的新政府，阁员包括约翰·罗素勋爵、帕默斯顿勋爵、墨尔本子爵等人，于1831年3月1日提出一项《改革法案》。格雷勋爵和其他几位改革者自从1820年就认为，一场广泛彻底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对我们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存在的下议院选举制度显得极其荒唐。在联合王国和爱尔兰，选举人的资格和镇、自治市、郡的代表依据可谓五花八门。这里仅举几例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突出怪事。在苏格兰，由不足四千选举人选出45名下院议员，而在整个萨瑟兰郡只有34名投票人，代表爱丁堡的下院议员则由33名投票人选出。天主教爱尔兰的郡和自治市大部分处于新教徒地主的控制之下。在英国，也有几个自治市具有真正的代表性，郡的议员人选颇能代表较小的绅士和较大的农场主。然而，这些议员在下院，被来自自治市的403名几乎完全被某些大亨或者小寡头拥有或掌控的议员淹没。据估计，1827年下议院全部658个议席中，276个自治市的议席被大地主所控制，其中203名属于托利党。

这些席位可以像任何其他个人财产一样买卖，有时要投入几乎一个乡村庄园的所有价值去获取一个议会席位。一个席位有时售价高达两万或者三万英镑，一次大选可能因此给一个幸运的席位拥有者带来一笔可观的财富。在有些地方，仅仅几个投票人选举两名议员，可以用一小笔钱买通。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老塞勒姆区，尽管完全没有居民，还派了两名代表去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他们是由闲置土地的业主指定的！另一方面，有些新兴大城市，如谢菲尔德、利兹、伯明翰、曼彻斯特，根本就没有代表，尽管曼彻斯特有十八万人口。再看看其他的数据，据1820年的《黑皮书》记载，在300名议员中有144名贵族是被任命的，123名政府官员还可以指定另外的187个议席的人选，土地贵族、政府及其攀附者完全控制了大多数。

这样，工人阶级实际上被完全剥夺了选举权，中产阶级绝大部分被剥夺了选举权，迅速崛起的工商业巨头群体也如此，除非某些地方两三个巨头能够购买带有议会席位的地产，或者联合起来购买一个自治市。这个制度显得如此荒唐，它历经许多个世纪的发展，涉及席位私有制和由一个阶级把持政府所产生的既得利益。不仅没有一个阶级不曾经过斗争就放弃他们的特权，而且人类的本性使其把自己的特权视为健康、有序的社会的某种基础。此外，在任何情况下总是能找到合理的理由，无论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还是1830年托利党维护自身的斗争。据称——正是议会制度使英国强大，虽然它很奇怪；它“实际上”代表了所有阶级，如果说不是直接代表的；它使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能够进入公共生活，并培养出一个由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等级所组成的治理阶层；以及从《大宪章》以来，英国没有像改革者提出的那样冒险扩大选举权，便赢得了自由。

其中一些说法无可否认，但是当格雷勋爵提出他的法案时，无论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立场坚定，也合当如此。如果我们要公正地考察任何历史危机，就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氛围、条件和偏见，而不是基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情况，否则就会对那些反对历史进程的人不公，会贬低那些使自己与未来保持一致的人的见识和能力。

旧制度在迅速瓦解。在19世纪的上议院，包括贵族和主教，成为任何社会进步的几乎恒常的绊脚石。在《改革法案》出台的前几年，下议院的知识水平和公共精神也很低，仍在困扰着美国的“政党分肥制”在英国登峰造极。议会成员顽固抵制自己机构的改革，并倾向于抵制国家生活其他部门的变化或改革，以免洪流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卷走自己的特权地位。然而，尽管这一切及其所有的缺陷，英国的议会制政府是欧洲最民主的，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可以有充分理由地指出这一事实，以及大陆的“改革”或革命运动脱离了正常轨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格雷勋爵提出了他的法案。

伟大的《改革法案》

把他推上台的不仅是辉格党人，还有迫使威灵顿下台的托利党极端分子。所有的派别都认为，无论提出什么改革法案，都会是很温和的，在给改革者一个安抚的同时，实际上不会对问题造成多大改观。当格雷提议60个自治市应该完全被剥夺选派议会议员的权利、另外的47个只能选派一名议员，以及做出其他重大改变，包括在所有自治市一律规定十英镑财产的户主资格，一时间舆论哗然，说宪法处于危险之中。十英镑条款，即拥有一份每周租金为四先令的不动产，将会把投票权赋予小店店主和上层工人。虽然过去假定的国王、上院、下院之间的平衡很早就被推翻而有利于前两者，但现在的主张是这种平衡应该整体被打翻，而向第三者倾斜。这似乎为男性的选举权和暴民统治——一种不受财产的稳定影响、基于冲动和激情的统治形式——开启了道路。人们对只在一代人之前的法国大革命和恐怖统治记忆犹新。许多人认为，不仅一切财产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经过许多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和国家的稳定也处于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辉格党领袖们无疑已经成为国家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至少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已经站到民众这一边。然而斗争将是惨烈的。不仅150名议员被告知他们的席位要被取消，而且统治阶级总体来说觉得他们所熟悉的整个生活将被摧毁，与此同时平民百姓兴奋不已。议会的辩论——那时可以被刊登——充斥着各类小报，讨论遍及全国各地。《改革法案》的二读（一读是投票表决），在下院仅以一票的优势获得通过，因此要求举行大选。新议会中出现了一个保证支持法案的大多数，这一次下院以超出一百余票通过了该法案。在上院，该法案的表决遭到惨败，激怒的人们不仅以大规模集会表达他们的强烈不满，而且在有些地方发生了群体暴力事件。公共建筑被洗劫，监狱被焚毁，声势浩大的伯明翰政治联盟发誓其成员不交税，直到法案通过。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法案在下院第三次被通过之后，此时惊恐的上院于1832年3月以九票的多数通过，但随即通过修改来削弱其效力，以便口袋选区（pocket-boroughs）^[1]不被废除。政府立即请求国王册封新的贵族，如安妮女王以前面临类似局势时一样，以对付上院的阻挠，但被国王拒绝，于是政府辞职。此时政治风暴达到高潮。公众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威灵顿无法组阁，格雷不得不被召回。

英格兰银行开始出现挤兑，有人制定了公开反抗的计划。最后国王同意封赐必要数量的贵族来强制“这个法案，这整个法案，就这个法案”在上院通过。他极不情愿这样做，但是面临的威胁使他别无选择。威灵顿及足够的上议员没有投票，以便让法案被其支持者通过。6月7日国王签署了这个法案。即使在未改革的议会，已经显示出上议员不再能够永远地抗拒人民表达的意愿。随着下议院的改革，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是英国历史上一个最关键的时刻，英国也许从未如此接近一场严重的阶级战争。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有钱人都对革命深感忧虑，但幸运的是，由于格雷、罗素等人领导有方，加上讨论和妥协的英国意识，使局势转危为安。

回想起来，那时人们对民主的看法，几乎类似于今天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许多人认为《改革法案》将会立即迎来充分成熟的民主，君主制和贵族政治会被推翻，私有财产很可能会大量损失或充公。反对改革的是很大一部分豪门世家和教会，他们结成一个坚固的联合阵线。而改革是以英国方式，即由贵族领导阶层、中下阶层中的清醒人士，以及当不得不在妥协和毁灭之间做出选择时同意“遵守规则”的其他国民联合缔造的。然而，它没有产生反对者害怕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权力实际已经从以前的寡头统治集团转移到崛起的中产阶级手中。贫穷的工人阶级仍然几乎被完全剥夺了选举权，不得不还要等待一代人的时间才会有转变，而国王和上议院保留为宪制的一部分，所预计的财产方面的恐怖结果并没有发生。

的确，政治原则发生了根本变化。旧式政府一去不复返：政府，如美国早期联邦党人所称的，是由“富人、智者、好人”（俨然它们是同义词）为多数人谋福利的政府。上议院不得不屈从于国家意志，国王威廉威胁要仿照安妮女王采取过的行动册封贵族，确立了一个控制议会上院的先例——该先例成为永久性的，我们在故事的下文中还会提到。但是，如果说上议院已然明白在终极上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民意，王权也是一样，威廉是最后一位试图操纵组阁的君主，从此以后组阁纯粹是议会多数派的特权。

然而尽管工人暂时没有投票权，但他们在帮助中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果在英国社会的两个下位阶级之间发生了分裂。由于权力在握，中产阶级自然变得越来越保守，而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斗争后来却失去战利品的工人阶级，转而在工业领域采取了更暴力的手段。然而，中产阶级的新政府，因其拥有更广泛的基础，证明比豪门贵族和工业巨头的政府更难斗争。即使在《改革法案》颁布后，每六个成年男性中有五个仍然没有选举权。作为劳动阶级失望的必然结果，在科贝特和亨利·亨特等人的领导下，英国进入一个更激进的鼓动成年男性普选权的时代。

这里应该注意，虽然皮特的改革建议——它在距伟大的1832年法案通过不足十年之前已为约翰·罗素勋爵所接受——曾呼吁对席位的拥有者进行补偿，但后来的辩论甚至并未提及此事。人们可能问过自己，国民是否不得不买回自己的政府，正如他们在一代人之后，在废除军队中的军官职衔所有制时所做的那样。然而，18世纪的生活已经被公共部门的私有制搞得千疮百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不少席位的拥有者而言，一场大选可能给他带来两万到三万英镑的横财，而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财产保护的耶利哥（Jericho）之墙正在民众（Demos）的号角声中徐徐坍塌。

伟大的《改革法案》通过后产生的影响，还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观察到。英国还不在乎帝国。距离后来的19世纪帝国主义时期还甚为遥远。帝国仍然在以一种随随便便的方式生长，但它成长着，且由一个日益自由民主的英国作为支配中心，这具有不可估量的好处。如果说成年普选权已隐含在十英镑户主资格的规定中，也可以说，20世纪由自治国家组成的英联邦同样隐含在《1832年改革法案》中。这并非是因为通过该法案的人对未来有任何非凡的远见。他们从可能的革命中挽救了英国，却没有正视民主的成长。关键在于，他们所走出的一步不可避免地导向后来的步骤和发展。

《改革法案》在英国以外的帝国地区的影响最先和立即在苏格兰被感觉到，那里的人民以前不具有真正的代表或表达政治诉求的任何机会。他们一在英国议会拥有了真正的代表之后，便寻求在1833年通过一个法案，以扩大市政选民和改革地方政府。正如格莱斯顿很久以后所言，《改革法案》事实上是苏格兰民族“政治的诞生”。

在英国，也在进行地方行政的改革，其重要性仅次于国家体制的改革。英国市政府几乎完全由小寡头所把控，很少实际上有诸如民主选举权之类的东西。大部分公民，包括几乎所有的不从国教者、辉格党人和我们现在所称的激进分子，对本地事务没有任何发言权。在一个城镇和城市都快速增长的时期，地方政府充满腐败和混乱，公民对此无能为力。这个制度与我们可以称为“腐败选区”的旧的国家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它植根于地方控制，如同今天的美国政党体系植根于对城市和基层选区政治的控制。只有《改革法案》扫荡旧的国家制度，才有改善地方境况的可能。1835年，除了伦敦，各个地方旧有的较大的市政当局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地方政府，选举权扩展到包括所有纳税人。这涉及一个比《改革法案》本身更伟大的思想革命。然而，决定英国乡村生活全部内容的郡政府却原封不动，控制在治安法官手中长达半个多世纪，这样，在城镇已变得甚至比这个国家本身更加民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乡村仍然是贵族气派的。

从自由放任到国家责任

1830年代早期弥漫着一股改革新风，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新的英国正在成形。议会代表制，虽说还没有囊括所有阶级，但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显而易见的是，中产阶级的大部分被纳入统治阶级，离今后某一天所有中产阶级都被纳入统治阶级只差一步，就如十英镑户主资格离走向成年公民选举权只有一步。下议院及其选民的完全优势也如愿以偿。而且现代政党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832年。辉格党仍被用作这个实行了改革而没有革命的政党的名称，但现在它包含了如此多的集团，以至于自由党成为它更好的和被接受的名号。已经是死硬派和一切变革的反对者的托利党，以同样的方式被保守党所取代。如此命名的两个主要政党还要持续一个多世纪，这样，除工党外，现代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在《改革法案》之后，自由党将保持十年几无争议的控制权。帝国的重要发展概况将在下一章叙述，但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英国自身的改革和变化，它们有助于塑造我们所熟知的生活形式。

因弄巧成拙的过度严厉而备受指责的《刑法典》被大大修改，在1837年和1841年改革后，只有极其严重的罪行仍然被判处死刑。通过18世纪强征入伍的方式来争取人们服役的令人畏惧和侮辱人格的手段被废除，皇家海军中水兵的自尊和士气大大提高。

1833年出台了第一个可行的工厂立法，包括“儿童宪章”，对童工的年龄和工作时间进行了限制，尽管这些限制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残酷的。除了丝织厂，九岁以下的儿童禁止做工，十三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劳动时间限定为八小时，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儿童每天十二小时。改革是轻微的，但它标志着一个重大变化——从流行的自由放任学说，转向重新开始国家对所有公民的处境负责任的政策。或许《改革法案》取得的最大进步就是建立了一个政府付薪的督察机构，其职责是监督法律的施行。正是这些涉及集权和强制的立法改革，使得功利主义者在穷人和工人中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与新的责任感密切相连的是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废除，尽管它在这里是作为一个英帝国的问题而非英国的问题提及，因为它源于同样的改革和人道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引发了一系列的工厂法。如我们所知，奴隶贸易在一代人之前就已废除，但正如在美国南部一样，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依然盛行，而且似乎是大种植园唯一的劳动形式。在美国和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在过去一直受到英国政府的扶植，但在1830年代的大改革浪潮中，英国人反对它的态度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它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无论从数量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这里的问题都比美国的问题更简单。在美国，国家的相当一部分联合起来对抗另一部分，但是在几个小岛国与英帝国的其他部分之间不会有内战的问题。可是，当1833年奴隶制被废除时，奴隶主获得了二千万英镑的补偿，那是英国特有的对财产和既定权利的尊重。要是这些岛屿种植园主的人口和资源足够与英国的相匹敌——英国被认为正在破坏他们的繁荣——如同美国南部认为他们的人口和资源可以与北部相匹敌，那么补偿可能被拒绝，内战就会随之而来。

1833年也开始了国民教育体系，尽管如其他事业的初始阶段一样，它还不够健全。国教实际掌控着所有教育。不从国教者被排除在牛津和剑桥之外，因此在伦敦建立了非寄宿的大学学院，它后来成为这个世纪后期许多新的地方大学的样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更加重要的是，1833年政府拨款两万英镑给两个一直在创办新式学校的私人社团，其中一个为国教会支持，另一个为不从国教者支持。这种公共资助，此后持续、大量地增长，在接下来的六七年中发展成为现在的教育部的雏形，是真正的、美国意义上的公共教育在英国的开始，与之相对比，英国人所称的“公学”（public schools）实际上是私立的，如伊顿、哈罗和其他知名学府，而且通常是非常排外和昂贵的。至于最差的小规模私立寄宿学校，就如同未来几十年中有关英国生活阴暗面的种种其他情况，我们不得不从狄更斯的小说中去了解。

推动思想进步的另一个信号就是新的《1834年济贫法》。贫困家庭救济的旧制度千方百计压低工资和使人口贫困化。它甚至超过了今天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救济形式，无疑对贫困阶级有着最令人沮丧的影响，断然需要变革。此外，在许多情况下，税赋对于勤劳的人甚至富裕的人而言变得难以承受，他们看着更多比例的税收用于贫困救济，而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任何出路。而根据新的法律，贫困救济由辉格党、自由党、政府三方组成的一个国家委员会统一管理，这标志着对前一代人盛行的自由放任理论的又一次背离。户外救济完全终止，那些接受援助的人不得不生活在由当地监护人监视的“济贫院”里。

这是一项极端的法案，通常新济贫院的条件恶劣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变革对穷人似乎如此严酷，对济贫院的恐惧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大量的人——虽说被迫加入宪章运动的反抗，下文再述——被赶去参加劳动，而不是闲散地待在家里，靠公共慈善勉强维持生计。由于缺少政府对劳动报酬的调控和强大的工会，薪酬并未上涨，一度无疑有一种由制度变化引起的相当真实的沮丧，但在另一方面，它标志着在地方委员会和中央控制的密切相连中政府的一个新特征，把我们带回都铎王朝时代，并发扬到我们现在的时代。

英国也正在以其他方式快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铁路时代开始来到，人员和货物的运输更加快捷，对社会和商业产生了影响。“那种路”的时代和驿马车正在逝去，直到电动机时代往前回溯近一个世纪的旧生活将以另一种形式重现，新的旅行铁路线不总是循着旧干道，被遗弃在一边的许多马车驿馆和村落恢复了生气。如同汽车一样，铁路对知识的影响往往被忽视。随着更快、更便宜和更舒适的旅行方式，英国人开始更加深切地了解他们的岛国，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铁路。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进展就是现代邮局的肇兴。如果说史蒂芬森以其蒸汽机车如同任何一位政治家一样影响了英国的生活，发明了邮票的罗兰·希尔爵士也具有同样的影响，到1839年便士邮资已在王国各地获得通用。邮票，现在看似普通而平常的小事，是关于什么力量可以塑造国家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项发明之前，邮寄费由收信人支付，在英国，其费用是从四便士到八便士不等。人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通信工具，但主要核心问题是通信昂贵而困难。希尔估算在他的改变之前所处理的信件总数为1.26亿封。三十年以后，它已经达到了10亿封以上。当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思考它的意义——由事实和观念的便捷交流带来的智识增长，家庭、友谊和群体纽带的增强，对商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意识到，区区一张邮票对于发展我们复杂的文明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不认为罗兰·希尔能与罗伯特·克莱武或塞西尔·罗得斯相提并论，但他与他们一样，是帝国的一个真正缔造者。

对比英国与美国的政治生活，有三点特别打动一个美国人，无论他多么爱国，无论他多么理解由于环境、历史和年龄因素导致的必然差异。例如英国，有两千年的训练和日益增加的天然政治禀赋，可以有一个所谓的“不成文宪法”（尽管它的许多重点内容是成文的），而一个新的联邦国家必须有一部成文宪法，正如任何新成立的组织必须有一套书面的章程和规章制度。但是在英国国家的成熟中，培育出了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务员制度，最少受到官僚主义弊病的困扰，废除了政党分肥制，在议会创议立法之前广泛而经常地使用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来研究问题的各个方面。最后一项是现代政府机器最有用的部分，是在1830年代的改革时期发展起来的。它的问世是因为从提议的改革中产生了大量复杂的问题，以及那个时代特有的严肃性和责任感。皇家委员会从此延续下来，也许已经成为格雷勋爵和《改革法案》时代遗留下来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这个时期崭露头角的政治家，其中一些人还要持续到下一个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所认为的典型的英国人。例如约翰·罗素勋爵，他被自己身处的社会阶级的许多人认为是一个激进分子，就是他在下议院提出了《改革法案》。兼具桀骜不驯、民主和贵族的品质于一身的他，有一句名言“让我们先是英国人，然后是经济学家”，尽管事实上他是当时盛行的伪科学学派里最正统的经济学家。

还有格雷勋爵，他是一个贵族中的贵族，却总是赞成旧议会制度的改革，以自己的谋略和成见等待了一代人的时间，直到他能够在1832年把伟大的改革法案的计划付诸实现。孩子直呼父母之名的习惯，在格雷家庭生活中是惯常的事，这对于一个在当时被认为相当冷漠离群的伟大贵族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来说，都是一个趣闻，即使现在也被认为是超现代的。除了对《改革法案》作出的巨大贡献之外，格雷勋爵的任期还有一点特别有趣。我们已经说过，从1830年开始在欧洲大陆是一个革命时期。随之而来的一个变化是，比利时从荷兰手中赢得了自由。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格雷的活动和外交政策，比利时才最终于1831年被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从1839年开始像瑞士那样，在几个大国的担保之下保持了七十五年的中立。

在格雷勋爵的首任内阁中，有一位最富个人魅力和19世纪英国特征的人物，那就是帕默斯顿勋爵，他几乎从1808年到1865年一直担任公职。正如特里维廉精辟指出的，他“自成一个国家机构”。或许他为海外自由的事业建树不多，但他擅长以仗义执言和捍卫小国利益的姿态出现，以及使不列颠雄狮发出咆哮。当英国的民主和帝国主义都在走向成熟时，他的举动每次都广受欢迎。他的缺点和优点都是彻头彻尾英国式的，获得了“浮石勋爵”（Lord Pumicestone）的绰号，他仍然是一种有着生命力的传统。不久前我看到，一个英国人把拳头击在餐桌的坚果和波尔图葡萄酒之间，甩出一句狠话：“如果我们今天有老帕默斯顿，墨索里尼这家伙就不敢把地中海称为意大利湖了！”无论“帕姆”是威胁希腊要轰炸雅典，如果它不立即释放一个具有英国公民身份的、卑微的直布罗陀犹太人，还是威胁美国要发动一场“立即和血腥的”战争，或者对其他国家发出类似的可怕威胁，在他身上总是有些东西使英国人想到一些观念：英国是无所不能的，而且总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罗伯特·皮尔爵士，虽然不是内阁成员，却逐步从一个相当狭隘的保守主义者成长为或许是他那个时代两党中最有能力的政治家。1832年他虽然身在反对党阵营，却支援改革工作，而且他的意见总是诚实和正直的。他的转变并不是由于困惑的见解，或单纯的权宜之计，而是由于他具有英国特色的谨慎。他认为每一个局势的发生都有其独特之处，是各不相同的，涉及当时所有的情形，而不是作为一个在政治和社会真空中的先验命题。这是英国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皮尔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所有一长串名字中最英国式的。当格雷内阁1834年已经完成其改革，在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根据君主威廉四世的意愿被解散时，皮尔被召去领导新政府。

就帝国更广泛的历史而言，没有必要提及随后三年的政治，因为有重要得多的事情即将发生。1837年6月20日，威廉去世，由于王室中优先继承人的死亡，年轻的维多利亚公主，一个十八岁出头的姑娘，登上王位。这是在一连串人的生活和国家生活盘根错节的事件——我们称之为历史——中最幸运的事件之一。其中一个微小而重要的变化就是汉诺威转到男系继承人，^[2]英国王室从最后一块大陆的占有和联系中摆脱出来，如果我们忽略直布罗陀的话。更重要的是，无耻、放荡、不讨喜甚至讨厌的世袭君主让位给一个纯真、善良、美丽的姑娘，一个全民都可以偶像化和理想化的人。那时，当国内改革前途未卜，而且帝国只能通过王冠连接在一起之际，王冠佩戴者变成了一个天真无邪而训练有素的姑娘。她赢得了每个人的心，能够表现出英国新上台的中产阶级最尊崇的所有品质，还能够在这个成长中的、日益自治的帝国中，作为一个共同的纽带和命运的荣耀的象征。

---

[1] 也即腐败选区（rotten borough），指的是某些议会选区，由于人口迁移或其他原因，到18世纪后期，投票人已经极少并且全部被富有的地主或庇护人所控制。

[2] 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将汉诺威王位让予她的一个舅父，从此汉诺威不再属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