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爆发，人类文明正进入新一轮数智革命，人类如何有效驾驭新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命题。人类最重要的文明命题已经从“人禽之辨”转为“人机之辨”，包括人是否能被机器替代、人多大程度让渡权力、文明发展是否以人类为中心三个子命题，人类对于文明的最大意义在于主体性。从科技至上到科技向善根本在于以道驭器，科技应恢复器的从属地位、处理科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并建构人类对科技的治理体系。面对科技快速进步，要内求于人的德性，以道驭器，推动道德与科技双轮驱动才能真正促进人类社会进步。

文丨鄢一龙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丨《中国科技论坛》，2023年第6期

引用格式 | 鄢一龙.以道驭器：数智时代科技如何向善[J].中国科技论坛,2023,No.326(06):22-28+40.DOI:10.13580/j.cnki.fstc.2023.06.02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要实现两个文明相协调,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人类文明如何驾驭新技术,特别是在疫情三年之后,人类又一次处于科技爆发的新窗口,GPT等大模型所体现的智能涌现能力,使得人们仿佛看到了“智能爆发”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而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忧虑也并非是“担心火星上的人口过剩”的杞人忧天｡

人类正处于工业革命之后又一个更为重大的科技产业革命——数智革命的早期阶段,它是智能技术､能源和材料技术､生命技术､空间技术四大技术革命浪潮叠加的革命,将根本改变影响人类社会运行的信息､能源及材料､生命形态和生存空间,将颠覆旧文明形态的基础,推动地球进入数智文明时代[1]｡

今天,科技革命对人类文明发展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人类如何有效驾驭新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其迥异于西方的路径,中国传统哲学将有机会迎来大放异彩时代,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提供东方智慧｡

1 科技与文明的悖论

科技无疑是文明进步的最大动力｡从长期看,没有科技进步,人类文明发展可能始终会处于一个内卷化轨道中,无法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事实上,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均GDP的提高一直很缓慢,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几千年前相比没有根本变化,而到了18世纪以后却出现了大爆发,进入了经济学家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起飞期｡以法国数据为例,从公元1年到1850年人均GDP才提高27倍,而从1850年到2018年不到200年间人均GDP就提高了15倍(见图1),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进步｡从340万年前人类发明石器以来,在漫长的几百万年中主要的进展就是笛子､火､弓箭､床铺等发明,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时代,到了大约公元1万年前出现了农业革命,技术进步有所加快,但同样还是异常缓慢的｡直到1800年以后,人类才进入科技革命时代,重大的科技发明出现爆发性增长,人类真正走出内卷化发展的困境｡到了今天,人类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的早期阶段｡

科技进步推动了产业革命,并引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推动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带来现代经济起飞｡生活在这样一个科技日新月异､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形成科技至上的信仰｡这也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中叶文洁所表述的那种信仰,叶文洁之所以将地球位置透露给“三体人”,是因为她相信“三体人”拥有先进的科技,因此也会有更高程度的文明,她相信“三体人”的到来能够拯救地球文明｡叶文洁这种信仰是对的吗?真的是科技水平越高,文明程度越高吗?

从人类历史来看,科技发达并不意味着文明,反而可能意味着野蛮｡从15世纪末与16世纪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科技成为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证明,西方人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圣经》,用武力征服､掠夺､毁灭其他文明,同时也用西方文明来改造驯化他们眼中的“野蛮人”,并为其野蛮行为背书｡直到今天,这种基于科技发展水平的等级文明观仍然是世界上许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所在｡只要有文明冲突,科技就不意味着人类普遍福祉,而更像《三体》中的“黑暗森林”,科技越发达就意味着越有能力对对方进行降维式打击｡

从人类文明整体看,科技本身也是双刃剑,科技在推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问题,甚至会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核武器就是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到今天人类又出现了工业革命之后又一次巨大的科技变革,即数智革命,这轮革命可能创造出比核武器还要可怕的摧毁性力量｡科技如果没有文明制约,会变成一个反噬人类文明的事物,如果人类文明不能够很好地驾驭科技,则文明进步本身可能会以摧毁人类文明为代价｡今天全球科技竞争已经白热化,科技已经成为贪玩男孩手上的那把“玩具枪”,所有男孩都想要一个火力更大的“玩具枪”,以便能在和对方战斗的游戏中处于上风｡但是“玩具枪”的装备越来越高级,使得这种游戏逐渐变成能够互相把对方杀死的游戏｡

2 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

人禽之辨即通过分析人与动物的区别来确立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对东西方来说都是一个根本性的文明命题｡人禽之辨是儒家的重要文明命题,儒家认为人类文明不同于禽兽的是人类群体生活中形成了礼乐秩序的人道社会｡孔子云:“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礼记》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人禽之辨同样是重要的文明命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天生是政治动物,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和其他动物比起来,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的感受[2]｡康德认为人具有动物性禀赋､人性禀赋和人格性禀赋,而人不同于动物的是人类的理性和道德[3]｡罗素认为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是自我意识,而动物永远不会觉察到自己的存在[4]｡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在于劳动,劳动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类属性,而正是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

今天,人类文明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人机之辨｡1921年捷克剧作家恰佩克在《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一书中创造了robot一词,这个单词最早来源于捷克语,是奴隶的意思[5],人类最初想将机器变成奴隶,但到今天机器变成了“超人”,那么人又将变成什么呢?是否会像1950年人工智能鼻祖维纳在其名著书名中宽慰的那样,人自有人的用处[6]?

人机之辨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下一步发展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包括以下三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人还有什么是机器不能替代的?第二,如果绝大部分人类能力都会被机器所替代,那么人类多大程度向机器让渡权力?第三,未来文明进步的方向是以人类为中心吗?

第一,人还有什么是机器不能替代的?“数智革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人类经济社会大变革,其深度和广度可能都超过了工业革命｡机器智能相对人类而言有许多优势,在计算硬件上它的运算速度､传输速度､计算要素数量和存储能力及可靠性等都远超人类智能,在计算软件上还有可编辑性､可复制性､目标协调性､记忆共享､新模块､形态和算法等各方面人类智能无法比拟的优势[7]｡波斯特洛姆描绘了智能爆发的过程,机器智能会先达到人类基础智能,即具有代表性的成人智能水平,其后会进入智能爆发阶段,大概率会在短时间内达到全人类智能水平,进而提高到强超级智能水平,大幅度超过全人类智能[7]｡

在一些领域,处于婴儿阶段的人工智能已经碾压人类｡马克思当年所说的机器对于人类劳动的替代,正在大规模地全面出现｡人类会经历一个每个工作都有副驾驶的阶段,随后智能机器就会替代几乎所有工作,不但是制造业职位,也包括服务业岗位､白领甚至知识高度密集专家｡实际上,机器对白领的替代要远比对蓝领的替代容易,成本更低,蓝领替代还要生产机器,而白领替代软件和算力就可以解决｡马克思[8]当年所描绘的:“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其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货币一样卖不出去｡”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与此同时,机器对于人类的替代不仅表现在就业上,还表现在教育､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

那么,人类还有什么是机器不能替代的呢?人之所以超越机器是人的主体性,正是因为主体性,人类才会有内在体验,才有目标､道德､情感､审美､价值观,等等｡对于我们每个个体而言,“我”的存在是确信无疑的,这就是著名的笛卡尔命题“我思故我在”,对一切存在都可以进行系统质疑,唯一无可质疑的就是“我思”这个事实｡既然认知是从我的经验开始的,那么我的存在当然是无可置疑的｡正是由于有主体性,人在本质上才是自由的,那么人的主体性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人类围绕着意识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诸多理论探索,被归纳为四类重要的意识理论路径:高阶理论(higher⁃order theories)､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lobal workspace theories)､整合信息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和再入与预测处理理论(re⁃entry and predictive processing theories)[9]｡

但是,现代科学并没能回答主体性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这也许是科学自身局限所决定的,科学发现和验证基于观察,但是谁在观察呢?这个觉知的主体是谁?这个观察者能够被观察吗?就如同人所感知到的五光十色的世界,并不能还原为物理世界的光波与声波,人的认知空间也并非物质空间的映射,而是由主客观共同建构｡人工智能能够收集并处理各种信息,能够生成新的知识,但由于人工智能没有“我”,没有主体,因此并不是真的在看､在听､在思考,只要缺乏主体性,再聪明的机器本质上也是不自由的｡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图灵检验是一种外在检验,人工智能要是真能获得类似人类智慧需要新的检验,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在图灵检验,即人工智能获得了和人类一样的自主意识,那么如何知道他人或者机器和我们一样具有内在的自我?在没有人工智能出现之前,这个判断很容易,通过观察和交谈就可以做出判断,但是到了今天机器可以从外表上表现得和人类一样,那么如何知道机器是否有内在自我呢?这需要我们去探索内在图灵检验这样的难题｡泰格马克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将大脑接入一个用以测量大脑不同部分的信息处理机器上,当人类在大脑中产生某种意识的时候,机器的屏幕会显示这个信息[10]｡我以为,这一方案并不可行,就如同意识的对象化并非意识本身,能够监测到“大脑”的活动信息,也并不等同于有真正的自我意识｡

主体性是人类不同于机器的最重要财富,它不仅仅有自我内在意义,同样对于他人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主体性能够为他人的生活提供意义,正是有他者的注视,才赋予人生以意义,正是在他人的肯定､欣赏与共鸣中个体获得生命的自我确证,正是有了主体性,人与人之间才会有真实的友谊､爱情等关系,人工智能可能会提供“完美伴侣”,但是从根本上不能像人类伴侣一样提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第二,人类多大程度向机器让渡权力?虽然机器在未来可能在各个领域都会表现出碾压人类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就必须向机器转移控制权｡从自动驾驶到法律审判､再到核按钮的控制权,也许将这些控制权交给机器,机器都有可能比人类做出更为理性､更为公平的决策｡例如,自动驾驶可能会最终减少事故率,但是就如同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所说,自动驾驶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事故责任,人工驾驶可能事故率更高,但是只要汽车质量符合要求汽车厂商就没有责任,但是自动驾驶只要有一起事故,就会对厂家的声誉造成致命打击,他认为更大可能是发展智能辅助驾驶｡包括各种面试也是如此,如果让人工智能进行面试,可能在录取时更为科学､更为公正,但是是否就可以让机器代替专家来评价与决策?医生对病人开处方､动手术的权力,法官的判案权力也是如此｡最大的问题是核按钮权力,到底是交给一个政客更安全?还是由算法控制更优?政客可能会失去理性,算法同样有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结果,从而把人类文明推向毁灭的边缘｡这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文明命题,即我们是否愿意把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所有人都由算法控制的算法主权社会,还是更愿意接受由人类自身掌握主权的社会｡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同样与人类的主体性相关,虽然人类不完美,但是个体都是独立的主体,自由的同时意味着能够成为责任主体,而机器却不能成为责任主体｡

第三,未来文明进步的方向是以人类为中心吗?很早就有人预言机器智能会毁灭人类文明,如科幻作家克拉克在1964年就预言未来最聪明的会是机器,有机生命的进化已经走到尽头,而文明正处于无机或机械进化的开端,它的进化速度将比有机生命进化速度快几千倍,人类不应对此感到沮丧,就如同智人曾经替代了色马努人和尼安德特人一样,这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人类应能为未来高级生命的垫脚石而感到光荣｡马斯克最近说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也许智人存在的意义在于为硅基生命进化提供动力,只是硅基生命的开机引导程序,因为硅基生命没办法自我进化｡有意思的是1964年毛泽东同志从哲学层面也预言过人类未来会灭亡的问题,他说:“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也会灭亡｡”“我们说人类灭亡,是指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生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11]｡”这种超越人类文明中心的文明进步论有其自身合理性,人类也许只是宇宙漫长进化中异常短暂的一环,智人(Homo sapiens)统治地球的时间可能不过几十万年,远比恐龙时间要短,而且从文明未来发展而言,宇宙尺度太大,人类脆弱短暂的生命确实不太适合进行太空迁徙｡

从人类文明本位和人类种群保存本能而言,人类更期待的文明进化方向是管理好我们的科技,确保科技创造物服务于人类,而不是替代人类｡此外,还有一种进化方向就是用生命增强技术来改造人类的生命形态,或者实现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的融合,来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生存｡

3 以道驭器:科技如何向善

回答人机之辨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回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器之辨｡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科技发明成就,除了广为人知的“四大发明”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发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经梳理了88项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现与创造,例如天文领域的干支､阴阳合历､圭表､敦煌星图等,数学领域的十进位值制与算筹记数､勾股容圆､中国珠算､增乘开方法等,这些成就既有技术发明和工程成就,同样也有科学发现和创造[12]｡中国历史上在天文学､地学､数学､物理学､农学､生物学､医学､陶瓷技术､纺织技术､建筑技术､矿冶技术､机械技术､水利技术､交通技术､军事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3]｡

同时,我们要看到科技是中华文明的弱项,中华文明重心在于社会生活,传统文明并未发展出系统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实验方法,科技成果更多偏重于实用,科技在文明发展中处于一个相对次要位置｡“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先器后,道体器用,科技属于器层面,不但在哲学上属于次级范畴,在社会实践生活中也处于辅助地位,服务于道的显用｡中国传统文化讲道主要是从天道､人道两个层面而言,对道家而言,天道是内求虚静中体证的,奇技淫巧无所用之,所以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儒家学说主张人道思想,构建道德礼乐社会是其学说重点,人生正途是学而优则仕,“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科技处于从属地位,天文学､地学也并非只是客观科学,而是和社会统治秩序密切结合,而农学､医学以及各种制造技术无不是密切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这种道先器后的观念,无疑制约了传统社会科技的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人认识到器物对于文明发展促进一日千里的作用,改变了传统道先器后的认知,科技得到高度崇敬,科技创新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到了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道器概念,要使得人类文明从科技至上到科技向善,根本上需要依靠以道驭器｡

第一,要在文明论中恢复科技器的从属地位,以人类之道驾驭科技之器,而非相反｡近代以来,科技所表现出的伟力使得许多人放弃了传统哲学对于科技属于器的看法,认为科技本身就是道,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两分法中,将科学看成道,技术看成术,科技二者本身就是道术兼备的｡科学能够发现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科学大体相当于理的范畴,但还不是道,道不是客观规律,道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规律｡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只有人能够体道､载道､证道,道的根本不在于增加外部世界的知识,而在于对主体的返证,因此道家主张保持“愚人之心”,不要以有涯之生,去追逐无涯之知｡也正因此,道能够赋予技术价值,能够驾驭技术,而科学本身无法赋予技术以价值｡科技器物地位意味着人类文明进化必须从科技至上的“三体人”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科技进步必须是以人类之道为中心,人类文明对于文明进化的中心意义在于提供了认知宇宙的主体,就如同王阳明所言“我的灵明”便是宇宙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如果世界只是原子的堆积物,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存在的,正是主体构成了宇宙存在的前提,就如同薛定谔所言:“一场没有观众､不为任何人存在的戏剧,因此确切来说是不存在的[14]｡”

第二,要处理科技带来的巨大不平等问题,推动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资本也许是推动科技创新最有效率的机制,但是如果少数人垄断了最先进的科技创新,那人类的未来是异常黯淡的,超级资本家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将是一种掌管我们的生计､我们的欲望,塑造我们思想的权力,为我们提供虚拟现实的权力,同时还像政府一样监管与宣判我们的权力｡普通人与超级资本家之间的差距可能将不是同一物种的差距,而是人与“神”的差距｡超级资本家将成为新超人,这是最深刻的不平等——生命的不平等｡同时,劳动阶级的普遍失业,就会带来没有收入,没有收入也就没有消费,现有经济体系就会停摆,人类文明的未来在于实现某种意义的共产主义,确保科技创新的力量服务于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15]｡

第三,要处理好人与科技的关系,需要系统建构人类有效治理科技,特别是超级智能的治理体系｡面对超级智能人类可能会出现一种历史上没有过的状况,也就是要统治智商远高于自身的“群体”,这种智商差距不是儿童与科学家之间的智商差距,更好的比喻是蚂蚁与人类之间的智商差距｡如果超级人工智能只是像核武器一样的纯粹工具,这个问题可能会容易得多,核武器虽然强大到令人恐怖,但是它是受控于人类的,而超级人工智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自主性,它既非主体,又不是纯粹意义的客体,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工具性主体”,或者“自主性客体”,这种工具性是严格意义上的,它不同于奴隶那种基于交换的工具性,人类与它应该是绝对意义上的主奴关系,而不是辩证意义上的主奴关系｡超级智能没有自身目标,它的目标是人类赋予的,有效治理需要解决的是超级智能理解并执行人类的目标,同时在实现目标过程中不伤害人类文明｡最近被誉为“深度学习教父”的Geoffrey Hinton在接受采访中表达对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忧虑恰恰就在于人类面临着如何治理智商水平比自身高许多,同时具有自主性的人工智能｡人类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就会赋予人工智能“子目标”,但是这就带来子目标和人类目标对齐的问题,我们如何确保这些拥有自身目标的人工智能,特别是自主性智能武器,不会反过来毁灭人类[16]?

4 科技与道德的双轮驱动

100年前,罗素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讲学,后来出了本书《中国的问题》,他对中西文明做了深刻比较｡他说:西方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17]｡当然,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而是科技至上成为世界性的文化｡

21世纪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不能只是科技进步,而是需要科技和道德双重驱动｡道德缺失是任何科技､制度难以弥补的,是人类社会面临各种危机的根源所在,西方社会并没有找到能够解决现代社会世俗化后的道德困境问题,并没有找到“上帝死了”这个问题的根本答案,既然人生不过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偶然的､虚弱的存在,那凭什么说人不能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道德说教往往只是为精致利己主义提供了外部包装｡现代文明的一个巨大困境,可能是巨大的物质进步,并没有伴随相应的道德进步,与传统社会相比反而出现了道德滑坡｡与此同时,物质进步使得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更为紧致的互相依赖与信息共享状态中,加剧了社会财富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科技力量得到空前放大,这些事实上又都对人类道德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科技驱动是显而易见的,道德驱动却令人费解,这是由于许多人受西方伦理学影响将道德只是看成一套规则,看成人内心的法律｡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本意是指合乎道的生活方式,“道不远人,远人非道”,德者得也,道德就是“得道”,人是载道之器,道德就是大道居体,德性就是我们向内求之后得到的主体性财富,这是外部财富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老子才说:“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德性也是人生的“正能量”,孟子讲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是“正能量”,“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如同人的心理能量是不断变化一样,道德并不是给定的,也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终身修养过程,人性中的“正能量”要与“负能量”天人交战,要“直养而无害”,如果没有道义就会气馁｡古人将德性“能量”看成人生幸福的根本,也就是《易经》坤卦说的“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德性在身就是正位居体,身体也会健康,家庭也会和睦,事业也会顺利｡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三纲领､八条目根本在于人的德性｡

中华文明是内求文明,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求在我者”,就天人关系而言,将基点放在人类社会,放在主体上而非客体上;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基点放在自我改造上,福由己求,求人不如求自;在物欲与身心关系上,将基点放在自我德性养成上,不为物欲所迷失羁绊｡

外求文化将文化重心放在资本､权力､技术等外在财富积累上,内求文化则将文化重心放在主体性财富积累上,这种内求文化历史上是中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是到今天却可以成为人类文明进展的重要方向｡“人机之辨”使得我们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根本就在于主体性｡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好像越来越向内求,而不是外求了,事实上这恰恰表明我们通常认为的思维也不是真正的内,这些都是《楞伽经》七处征心中说的虚妄心,不过是认物为我,什么是真正的我和真正的主体?《楞伽经》云:“暗还黑月,通还户牖,壅还墙宇,缘还分别,顽虚还空,郁勃还尘,清明还霁”｡今天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一句,“智还机器”,一切通通还光之后剩下的自性才真正是主体性,“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

内求文化本质上是主体性的内在解放,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内在相通,马克思对于人性最深刻的揭示在于提出人的本质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通过自由的､创造的､普遍的劳动,通过改造对象世界,自然才表现为人类的作品和人类的现实,人才得以实现其本质,才得以证明人是类存在物｡然而,在现实政治经济结构中,劳动异化使得人的类本质变成“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生计的手段｡只有通过摆脱物对于人的奴役､人对于人的奴役,摆脱经济社会结构对于劳动的异化,才能够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的类本质[18]｡

如同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禁锢了人的类本质,中国传统文化也认为人的真性是被外在欲望和表象所禁锢的,而内求根本就是要解放这个内在的真我,学道就是学逍遥,学佛就是学解脱｡《庄子》开篇《逍遥游》就是道家自由哲学的浪漫主义宣言,鲲鹏北游､南面称王都未能称自由,唯有“无待”才能实现最高自由,“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当然,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内在解放,是从内在觉悟中去追求生命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和马克思主义从改造现实世界去追求人的积极自由是两种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联合中才能获得真正自由,这就意味着个体解放和人类共同解放密不可分,意味着觉悟的人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在出入世的辩证关系中认识到个体解放与人类整体大生命解放不可分,儒家通过入世的磨砺来成就内在觉悟,而佛道出世觉悟同样需要在济世度人中得以圆满成就｡

泰格马克在他的《生命3.0》一书中实际上是将生命做了机器类比(对应拟人思维这是一种拟机思维),生命1.0就是生物,无法设计自身软硬件,一切都取决于自然选择;生命2.0就是人类,能够通过教育升级自身软件,但是无法设计硬件;生命3.0就是未来的生命,能够设计自身的软硬件,而无需等待缓慢进化｡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个比喻延伸一下,把生命分为三部分,即主体､软体､硬体,主体性并非生命的软件,而是生命的主宰,主体性进化不来源于外部知识,而来源于内在觉悟,从这个意义说,知识可以从外部灌输,智慧只能内求｡从主体､软体､硬体三部分来看,生命1.0这三个部分都是不自觉的､被动的,生命2.0在主体和软体部分实现了部分自觉,而在生命3.0阶段,可以实现主体､软体和硬体三个部分的自觉进化｡中国传统文化为地球文明进入生命3.0阶段的文明发展阶段提出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主体进化的方向,就是通过内在觉悟来实现主体性升维,从而能够更好地以道驭器,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探索更为光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