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晚清最后一位大佬

发布者：鼓捣么宁 2023-4-16 15:37

紫禁城东南侧的东华门，是文武大臣早朝必经之地。由此向东行一里有余，便是金鱼胡同。金鱼胡同南侧，有个幽深的大院落，这便是著名的贤良寺。

贤良寺本是雍正皇帝的得力助手怡亲王允祥的府邸。怡亲王去世后，雍正皇帝尊其舍宅为寺的遗愿，亲笔题名，将怡亲王府改为贤良寺。

寺庙靠出租“庙寓”增加收入，古已有之，明清时期此风更盛。因地利之便，进京的封疆大吏很喜欢借宿贤良寺，使这项生意颇为可观。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二十余年，每次进京也喜欢借居在此。他手握“淮军”统兵权，以文华殿大学士而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权势无比，是真正的百官之首。当他入住寺中，必有百余名肩扛洋枪的淮军卫队入住护卫，使得贤良寺门前冠盖云集，声威赫赫。许多想走李鸿章门路的无人引荐，便跑去巴结方丈，携带着方丈也显赫一时。

不过这都是从前了，尤其是1895年甲午之役落下帷幕，李鸿章远赴东洋签下《马关条约》之后，这种盛况再未得见。

春帆楼签约

官场炎凉，甚于世俗，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两个显赫职位被革除后，李鸿章仅保留了文华殿大学士身份。如此狼狈，认定其再也无法翻身的京官们对李鸿章避之不及，使得这位洋务运动的重要发起人在寺中颇为落寞。好在有幕僚吴永的陪伴，他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全程经历了甲午之役及《马关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有他的劝解，李鸿章的郁闷心境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谁知道，这份好心情没有保持多久就被袁世凯搞坏了。

袁世凯此行前来，是为了自己的前程。

甲午之役，袁世凯侥幸从朝鲜战场脱身，亲眼目睹了清军在辽东战场的诸多败绩，特殊的经历让他敏捷地洞悉了甲午战后清廷必练新军自保的大势，遂干净利落地抛弃李鸿章，改换门庭，攀上了三朝元老李鸿藻。在李鸿藻的推荐下，袁世凯拿着请人帮写的练兵方案，通过了大臣荣禄，恭亲王奕訢，新崛起的庆亲王奕劻以及光绪帝的考核。1895年12月8日，袁世凯被清廷委以编练七千人新军的统帅之权。这次过来，是想请李鸿章给他推荐几个懂练兵的人才。

袁世凯改换门庭时，泄露给主战派很多机密电文，这些电文都是李鸿章和袁世凯之间的私密文件，后来都成了御史弹劾李鸿章的利器。忆起昔日狼狈，李鸿章心中当然恼怒。然而作为统兵数十载的封疆大吏，李鸿章也知道此时练兵对朝廷的重要性，便抑制住怒气给袁世凯推荐了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说他这些年培养了很多西洋军事人才。

进门时被一顿抢白，袁世凯本以为此事无望，后见李鸿章不计前嫌，手写了推荐信，大喜之下便多说了几句“肺腑之言”：劝李鸿章暂时告归。

换而言之，就是要李鸿章辞掉仅有的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

清代内阁大学士，例有定额，设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大学士六名，保和殿大学士自乾隆以后一直空缺，常设的实际只有五人，同光年间很多时候甚至只有四人，此外，还有协办大学士两员。雍正设军机处后，大学士虽然已无实权，近乎荣誉职位，但毕竟在体制上还有宰相虚名，也只有得大学士之缺，才有资格被呼为“中堂”。按照惯例，殿阁大学士出缺，例由协办大学士递补。光绪亲政后，帝师翁同龢虽然炙手可热，但因为殿阁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都已满员，因此一直未能得到协办大学士。李鸿章当时是文华殿大学士，俗称“首揆”，如果他辞去大学士之职，以翁同龢的地位，必然可顺利获得协办之缺。李鸿章的实缺都已被开去，再辞去大学士，他这样热衷功名的人面子上如何能挂得住。更重要的是李鸿章不愿意便宜了政敌翁同龢。

当初建设北洋水师，翁同龢主管户部十年，对军饷每每横加截留，使北洋水师既不能及时购置新式战舰及火炮，亦不能储备充足的弹药，极大地折损了北洋水师战力。最使李鸿章不能释怀的，是翁同龢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争进行中，不顾敌我情势，一味主战，聚集一帮御史交相弹劾，频频掣肘，终使李鸿章栽了大跟头！北洋水师没了，淮军也垮了，一生奔波的洋务事业就此付诸东流。于是，袁世凯还说没完，就被李鸿章赶了出去。袁世凯偷鸡不成蚀把米，惹恼了李鸿章，才想起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问问李鸿章，他接下来投靠谁才能走得更稳当？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容不得当事人细细思量就给他们出了考题。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袁世凯也不例外。

帝制失败后的袁世凯

《清史稿》记载，正当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时，没来由的被御史狠参了一本，说他“嗜杀擅权，诛戮无辜，克扣军饷，扰害一方”。朝廷对编练新军很重视，很快就派来了调查团彻查。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袁世凯编练新军是极其严格的，除了初一发饷和十五放假外，军营无一日不训练。初三、十三、二十三是全军合操；初四、十四、二十四是全军行军演习；初六、十六、二十六是各营分别练习打靶并考校；初八、十八、二十八是两营联合演习；初十、二十、三十则是各营分哨分队进行演习拉练。操练过程中，纪律十分严苛，扎营、出操、行军、演习、防守、打靶都有严格的章程。士兵出错，哨长、哨官甚至领官都会被处分，轻则训诫，重则体罚，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各级军官抑或是外籍教官，袁世凯都一视同仁，处罚起来毫不手软。

这么严苛的训练，实在有别于八旗、湘军和淮军等旧式军队，训练出来的军队气象自然会不同凡响。因此，调查团团长荣禄巡视过后，心中断定这支新军只要坚持不懈，不出一两年，便可成为一支劲旅，便对随行的亲信，后来的末代直隶总督陈夔龙肯定的说要保全袁世凯。

如荣禄承诺的那样，他果真保全了袁世凯。

无端被弹劾，袁世凯自然要深挖其中内幕。随着内幕被深挖，袁世凯也找到了当初去李鸿章那里寻找的答案。

据载，袁世凯在弹劾案后很快就查清了弹劾他的幕后黑手是李鸿藻。

李鸿藻籍贯是高阳，自幼在天津母家生活读书。袁世凯新官上任三把火，练兵时难免会得罪津门士绅。李鸿藻官场资格老，是当仁不让的清流领袖，西太后和光绪帝都很敬重他，在朝廷说话有很重的分量。后起之秀荣禄能保下袁世凯，说明荣禄较之李鸿藻更被西太后器重。也正在此时，袁世凯还侦知了京中发生的一件大事：荣禄越过光绪帝最倚重的大臣翁同龢顶替了卸任的大学士额勒和布的缺，升为了协办大学士。这番较量，说明最高权力还是掌控在西太后手中。两件事叠加，使袁世凯确认：他接下来要投靠的，非慈禧太后的代言人荣禄莫属。

荣禄像

03
荣禄，出身满洲八大姓之首的瓜尔佳氏。瓜尔佳本系地名，居于该地之人因以为姓。其氏族繁茂，支系众多，明末清初时已经散居多处。其中，居住在苏完地区的瓜尔佳氏功名最盛。因此时人给荣禄做传时，便说他祖上是清初权臣鳌拜的伯父费英东。

费英东功名显赫，努尔哈赤时代所有的大规模战争都有他的身影，是努尔哈赤的得力臂膀，位列满洲顶级贵族，有宗谱传世。今人考证，荣禄和费英东并不是一个地方的，荣禄的瓜尔佳氏很可能来自“乌喇”这个地方。将荣禄和清初开国功臣费英东联系起来，明显是攀附名人，这种现象历代皆有。如刘邦做皇帝前只是个小小的亭长，当了皇帝后，把自己的家谱续成了炎帝之后；再如近人杜月笙，发达后发动文人，翻遍经史子集，从杜姓名人中找到了北宋名臣杜衍，将其奉为直系祖先。在这一点上，做的最与众不同的，当属朱元璋，敞亮的承认自己出身微末。

朱元璋像

除了瓜尔佳氏这个世家大族，荣禄又隶属满洲正白旗。正白旗属于上三旗，是皇帝及王公贵族最信任的亲军兵源地。因此，即使荣禄不是费英东的后裔，这样的家世背景，也会使荣禄先辈比普通旗人拥有更多出仕的机会。

就详细的文献记载来说，荣禄的家世显赫是从祖父塔斯哈开始的。

1830年初，塔斯哈以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的显赫大臣征讨回疆叛乱，和叛匪接仗时不幸战殁。他的长子长瑞其时也在阵中。战后，凭借父亲的遗功和自身功绩，长瑞在道光29年官升天津总兵。与此同时，他的弟弟，荣禄的父亲长寿也从侍卫做到了副将。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总兵官长寿和哥哥一起披甲征战太平军。永安之战，两人率军冒雨追击太平军，在龙寮岭遭到伏击，被困后双双战死。同营的幸存者记载两人“面被十余创，背无一伤”。寥寥数字，足见战斗之激烈。当时八旗军和绿营军遇仗辄败，长寿是咸丰帝钦派的八旗将领，他及兄长作战奋勇乃至惨烈战死的事迹，给咸丰帝的震动不可谓不大。为了激励更多的文臣武将效命疆场，咸丰帝给了两人的后裔超规格的抚恤和优待。于是，17岁的荣禄守孝刚过百日就被皇帝提拔到了工部主事的位置。

荣禄幼时，随父各处调转，祖父的先后捐躯和长期漂泊不定的生活，让荣禄更早体会生存之艰辛和振兴门庭的责任，因此在工部主事的位置上，他做事兢兢业业，从不懈怠。咸丰五年，荣禄聘娶御前侍卫、镶蓝旗汉军副都统熙拉布之女萨克达氏。熙拉布之子是道光帝八女寿禧公主的准额附。萨克达氏和皇室如此密切的关系，给荣禄仕途很大裨益。次年，经咸丰帝特殊照顾，荣禄被岳父拉去协助办理税务。三年任期，荣禄收入颇丰。有了处理税务的经验，荣禄在咸丰九年再次破格被皇帝调到户部银库担任员外郎。

短短六七年，荣禄就以工部主事骤升至户部员外郎这样的肥差，升迁之速羡煞旁人。其中的原因虽和咸丰帝的记挂有关，却也离不开权贵重臣的提拔。就拿户部员外郎的差事来说，就离不开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瓜尔佳·文祥的举荐。实际上，直到光绪初年，荣禄在仕途上的进步都是在文祥的提拔下实现的。然而，咸丰帝面前的宠臣并非只有文祥一个。要说咸丰帝最信任的，当属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

陈夔龙为荣禄作传时，记叙了一段往事，说的是肃顺无端向荣禄索要鼻烟壶和新疆宝马，惹恼荣禄导致两人交恶。一般来说，荣禄当时职务低微，肃顺大权在握，大概率是不会和他斤斤计较的。就算和荣禄有隙，也是在和文祥的较量中产生的。

作为辛酉政变后唯一一位获准留任的军机大臣，文祥在抵制肃顺专权的问题上颇有作为，得到了慈禧和恭亲王的一致认可，这也保证了荣禄在辛酉政变后仕途的继续攀升。不过在辛酉政变前，文祥的势力终归逊肃顺一筹，这最终导致荣禄在咸丰10年夏秋之际慌忙离任，以候补道的身份辞职避祸。

晚清时期，候补官员数量庞大，常年有数万人排队等待，很多人等了一二十年也未等到实缺。这样的大环境，让荣禄在家中赋闲了很长时间，直到1861年冬朝廷新设的衙门“神机营”成立。

筹建神机营的，是慈禧的妹夫、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他和文祥都是辛酉政变的当事人，有文祥的引荐，加之岳父也在神经营兼差，经过两人运作，荣禄顺利进入神机营。奕譞在皇族亲贵中有“知兵”之誉，极需荣禄这样出身武职世家的人才辅佐。荣禄知道醇王的分量，也刻意逢迎醇王。奕譞喜欢附庸风雅，荣禄投其所好，每每以诗歌相往还。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和他同时期的军机大臣宝鋆记载说每当他们去拜访醇王奕譞时，常看到荣禄在醇王府邸走动。这种超越公务关系的私人交往和性情上的共同爱好，使荣禄的官职升迁走上了快车道。

按照制度，神机营除了在皇族亲信特选一人作为首脑外，还设有管理大臣数人辅佐营务；总理全营事务翼长3人，以为助理。再往下，设有七大处，分别是掌管奏章文牍的文案处；掌管马步全队操练事务的营务处；掌管印信的印务处；掌管粮饷以及各项支出的粮饷处；掌管出纳款项的核对处；掌管接收温牍的稿案处及文移处。后来根据实际需要，又增设了军火局、军器局、枪炮厂、机械局等机构，兵员最盛时有三万之众。

荣禄入营第一年，就执掌了文案处。入营第三年，就升任了直接办理全营日常事务的实权职务全营翼长。当时捻军纵横北疆，尤其是僧格林沁战殁以后，京师常被惊的风声鹤唳。为了拱卫京师，神机营增设了马队，委派荣禄训练。荣禄练兵卓有成效，在随后占压捻军和京畿附近的马贼时，威远马队发挥了特殊作用。同治八年，荣禄升迁到了神机营管理大臣的要职，随后再被授予皇帝亲领的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副都统。这项任命，意味着荣禄正式进入了参与王朝军政事务的核心领导层。时年，荣禄33岁。

随着恭亲王失势，醇亲王奕譞的权位越来越高，荣禄在朝堂的分量也渐渐加重。不久，在军机大臣文祥推荐下，荣禄兼起了文职。

荣禄转任工部，主要是负责主持修建慈安和慈禧陵寝的工作。这个转变，给荣禄提供了接触慈禧的机会。同治13年，荣禄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这个职位非皇家绝对心腹不能履任，侧面说明荣禄已经得到了慈禧信任。升迁不久，荣禄就参与了皇家最机密的大事：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同被顾命，奉慈禧之命将皇位继承人载湉，也就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日后的光绪帝迎入宫中。事后，荣禄擢升步军统领。这里说的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这个人选，向来是皇帝亲自挑选任命的，掌管着一支军备和警备的混合部队，总兵力超过三万。单看职能，步军统领大致相当于首都的卫戍区司令、武警总队大队长兼公安局局长。

由于荣禄忠心耿耿，严于职守，慈禧太后特旨赏赐荣禄紫禁城骑马。

紫禁城骑马，只有满清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才能享此殊荣。赏赐大臣紫禁城骑马，始于康熙时期，是皇帝体谅德高望重、年迈体弱的大臣而给予的特别赏赐。清廷明确规定，骑马从东华门入宫者，到箭亭下马；从西华门入宫者，骑马至隆宗门外迤南的内务府衙门门前下马。乾隆年间，张廷玉、鄂尔泰等宰相获赏紫禁城骑马或者坐轿，特别是皇帝年轻的宠臣和珅，竟然坐轿越过箭亭，进入景运门。清中期和后期，紫禁城骑马，称为赏朝马，并形成一项荣誉制度，每年军机处开列名单，一二品大臣、年龄60岁以上者，皇帝批准赏朝马。在大清为数不多的紫禁城骑马大臣之中，和珅和荣禄最为年轻。

光绪四年初，荣禄在仕途上达到新高峰，兼起了工部尚书的职务，执掌全国工程审批和营造大权。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从这时起，这位42岁的政坛新秀不可避免的卷入了复杂的权力和利益争斗中。

1878年12月26日，清廷颁布上谕，开去了荣禄内务府大臣和工部尚书的职务。综合晚清以来的官史和私家记述，荣禄仕途遇挫的原因一说是他卷入了军机大臣李鸿藻和沈桂芬这两位汉员重臣的“南北之争”，协助铁杆盟友李鸿藻私劝两宫太后将沈桂芬外放巡抚未果，反被侦知遭到反击；还有一说是荣禄在陵寝的用度方面未听从慈禧的安排。当时荣禄最大的奥援文祥早于光绪2年病逝，靠山醇王又因为光绪生父的原因刻意淡出政坛，没有了“一言九鼎”的重臣为其调解，最终使得撤差之事无法转圜。稍后，荣禄再遭弹劾，被撤去了步军统领的要职。

有清以来，皇家陵寝的修建工程是很多官员艳羡的肥差，奉命修建陵寝的王公大臣及官员们只要使皇家满意，不仅可以加官进爵，还会得到皇家的特殊荣宠。另外，承修的王公大臣及官员们也会通过和商人的勾结损公肥私，捞取巨额钱财。荣禄自同治末年起主持陵差至免职，积累了丰厚的家财。据说，荣禄冬季穿的“貂褂”，每日一换，三个月不重样。于是，荣禄的政敌抓住他贪腐的把柄再次上疏弹劾。满洲亲贵对荣禄迭获重任多有嫉妒，在沈桂芬等人弹劾荣禄之时纷纷坐壁上观。墙倒众人推，荣禄那段时间被折腾的灰头土脸，乃至光绪10年醇王再度执掌超纲，经过醇王四年有余的持续运作，荣禄才以侍卫内大臣的官衔重回大众视野。

清朝制度，侍卫内大臣负责保卫皇帝及宫廷，是正一品，为武官最高品级。次年光绪大婚，荣禄又以扈从凤舆大臣的职务参加了婚礼。凤舆，也就是皇后的乘辇。扈从凤舆大臣，负责迎娶皇后的一切安全。光绪帝的皇后是慈禧的侄女，能担任这个职务，说明他重新得到了慈禧的信任。前文已述，荣禄能复起，多亏了醇亲王的支持。换而言之，当他失去了醇亲王的支持，仕途亦会随之停滞。

史料记载，醇亲王在光绪十六年病逝后，荣禄紧接着便被外放到西安担任驻防将军。从这时起，经过多次宦海沉浮的荣禄终于明白了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要想保住并获得更高的权位，就必须紧紧地依靠慈禧。而依靠慈禧，第一步就是要交好她身边的宠宦李莲英。后来的事情证明，李莲英的“枕边风”很厉害。很快，荣禄便被慈禧钦点参加她的六十大寿。也就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荣禄的仕途转机终于来了。

04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连遭败绩，国中精锐陆续被派去战场，京城防务一度空虚。重新出山的恭亲王奕訢为了安定人心，委以荣禄重任，令他主持京师防务。荣禄担任过步军统领，对京城防卫事宜早已得心应手。随着甲午战事持续恶化，清廷成立了指导全局军事决策的督办军务处，打算重新组织军事力量增援前线。荣禄第一时间被提名，被恭亲王列为督办军务处的六大要员之一。随着战争结束，军事改革大势所趋。如何改革？自然是督办军务处承担。从军务处的人员构成来看，荣禄是唯一具有军事才干的。于是，荣禄成了清廷军事改革政策的主要制定人，袁世凯编练新军正是荣禄军事新政的产物。

甲午战争结束当年，荣禄因功获迁兵部尚书。

经过几度沉浮，荣禄终于回到了权力中心。

这只是个开端，荣禄更大的荣耀还在后面。

当时的国际资本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输出远大于对领土的觊觎。为了获取利润最大化，列强在进入中国后，都希望能“整片开发”来减少成本。如英国将资本集中在长江流域；日本集中在福建；法国集中在西南；沙俄集中在东北。和老牌西方列强不一样，德国是后起之秀，当德国完成统一，好的殖民地都被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瓜分完了，德国只抢到非洲一些贫瘠的殖民地。仿徨之际，无能的清政府给了德国人方向。德国资本进入中国后，看上了山东地区，他们准备用这里的资源和市场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然而，随着对华贸易的持续增长，德国的难题来了：在远东，他们没有可供远洋巨轮“歇脚”的优良港口。后来几经勘探，他们觉得不冻港胶州湾能满足需求，便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武力强占胶州湾，迫使清政府与其谈判胶州湾的租借问题。

1895年，德国联合俄、法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将已经占领的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政府。现在仅仅过了三年时间，德国竟然异想天开的想从中国获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很快，一个原本不很张扬的军事行动，一个细节并不被外人知晓的秘密外交，在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的揭露下变得举国皆知。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经过甲午惨败的刺激，眼里早已“揉不得沙子”。他们纷纷奔走呼吁，交流后达成共识：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豆剖”，只有变法自强，才能避免这一噩运。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由康有为发起、光绪帝主导的“戊戌变法”开始了。

但凡古今变法，必然有人利益受损，最好尽可能的让受损的人少之又少。在这一点上，康有为做的实在是差强人意。

八股牢笼人才，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天下士子皓首穷经，耗尽心血，所学知识百无一用。尤其是西方技术引进后，八股更显得迂腐不堪。在维新变法前，贵州学政严复提出了开设经济特科的建议，那些不懂八股而通西学、洋务的人才，经过慎重的考核，都能被授予官职。康有为认为这个建议太保守，便奏请光绪帝永远停止八股取士。然而，对从小孜孜于八股的数百万读书人的未来，新政却未做出任何安排。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官职改革。据载，康有为曾上书建议朝廷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这六大衙门；另外，他还要裁撤督抚同城的广东、云南、湖北三省巡抚以及各省中没有粮运任务的督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法道，对这些官员的安置同样没有拿出任何措施。京中谣言四起，甚至盛传六部九卿也将被裁撤。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康有为公然建议光绪帝杀一两个二品大员。这句话，还是当着荣禄的面说的。荣禄老于政坛，深知变法如此操切断难成功。搞不好，还会扰乱京畿。

对此，慈禧亦有同感。

当时，步军统领崇利、西山锐健营统领刚毅、神机营首脑奕劻都是慈禧的心腹。为了彻底把控京畿的局势，慈禧特命荣禄总督直隶。

后来的历史耳熟能详，康有为在大势将去的情况下，妄图发动兵变翻盘。他想利用的军队，是袁世凯的小站新军。

直隶总督，向来是封疆大吏中最显赫的，该职位所能掌控的兵权为：统辖督标四营，节制一提督七总兵，兼辖保定城守，热河、喀尔沁、吉林、奉天捕盗、永定河、运河等营。除了这些，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将淮军北移，使得这些北移的淮军亦成为直隶总督的属下力量。除了淮军旧部，还有直隶绿营以及直隶练军也归直隶总督管辖。此外，荣禄总督直隶，还握有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毅军。两军战斗力之悍勇，有剿匪战争和甲午之役为证，袁世凯明悉形势，怎肯以卵击石！

外无援兵，内部得罪殆尽，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终以失败收场。

踩着维新派的尸骨，荣禄再创仕途高峰。

变法失败，将光绪帝推向了极其不利的境地。其本人被囚禁瀛台，身边20多个贴身太监被杖毙。

1898年9月25日，清廷发布光绪病重及为光绪求医治疗的诏书。

很明显，这就是废帝的前兆。

从荣禄的角度来说，他并不支持废帝。因为戊戌政变后的荣禄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这时的光绪帝权柄全失，徒享帝号，对他已构不成威胁。若另立新帝，必然会引入新的权力集团，会影响其既得利益。于是，当慈禧就废帝问题征询荣禄时，荣禄没有反驳，而是别有用心的建议慈禧先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意见。结果如荣禄所料，刘坤一以“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回复，荣禄则手持复电往见慈禧，让慈禧的废帝念头“惧而止”。

慈禧暂停废帝，有些人不干了，尤其是这些人的领袖端王载漪。

光绪帝即位之时，清廷有个“礼仪”之争。

同治无后裔，醇亲王之子载湉和同治是同辈人，慈禧选他为帝，是为了将来等光绪生育皇子，承继同治帝之嗣。现在光绪帝没有子嗣，假如真的实行废立，就要在近支王公溥字辈中物色一个。

道光帝有九子，其中有四个儿子育有男丁，分别是长子奕纬、五子奕誴、六子奕䜣、七子奕譞。这四个王爷共有子嗣七人。慈禧惯好立幼帝来实现听政目的，这七个小辈，从现存于世的五人中挑选，符合条件的只有奕誴儿子载漪的次子溥儁。

载漪是慈禧六十大寿封的宗室新贵，他自幼不爱读书，最好舞刀弄枪，甲午战争期间，端王召集一帮八旗子弟，搞来许多新式武器，组建了一支的八旗洋枪队：“武胜新队”。有了这支私军撑腰，端王交结了许多在变法中被触犯的王公大臣及高官大员。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对儿子当皇帝一事的底气很足。然而，不管端王的底气有多足，面对西方列强的介入，也变得束手无策起来。

当时，英日和俄法各为两大对立集团，戊戌变法被认为含有俄国背景。所以，英国对政变后的清廷，尤其是对被认为有亲英倾向的光绪帝命运格外关注。英国在华报社曾连篇累牍的以光绪为话题不停发表言论。随着舆论渐起，这些言论的矛头直指列强驻华诸使节，指责并要求他们向清廷验证“奉使的对象（光绪）是否还生存”。在此情况下，列强开始照会清廷善待光绪。列强在外交恫吓的同时，还伴随着军事威胁。1898年10月初，英、俄、法三国派兵入京开进各自使馆。清廷见事态有失控之危，连忙答应列强派医生检查光绪身体的要求。随着“皇帝有微恙，没有立刻的危险”这一诊断报告在总理衙门和外交使团间传阅，光绪暂时脱离了险境。

载漪等人不甘心，在端王党羽的积极活动下，1899年冬，“废立”之议再起。

先前，因西方列强在“废帝”一事上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军事胁迫，慈禧对京畿的安全很关心。况且，因为戊戌变法时光绪帝触犯了八旗子弟的利益，使得守卫皇宫的神机营和步军统领衙门的八旗子弟暗暗偏向端王。从平衡势力的角度出发，慈禧遂命荣禄在1899年6月组建了武卫军。

武卫军

武卫军有五大部，分别是天津芦台的聂士成武卫前军，天津蓟州的董福祥武卫后军，山海关的宋庆的武卫左军，天津小站的袁世凯武卫右军以及荣禄亲自统领的武卫中军。

荣禄的武卫中军未经过战火考验，战斗力最弱。战斗力最强的，是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这支部队除了没剪辫子，从各个方面来说都称得上和国际接轨，而且是和当时最强的陆军德军接轨。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和宋庆的武卫左军是经过甲午战争考验的精锐部队，尤其是聂士成部，打的日军一个师团被迫改道，战斗经验堪称是清帝国最丰富的；董福祥草莽出身，是陕甘地区首屈一指的豪强，和左宗棠的湘军打过，归顺后成了清廷在西北地区的军事代言人。从整体上看，近六万武卫军从北京以东的海防前线以梯次配置环绕北京东南驻守，对京畿形成了颇为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军事背景下，慈禧欲行“废立”，自然要征求荣禄的意见，

荣禄对废帝的态度前文述及。然而，看着端王势力越来越大，荣禄也怕了。他怕溥儁真的登基了，端王对其秋后算账。李鸿章明悉中外局势，在私下咨询了他的意见后，荣禄几经思索，只好以退为进，提出了一套折衷方案：改建储为立阿哥。

阿哥不过是皇子，皇储则是帝位的继承人，两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这个建议，算是当时最好的处理方案。

1900年1月24日，一个震惊中外的消息发布了：端郡王的儿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继承同治帝为子，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帝位接班人。因为这一年是农历乙亥年，遂被史家称为“乙亥建储”。

清廷宣布立溥儁为大阿哥的消息发布后，各省督抚看事情已成定局，多数都采取了默认态度，少数则表露出了不满，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他是湘军的代言人，建储前，清廷怕刘坤一唱反调，打算调他来京。然而，刘坤一却称病拖延，给废立派好个难堪。同样的态度还包括新复起的李鸿章，这位昔日的淮军领袖，此时已被外放到了两广担任总督，对清廷国力孱弱，他比谁都清楚，因此很怕废立引起政局动荡，所以一开始就不同意。在野的士绅“忠君”观念深入人心，听闻此事也多持反对态度。

据载，在立大阿哥的第二天，就有1231位上海士绅联名致电，表明了支持光绪帝继续为帝的立场。该电不胫而走后，天津、杭州、武昌等地的士绅也纷纷发电反对建储。连最偏僻的广西，也有366名士绅联名上书。在这种情况下，废立派对西方列强寄予了厚望。然而，列强公使却一反外交礼仪，对清政府这样巨大的人事变动没有做任何的回应，硬是将端王父子晾在了一边。

他们是不满清廷废立，但是慈禧重新执政后，并未给列强的在华利益造成损害，各国不愿得罪慈禧，因此对建储一事采取了中立态度。

端王集团恼了，他们要反击这些骄横的洋人，利用的工具，则是日趋活跃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拳民

义和团运动发源于山东，一度在那里搞的轰轰烈烈。西方列强的利益被侵犯，乃向清廷发出强烈抗议。1899年冬，清廷变更人事，撤掉纵容义和团“招惹洋人”的山东巡抚毓贤，将袁世凯派去了山东。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编练的小站新军。依仗小站新军，袁世凯在山东使出雷霆手段，将义和团撵的几无立身之地，只好逃亡京畿。在那里，他们意外得到了端王集团的呼应。“适义和拳起，诩其术谓枪炮不入，[端王]乃大喜，以为天助，欲倚之尽杀使侨，以促行废立。”

接替荣禄担任直隶总督的裕禄不敢得罪端王，对义和团时剿时抚，搞的直隶地面的地方官无所适从，客观上促进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5月27日，万余义和团团民开入京师近侧重镇涿州，使当地政府陷入瘫痪状态，形势骤然紧张。义和团的迅猛发展惊动了慈禧，在端王集团的建议下，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被紧急派赴涿州处理。

刚毅是端王集团的重要骨干，是铁杆守旧大臣。赵舒翘是刚毅引入军机的，不得不看他脸色。这次出行，一开始就注定了结果。

“其术可恃，抚而用之，统以得帅，编入行伍，扶清灭洋”，这是刚毅给慈禧的回奏。

义和团入京的条件成熟了。

令慈禧想不到的是，慈禧很快就尝到了“太阿倒持”的滋味。

据载，义和团进京后，局面渐渐失控。“两宫诸邸，多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一次，在载漪的率领下，义和团闯入光绪居所，大声鼓噪，声称要解决掉“洋鬼子皇帝”。这场闹剧，直到慈禧赶来才被制止。一国之君都险被义和团伤害，更不论义和团本来就仇视的列强侨民了。洋人一边向本国求援，一边针锋相对，组织了反击行动。先前被派人北京保护使馆区的列强士兵和列强公使以及“其他的欧洲人”，很多都参加了“猎取拳民行动”。中外纠纷进一步加剧，大沽口列强军舰云集，数国联军强行登陆，扬言要乘火车进京，唬的慈禧一夕数惊。

也就在这个当口，一个神秘人物敲开了荣禄府上的大门。

这位神秘人物，是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他来荣禄府邸，目的是交给荣禄他父亲截获的一封据说是西方国家将要发给朝廷的“照会”。荣禄看完大惊失色，这个照会就是针对慈禧的。上面写的很清楚，要慈禧归政光绪。这哪里是“照会”，完全是最后通牒！

按制度，西方国家发给清政府的照会，应该是各国使馆发给总理衙门；在这之前，一般是不会泄密的。罗嘉杰不过是个小小的粮道，他是如何将照会搞到手的呢？刚毅是总理衙门主管大臣。有人猜测，这是端王集团为实现废帝揽权而故意伪造的，目的是要激怒慈禧。谁都知道，慈禧视最高权柄为禁脔。不管如何，荣禄是来不及思索这些了。这件事太大了，大到荣禄不敢自专，更不敢随便截留。天亮时分，荣禄就进宫将照会交给了慈禧。事态彻底失控。

1900年6月21日，慈禧斩杀反对宣战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五大臣，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奥匈帝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宣战。

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

这场战争，由两大战场组成的。一个是京畿外围，主要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宋庆的武卫右军、义和团拳民和大沽口登陆的八国联军展开的；另一个是北京城内，同样离不开荣禄的武卫军和义和团拳民。

京畿外围打的不好，实在是因为两方军事差距太大。但是，北京城内的战斗不见起色，就很令人费解了。

史料记载，清廷从6月21日向列强宣战，再到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向来以凶悍著称的甘军董福祥部出动大量精锐，在义和团的辅助下，打了将近两个月，却始终攻不下兵少将寡的外国使馆，实乃军事上的一大奇迹。

实际上，这是荣禄刻意吩咐的。先前向使馆区打的4000发炮弹和100万粒子弹，基本都对准了“月亮”。

这里可以看出荣禄的投机心理：慈禧宣战，他攻打使馆，是和慈禧保持了步调一致；明攻暗保，是预备战争失利后的免责。

如其所料，后来战争结束，列强追究责任，给清廷开列了一长串诛杀名单，“惟[荣禄]狡猾异常,西人亦为其蒙蔽,不列名罪魁。”

荣禄从清末这场战争浩劫中有惊无险的脱身了，和他一起同列朝堂的王公大臣及高官大员则多被诛杀，大清朝堂为之一空。

此后不久，荣禄被慈禧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首开咸丰朝以后非亲王主枢的特例。利用这份“独尊”特权，荣禄集结了一批心腹，将他们安插到了清帝国最紧要的位置。如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袁世凯、河南巡抚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军机处瞿鸿机、执掌刑部的荣庆、负责户部和练兵事宜的铁良。

大清国柄，荣禄隐约有了半壁江山。

1898年戊戌变法，荣禄虽然是扼杀变法的罪魁之一，但他并不是很反对变法，只是反对康有为等人变法操切。变法失败后，荣禄练兵、筹饷，在保存京师大学堂等问题上，在没有触动旧封建体制的前提下，和铁杆守旧派做了一些斗争，维护了一些改革成果。当“庚子之乱”落下帷幕后，荣禄利用他对慈禧的影响力，又对清末新政的推行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

照这个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有稳健且极具铁腕手段的荣禄坐镇中央，清帝国的国祚或许会多延续几年。

然而，他的身体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庚子之乱”，当中外关系日趋紧张时，荣禄自感无力转圜，曾以“足疾”为由远离朝堂纷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荣禄护送慈禧避难西安时足疾复发，调养了很长时间都不见起色。严重的时候，连正常的值班都做不到。事实上荣禄足疾不见好，也是和操心政务有关。换而言之，当政务走上正轨，他的病情便会慢慢平稳。谁知道，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纶厚病亡的消息。

荣禄已经66岁，17岁的纶厚是他唯一的儿子。老来丧子，遂他的病情迅速恶化。纵然在慈禧回京的时候，他以武将的姿态骑马扈从，也不过是强打精神。

回京后，荣禄病情日趋严重，乃至经常请假修养。

尽管如此，慈禧仍旧对他信任如故。时人记载说，荣禄“腿疾大作，深居府第，半月不上班，惟在第遥制枢务，亦不告假。特命不须请假，真异数也。”

1903年初，光绪在乾清宫宴请群臣，荣禄也被邀请参加。

而这一次，也是荣禄最后一次参加朝廷的公开活动。许多人都怀疑荣禄是否病重将亡，甚至多次见诸报纸。

3月22日，总理清朝海关税务的英国人赫德在给好友金登干写信时推翻了这些怀疑，说荣禄暂无病亡危险。

谁知道，就在赫德发出信件不久，大概过了20多天，荣禄就向慈禧递了遗折。当日，68岁的荣禄因痛风引起的心脏损坏导致“血不流行，加以发气喘，以致撒手西归”。

这时距离慈禧回京，仅仅1年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