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日本（四）：军事史上最昂贵的失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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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篇幅较长，约8500字，阅读时长10分钟。

破灭的精确轰炸计划

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美国陆军航空队就已经斥巨资开发能够在高空进行精确轰炸的技术了——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广为人知的“诺顿”轰炸瞄准具——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们声称这个发明能够帮助美国打赢战争。

毫不奇怪，B-29“超级堡垒”也被认为是能够在敌国领土3万英尺上空把炸弹“投到一个腌菜桶里”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按照远程高速突防，高空精确轰炸的理论去设计的。

在欧洲战场上，一向被视为古板的英国军队早就放弃了精确轰炸，而对德国采用了区域轰炸并大规模使用了燃烧弹；但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狂信徒们却仍旧顽冥不化。

一名机身中部炮手在观察另一架B-29。

很快，日本上空的气候条件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第一个困难就是云层，作为一个岛国，晴朗的天气在日本并不多见，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一连几个月，本州岛上空都覆盖着厚厚的云层。即使预先派出气象飞机实地观察天气，但是当轰炸机群花了几个小时飞过来后，一切又变了。

而第二个巨大的困难，就是高空的急速气流，这种现象又被机组人员称为“喷流”、“急风”、“高空飓风”，不一而足；这个新的问题在欧洲上空可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随着空袭任务的增多，机组人员发现，高空急流不但十分危险，而且风向可谓是神鬼莫测：不止一次，和低空风向完全相反的猛烈狂风让靠近海岸线的机群近乎在空中停止，不止一个机组声称，自己的飞机被狂风吹得倒退回了海面上。

被狂风裹挟着高速飞过目标的飞机让投弹手根本来不及使用瞄准器，现在摆在机组面前的解决方案有两个：

一是加强训练来尽快瞄准目标；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逆风飞入目标区上空；说实话，这两个方法都比较离谱，尤其是第二个，如果逆风飞行，轰炸机几乎就是悬停在目标上空了，地面和空中的日本防空部队一定会非常欣喜地冲这些固定靶子猛烈开火的。

和另外一个气候问题相比，高空急流也成了小意思，日本上空经常会有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和太平洋方向的暖湿气流对撞，激烈的气流漩涡和风暴填满了天空；在糟糕的天气里，一颗从3万英尺高度落下来的重磅炸弹要穿过5层不同方向，不同速度的疾风层才能落到地面——天知道炸弹会被吹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种自然条件，基本上已经宣判了精确轰炸的死刑了；汉塞尔将军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晚派出3架B-29，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预报天气。。。

倍受挫折的汉塞尔发动了第三次空袭，是的，目标仍旧是武藏野的工厂，第三次空袭的时间是12月3日，结果这次行动的效果反而最差——出动86架轰炸机，只有10架飞到了目标上空，目标区域落下的炸弹数量感人——只有26颗。

日本的J2M1“雷电”高空截击机。

而逐步摸索出拦截经验的日本防空部队的战斗机群早已恭候多时，6架轰炸机被击落，8架受损严重。

一架被击落的轰炸机上，第500轰炸大队飞行指挥官上校理查德·T. 金，和联队参谋上校B.E.布鲁日就坐在上面，他们成功地跳伞逃生，却不幸地落在了日本的土地上，理查德上校熬过了数月的战俘生涯，等到了自由的那天；布鲁日死在了战俘营。

一架严重受损的B-29返航时迫降在了海面上，一名机组人员迫降时牺牲，其余的人爬上救生艇，在海面上漂浮了10天，终于被一艘驱逐舰救了上来。

在这场令人沮丧的空袭行动中，一架名为“漫长之路”的轰炸机用一种谁也不愿意的方式证明了“超级堡垒”的名不虚传——在目标上空，机炮手使尽浑身解数，击退了一波又一波的敌机，最后，一架敌机猛地撞上了飞机的机翼，撞击是如此的猛烈，一大块机身碎片和敌机残骸一起坠向了大地——那是飞机的三号发动机。

飞机在剧烈的颠簸中急速下降，看起来已经在劫难逃了；可是奇迹发生了，机长唐纳德·迪福重新控制住了飞机，一路跌跌撞撞地平安飞回了伊斯力机场。

勇敢的地勤人员驾驶车辆在扑灭燃烧的B-29。

武藏野工厂似乎成为了一个不祥之地，对于汉塞尔来讲，也许换个地方会运气好点。

12月13日，他选择了日本第三大城市名古屋的三菱飞机发动机工厂作为第四次空袭的目标。90架轰炸机参战，这次运气不错，有71架到达了目标上空，每架飞机都扔下去了2.5吨的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在付出了4架被击落，31架被击伤的代价后，这次空袭似乎终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战斗后的侦察照片显示，这家巨型工厂近五分之一的屋顶都被炸飞了。（注：在空袭后检视屋顶的受损情况是当时评估空袭效果的通用方式，毕竟，如果屋顶都不存在了，不管房子里面有什么，肯定也遭受了重创。）

实际上，空袭的效果远比照片上显示的要好得多——发动机的月产量从1600台减少到了1200台；一些关键的厂房飞上了天，200多名熟练工人丧生。

这样的成绩远远不能够让汉塞尔将军满意，当奥唐奈将军召集领导层和中队指挥官们开会，热烈赞扬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表现出来的勇气的时候，汉塞尔在走上前说了几句话，让所有的人的心里面哇凉哇凉的。“我非常失望，”他怒气冲冲地说，“我认为，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值得雇用。除非你们做的更好，要不然行动注定会失败。”

很明显，汉塞尔在指挥作战方面有很大的缺陷，而这种问题来自于几个方面：

首先是因为精确轰炸的成绩实在过于难看，对于行动的质疑一直不断；

其次，实力愈发强悍的第58特混舰队已经成为了一支可以独立发动海空攻势的“无畏舰队”，他们对太平洋中的战略岛屿发动的攻击基本上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第三，华盛顿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用区域轰炸替代精确轰炸，这对于相对固执的汉塞尔来说，他觉得是一种外行的干涉，对此，他充满愤慨的回复道：

“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来（给机组人员）灌输（一个）原则，我们的使命是通过目视瞄准和雷 达瞄准来进行精确轰炸，并通过持久坚决的攻击来毁灭主要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收到成效了，你（们）却在施加压力，要把我们的部队和装备转移到区域轰炸上面去。。。”

汉塞尔的坚持起到了一定作用，高层不再要求用区域轰炸替代精确轰炸，但只是暂时的，他们也同意，继续以日本的飞机发动机工厂作为首要的袭击目标；但是作为让步，汉塞尔也不得不同意，在合适的时候配合军方，使用燃烧弹对日本城市进行大面积的火攻实验。

12月22日，汉塞尔命令78架载有燃烧弹的B-29对位于名古屋的三菱发动机工厂再度“回访”。效果嘛——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只有48架飞机飞到了目标上空，而且地面目标被厚厚的云层彻底掩盖，投下的燃烧弹也不知道到底落在了哪里，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效果仍旧很差劲。

令人无比失望的1944年就要过去了，汉塞尔也好，第20航空大队也罢，没有人会对空袭成绩感到满意。武藏野工厂仍旧是一个伤心地，似乎每架去那里的飞机都讨不了什么好。

12月27日，汉塞尔将这里作为本年度的最后一次空袭目标，没想到却成为了成绩最差的一次：72架轰炸机出动，只有39架找到了目标，仅有26枚（又是只有这么点）炸弹落在了目标区域附近。

一枚炸弹倒是不偏不倚地正中了——一所医院，被炸飞的数十名伤病员成为了日本政府绝佳的宣传资料——“超级堡垒”的机组人员对于杀死平民更有兴趣。

在1944年的最后一次轰炸行动中，一架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轰炸机，在日本上空奉献了最为悲壮和顽强的一战：

这架由少校约翰·克劳斯驾驶的轰炸机，是这次任务的轰炸编队领航机，当他率领着机群，在富士山上空进行了最后一次转向后，大约30架日本飞机蜂拥而上，一架日军的战斗机猛地从空中俯冲下来，顶着猛烈的自卫机枪火力，用机翼撞上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右侧机身，袭击者化成火球坠向大地；克劳斯重新控制住了飞机，他的炮手们则一直在向攻击者们开火。

很快，另外一架日本战斗机打爆了这架B29的四号发动机，发动机开始冒烟，并喷射出燃油；“超级堡垒”已经无法再保持高度了，但是克劳斯仍坚持作为领航机，沿着轰炸路线飞行；又一架日本飞机冲向了这架蹒跚飞行的轰炸机，这次的撞击部位是三号发动机，剧烈的爆炸将三号发动机抛离了机身！

但是在旁边机组的惊讶的注视下，这架失去了右侧的两台发动机，机身还被撕了个大洞的飞机，居然还没有失控，克劳斯少校仍旧驾驶飞机向着目标前进。

正在操作机枪的尾炮手。

第三架日军飞机撞上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架飞机直接将机头撞进了轰炸机的机腹，在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后，克劳斯的轰炸机已经支撑不住了，在其他机组的注视下，飞机开始了死亡螺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飞机坠落到低空的时候，克劳斯少校居然将飞机改出了螺旋下降状态——机头向上，飞机似乎在向队友们做最后的道别，看见这一幕的所有美军机组都觉得自己“喘不上气”；很快，飞机翻转过来，一头扎进了大地，所有机组人员无人逃生。

虽然后来有其他机组声称，在“汤姆叔叔的小屋”飞行的最后几分钟里，他们的炮手击落了9架日军飞机，但是这一战绩无法得到证实。

最苛刻、漫长、孤独的空中战斗

1944年的轰炸日本的行动，前后共计投下了1550吨炸弹，只有2%（是的，没有看错，只有2%！）的炸弹落在了目标区域300米范围内，仅有对于名古屋飞机发动机工厂的攻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中还有12月份地震的一份功劳）。

总结1944年的轰炸成果后，美国人失望的发现，原来寄予厚望的B-29对日本人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造成了上千人的死伤，但这远远不足以让日本人逃离城市和工作岗位。

执行任务的轰炸机滑入跑道，开始往返距离高达4800公里的征途。

战后的调查中，美国人甚至哭笑不得地发现，初期的空袭成为了一些日本人创作诗歌的灵感：

“东方苍穹隐隐呈现一架、一架，又一架的B-29，”一名妇女写道，“飘扬着洁白的气带，以完美的编队翱翔，穿过金蓝色的天空，就像珍珠鱼在万物的海洋中畅游。”——居然可以将致命的战争机器描述得如此动人。。。。

和不如人意的成绩成反比的，却是日益上升的损失和伤亡：

在44年的最后一个月里，轰炸机大队损失了188名机组成员，其中有116人是因为水上迫降，最终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之中。

军营里面有大量的空荡荡的床铺，和成堆的，没有打开即将退还给寄信人的信件。

面对这样的牺牲，“超级堡垒”的机组人员们只能努力说服自己，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我们觉得那是值得的，我们必须相信那是值得的，”一名B-29飞行员这样告诉《时代周刊》通讯记者罗伯特·施罗德。“但是，代价太高了。我们牺牲了很多优秀的人员，尤其是像大队长和中队长那样的关键人物。”

这些年轻人还不知道，最残酷的空中厮杀和牺牲尚未达到高峰。

空中的战斗是孤独而残酷的，天气的状况依旧决定着二战时期空军的作战效果；和地面战斗不同的是，空中战斗的死亡人数是受伤人数的三倍——而地面作战时，士兵受伤人数是死亡人数的三到四倍。

广泛使用的大口径机枪、机炮、高射炮，还有高海拔；让轰炸机上的受伤者也难以得到医疗救助。虽然被称之为“超级堡垒”，但是为了提高载重，铝制的机身实际上非常轻薄，机组人员几乎不用指望能够从中得到多少保护，一旦被大口径的机枪或者机炮直接命中，估计连个渣都剩不下了。就像著名的《球型炮塔射手之死》的最后一句写的那样：

“我死了，他们用水管把我从炮塔里冲出来。”

即使机组成员能成功地从被击落B-29轰炸机中跳伞，也不一定能够生还。他们除了面临被抓捕和囚禁的危险外，还会被敌国的平民当作纵火犯而现场私刑处决。尤其在后期执行低空的火攻任务时，许多机组成员干脆连降落伞都不戴，因为就算安全降落到地面，也会当场被熊熊烈火烧死，或被愤怒的民众打死——在敌国的领空跳伞时，地面上没有谁会忘记他们干的“好事”。

听取任务简报的机组成员，救生衣是必备的。

和许多人想象中的不一样，驾驶着“超级堡垒”往返4800公里（3000英里）去轰炸东京，实际上是二战期间最为苛刻和漫长的战斗任务——如果从中国基地起飞，这段距离还要多出300多公里。

每一次飞往日本的遥远征途都无疑是场空前的挑战，机组成员需要在导航员的指引下，飞过辽阔的开放水域，飞行2400公里，才能抵达目标；然后在完成危险重重的轰炸任务后，再次掉头飞越2400公里，返回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

这是挑战人类耐力极限的飞行，每次任务，如果加上听取任务简报和返航后的汇报时间，机组成员几乎要花上24个小时；除了飞行时的紧张情绪，如何长时间保持注意力也是个困难重重的任务——沉沉的睡意是所有的“超级堡垒”机组成员的敌人——咖啡和苯丙胺药物刺激有一定作用，但是并不明显。

工作中的导航员

“我第一次睡着的经历也是最后一次，”一名飞行员回忆道，“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成员都睡着了，飞机由自动驾驶仪驾驶，幽灵般游荡着。”

为了保持清醒，机组成员们戴上面具呼吸纯氧，或者用收音机收听“东京玫瑰”的播音。即便对于这些身体条件处于巅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往返日本的战斗飞行中所消耗的精力也需要四五天才能补上。

而雪上加霜的是，每次任务的前夜，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睡着，所有人都在担心，自己能否从第二天的任务中活着回来。

而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两个时间段最为危险：

所有人都在担心起飞，机组人员需要齐心协力，才能够在40秒内让这架满载燃料和炸弹，重达60-63吨的庞然大物，从长度2600米的跑道上升空；

另外一段最危险的时间，无疑就是在目标上空的5-10分钟了，日本人的高射炮和高空截击机部队会在雷达的大概指引下，迎战50-75架无护航的B-29（1945年4月后，P-51野马才能够从硫磺岛起飞进行护航）。

日军通常可以集结起200架左右的战斗机投入战斗，敌机从正面，侧面呼啸而来，炮口喷吐着火舌；如果正常攻击效果不明显，相当的一部分飞行员很乐意采取撞击战术攻击；尽管B-29自身的防卫火力极为强大——初期每架飞机上都有10-12挺0.50口径的重机枪——但是日军往往无视弹雨，发动攻击。

1944年，从驾驶员的窗口拍摄，一架日本飞机正直扑过来。

许多飞机无助地坠向大地，而最让人受到震撼的莫过于，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挥手向你道别，然而你什么都做不了。

轰炸的过程本身需要至少90秒的时间，对于机组成员们来说，这简直就是永恒的瞬间：

在接近目标后，轰炸机将飞到指定的高度，这时候，驾驶员将打开自动驾驶仪，调成自动驾驶；投弹手要负责保持飞机方向稳定地从目标上空飞过，他会通过轰炸瞄准器控制飞机的飞行路线，而驾驶员仍然要负责控制飞机的通过速度。

这个时候，保持水平直线飞行的轰炸机恰恰就是最合适的靶子，进入了轰炸路线的飞机是地面高炮部队最容易锁定和预估提前量的目标；哪怕日军的高射炮火力密度和准确度完全无法和德国人相比，“让炮弹滚远点”的鬼哭狼嚎仍然是机舱里面常见的祈祷词。

一架被击伤的B-29开始了它挣扎返航的历险。

当炸弹投向地面后，轰炸机开始掉头返航，这也不意味着开启了一段轻松的旅程——任何问题，从机械故障到恶劣的天气，都会将返航变成一段挣扎求生之旅。

虽然“超级堡垒”足够坚固，只要主要的控制翼面没有被打掉，至少还有两台引擎能够工作，就有机会返回基地，注意，只是有机会；对于一架受伤的飞机来讲，太平洋的广袤空间，在日本领空伺候、维修一架受损的轰炸机无疑是个噩梦。

哪怕飞机完好无损，不足半小时的燃料冗余也让人不敢掉以轻心，在硫黄岛落入美军手里之 前，日本海岸线外2300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任何安全的跑道可供“超级堡垒”降落。而那些缺乏经验的机组人员会被浓密的云层，黑夜误导，因而不得不耗费更多燃油才能返回正确航线。

漫长的返航途中，机组成员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吃快餐，有的仍旧在工作。

几乎在每次任务中都有B-29坠入大海，或者是受损严重的机组成员跳伞或者进行海上迫降；当遇上这种情况时，生还几率的大小完全取决于降落地点距离基地的远近，在巨大的蓝色洋面上搜索一个小小的橡胶救生筏，这无异于海底捞针，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情况下。

而救援部队不可能穿过日本人的控制区域（潜艇除外）进行营救，即使是救援潜艇，除非飞机能够在晴朗的天气里迫降到指定位置；否则潜艇找到被击落的机组的机会也很渺茫。

至于海空联合搜救，当时的军舰和飞机的航程都很有限，导致了海空搜救的范围极其有限——一般不会超过500公里。也正因为如此，初期被救回来的逃生的机组比例很低。

至于那些挣扎着飞回了塞班岛的飞机，受损的飞机有优先着陆权，而剩下的飞机就不得不依靠快见底的燃油，苦苦等待降落的信号，天空很快变得拥挤起来，所有的机组此时都不会谦让了，解决的方案就是想办法跑赢你的队员。

空中排队等待降落的B-29机群。

各位读者，你们以为现在可以松口气了吗？不不不，历经苦难返航的飞机仍旧有可能在降落时坠毁在跑道上，摔成八瓣，燃起熊熊大火。。。

“美国少女号”的传奇和威士忌吉祥物

即使进入了新的一年，似乎情况还反而恶化了：1945年1月，平均每次轰炸日本的任务都会有四-五架B-29无法返航，平均损失率为5.7%。

被打得最惨的中队堪称遭到了灭顶之灾——第873轰炸中队的17架B-29损失了10架，被击落的99名机组人员中有80人丧生。

在1月3日对名古屋的空袭中，汉塞尔不得不开始进行拖延已久的燃烧弹火攻实验，97架轰炸机飞往目标，最终只有75架抵达（可怕的折返率），燃烧弹从万米高空散落而下，下面的城市里燃起了70多处大火，但是最终只烧光了相当于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

这次进攻的成果显然无法被视为“大屠杀”，5架B-29被击落；其中一架名为“美国少女”的“超级堡垒”，在这场空袭中的经历，成为了诸多传说的蓝本。

空军的参谋军士（Staff Sergeant）詹姆斯·克兰茨是“美国少女”号的左舱炮手，他一直有种预感，在某次飞行中，他可能会被迫离开他的飞机。

他决定提前做好准备，于是他打造了一副坚固的安全索，每次出任务的时候都套在自己身上，安全索的另外一头牢牢地拴在机身一个坚固的架子上。

在名古屋的天空中，克兰茨的恐怖预感成为了现实，一架日本飞机射出的炮弹击碎了他的有机玻璃弹舱，瞬间的失压将他吸出了飞机——他自制的安全索将他拖在了飞机外面；时速320公里的高空急流吹掉了他的氧气面罩，缺氧昏迷的克兰茨就像个沙袋一样吊在机尾。

旁边的飞机拍摄的克兰茨挂在机舱外的照片，被救起来时，他在舱外悬挂了十分钟。

四名队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才把他拉进了机舱，安全返航后，塞班岛上的医生惊讶地发现，克兰茨除了肩膀脱臼，手部和一条腿严重冻伤外就没有任何损伤了。

汉塞尔仍旧反对火攻战术，他坚持认为，精确轰炸战术仍然可以在实战中改良，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可是，他的上级阿诺德将军已经不可能给他更多时间了。

花费了天价研发费用和生产费用的“超级堡垒”项目（超过了“曼哈顿计划”），既无法保证足够的攻击强度，也无法做到精确轰炸；高昂的损失只炸死了不到1000名日本人；这个项目在批评者的眼中，已经快成为军事史上最昂贵的失败项目了。

和这个相比，希特勒耗费巨大的V2火箭项目所吞噬的资金，完全就是微不足道。

“钟馗”式高空截击机

到了1945年的1月份，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计划制订者和分析人员对于继续对日进行昼间精确轰炸的疑虑与日俱增。阿诺德和他的司令部的计划人员想要在轰炸机挂载的标准高爆炸弹中混入一些燃烧弹。

还有人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战术——向日本城市发动全面的火攻——把整个该死的国家的所有城市通通烧成灰烬，而不用去考虑什么具体的军事目标。

战术调整势在必行，反对火攻的汉塞尔必须让路，而接替他职位的，就是原来在中国指挥“马特洪山行动”的李梅将军。

在李梅前来上任的空隙时间里，汉塞尔再度进行了精确轰炸的尝试：

1月9日，79架轰炸机空袭武藏野的中岛工厂，运气一如既往的糟糕：18架飞抵目标，24枚炸弹落在目标区域附近；两架轰炸机被击落，返航时又损失了四架；

1月14日，空袭名古屋三菱工厂，5架轰炸机被击落。

“飞燕”

在空袭名古屋的行动中，“少女回家”号B-29演绎了另外一个传奇故事：

在1944年11月从旧金山飞往塞班岛的时候，“少女回家”号的机组人员偷偷地在机舱里藏了两箱上好的威士忌；结果一到基地，就忙于备战，这两箱酒一直搁在飞机上；首次出战后，安然返航的机组成员觉得飞机上的违禁品是他们的幸运符，于是他们发誓，一瓶都不喝。

1月14日的名古屋上空，似乎一半的日军战斗机都把“少女回家”号当成了目标——这次也是机组的第13次任务。

在漫天飞舞的曳光弹中，“少女回家”号的一号和四号发动机先后中弹熄火；轰炸机逐渐在失去高度，进入低空后，更多的日军飞机围了上来，更多的子弹打在了机腹，无线电和氧气系统都被干掉了，三名成员受伤；而更致命的是——第三个发动机被打爆了，现在就剩下一个发动机在坚强的工作了。

返航途中，机长马奥尼少校坚持说，“别提什么迫降，少女号就要回家了”；在所有人惊恐的注视下，被打爆的发动机轰的一声脱离了机翼，在夜空中翻滚着，消失了——却没有对飞机造成任何损伤。

这架伤痕累累的B-29是最后一个降落的，它比其他人足足多飞了一个小时；落地后，维修人员发现，这架飞机上唯一毫发无损的，就是那两箱威士忌了。

“飞燕”式战斗机

1月19日，即将离任的汉塞尔发动了他任上的最后一次精确轰炸，目标是神户附近的川崎飞机工厂，这里同样是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飞机生产基地，1944年生产了17%的飞机机身，12%的飞机发动机，而且，极具威胁的Ki-61“飞燕”（三式战斗机）也是由这里生产的。

空袭的时候，似乎老天爷也在照顾情绪低落的汉塞尔将军，居然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晴朗天气。汉塞尔将军破天荒的第一次命令轰炸机降低高度，在7500-8000米的高度进行了攻击。

这次空袭堪称高空精确轰炸的样板，行动近乎于完美，照片显示，超过1/3的厂房屋顶被炸毁，而最关键的是，没有一架B-29被击落。

而实际上空袭的效果比照片显示的还要好得多——美国人战后才知道，这次空袭，直接让川崎工厂的战斗机机身和发动机的产量锐减了90%。

1945年1月19日，美军对神户的川崎工厂的空袭，堪称教科书式的高空精确轰炸。右上角的三角形是飞机掩体。

汉塞尔终于取得了令他满意的空袭成果，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指挥。就在空袭川崎工厂的战斗结束后，他向李梅移交了权限。

在中国的经历，让李梅非常清楚B-29在日本上空所面临的问题，他对于未来的战斗没有任何的幻想，他只有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现在，那只火鸡就在我脖子周围，”李梅对他的参谋说到，“让我们大干一场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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