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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溃退

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淞沪会战中，1937年10月之战是阵地战的高潮，接踵而至的11月的大撤退，则是大转移的高潮。阵地战高潮以大场的陷落画上句号，而这场大转移且在其实际进程中迅速演变为一场大溃退，一直退到南京城下和苏皖边境，才告终结。

淞沪前线60多个师几十万人的西撤,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略性的大转移，这种大规模的撤退行动，不仅在抗日战争中是空前绝后之举，就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战略性的退却行动，直接决定了淞沪会战的最后的结局，而其影响所及，也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抗日战局和南京保卫战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本来，众所公认，撤退是任何军队都可能经历的战斗行为，又是组织最为困难的战斗行为。稍有不慎就会演变成为全军的崩溃。成功的战略性撤退，必然离不开精密的计划和精心的组织。对于撤退开始的时机、退却的路线，以及退却终点的选择，乃至用于阻击敌尾追部队所需要的兵力等方面统帅机关都必须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方针和坚强有力的举措，而绝不能让退却成为一场逃跑式的溃退。以此而论，淞沪会战后期的这次退却，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成功的，事实上，它成了一场纷乱失序的大溃退，而定位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

这场大规模的战略退却，决策过迟，一再迟延导致丧失先机，这是最高统帅部的严重失误所致。如前所述，在9月底10月初刘行失守前后，蒋介石未能接受陈诚、张发奎等人的建议，主动调整战线实行战略退却，这是丧失退却的最佳时机于先。10月25日大场失守时，如果当机立断，主动实行战略退却，虽然形势于我已不如刘行失守之时有利，但仍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可是，蒋介石再次拒绝了白崇禧、刘斐等人的建议，力主在苏州河南岸进行固守，丧失了退却的有利时机。殆至日军第十军在金山卫登陆,日军两翼酉回的战略攻势已难以击破，蒋介石再次不接受陈诚等将领立即调整战线、实施战略转移的意见，仍要求再坚持若干天，这就丧失了最后的退却时机。

前线指挥部同样被动应付，缺乏预见。“特别是敌在金山卫登陆后，还只知投入不足之兵力来堵塞突破口，还企图在松江地区消极固守，而不知急速在青浦、青阳港设置收容阵地，在其掩护下，使上海正面部队退守吴福线、锡澄线，进行持久抵抗。”11月8日晚的撤退命令，可以说是一个不该迟到而在事实上却是先后三次被延误了的命令。

78军军长宋希廉

这场大规模的战略退却，在事先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准备。作为一个有几十万大军参加的规模巨大的撤退行动，南京统帅部事先竟然并未命令全军进行准备。在部队官兵中从未作过战略转移的任何酝酿和部署。各支部队对自己的退却路线茫然不明，更谈不上在事先派出先遣队进行勘察和探路了。退却的命令突如其来，前线的高级将领在事先都毫无所知。当时担任78军军长的宋希濂回忆道:“11月9日下午6时，张发奎和我通电话，说:‘委员长命令我军务必在沪西再支持几天。’但到8时，张又突来电话，命本军于当晚立即向昆山方向撤退。9日这一夜的退却，简直是混乱极了。”

在大量部队西撤的沿途各地，事先均未设置兵站、筹措供应，以致成为“兵马已动，粮草无着”的局面。作为大军西撤的主要终点吴福线、乍嘉线、锡澄线阵地，在事先又未作作战准备。这几条战前苦心经营的国防线，在西撤部队到来前竞然毫无准备，掌握工事图纸和钥匙的地方官员竞已逃之夭夭，连工事的门户也未打开，作战通道都未清理疏通。及至后撤部队到达时，“既设阵地线工事无图可按，无人指示，无钥开门”。此外,地方军政机关亦都未为配合战略退却作过何种准备。薛岳在西撤途中于11月18日向蒋介石、顾祝同、陈诚提出的一个报告中，对地方军政机关就有所指责:“在国防阵地带内之军政机关人员，尤其兵站、交通、通讯、卫生等设置，同时失却联络，无人负责。”

这场大规模的战略退却，是在没有任何一支战略预备队的配合和接应之下进行的。淞沪会战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战役，并未设置具有足够实力的战略预备队，尤其是在吴福线、乍嘉线和锡澄线没有配备必要的可以机动的兵力，这不能不认为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大失误。这第一和第二道国防线，按照既定的战略构想，是在淞沪前线部队逐次后撤，继续抗击日军的主要阵地，在这里预先集结和驻扎必要的机动部队，乃为战略上所必要。

还在9月间，张发奎和张治中有见于此，曾向蒋介石建议:在上海作战的同时，“先以约10个师的兵力预行占领苏、嘉、吴、福之既设国防工事，作为第二抵抗线，此10个师之兵力，除非用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他状况转用”。可是，南京统帅部并未重视在国防线预置战略预备队的必要性，相反，却是孤注一掷，不计后患，把所有可以使用的部队悉数调到淞沪战场。因为战略预备队用尽，以致到大军西撤时，既设国防线上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前来接应，掩护撤退和阻滞敌之进攻。显然，这也是这次撤退溃败的个原因。

闸北大统路青云坊的成排新式里弄住宅被日军炮火完全摧毁。

这场大规模的战略退却，因为其行动丧失先机，全无准备，又无战略预备队可资机动，以致完全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主动权的得与失，固然是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分不开的，但也是和作战指导的正确与否分不开的。南京统帅机关和第三战区的战争指导和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是造成这次战略撤退陷于全面被动的主要原因。撤退过程中极度混乱的失序现象，如各个部队行进的交叉、方向的迷失、友军之间的误会、指挥官与部队相脱离、上级不能掌握下级、部队寻觅不到自己指挥机关和长官所在的位置，以及各部之间的混杂和军民的混杂等等现象，无不是丧失了战场主动权的种种具体表现。

一路溃退中，不少高级指挥机关屡遭日军挺进队和便衣队的袭击，陷于瘫痪。薛岳所在的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进至安亭时，因巫剑雄部的自行撤走，意外遭到来自青浦的日军侦察分队的袭击。在转移中，薛岳的座车又遭日军扫射，司机、副官、卫士都被打死。薛岳从车上跳出，泅渡过河，才幸免于难。胡宗南的第17军团司令部在南翔至昆山间的公路上，也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攻击，司令部人员和警卫连士兵牺牲不少，胡宗南侥幸生还。如此纷乱的结果，在整个退却过程中，几十万大军竟然几乎组织不起一次真正的有效的反击战，几乎是一路溃退，这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集中表现。

这场大规模的战略退却，不仅左、右两大集团之间，几乎没有作战上的协同与配合﹔在两大翼内部，各个集团军、各个师之间，往往也是互不协同，各奔行程，如同一布袋破裂了的马铃薯散落在地，各自纷纷滚走，谁也不管谁了。

右翼集团的许多部队因为在苏州河和黄浦江之间，与日军距离很近，为免于被进展迅速的日军包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西撤。退却的路线也未划分清楚，与友邻部队的联系中断，各部车辆、马匹、火炮堵塞道路，各部又竞相争路，人员和武器均不能顺利通过。又加上日军飞机轰炸、便衣队袭扰，部队陷于混乱，以致预定守住青浦-白鹤港之线的计划未得实现。遂于11月11日后纷纷渡过苏州河，退向昆山、苏州、无锡方向。

左翼集团本来打算守住昆支阵线、但从南翔、嘉定、浏河到昆山50多公里，大军崩溃，各部争先恐后，撤退下来的部队已很纷乱。昆山当地军政机关又多已星散，粮弹补给全无着落;日军又已在浒浦口、白茆口登陆，直接威胁大军前进道路。结果昆山守不到2天，就被迫弃守。

当常熟、虞山阵地被日军突破后，廖磊与罗卓英电话会商处置办法，并向薛岳和顾祝同请示。不到半天，廖磊与罗卓英之间的电话即告中断，廖派出参谋长前往练塘镇罗卓英司令部联系，到达时始知罗卓英和15集团军司令部早已撤退，但却在事先不向21集团军通报。集团军一级的情形如此，师一级的状况更为纷乱。67师黄维所部奉命守御泗江口公路桥，掩护大军过河。这时该部实力已所剩无几，原来的4个团只够编成为4个营，留守桥头，让其他部队先行撤离。但在部署完成后，却发现自己的左右两翼已无可以依托的部队。原来担任侧翼掩护的广东部队已经先行开走了。结果当夜日军就在67师防地的西边偷渡过河，袭击西撤的国军，给国军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甚至出现自相践踏的情形。

这次溃退式的大规模撤退，兵员、武器装备以及马匹和车辆损失极为严重，对全军士气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在这半个多月的撤退过程中，兵员和武器等各项损失，难以精确统计，也未见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公布过这方面的材料。在这里引述一位这场大撤退亲历者的认识和估计—当时担任第18军14师参谋长的郭汝瑰说道:“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3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这即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溃退遭受的损失，甚至比此前3个月作战的损失，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述估计是从总体而言，如果从部队的个体来看，情形亦是如此。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1团第9连代理连长李纂超的回忆，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这个连从莘庄附近向昆山方向后撤，“到达苏州河上的黄渡大桥时，天已破晓，大部队涌向一点，混乱无法形容。同时桥头已敷设地雷，桥身已遭到敌机破坏，尤其意外的是，由松江、青浦方面突入的敌挺进队，已用火力封锁了该桥，有意让我军自投虎口。在这紧急情况下，大家无暇深思熟虑，但求在敌机开始活动之前，迅速通过，原来的后撤序列，再也无法维持。因此，通过大桥时，争先恐后，以致许多重火器和人掉到河里去。我连通过时，采取了前后战士紧拉腰皮带的办法，依靠人墙的掩护，才未遭受重大的伤亡。通过后清点人数，100多人幸存者约70名”。其实，这仅仅是这支部队在西撤途中首次遭到的损失而已。

这场大规模溃退的最大的恶果，莫过于京沪之间的吴福、锡澄国防线和沪杭之间的乍平嘉国防线的丧失，以致首都南京的门户洞开。本来，按照南京军事当局的战前对于淞沪作战的计划，在上海并不准备进行旷日持久的死守，而是计划在这几道既设国防线上节节抵抗。可是淞沪作战时几次该退未退，一再拖延，最后又撤退过迟，同时日军两翼迁回，追击迅速，并从空中日夜跟踪轰炸，西撤部队争先恐后向西奔突，一批批马不停蹄地越过国防线，再也不可能在这里组织起有效的阻击战了。

这一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缺乏战略目光，指挥不当，致使上海各部未能及时主动撤至永久阵地，利用这些永久工事，继续作战，消耗敌人。当部队被动撤到永久阵地时，迫于敌人尾追，无喘息余地，不得不一退再退，永久工事无从利用”。

同时，国防线所在地区，作为军事要地本应预作准备，部署专门队伍进行掩护和应接，并对国防工事妥善维护。可是，在事实上，这一切全都付诸阙如，完全无人负责。第15集团军98师从广福向常熟撤退时，“当时官兵思想,认为常熟、昆山有国防永久坚固工事，能作持久抵抗，待机反攻，因此在撤退时并不气馁”。

哪知，该师进到常熟城以东既设阵地时，却“出现既没有现地工事位置图,找不到工事位置,亦找不到钥匙。据当地老百姓说，工事位置图和钥匙是由保长保管的，而保长早就逃跑了”。该师的一个副旅长龚传文率部进入既设阵线，找了许久，才发现掩体的所在。但门洞都有暗锁锁住，无法打开，用十字镐和大石头来打都未能把门敲开。最后从师部得悉，钥匙在附近村子的乡长手里。等派人赶到那儿，乡长已不知去向。凡此种种，在国防线上各地几乎都有发生。罗卓英11月19日率部撤离吴福线之前，曾向薛岳报告国防线上的诸多问题,其中写道:“一、既设阵地与工事无图参考,无人指示，无钥开门。二、因前线之撤退，而在国防阵地带内之军政机关人员，尤其兵站、交通、通信、卫生等设置，同时失却联络，无人负责。”

再者，这些国防工事的分布和建筑，也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些工事大都是一些钢筋水泥的重机枪巢，作为阵地的骨干,有少数还只是简单的机枪掩体。至于交通壕、步兵掩体和工事前方的障碍物都并未完成。各个工事之间也无交通壕沟通。98师参谋长方靖本来对国防线寄予希望，到了吴福线实地勘察，大出意外，只见“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水泥机枪掩体在公路大道两旁南北三四百米之线，仅有十几处像垃圾堆的土包一样，当时掘开上层，有的是机枪掩体，没有钥匙打不开，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了是棺材，不是水泥工事，再向三四百米以外去寻找，就找不到水泥的掩体工事了。……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每个掩体工事仅能容一班兵、一挺轻机枪,在日间不能联络，后方弹粮也送不上来，只有在夜间补给”。

工事本身在建筑上也有许多不合作战要求，有的设计不合理，有的基础不固，有的偷工减料、质量低劣。而且，当初选择国防阵地带时，以为江南一带河汉纵横，又有淀山湖、阳澄湖、昆城湖、太湖等诸多湖泊，可为天然屏障作为依托，日军难以迁回。结果，湖岸上都未置防御设备。但日军对于在江河湖汉地区的作战，事先早有准备，配备有工兵和汽艇部队，架桥填沟，轻舟涉水，行动甚为快捷。特别是金山卫登陆的日军，事先更准备了可以装卸的摩托艇，由专门队伍背负，遇水即渡。在横渡淀山湖、昆城湖、阳澄湖和太湖的作战中，日军即利用快艇部队，轻易地渡越未设防的水域，每每打乱和截断国军的防线。

这场近乎总崩溃的在中外战史上罕见的大撤退，除了客观上的原因以外，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在战略战役指导上的严重失误所造成的，是此前几个月在军事上、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错误酿成的恶果，归根结底是其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产物。

就这次撤退的本身而论，其所以遭到如此惨重失败，主要原因也正在于蒋介石的决策失误和指挥不当。正如旅美的史学家黄仁宇，在对《蒋介石日记》作研究后指出的:“大兵团在敌前退却，为军事上最高度及最难能的技术，即是训练成熟之部队，素质一致，彼此有信心，也须绵密的部署，经过演习，方能希望行动不脱节，维持必要之秩序，断无在不执行佯动，不指定掩体阵地，不派遣收容部队，不部署通信联络，和不预筹兵站补给之情形下达成期望。从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有关文件看来，以上各种举措可能全未施行，即有执行亦不过挂一漏万。”如此领导和指挥下的这场大撤退，其失败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11月中旬结束之时，上海以西的苏南地区和苏浙边境地区的军事态势，一方面，是国军沿太湖南北两线，向无锡、常州、南京方向和吴兴、长兴、广德、宜兴方向撤退，另一方面，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分两路由太湖北面和太湖东南地区进行追击。11月19日，日军第18、第114师团攻占嘉兴，国崎支队占领太湖南岸的南浔﹔第9师团攻占苏州;第11师团占领苏州以北的莫城镇;第16师团攻占福山;第13师团占领常熟以北、福山以南之肖家桥一带。

从上海到南京

日本军部原先制订的上海作战计划，就其直接目标而言，是要歼灭当面的国军主力，占领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当时尚未提出要攻占南京。1937年11月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组成时,东京参谋本部给予它的任务是:“在海军的协同下消灭上海附近之国军，摧毁其作战意志，以达结束战争之目的。"同时，规定“华中方面军之作战地区大体为连接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同月14日，松井石根向正在西进的部队发出关于作战境界的命令，大体上仍以参谋本部的上述命令为准。其中规定:“上海派遣军的部队前进占领至福山镇、常熟、苏州一线为止;另以2个师团在昆山、太仓地区集结”;“第十军前进占领至平望镇、嘉兴、海盐一线为止。”

但在事实上，所谓“嘉兴、苏州一线以东”这条控制线，只不过“控制”了短短的5天时间，就被日军完全冲破了。充满着冒险性和疯狂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这时整个国家的战争机器已经全部开动了起来，再也无法控制了。上至日本天皇裕仁，下至前线军人，特别是在军部占着压倒优势的战争扩大派，如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作战部长下村定，以及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等，无不主张扩大用兵，对中国实行彻底打击。趁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之前予以征服，以实现日本的长久对华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北与苏联较量、南与英美争霸。

虽然，在军部中也有以原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主张扩大对华战争的意见，但此一主张的影响力已越来越弱了。淞沪战场国军的失败，以及以出乎日军意料的速度向西溃退，使现地日军的战争狂热急剧升温，增强了松井石根等人进攻南京的信心并影响着东京统帅机关。

松井石根迷信于“中国一击”论，认为只要南京国民政府存在一天，“中国事变”就无法解决，要解决就必须打垮南京政府，逼蒋介石下台。他并且鼓吹说，如果“中国事变”能予解决，苏联问题就等于兵不血刃地解决到了某个程度，英国问题亦复如此。松井石根之外，柳川平助也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急先锋。无论是进攻南京，或是冲破苏-嘉控制线，他都是打头阵。11月15日，他就在前线私自决定，将向南京实行进攻，并且向东京鼓吹道:如果能够把握这次机会，断然前进，20天之内必可攻占南京。

11月19日，松井石根和柳川平助未待东京参谋本部的命令，来了个“先斩后奏”,下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上午，柳川平助向第十军各部发布命令:“国崎支队经湖州、广德向芜湖追击，断敌退路。第18师团经湖州、广德、句容向南京追击。第114师团经湖州、长兴、溧阳向南京追击。第6师团先向湖州前进。”同日下午，松井石根命令上海派遣军准备进攻无锡。松井石根惟恐东京方面对进攻南京有不同意见，于22日向参谋本部提出“为迅速解决事变，华中方面军须乘当前敌之颓势攻取南京”的书面报告。参谋总长闲院宫对松井石根和柳川平助的意见表示首肯，“24日由参谋总长发出撤销过去以苏州、嘉兴一线为作战地域的指示”，批准了向南京进攻的军事行动。

11月20日，日本战时统帅机关大本营成立。24日，在天皇裕仁的主持下，召开首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参谋总长闲院宫、军令部总长伏见宫、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参谋次长多田骏、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下村定、军令部第一部长近藤信竹等人出席。大本营会议全面肯定七七事变以来的日本侵华战争。闲院宫和伏见宫分别就陆军和海军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作了说明，并获会议的确认。

下村定强调:“陆军自事变发生以来，在海军的密切协力下，在各方面予敌军以重大打击，今后将继续此种强压作战。”被初期作战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本最高决策者们，在天皇的直接主导之下，确定了今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作战计划。对于华中地区的作战，会议确定:“根据今后的情况，命该(华中)方面军做好新的准备态势，进攻南京或其他地区。”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了“以现有兵力攻占南京”的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略敌国首都南京。”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的道路上又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战斗在太湖南北

在日本华中方面军接连向着吴福线、苏嘉线和锡澄线进犯，进窥南京的意图愈来愈明显之时，南京统帅机关在11月16日发布了《淞沪抗战第3期作战计划》。这是南京政府关于淞沪会战的最后一个作战计划，它已经把守卫既设国防线的作战与防卫南京的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个计划规定的作战方针，是以“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为作战目标。要求在京沪线和沪杭线两个方面阻敌前进，逐步将主力退却集结于以广德为中心的地区，待四川军队6个师到达后“转移攻势”，歼击敌军，“同时抽调一部，巩固首都”。

上述作战计划下达后不久，福山、常熟、苏州、嘉兴先后弃守，吴福线和苏嘉线被日军突破。国军向太湖南北地区且战且退。日军侵入吴福线和苏嘉线后，即分兵三路向南京方向进犯。一路以海空联合力量，进犯江阴、镇江、江宁要塞，企图突破长江封锁线，长驱直入内江，从水路进窥南京;一路在长江南岸、太湖以北，沿京沪铁路，越过锡澄线，直迫南京;一路循太湖南岸、京杭国道，窜犯苏皖边境，企图包抄南京，并截断国军的归路。

这时，国军的大规模溃退并未终止，不过速度有所减低。左翼作战军总司令薛岳在11月19日14时下令“放弃固守吴福线阵地之计划，逐段撤退，以掩护锡澄线阵地之占领”。同时命令第15集团军主力和第21集团军，分别向宜兴和武进撤退，以第26军萧之楚部和第39军刘和鼎部留置于锡澄线上，掩护第15和第21集团军的后撤。

“国防线”图

顾祝同和薛岳其时已预计锡澄线难以固守，敌攻南京势在必至，遂部署第21集团军沿京沪线西撤武进，以便尔后向南京正面集结，掩护南京外围阵地。同时，以第15集团军之第11、第14、第67、第98、第13、第40师等各部，从京沪线无锡以西向太湖西南方向转移，进入宜兴、广德地区，以阻击日军沿太湖南岸进犯南京。11月21日夜，第15集团军主力到达宜兴。23日进至广德。第21集团军指挥的第48军和第39军等部，在19日傍晚开始，从常熟以西向无锡方向后退。20日至21日到达锡澄线。

这时，21集团军指挥的2个军近8个师的部队，并未参加守卫锡澄线的战斗，也没有按预定计划向武进方向西撤，而是在无锡“奉命改向长兴转进。各部将抵长兴时，又奉命到宜兴张诸镇集结整理。后因吴兴情况变化，复奉命经广德向孝丰西南山地布防”。

第21集团军撤退方向从京沪线改变为退向苏皖边境的广德一带，当时在该集团军担任兵站分监的蓝香山有如下回忆:“蒋介石原令桂军参加南京防卫战……由于白崇禧恐桂军全部牺牲，不让桂军入南京。”在第15、第21集团军从无锡附近向宜兴、广德方向撤退的同时，薛岳直接统率的第19集团军和胡宗南第17军团，亦沿着京沪线向武进、南京方向西撤。作为京沪之间第二道防线的锡澄线，未经战斗，未予发挥其御敌作用的情况下，在26日晚被放弃了。这时，只在江阴附近尚留有2个师，协同江阴要塞部队担任守卫，锡澄线就在一片溃退声中陷落。接着，日军第3、第9、第11和第16师团西向常州、丹阳、镇江进犯，攻击矛头直指南京。

在太湖南岸，日军第十军的行动甚为凶猛，国军同样无力阻挡其攻势。按照蒋介石的原定计划，是以左翼军守住锡澄线，右翼军确保临平-吴兴之线，为11月下旬至12月的作战目标。他曾在11月21日向刘湘、顾祝同、陈诚、张发奎、薛岳等高级将领发出电令，说“第三战区现在阵线，右翼临平、吴兴之线，为我军主力之后方，左翼锡澄之线，为我首都及长江之屏障，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此两方如辅车之相依，苟缺其一，均足倾陷我军整个之阵线，关系重大，莫过如此”，要求各军“必须确保现有阵地”。尽管蒋介石一再发令督促，西撤的两翼大军这时已组织不起有效的阻击战斗。在锡澄线弃守的前后，右翼作战集团各部也正在纷纷向太湖西南方向转移，并未有组织新的战斗的企图和行动。

浓烟弥漫的市区

日军第十军沿太湖南岸推进，对于南京的安全，以及第三战区主力的转移，都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如果日军夺占长兴、广德，进而攻下芜湖、当涂，不仅会对南京形成迂回之态势，还可以与上海派遣军合围由京沪线西撤的国军。为此，顾祝同一方面下令第21集团军火速派兵赶到长兴附近布防，另一方面又一再催促新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刘湘，速调四川部队第23集团军向广德一带集中。蒋介石还于11月21日直接下达手谕给21集团军，强调守卫吴兴的重要性，说“吴兴为今日抗战全局之重心，即为第二区之枢纽”，要求“不惜任何牺牲，死守阵地”。可是，这时右翼十几万溃军与成千上万的逃难民众，一路势如潮涌地向苏浙皖边境山区退走，形势岌岌可危。

21集团军的7个团在转运不及的情况下,仓促开抵长兴，迎击来势凶猛的日军。国军既无构筑工事的时间和器材，更无空军和炮兵的支援，连战防炮也没有几门。面对日军的优势火力，士兵们冒死冲锋，一批批爬上日军战车，用手榴弹和刺刀与敌搏战。整个作战全凭一片血肉之躯。如此作战，自然难望持久。11月23日，日军18师团一部由太湖分乘汽轮和橡皮艇百余艘，窜抵宜兴、长兴一带。次日，18师团一部占领吴兴。25日，长兴又告失守。第6师团亦在11月26日突破平望-吴兴之线，窜犯广德。国崎支队则由南浔经吴兴进犯泗安。

这时，国军除了一部分主力沿京沪线撤向南京外，大部分主力已退至以广德为中心的苏浙皖边境。同时，新近从四川北上参加抗战的川军第23集团军，已在11月上旬集结于南京附近各县。当日军向广德一带苏浙皖边境进犯时，23集团军奉命由溧水、溧阳和芜湖等地，向广德、泗安一线开进，会同从前线后撤的部队，阻击日军进攻。川军第23集团军，由新近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刘湘兼任总司令，唐式遵任副总司令，下辖第21军和第23军，共有5个师又2个旅，兵力约5万人。这个集团军，是淞沪会战中最后投入战场的一支主力部队。

广德、泗安地居苏浙皖边境之要冲﹐从这里向西前出芜湖、当涂，可切断长江航道、从后面包抄南京;而向西北进犯，则可直指南京城下。23集团军为阻敌进犯，命令第144师师长郭勋祺率部由泗安向长兴推进,145师师长饶国华率该师固守广德，146师师长刘兆藜率部协同守卫广德，147师师长杨国桢和148师师长陈鸣谦率2个师共同守卫泗安，独立第13旅和独立第14旅则部署于广德周围。

当日军来犯、军情紧急之际，川军中有个别将领在23集团军代总司令潘文华召开的会议上，主张采取稍战即退，保全实力的方针，有的人说:“中央军尚抵挡不住，我们这些地方军又得不到装备武器，现还有使用旧式双简枪的，咋个得行嘛!”144师师长郭勋祺抗战态度坚决,力主作战,他当即长小说:““敌沿太湖进兵,势颇技猖。为国家民族安危,只有在此奋战,寸土必争，故心迎头痛击，使寇遭受重创，才能振奋人心，然后逐步退却。如不战而退，则寇军势焰方张，我们要退亦无法退了。’……潘深以郭的谈话为然，当即指示应奋力决战，不得后退。”11月25日，日军占领长兴后，分兵2路进犯泗安和广德。

郭勋祺与进犯泗安日军1个旅团展开激战。川军初上战场，士气振奋，英勇冲杀，战斗竟日而不退。郭勋祺腿部负伤后，仍指挥部队进行夜袭，日军大感惊慌。经过3日的血战，郭师伤亡甚多，无力再战。28日11时，泗安失守，23集团军主力在泗安以西约3公里之高地线一带继续与日军激战。次日午后，在日军压迫下撤至广德县城以东地区。

接着，11月27日至29日之间，23集团军展开保卫广德的战斗。当年参加这一战斗的黄应乾回忆道:“攻广德之敌约4千人，挟其机炮优势，冒死进逼，并以飞机27架整天轮番轰炸，工事尽毁，城舍为墟。潘文华率同饶国华师长、田冠五旅长等与敌激战甚烈,士兵甚勇，坚强抵抗。”这场保卫战本来还可能坚持更多一些时日，因为145师有团长刘洪斋不听饶国华指挥，擅自后撤，以致阵线瓦解，日军在29日攻入广德，30日广德陷落。师长饶国华于广德失守后，愤而自戕。他是在淞沪会战中，继朱耀华因大场失守而自戕的第二个师长。第146师为阻敌西进，以438旅抄敌后路，向占据泗安之敌发起进攻，歼敌众多，还缴获了一批辎重车辆，创造了广德之战中的一个成功战例。

日军第十军夺占广德，打开了北上的通道，遂舍弃向皖南方向南撤的国军的追击，以主力直趋芜湖、当涂、南京，与沿京沪线西犯的上海派遣军相呼应，合围南京。

【未完待续……】

下一期将讲述淞沪会战中的最后一战——江阴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