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陈赓大将第三十四

陈赓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思想

国防现代化建设思想是陈赓军事思想最具现实意义的内容。陈赓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之一，是国防科技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他对于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见解。

陈赓对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在战争实践中逐步加深的。抗战时期，陈赓就认识到二十世纪是科学发达的时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是由近代科学和近代装备武装起来的，在战术上也是日新月异，比较先进。而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科学不发达，尤其是我八路军，武器窳劣，人员的文化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队只有加强训练，发扬现有武器的威力。

当时，他就非常注重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培养，曾办过干部训练班和学员训练班。干部训练班时间一个月，教材是《技术人员须知》和《电学原理》。学员训练班时间是四个月，教材是《无线电学原理》和《英文》。在临浮战役中，陈赓利用无线监听技术，窃听到胡宗南、董钊等敌军高级指挥官和黄正诚间的无线通话，全歼了黄正诚的“天下第一旅”。像临浮战役这样利用信息战，堪称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高科技战争”。在淮海战役中，4纵无线电工作完成了收获五十万字的艰巨任务。

陈赓一向注重特种兵兵种的建设。抗战时期，386旅就有通讯连、辎重连、骑兵连、工兵连和炮兵训练队、掷弹筒训练队。关于军工管理，陈赓在《太岳军区一九四四年军事工作方针》中就有所规定：(一)整理健全与扩大军工组织，分别在各分区设立厂所，使部人民武装的武器弹药能及时得到就地的部分的供给与补充。（二）大量采购收集军工器材，并使这一工作建立在群众基础上。(三）加强工厂管理和指导工作，增加生产数量，提高质量。（四）建立部队中的各级军械季报制度，适当调剂各部队之械弹配备。

在对黄维作战中，陈赓已经认识到就今后作战的规模与性质来说，后勤工作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作为我军中唯一同日军、法军和美军都交过手的高级指挥员，他对后勤体系、通信联络的作用有着深切的体会。1951年，陈赓在《对后方建军之意见》中写道：“在朝鲜与美帝作战，通信联络非常重要。因过去执行新编制，各军之报话机有些调回军区，但与现代装备之敌作战后，深深感觉只有加强，不能削弱。首先加强部队通讯工具而后再加强机动通讯部队，似乎妥当。”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陈赓亲身经历了敌我武器装备力量异常悬殊的艰苦作战，深刻地认识到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他在 1951 年 10 月 20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军若是装备改善，能操有制空权，美国是完全可以击败的。在现在情况下，敌要把我赶回鸭绿江，那是幻想；但我想把美敌赶下海去也是不容易。这证明战争将是持久的艰苦的。我们准备长期坚持！逐步改善我们的装备与交通，争取最后胜利。”

1952年，陈赓回国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抗美援朝战争形势时，就结合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提出，我军政治上强，技术上弱，技术成为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为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加紧培养技术人才，掌握现代化技术，改善我军落后状态，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军事工程学院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陈赓讲到：“现在部队要装备飞机、大炮、坦克车，以后还要有火箭、原子弹呢，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解放军就如虎添翼，无敌于天下！所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技术这个东风，掌握技术和培养技术人才是当前军队建设的头等大事。创建这样一个高级工程技术学院，对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学院所担负的任务是重大的、光荣的、也是艰巨和复杂的。”在此基础上，陈赓首次提出了发展军事技术教育是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基础性工程的重要思想：“办军事工程学院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主要一步”，是为军队现代化“打头阵、奠基础的”。

陈赓敏锐地注视着苏联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国防高科技发展动态，密切跟踪国际前沿学科，主张我国优先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军事技术。20 世纪 50年代初，他率先向中央建议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导弹。1954年9月，他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亲眼目睹蘑菇云下的实兵对抗军事演习，回国后就在炮兵工程系新设防原子、防化学专业。1958 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学院在空军工程系增设第七科，作为正式成立导弹系和原子系的过渡。

为了加强七科的师资力量，陈赓又去请示周恩来批准抽调一批留苏回来的导弹、原子专业的研究生和地方重点大学毕业生，担任七科的教学科研骨干，使哈军工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我国第一支有较高水平的导弹和原子弹专业的教学科研队伍。

他强调：“处在今天的原子、火箭时代，我们有可能，而且必须积极地运用各种科学技术成就，大力培养高质量的科技人才，以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在他的指示下，学院制订了《军事工程学院科研工作条例》，进一步鼓励和推动尖端军事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他甚至在病情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仍在强调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重要作用。他病危前夕，在《作战经验总结——序言部分》中还强调指出，“现代作战，火力发展，原子弹、导弹等新武器杀伤力大……我们的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还不很发达，尖端尚未突破，对付导弹的防空体系还没有解决……因此，要加速发展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尖端军事技术要尽快突破，国防工业体系也要搞起来。”

1956年 2 月 27 日，在陈赓的协助下，钱学森向中央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意见书》对如何发展我国的导弹航天技术，从组织、科研、设计、试验和生产等方面提出了组织国家规模高科技工程的总体思路和实施方案。3 月 14 日，周总理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为委员。5 月 26 日，周总理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代表党中央宣布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中央这个决策的作出，陈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1957 年 9 月，陈赓陪同聂荣臻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代表团内部出现了重要分歧，一种意见是，将火箭、导弹和飞机的研究工作都统一在同一研究机构内，而重点放在火箭、无人驾驶飞机和控制方面；另一种意见是，主张飞机研究仍然保持单独系统，即使合并在火箭研究机构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应开展飞机和发动机研究工作。这就涉及到要不要将导弹作为我国军事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来抓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处理导弹与飞机的关系，即怎样排队的问题。陈赓和聂帅的意见一致，坚决支持重点先上导弹，其次是飞机，继续仿制，并将这一意见报到中央，中央批准火箭、导弹是重点的主张。这一决策非常重要，为我国集中力量研制“两弹”等尖端军事技术奠定了基础。

陈赓协助聂荣臻在组织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筹建 “两弹”基地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第一，抓好国防部五院的建设工作。中央军委第 71 次会议作出了发展我国自己的导弹事业的决策，决定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陈赓主抓了五院领导层人员的选调和体制编制等工作。他说：“研究院要选能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并愿意为科学技术事业无私奉献的干部去。”他报请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全面负责我国导弹航天工程的实施。他十分关心五院的建设工作，经常和聂荣臻一起，听取钱学森等关于五院科研、仿制任务和基本建设情况以及存在问题的汇报，亲自为五院选调技术骨干。

1959 年 5 月，陈赓就五院的建设与发展，给总参谋长黄克诚写了一份《关于五院编制问题的报告》，全面总结了五院组建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参照苏联专家提供的研究部门的组编意见，对五院的编制进行了调整。在报告中提出：“编制中生产人员（技术干部、工人）和非生产人员（行政干部、政治干部、公勤人员）的比例虽为 4﹕1，但仍需本着行政机构要尽量小、行政人员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具体安排，切实注意干部质量并合理配备；行政机构的人员，应随着科学研究机构的发展而逐步充实；目前对于器材、保卫保密和总院技术部门应予以适当加强；保卫保密工作是一个统一体，为加强这一工作，该院各级保密检查处应合并到各级保卫部；分院的技术部要精干，具体研究设计工作由专业设计部负责；科学情报研究所下设的处，统改称室，不设政治处，而改称协理员办公室。”黄克诚当即批示同意。

同时，在五院与二机部的关系上，陈赓坚决反对把五院并入二机部（即当时的国防工业部），认为五院由国防部航委领导比较好，但要加强与二机部的协作，这样才能在尖端武器研究上形成拳头，有利于加强导弹的研制工作。

第二，加强“两弹”研制中所需的各类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陈赓充分顾全大局，在聂荣臻组织国务院各部委为五院选调科技骨干的会议上，先后两次带头表态为五院从哈军工抽调尖端科技专家。同时，为了培养新技术人才，加速“两弹”的研制，陈赓与聂荣臻经过多次研究决定：今后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六所院校的学员培训计划、师资与研究工作的调配、协作等事项均由航委统一掌握，而有关专业的规划与协调由五院负责安排。关于军事工程学院拟增系、科以培养研制“两弹”所急需的技术人才问题，陈赓多次与聂帅等商量讨论，最后同意增设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系，至于导弹专业暂不设系，只在空军工程系中设立一个科，待以后发展了再扩建成导弹工程系。

1959 年 2 月 15 日，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正式成立，随后又以导弹工程系有关核弹头的几个专业与海军工程系的反应堆专业为基础组建了原子工程系。这两个系的建立，在我国军事技术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为培养尖端军事技术人才奠定了基础。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建设，哈军工成为一所专门培养军队尖端武器装备研究设计人才的高等军事学府。同时，为了统筹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集中国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大限度地为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输送高科技人才，陈赓提出把有关院校划归国防科委领导。他指示当时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同有关工业部的业务部门和院校领导商量，直到各方面意见一致，最后报请中央由中央批准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 11 所高等院校划归国防科委统一领导与管理，并按照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需要，对常规和尖端以及其他基础通用专业作了统筹安排和适当调整，增加对院校建设的投资，改善教学科研设施，提高了教学质量，为国防科技工业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

第三，制定规划。1958 年 10 月，陈赓兼任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他与聂帅汇集各方面汇报后，一致认为，有必要对全军武器装备的科研、试制项目按轻重缓急，需要与可能进行规划排队，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也便于组织协作。

12 月，陈赓在写给聂荣臻的《关于五院工作情况的汇报》中，对尖端军事技术与常规武器装备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自己观点鲜明的意见：“过去五院确定设计、研究的型号过多，既分散了力量，也与我国工业水平脱节。……在某种意义上说，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带动工业的发展。但如果两者距离过大，尖端方面要求太多，势必相互脱节，使尖端技术失掉实现的可能性。……与此问题有关的是，目前全国技术力量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科学院在搞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一机部四局、第四设计院、北航等单位也在设计导弹，再加上超音速歼击机的试制，等等任务，都压在工业部门身上，这就使尖端技术和工业水平的矛盾更加紧张起来。究竟以哪一项为重点，必须排队。……各项尖端任务，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分别轻重缓急，不能齐头并进，失去重点。这件事应作为国防科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建议聂总回京后，召集有关方面解决。”

这个意见深得聂帅赞同，这也是陈赓上任后协助聂帅完成的第一件大事。

规划时，陈赓强调先搞什么，后搞什么，要有个前后次序。在规划过程中，陈赓始终贯彻“两弹为主”的方针，亲自调查研究，认真听取汇报和意见，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原子弹方面，主要是大力解决原材料、设备等问题，加强组织协作突破技术关；导弹方面，主要消化技术资料，大力组织仿制，再通过型号改进转入自行设计；加强“两弹”科技队伍建设和试验基地建设，抓紧中苏新技术协定的执行等。常规武器装备方面，涉及各军兵种，面广而繁杂，陈赓提出要什么武器装备，由各军兵种提出，国防科委汇总，最后由总参谋部拍板。研究、设计、试制、仿制的安排与国防工业部门商定。

通过一系列的讨论研究，最后形成了一个包括仿制米格十九歼击机、中型坦克、自行设计小型潜艇、轻型坦克等武器研究、设计、试制的规划排队。“排队”这个词是陈赓首先提的，可以说，“规划排队”思想是陈赓首先提出的。

规划制定后，陈赓起草报告，连同这个规划送聂荣臻审阅后再送彭德怀和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自批示：“此件阅后，很高兴。努力奋斗，促其实现。”这是对陈赓提出的“规划排队”思想的极大肯定。

1959 年 1 月 6 日，陈赓召集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研究生产试制与研究设计任务时又进一步阐述了武器装备研制试制的“规划排队”思想：“工作战线不要太长，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无论尖端项目和常规项目，都要排个队，刷掉一些、确保重点。排队以后，必须重新组织力量，组织协作。美国在发展导弹时，三军各搞一套，力量分散，搞不起来。苏联则相反。我们要接受这些经验，要组织共产主义的大协作，把力量集中在解决主要问题上。”

为了尽快掌握导弹、原子弹等新式武器的研制技术，1957 年 9月，陈赓陪同聂荣臻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起草签订了苏联在原子能、核武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我国的《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其中有关火箭、原子弹的试验靶场、原子弹储存库等建设的具体协定是由陈赓同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签字。依据协定，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原子弹教学模型及有关资料，派遣相关技术专家来华指导，并增加接收中国火箭技术及原子能专业留学生的名额。

针对中苏协定的落实情况，1958 年 12 月 29 日，陈赓在写给聂荣臻的报告《关于五院工作情况的汇报》中，指出：“研究、设计型号过多，重点不够突出；反对教条主义之后，对苏联资料和苏联专家重视不够，没有认真的学习苏联资料，认真的掌握技术，对苏联专家的积极性也发挥得不够。”根据这一情况，为了加快五院研制仿制苏联导弹的进度，陈赓指示五院党委做出决定：“在思想工作上，明确提出在学好、仿制好 1059和地空导弹的基础上，发扬创造精神，搞好东风—1 号和地空导弹的设计工作。……为了更好地跃进，必须认真掌握技术，防止浮夸。因此，明年第一季度，重点放在学习苏联资料和仿制苏联产品上面，东风—1号的设计工作仍继续进行，但不是平均主义的齐头并进。对待苏联资料，已经来了的要认真学习，尚未来到和估计短期不能来到的，也不要消极等待。要尊重苏联资料和苏联专家，凡修改原图纸，必须征得苏联专家同意。对苏联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教训，要认真的接受下来，变成我们自己的财产。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不能把科学也作为迷信，一律予以破除”。

1959 年 1 月 ，陈赓召集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研究武器装备生产试制与研究设计任务，关于向苏联专家学习时再一次讲到：“要尊重苏联专家和苏联资料，要踏踏实实地学习。通过苏联发射宇宙火箭，五院要在全院务一务虚，对那些不尊重苏联科学成就的思想给予批判。要善于发挥苏联专家的积极性，要把他们的经验接受过来。”陈赓的这些指示和要求，使国防工业部门在学习苏联过程中有了具体的方法和原则。

另外，中苏协定签订后，当时有些人就认为苏联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中国，我们就不用发展自己的军事技术了。陈赓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根本不切实际，他始终坚持中国一定要发展自己的军事技术，而且中国发展军事技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就要求我们立足自己的国情和军情，积极吸收苏联的先进科技成果，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尤其是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加快研制速度，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军事技术较快发展。这与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发展我国尖端军事技术的既定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陈赓总是瞄准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前沿，不断推进哈军工新兴学科的建设。1958 年 11 月，在陈赓的指示下，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在北京海军大院单独举办了一个科研成果展览会，展品中有海军系研制的电子计算机、水翼快艇、自航水滴形袖珍潜艇、声速梯度测量仪等国内首创且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军事科技成果二十余项。陈赓在陪同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成果展览后，决心在哈军工开办电子计算机专业，他与学院领导研究后，决定在海军工程系增设了电子计算机专业。陈赓的这一决策是具有前瞻性的，为当今中国巨型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陈赓在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常组织有关部门对军工生产情况和形势进行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我国实际的军事技术管理体制，使武器装备生产和管理更加符合军队建设的客观实际和现代战争的发展要求。

1959 年 10 月 30 日，陈赓在向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及中央军委提交的《关于导弹研究生产情况和对军工生产管理体制的意见》中，对军工生产和管理体制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他认为：“几年来，我国在掌握导弹技术和发展军工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矛盾，主要是管理体制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机构，通盘考虑，全面安排，以致力量有些分散，甚至相互抵消；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个方面，结合不紧。掌握和发展导弹技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培养干部，建立研究基地。根据苏联帮助我们拟制的五院建设计划，这个研究基地需要建设下列四个主要项目：一分院及附属试制工厂、试车台实验中心、空气动力中心、二分院（控制系统研究院）及附属试制工厂。……建设这种规模的研究基地，根据国家经济、技术、干部情况，应该采取相对集中的方针。但目前我们的体制是研究机构和生产部门分开。生产部门按照他们的需要，也在筹划并已开始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和部分实验设备，结果是分散了力量，拖长了五院的建设计划。……从方针上看，航空与导弹研究设计所需大型、复杂设备，多可共用，分散建设是不合适的。第二个方面是建立生产基地和组织生产网。发展导弹技术……整个生产过程是一个牵扯面极广、非常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它首先要求拟制一个全面的规划，然后缜密地组织资料配套、器材供应配套、设备配套、工艺装备配套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配套。这个任务主要落在一机部身上。但一机部本身任务很重，既生产民用产品，又生产军工产品，既有常规，又有尖端，头绪很多，势难兼顾。……第三个方面是发展原材料工业，建立原材料供应基地。……随着导弹的发展，对原材料将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因此，这也是一件繁重而又经常地协作任务，必须有一个机构通盘考虑各种型号的要求，按时编制原材料发展计划，并组织协作，以求实现。”

鉴于以上这些情况，为了充分利用苏联援助这一有利条件，通过仿制苏联武器装备以达到建立研究基地、生产基地和原材料供应基地的练兵目的，陈赓认为必须从管理体制上把军事技术发展和军工生产这一繁重而复杂的工作统一起来。他还认为，在常规武器的发展上，以仿制为主的阶段已成过去，今后应着重设计和生产适合我国我军情况的新装备。

但由于现行体制导致一机部任务很重，再加上有些认识问题尚未统一，试制新产品的工作开展得并不很好。所以，针对这些问题，他在报告中提出了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的建议：“建议军委考虑，可否恢复过去的办法，以导弹技术为中心，包括全部军工生产，组建一个国防工业部，建制属国务院，日常业务归军委领导。这样做的好处有：第一，可以从组织上保证导弹技术的统一领导，使研究、生产和原材料供应三个方面密切协调。第二，可以密切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的结合，加速我军装备的发展。第三，可以通盘考虑军事工厂的发展和布局，平时按国家计划担负一部分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以全力以赴，作为战时工业的骨干”。

中央考虑并采纳了陈赓的建议，同年 12 月 1 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贺龙任主任。国防工委为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组织协调国防工业生产建设的业务领导机关，主要负责对国防工业部门督促检查，对各军兵种武器装备科研组织协调。它的成立，使全军的武器装备初步形成了统一生产管理的体制，对各军兵种武器装备科研和生产管理起了极大的协调和促进作用。

陈赓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者，深刻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他站在战略的高度，从体系上看问题，推动科学研究从引进模仿、自行设计到自主创新；他采取大手笔措施，从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到创办军事科学研究院，再到创办军事工业，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进了我国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因此，他对军事技术教学、科研、生产三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首先，教学是科研的基础。马克思曾经指出，科学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因而，教学就成为联结过去和未来的桥梁，没有教学和教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科研就无法延续。陈赓也较早地认识到了教学对科研的基础性作用。他说：“我们的教学内容应当走在科研和生产的前面，不能研究生产什么就教学员学什么。”

在此思想指导下，哈军工于 1954 年 6 月制定了《紧密结合教学，适当解决国防工业生产中的技术问题》的文件，为加强学院教学和科研的结合提供了制度保证。其次，科研必须与生产相结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成果只有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才能发挥作用，才能表现为生产力。在哈军工的创办过程中，陈赓积极提倡科学研究，鼓励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从而为我军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提供技术援助。他认为：要重视科学研究成果的生产转化，以更好地促进教学和科研。到总参和国防科委任职后，他经常告诉学院领导：“我们的国防建设急需人才，什么时候也别忘了学院的工作重点是搞好教学和科研，同时应该面向部队搞生产试制，到北京来找科研任务。”为此，学院不仅承担了各军兵种许多的科研任务，还经常派出师生为部队解决武器装备生产和使用中的技术难题。第三，生产为教学提供实践基地。陈赓认为，学员通过科研生产基地的实践活动，就能较快地将所学知识与生产结合起来，并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反馈到教学中来，从而使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改变和提高，使理论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最终促进教学的发展。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哈军工建院初期就建成了专门的实习工厂。实习工厂建成后，陈赓还经常通过总部为工厂从国外订购新的产品和设备，供学院教学和实习使用。

陈赓总是不遗余力地为哈军工的教学、科研和试制生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1952 年 12月，在军事工程学院筹委会举行研究教学的座谈会上，陈赓提出：“将来我们这个学院还要成为国家的国防军事学术研究基地，进行改良兵器、特种技术研究。例如发现敌人的新兵器，加以研究提出对策；在武器方面有新的创造发明，则由我们负责审查，然后交国家制造机构大量制造；在军事武器技术方面有什么疑难问题，则由我们研究解决等等。”第一次提出了教学与科研并举的思想。他对教师说:“我旁的本领没有，但有支持你们搞科学技术的本领。为了科学技术，我不顾一切支持你们。凡是同志们要在科学技术上做什么，我都积极支持。”他要求物质保证部通过各种渠道，不惜工本购买和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科技资料，更新教学内容；他要求图书馆的书一要新，二要多，争取藏书达到百万册。在他的指示和苏联顾问的建议下，1954 年 1 月，学院科学教育部提出：“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是两件并重的工作，缺一不可。”只有开展科学研究，“才能使我院成为军事科学技术的最高学府”，全体教师“如果不抓紧时间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很快地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为了更好地推进学院的科研工作，1956 年 12 月，陈赓亲自批准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员军事科学技术协会条例》，该条例规定协会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员阅读教材和科技文献的能力；培养学员对各种科学资料的独立总结能力以及准备学术报告和读书报告的能力；引导学员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各种学术问题的研究,并进行广泛的讨论；吸收学习最好的学员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加深所学的专业知识，培养他们在科学研究和实验方面的独立工作能力。陈赓任副总参谋长后，得知学院在科研试制中有许多部件加工不出来时，便决心建立一个综合机械厂，以便更好地将教学、科研和生产试制三者结合起来。他把海军、空军、总后的有关领导请到一起研究建厂问题，很快把这项工程列入军队重点建设项目。

1958 年 9 月，陈赓出任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同时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他多次召集国防工业有关部门及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提出普遍开展国防科技研究的要求，强调要自力更生，面向部队，加强军事技术教学、科研、生产三者结合，尽快研制出空对空、地对空导弹。

陈赓还大力支持空军工程系“东风—113”超音速歼击机的设计和研制。9 月 30 日，陈赓参与了军委为审查哈军工“东风—113”飞机的设计方案而专门召开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哈军工“东风—113”飞机的设计和研制方案，并决定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搞全国大协作，支持哈军工进行新式飞机的研制。

会后，陈赓与系领导谈到建试制工厂的问题时说：“既然要想建厂，就在西军电建个无线电厂，在哈军工建个机械电子加工厂，专门生产组合器件；再建一个导弹工厂。指导思想是教学、科研、试制三结合。三个工厂互通有无，为全军服务，进而成为尖端科学的研究机构。”在此思想指导下，哈军工空军工程系调集全系的力量，兵分多路，奔向“东风—113”的研制岗位，飞机、发动机设计人员下到力量较强的沈阳 112厂和 410 厂，航空雷达的设计人员到西军电搞协作，其他设计人员也分配到对口的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参加研制工作。

陈赓对科学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次他主持召开某项型号任务的落实会议，研制该项型号，当时主客观条件是不太具备的。会上陈院长反复讲，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意思是不讲条件，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条件不是僵死不变的，条件是可以逐步创造的。他风趣地说：为什么我军具有小炮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不发展重型舰船?因为鞍钢生产的钢，全给了海军，也不够海军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