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你想不到的宋明时代——天下无敌的水陆两栖军事大国

抹除中国发明与民族历史记忆

宋明的辉煌

天下无敌的水陆两栖军事大国

- SONG MING DE HUI HUANG -

作者：华龙

1

被贬低丑化的宋朝：

第一个迈入热兵器时代的世界军事大国

中国人真的“只把火药用于烟花、爆竹”吗？中国果真 “没有把火药发明用于大规模制造火器，所以被打败了”了吗？

这种种信口开河的说法被许多现代中国人接受，是中国发明与民族历史记忆被集体抹除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套对华“文明战”的台词得以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历史话语权被牢牢掌控，中国历史上遥遥领先世界的一系列朝代被贬低，宋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朝代，在周朝之后的所有朝代中宋朝是仅次于汉朝的第二长寿王朝。四大发明中的两项（指南针与活字印刷）都来自宋朝。第三项的火药，其大规模用于火兵器制造并装备水、陆两军，也同样始自宋朝。不仅在造船和航海、军事装备与火器制造领域遥遥领先世界，宋朝的哲学、文化、工农业、商贸经济、科技等一系列领域也都进入了一个繁盛时代，无论在规模与广度上，都让数百年后英国的“工业革命”、荷兰的“农业革命”或欧洲的“科技革命”小巫见大巫。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这样一个遥遥领先世界的繁盛朝代却覆灭在一个贫穷落后的游牧部落手中，并被后人扣上一顶“积弱积贫”的黑锅。大宋王朝如何在繁华中沉没，这对当代的“盛世”中国尤有借鉴作用。

宋朝的覆灭也为华夏遥遥领先世界数个世纪的先进科技的西传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契机，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宋朝被灭数百年后，欧洲所谓的“科技革命” 、“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大航海时代” 从石缝里忽然蹦出来的诸多“创新发明”大多都可追溯到宋朝或宋朝在前人成果的代代积累后达到质变飞跃的硕果。中国科技西传对整个世界产生灾难性后果的，一个是中国遥遥领先西方的制图、造船及与二者密切相连的远洋航海科技被西方攫取，另一个当属热兵器的西传。

长期以来，催眠师们三缄其口的历史话题之一，是“先进优越”的欧洲当初如何几乎灭亡于蒙古大军之手。他们大谈特谈“蒙古大军的快骑”、“蒙军的凶残无比”，如此高调渲染只为遮掩他们保持死一般缄默的另一关键要素：蒙军手中的“神器”宋朝热兵器。

宋朝是世界第一个迈入热兵器时代的军事大国，在许多方面都遥遥领先西方数个世纪。当“先进”的欧洲人还持着长矛骑在马上、整个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连一支正规军的概念也没有的时候，大规模研发并制造的火兵器已正式列装宋朝的水、陆两军，并开始标准化。

从古代直到明朝后期的几千年的历史中，华夏民族对自然元素与物质属性的娴熟驾驭、高度发达的冶金和器械工程技术，使中国在世界兵器领域的发明史上长期占有独一无二的领先地位，并在宋朝达到历史性新高。

宋朝的军事工业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严密。在都城汴京设有中央直辖的大规模火器兵工厂，建康府、江陵府等诸多地方的兵器业也具有相当规模，作坊的工匠常达上千人，甚至数千人，并有较精细的分工。宋神宗时设军器监，并设有御前军器所。军器监中除八作司，还有广备攻城作。广备攻城作又分为火药作、猛火油（石油）作、金作、火（火箭、火炮、火蒺藜等火器）作······等等。军器监内的工匠技术精湛，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来的能工巧匠。

宋朝配备火药制造的热兵器高度发达。宋仁宗（1010-1063）亲自作序的兵书大全《武经总要》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图文并茂，详细记述了兵器制作、机理与使用方法等。宋代的火器，大致可分为燃烧、爆炸、抛射性管形火器三种类型。仅以发射炮弹为主的炮型，《武经总要》就记录了虎蹲炮、旋风五炮（同时可发射五个炮弹）、卧车炮等近十几种不同式样的炮。

宋朝不仅在边防军中大量配备火箭、火炮等兵器，装备精良的宋军还拥有世界上第一支炮兵团，配备着五花八门的炸弹、现代手榴弹的鼻祖、火箭、火炮等先进装备。这个时期，照明弹、铁壳炸弹、地雷、水雷等各种新型武器也层出不穷。

不仅如此，宋朝也充分展现了华人自古即携带的一个民族特性：灵活应变，并将之反映在水、陆武器设计与制造领域。

如《武经总要》不仅完整记录了三种复杂的火药配方，而且为适应不同目的，三种配方比例上灵活变化，在武器设计上也同样如此。

如“毒药烟毬”既可用火炮发射，也可用火箭、床子弩等发射器，具有炸伤及毒毙敌人的双重效果。

“蒺藜火毬”同样兼具双重效力——炸伤与刺伤，这是一种在爆炸后喷散铁蒺藜的球形火器，三支六首铁刃被包在火药团中，外加八枚倒钩铁蒺藜，既可用炮也可用床子弩等发射。

“霹雳炮”既可从一个抛石机上抛出，也可以火炮发射，甚至可被制成手榴弹式的武器从手中扔出，由于使用当时中国遥遥领先世界的冶金铸铁技术，炮弹爆炸后碎片可达到最大杀伤力。

宋军大量使用的“火箭”在被发射出去射中敌人后，药团在敌体内爆炸，原理类似现代的子弹，在宋军对金军与蒙古军队作战时曾大量使用，频频发挥功效。

“猛火油柜”是宋军装备的一系列火器中极具现代性的武器之一。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能连续喷火的水陆两用火焰喷射器，构造部分及其原理与现代火焰喷射器相似，主要由火药和石油构成。“猛火油”即汉朝时已发现开采并开始使用的石油。“猛火油柜”既可用于攻城，又可用于水战时焚烧浮桥、战舰，也可用于守城战，甚至可用铜葫芦代替油柜，以便于携带、移动。

实际上，及至利玛窦编造传播“中国人不精于使用枪炮、火药大量用于焰火”的历史神话为止，中国人自古发明创造的各种火器着实让人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炸弹，气弹、毒弹、甚至屎弹······这一切是华夏民族创新与想像力的活生生的体现与缩影，也是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在外丹科学的牵动下，在化学、物理、冶金、医药等一系列领域进行不懈的科学实验的漫长科技传统的佐证。

这一切与欧洲的差距是什么？想一下这个时间差：当时欧洲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离建立一支正规军还有几百年，更谈不上什么火器列装了，基本上仍继续徘徊在马背上使用长矛、盾牌的封建骑士时代。

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创建于1510年，不仅极为简陋，而且比宋朝的炮兵团还晚近三百年。但在中国某些知名学者口中，反倒成了法国（或西班牙）是首个进行火器规模化生产的国家，而中国古代则成了“从未将火药发明进行规模化生产，所以被打败了”。“信口开河”与“不学无术”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如同傲慢与无知。

2

明朝：天下无敌的第一科技与军事大国

宋朝之后，华夏民族的创新步伐虽然有所减缓，但直到明朝后期，即使仅依靠千年文明的厚重积淀与惯性推进，中国在一系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明朝极为重视火器的发展和运用，并把热兵器发展到极致。在世界范围内，明朝前期的中国水陆军力依旧独一无二，《火龙经》、《武编》、《武备志》、《火龙神器阵法》、《天工开物》······明朝的多部兵书及知识大全里记载的各种水陆空武器及工程技术充分显示了华夏民族自古就展现的卓越的创造才能、高度发达的工程技术与丰富的想象力，火器种类极其丰富，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包括了定时炸弹、导弹、对舰导弹、坦克、可回收火箭的鼻祖，等等。

如“慢炮”（一种定时炸弹）、水底龙王炮（一种水雷，机制极为复杂，可潜伏水底）、百子连珠炮（现代集束弹的古代翻版，可以同时发射上百枚火箭弹，多面旋转连续发射）、八面神行威风火炮、无敌地雷炮、穿山破敌火雷炮、渡水神机炮、轰天霹雳火雷、毒龙喷火神筒、木人火马天雷炮、火兽卷地飞车、钻风神火流星炮、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这些五花八门的爆炸性武器的发火机制也有多种。如《武备志》就记载了“神武默机火箱”、“钢轮发火”，“钢轮伏火柜”、“钢轮木匣石板木架”等机制，还清楚地记述了钢轮发火的构造原理并绘出了机械部件，包括一对可转动的钢轮、铁轴、贯钢轮、火石、引线等，整个装置巧妙利用重力作用，可自动引火爆炸。

《火龙经》还揭示了中国地雷的研发与实战情况，有世界上最早的地雷、水雷等描述。地雷早已在宋朝就被使用，如在1277年宋军与蒙军作战中，宋军就使用了埋设于地面的“火药炮”（即铁壳地雷）。至14世纪，中国已有了地雷网，即连环雷，并开始发展使用火药制造的铁制水雷。《火龙神器阵法》描述了由“水底龙王”携带的水雷——水底龙王炮，这是一种水雷，机制极为复杂，以木牌运载，潜藏于水中，刻香为度，按时而发，香到火发，炮从水底击起，船底粉碎，有点象现代潜水艇。“水底龙王炮”还可被设计成由人潜伏水底运送到目标处，并说明了此种情况下如何避免潜水人自伤。

《火龙神器阵法》全书附图四十七幅，各类水、陆、空火兵器，让人眼花缭乱，堪称融合科技创新与丰富想象力的典范，甚至还出现了现代集束弹的古代翻版——当时的中国人发明了火箭发射器，可以同时发射上百枚火箭弹，如百子连珠炮，一次可装铅弹一百枚，多面旋转连续发射；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一次可以发射九支箭矢，四十九矢飞廉箭则可以同时发射四十九支箭簇，矢傅毒药，大大增强了杀伤力。

各种连发火器的创新或改良是明朝的一大特征。如明代火器专家赵士桢发明的迅雷铳，铳身上装五个铳管，每发一枪后转动72度发射另一管，五管均射毕后铳身前端可发射火球焚烧敌兵。铳管上配有圆牌作护盾用，射击时支撑铳身的斧子也可在射完后用来防卫。改进型的“迅雷铳”最终可连发28-30多弹。连发多管火箭“一窝蜂”可以说是现代火箭炮的雏形，《武备志》对一窝蜂有较详细介绍，当时的规格有多种，从三连发的神机箭，到一百连发的百虎齐奔。

明朝的诸多颠覆时代的超前武器发明还包括坦克的鼻祖。这就是戚继光发明的戚氏偏厢车。这是一种用以对付铁甲骑兵的半封闭制式战车，由大小轮子十几个运载，如同一座小型移动堡垒，外覆装甲可防骑兵马刀劈砍，共三层，每一层装备火炮。一架偏厢战车能驻守五十名士卒。

在明军的各种火器装备中，多种火箭的超前发明是一大亮点。如“神火飞鸦”。即使今天，许多西方军事技术研究者都对明朝发展的这种火箭弹深感惊诧。“神火飞鸦”相当于一种带有“翅膀”和“鳍”的大型远程火箭，与德国在二战时期发展的现代V-I导弹十分相似，只不过中国人至少比欧洲人早了数百年。它是明军装备的水陆两用火器，制作为鸟状，下装多枚火箭，内装大量火药，点火后飞远百余丈，坠地处火光遍野，在陆烧营、在水烧船。如抗日名将戚继光就在军中大量装备这种火箭弹。

再比如“火龙出水”，这是一种用于水战的两级火箭，类似于现代的对舰导弹。龙身内装数枚火箭，引线从龙头下之孔中穿出，龙身下前后装有多个火箭筒。当飞向敌舰时，从龙嘴发射火箭，直接攻击对方舰艇。这是人类第一种从战舰上发射的大型远程火箭武器，堪称“对舰导弹”鼻祖。在1598年的露梁海海战中，中朝联军对决日军，“火龙出水”等火器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反舰导弹的实战范例，此次海战让中朝联军重创日军舰队，日军伤亡惨重。

在明朝五花八门的火箭中，技术水平最高的当属《武备志》记载的“飞空砂筒”。这是一种可回收的两级火箭，发射出去还能再飞回来。

明朝也成立了遥遥领先世界的火器兵种——神机营，在明成祖朱棣提出的“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作战原则指导下，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成为明军的一个正式兵种。

想想这个时间差：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创建于1510年，比明朝神机营晚一个世纪，比宋朝的炮兵团更是晚近三百年。

3

遥遥领先欧洲近千年

中国造船技术与世界第一海权大国

“中国是农耕民族，不善于航海，而西方自古精于航海，成为海权大国，所以中国人被打败了”。这是又一套黑白颠倒的文明战台词，它听起来振振有词，依赖一个臆想中的人类文明史框架，却完全无视华夏民族自古及今的历史进程，并被许多中国现代学者鹦鹉学舌地复述。只要自己稍微动脑独立考证历史，就不难看到：这套台词与历史事实天差地别。

事实是，中国自古就在造船、航运、金属冶炼及工程技术领域遥遥领先世界数个世纪。水密隔舱、平衡舵、指南针用于航海等技术都保障了远洋航行。抛除“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神话对古希腊及西方“海权”的不实渲染，中国古代的这些技术遥遥领先西方至少数个世纪，有的甚至以千年计数。造船与航运领域的高度发达也让中国在水师装备上长期雄踞各民族之巅。

如基督教纪年六世纪后期，隋朝建立的水师就建造了“五牙”巨型战舰，这种战舰拥有五层结构、同样高达数十米、船体长近55米、并可承载八百多人，不仅如此，这艘战舰上还配备了复杂的攻击性“战臂”，前后左右设置六台长达十八米之余的“拍竿”，这些“拍竿”顶系巨石、下设轱辘，靠近敌舰时可迅速起降巨石。基督教纪元588年，杨素率领隋军在长江与陈军展开决战，隋军以四艘五牙战舰击沉十余艘敌船，俘敌两千多人。不久隋统一中国。这是六世纪时中国在一系列科技领域遥遥领先世界的一个缩影。

而早在隋朝前，中国的造船绝技就已普遍使用。如汉朝与晋朝的楼船、斗舰、水密舱壁与车轮舟等造船与航运技术，不仅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以数个世纪、甚至千年的惊人时间差遥遥领先。东晋著名的“八糟战舰”拥有四层结构、高达近五十米，利用水密隔舱将船体分隔为八个船舱。

水密隔舱将船体内部空间划分成若干个水密舱室，使船舶在破损时具有足够浮力和稳定性，即使某个船舱破洞渗水，整个船体仍可保证安全而不至于沉没。这是中国古代的造船绝技，是人类造船技术的一大突破，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证。

在欧洲，仅仅在18世纪末／19世纪，才成功复制这门中国古代发明的造船绝技，并被英国人塞缪尔·本瑟姆爵士（Samuel Bentham）首先引入欧洲。欧洲比中国要晚至少一千多年。然而，在当今西方主导话语权的世界科技史叙述中，塞缪尔·本瑟姆倒成了这个技术的“发明者”。在骗术大师的世界里，时间总是倒流的。

让一些现代西方研究者惊诧的不仅是西方与中国的量级的技术差距，也是西方复制中国的技术需要花费的漫长时间——因为他们发现，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就已经向欧洲人介绍过中国的这门造船绝技，但就如许多中国等亚洲先进科技传到欧洲后往往需要经历漫长而缓慢的接纳过程一样，欧洲对这项造船技术的复制与采用也相当缓慢，仅在马可·波罗五百年之后才普遍采用。

而中国在一千多年间，则不断改进、持续遥遥领先，在“积弱积贫”的宋朝，也在水师配备上达到另一高潮。北宋初即在京城设造船务，专门负责制造航行于内河及外海的各种船舶，包括多种战船，并在潭州、衡州、虔州、吉州、温州、明州等地设有造船工场，还制订了整修战船的规章制度，并在沿海挖深航道，设置船坞，修建作战舰队的专用军港。

与火器武器设计与制造的特点一样，在战船设计与建造上，宋朝也展示了灵活多样的创新性与丰富的想象力，不仅针对内河江湖与外海的不同水域，也针对水面宽窄等不同而设计建造不同类型的船舶。

如在内河战船设计上，一个特征是大量使用车船，这些车船以使用转轮数量为标准分级，一组两个转轮称为一车，车船从一车直至三十多车。从轻捷快速的“飞虎战船”（旁设四轮，每轮八翼）、可自由拆卸的多用“马船”（遇军马则以济渡，遇战则以迎敌），到“无底战船”（后截当中无底，可引诱敌人跃入溺死）······还有一些战船属于多用型，适用于江河湖海，如1169年南宋水师建造的战船就既可涉浅（湖船底），又可迎战（战船盖），还可破浪（海船头尾）。在不同区域，宋朝的战船也有不同设计，如主用于长江以北海域的沙船、主用于浙、闽以南海域的福船（利于深海远航）等。

随着五花八门火器的发明，宋朝的舰载武器也在继承前辈的雄厚基础上发生了革命性发展。霹雳炮、火炮、火箭等武器已成为宋朝水师战舰上的标准装备，宋朝水师甚至有了“装甲舰”——载重约六十吨的“铁壁铧嘴平面海鹘”战舰，舱壁装有铁板，船首装有形为铧嘴的犀利铁尖，破坏力甚大。抛除“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水军战力诸多毫无事实根据的渲染吹嘘，在许多方面，宋朝水师与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时，攻打中国的英国海军、或说任何一支欧洲海军相比，都毫不逊色。

先进的中国与落后的欧洲之间到底有多少差距？捅破“西方中心主义”那些历史虚构肥皂泡，想一下这个时间对比：即使是隋朝灭亡一千多年后，当哥伦布一代欧洲航海者手执中国海图开始远航时，他们的小船与中国一千多年前的水师战舰比起来，依然犹如小巫见大巫。与哥伦布出海七十多年前的郑和船队相比，更不是一个量级的。

在郑和时代，中国造船业依旧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舰和航海技术，而那个依靠“瞎猫撞死耗子”的“天降好运”、“偶然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船队，与郑和巨型船舶及庞大船队对比，用一些现代西方学者自己的话讲，实在是“太尴尬”。

近年来，在中国国内，一些学者热衷于推销西方模式的“历史”传播：极力抬高、夸大西方的一切，竭尽全力贬低中国的科技成就，即使毫无事实根据，即使与事实完全相悖。如毫无史实证明地渲染欧洲“海权国”早于中国而达到“千吨级以上排水量”的战舰、而“中国最大仅达到数百吨”等等，这纯属黑白颠倒、以诈传诈，却被许多人当作铁板钉钉的“事实”向公众推销，强化“西方海权”、“先天优越”这门现代邪教。

实际上，对照《中国度量衡制史》、《明史》、《天工开物》、郑和所立的《静海寺残碑》、《龙江船厂志》及在世界各地的考古资料，完全可合理推算出郑和时代中国的造船规模与部分技术参数。如许多宝船的船长约为70米，排水量约为2000吨，载重量约为其半1000吨。有的船甚至长达124米，宽50米，排水量3100吨，可载重2500吨。中国有诸多史料、考古遗迹可以参考对证，西方有同类的史料或真实可信的考古遗迹来佐证它们所谓的“优越”吗？答案：几乎是零。

再看中国的这些航海与造船水平与“强大的”西方“海权”相比如何？郑和之后七十年，西方“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先驱们” 恐怕自己也感到尴尬不已：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长度顶多只有36米，排水量仅约233吨。达·伽玛的旗舰“圣•加布利尔”号较大点，但也只约有400吨。麦哲伦的旗舰“特立尼达”号，则仅为110吨。

不仅如此，我们也会另辟主题审视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对当今华夏复兴使命成败攸关的“知己知彼”极为重要：欧洲早期的大多数“航海探索先驱”们，就如同“航海家亨利亲王”担任总团长的“基督军事宗教骑士团”（正式名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骑士团”／‘Ordem dos Cavaleiros de Nosso Senhor Jesus Cristos’，亨利亲王诞生七十多年前即被葡萄牙国王丹尼斯于1318年创建，1319年被教皇诏书《AD EA EX QVIBVIS》正式批准认可），实际上是秘密圣战武士，他们或是隶属于被数任教皇授权成立、诸欧洲王室直接管辖的一系列军事宗教骑士团组织，或与之有着特殊关系。

他们也根本不是依靠自己的技能“开辟新航线”并“发现了新大陆”，更不是仅仅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去寻宝的，而是手执欧洲数个王朝与教会通过各种间谍渠道获取的中国制世界航海图去为它们所属的欧洲王室与教会殖民地球、建立基督教大一统世界。即使研究一下“哥伦布”（他也从来没有以这个名词称呼过自己）这个人的航海日志与往来书信，这一点也根本没有什么悬念。

这也正是为什么十六世纪时，“大英帝国”这个概念的设计者、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治下的第一代“007”约翰·迪伊（John Dee）试图通过“西北通道航线”抵达中国，并大力推动一个秘密殖民规划：英国要仿效中国，建立一支常规水师（海军），以殖民世界。

为什么长期以来大批中国学者一味蜷缩在西方话语权框架的脚下，拒绝潜心独立考证中国人先于西方进行环球探索并测绘全球这个事实的历史资料、考古遗迹、沉船纪录、世界各大洲的先民承载的基因、语言、民间承传史料等遗产，甚至对那些独立进行这些研究的人们进行攻击诋毁？中国自己的史料到底遗失到哪里了？为什么长期以来主流学术界津津乐道地传播“寻香料说”、“寻黄金说”这种烟幕弹？是因自己深信不疑的“经济利益至上” 而被轻易蒙骗了吗？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华夏的后世子孙必然要寻求答案的。可以说的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悲剧是：被精神殖民、被无形奴役的人既无勇气反抗、更无意识独立思辨。为了生存与苟且的名声，同流合污、鹦鹉学舌、博得主人的喝彩往往是他们的最优选择。

4

祸兮福兮！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

在被妖魔化成“积弱积贫” 的宋朝，各种新型火器在战场上频频发挥破敌功效。如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名臣李纲领导开封保卫战，“霹雳炮”大显神威，爆炸时“响动如雷，半亩之内，人马碎迸无迹、甲铁皆透"。在抗金的采石矶战役（1161）中，中书舍人虞允文也利用“霹雳炮”击败金兵，以一万八千兵力大败近十八万金军主力。

这时的欧洲，既不知道“火药”为何物，也没有一支正规军，马背上的封建骑士们仍要在弓箭、长矛的冷兵器时代继续徘徊几百年。

当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时，欧洲人才首次领教了中国火炮等亚洲热兵器的“神力”。蒙军从宋军手中获取的五花八门的先进火器及其制造技术发挥了巨大威力，频频对敌人造成重创。如1241年著名的“莫希战役”（ Battle of Mohi ），蒙古大军与基督教欧洲军队在匈牙利的莫希交战，蒙古大军使用了宋朝火器，莫希成为一片废墟。

在一路横扫中，蒙古大军连陷基辅和莫斯科在内的东欧要地，大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横扫匈牙利，直捣欧洲的心脏。在多瑙河畔，蒙军距中欧第一名城维也纳仅数十公里，教会及欧洲各王室惊恐万状，毫无招架之力，能做的只有瑟瑟发抖祈祷上帝。惊恐等待末日来临的欧洲，却发现战无不胜的蒙军莫名其妙地不战而退。

把欧洲从命运的最后一击手中拯救出的无名“救世主”，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突然驾崩，西征的蒙古大军王子将领们内部不和，并争先赶回蒙古参加库里台大会，推举新大汗。

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述只片面强调蒙军将领们匆忙赶回蒙古大本营是抢先为自己争夺更有利的地位。实际上，当时极度贫穷落后、还处于亚洲主导的世界文明圈外污水塘侧的欧洲实在是没有什么让他们留恋的。

数个世纪后，世界格局开始翻天覆地。新战场始于幕后的刀光剑影。

蒙古大军不战而退的数年内，教会与当时的欧洲强权联手，先后组织派遣了肩负一系列秘密东征使命的“特殊使者”，他们以“传教士”、“旅行商人”、“探险家”、“国王使者”等身份被派往蒙古／中国等亚洲国家，他们的使命不仅是要刺探情报，获取东方一切先进的科技、军事、工业、农业、造船、航海、绘图等宝贵资料，也是要考察如何通过皈依蒙古、中国的君主，而将这些国家整个人口基督教化、继而不必正面激烈交锋就可轻易同化并主宰这些民族。

华夏的亡国之殇从此也在一条看不见的无形战线上展开。而一切则始于宋朝的退让与覆灭。

（未完待续）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