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曾国藩在治学、修身、事功上造诣颇高

曾国藩

曾国藩是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夫”、“卖国贼”的徽号。青年毛泽东从治学、修身、事功三个方面对曾国藩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并且注意到三者的相互联系，认为曾国藩后期的事功，是其早期博学的必然结果。

【曾国藩小传】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省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其家世代务农，祖父曾玉屏时常肩着锄头，开田种地，喂养猪禽，颇能料理家务。虽没有什么文化，但社会阅历十分丰富。因其持家有方，曾家也渐渐富裕起来。曾国藩自小就很崇敬他的祖父。父亲曾麟书，苦心攻读，前后应试十七次，到四十三岁时才考上了秀才，总算成为一名下级绅士，在乡里教书为生。曾麟书曾就其家家风拟成一联，令曾国藩抄贴堂中：

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

曾家的确可称得上是一派田园风光。曾国藩是曾家长子，自小就被家里寄予，厚望。六岁时即入私塾读书，八岁时随父学五经，作八股文，十四岁时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颇佳。

后继续《周礼》、《仪礼》、《史记》诸书的学习。二十岁时到衡阳师从名儒汪觉庵学习一年。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曾国藩考取秀才，时年二十二岁。两年后他就学于长沙著名学府——岳麓书院，其诗文颇受书院欧阳坦斋的赏识，以为早晚必成大器。1834年应乡试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不中，乃作江南之游。在金陵借资购得二十三史，回家后日夜攻读。

二十八岁（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曾国藩再进京会试中进士，终于由农家子跻身仕途。

曾国藩会试成绩并不见佳，只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

清代科举考试中会试录取分三甲，第一甲三名，即所谓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第二甲则称进士出身；第三甲为同进士出身。据说以后曾有同僚用“如夫人（指小老婆）同进士”一联来羞辱曾国藩科考之无能。不过，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之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考到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皇帝御览以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拔置为一等第二名。

这样，曾国藩才算考中了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庶吉士散馆，曾国藩考到第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然很高，被授职翰林院检讨，幸运地成为翰林院正式成员。翰林院是所谓“清华之选”，晋升之途远非他处可比。1843年，他曾升为侍讲，同年六月充四川省乡试正考官。次年转为侍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三月，曾国藩充会试同考官，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次年充文渊阁直阁士，道光二十七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位居二品，时年三十七岁。其官运之亨通，可谓青云直上。这大概是他始终对清廷感恩戴德，甘心效劳的重要原因吧。

曾国藩十多年的京官生活，主要以读书修身为主。大理寺卿倭仁，太常寺卿唐鉴都是当时京中名噪一时的理学家。

曾国藩

曾国藩与他们过从甚密，不时向他们请教。唐鉴告诉他：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修身养性要在‘静’字上下功夫。倭仁更是十分注意修身，每天都写札记，记下自己的言行。曾国藩深受他们的影响，每天坚持写日记，以朱子全书为日课，每天安排课程和作息。包括：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作字等。但曾国藩并不局限于理学，他详览史籍，探求“经世致用”之学，在学习中注重“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在工作上。他也能勤于职守，办事谨慎，因而颇受员司、同僚钦佩。当朝大学士穆彰阿是他的座师，对他颇为器重。

道光朝政治风气柔靡，如江河日下，官吏多数不负责任．以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诀窍。由于贪官污吏的迫害，广大人民大众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就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并呈星火燎原之势时，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继位。下旨群臣就如何重振朝纲详议具奏。曾国藩应诏连续上呈了四个奏折。

其中第一折《应诏陈言疏》中提及天下有三大患及解决办法，认为解决人才问题是"当前关键之所在。在《议汰兵疏》中则揭露清代八旗、绿营军“兵位不精”，长官坐吃空额等诸多弊端，建议清廷裁军。曾国藩的这一建议虽未被清廷采纳，但却表明了曾国藩对当时军队不满，试图革除其弊端的愿望。

这对曾氏日后以组练湘军而著称于世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最著称一时的奏折则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此疏中，曾国藩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痛下针砭．称得上是犯颜直谏。倘若咸丰皇帝因此而龙颜大怒，曾氏命运真是不堪设想。据说咸丰帝初见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之掷到地上并欲对曾国藩重加惩治。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不仅不加治罪，反而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自此咸丰皇帝脑海中对曾国藩之耿直忠心，敢言大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曾氏还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要求清廷采取措施解决民间疾苦，防止民心涣散。结果却被清廷漠然视之。曾国藩对此大为失望。不久曾被派往江西主考乡试，途中得讯母亲亡故，即赶奔家乡，回籍守制。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太平军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这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惊。清朝统治者慌忙调兵遣将，力图剿灭这支农民起义队伍。无奈清朝的八旗、绿营此时早已腐败不堪，难以为战。太平军接连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一路势如破竹。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势力大增。3月攻克江宁（即南京），并定为国都，更名天京。

仅用了两年多的功夫，太平军便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咸丰帝只得谕令大江南北在籍官绅组织地方团练协助清军作战，维护地方秩序。曾国藩受命会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

经过好友郭崇焘的大力劝说与敦促，曾国藩顾不得母丧未满，开始积极地办理团练，编练湘军。

曾国藩

当时奉旨督办团练的清廷大员，实不止曾国藩一人，办团练的省份，也不光湖南一省。然而最终独曾国藩所练湘军最为出名，成为太平天国最难对付的敌人。之所以如此，显然离不开曾国藩本人的一番苦心谋划与惨淡经营。湖南湘军在曾国藩的同乡好友罗泽南所募练的千余名湘勇的基础上，复经曾国藩本人亲自招募扩展，统一编练而成。因而具有鲜明的特征，与他省所办团练迥然不同。

曾国藩组练的湘军具有以下特点：

1．士兵：不收游卒，不要城市壮丁，只择乡民壮健朴实者，以其易于训练制驭：不染习气。

2．军官：多从同乡、同学、师生、亲友中聘任。都是孔孟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以“忠君”、“卫道”相标榜。尤其是各营营官，要求不怕死，不图名，智勇深沉。

3．招募办法：先聘营官，再由营官自己招募兵士。使士兵均对其营官心存感激，营官对统帅（即曾国藩本人）死心塌地，感恩戴德。以封建家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建立起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

4．编制：360人为一营（后增为500人），营分四哨，哨分八队，每队正勇为10—12名，数营设一统领，独挡一方。

水师每营388人，分船长、炮手、篙手、舵手、桨手等，各有定制。军官不得坐吃空额。

5．教育：曾国藩为了训练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的劲旅．十分重视教以官兵“忠义之气”，随时向士兵灌输忠君卫道思想。战时强调齐心协力。部队军纪严明，行止一致。

6．军饷：湘军粮饷来源，初由募捐，后来源于税收，尤其是厘金收入。粮饷一般要比绿营军高，故士卒乐于用命。

几经训练，曾国藩终于编练出了一支所谓“诸将一心，士兵一气”的军队，在晚清军事史上独树一帜。这支军队很快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满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坚强支柱。为了获取满洲贵族的信任，曾国藩力荐满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湘军将领，隶胡林翼部。至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湘军出战时，兵力已达一万人，水、陆军各五千，加上其他人等，共计1．7万余人。

1854年2月，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士兵到处烧杀抢掠，荼毒生灵，并大肆渲染太平军信仰拜上帝教，禁读孔盂书籍，破坏神堂庙宇，“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籍一旦扫地荡尽”，动员一切反动势力尤其封建知识分子起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国藩高举起忠君卫道的旗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初次出兵，曾国藩不免踌躇满志，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

然而他在战场上却并不如意。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天朝内部团结，士兵革命热情高涨，斗志旺盛，所到之处，深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因而曾国藩的湘军并不是对手。湘军出师后与太平军首战于岳州，一触即溃。曾国藩在靖港亲督水师与太平军对阵，也遭惨败，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本人羞愤交加，投水欲死，被随从捞起。接着他用了近三个月时间重整旗鼓，修造战船，再次出击，并攻陷岳州，初步扭转了战局。十月，又经激战，攻取武汉三镇，朝廷赏加给他兵部侍郎衔。曾国藩继而率师东下，攻破太平军水上要塞田家镇。咸丰五年（1855年）一月，湘军进逼九江。曾国藩气焰又变得嚣张起来，企图“肃清江西，直捣金陵”。

曾国藩

面临这一局面，太平天国立即派遣富于军事才干的翼王石达开为统帅，率师西援。两军对峙于湖口、九江一带。曾国藩军队久攻不克，粮饷接济也日益困难，内心焦躁不安。

石达开机智地利用曾氏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疏忽由湖口通向鄱阳湖的防备。曾国藩果然上当，竞派水师快船驶入鄱阳湖。企图打通同南昌的联系，威胁太平军后路。曾氏快船刚入鄱阳湖，石达开立即封锁湖口江卡水关，将曾国藩赖以横冲直撞的水师隔为两段。江面上的湘军水师船只大而笨重，行动不便，遭到太平军猛烈焚烧、攻击。是役，湘军水师损失惨重，百余艘战船被焚毁。

曾国藩的坐船也遭受突袭而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两次出师，均损兵折将，曾氏本人也受到清朝地方官吏、士绅们的讥讽、嘲笑。恼羞之下，他又一次投水寻死，被官佐拉起。太平军迅速展开反攻，旋克武汉三镇。曾国藩退守南昌，当时江西有五十多个州县均被太平军所控制，曾国藩处在太平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此时假若太平军一鼓作气攻取南昌，生擒活捉曾国藩易如反掌。可惜太平天国当时并未将捉拿曾国藩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而是忙于四处攻城掠地。不久，石达开奉命率军解天京之围。曾国藩因此获得了一条生路。太平军此次失机，无疑是一次重大失误。

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战争受挫外，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通过西征，在长江中下游控制了从武昌、九江、安庆到镇江等沿江重要城市，安徽、江西、湖北东部、江苏部分地区也掌握在太平天国手中。在天京外围，太平军打跨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最光辉的鼎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爆发了内讧，为争权夺利而导致了严重的自相残杀。东王杨秀清企图谋反遭到杀害，所部2万多名骨干将士因韦昌辉的滥杀而倒在了血泊中。翼王石达开不满韦昌辉的滥杀、株连。

洪秀全在天京军民要求下处死韦昌辉、秦日纲。石达开被拥戴主持政务，却又遭洪秀全疑忌、排挤，愤而带兵出走，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太平天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太平天国的悲剧无疑给曾国藩提供了镇压革命运动的大好时机。

威丰六年（1856年）年底，曾国潘指挥湘军趁太平天国力量削弱之机，组织反攻，再次攻取了武汉，在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巩固的后方。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他率军占领九江。致使守卫天京门户的太平军军亨重镇安庆完全暴露在湘军的进攻面前。大敌当前，洪秀全大胆起用了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来挽救危局。

曾国藩

1895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第二次大破江北大营，清军全线溃败。11月，陈玉成率部神速地包围三河城外湘军悍将李续宜部，并发动猛列攻击。李秀成也从江南率军助攻，太平军三河守军从城内杀出，里应外合，三面夹击，一举全歼李续宜所部湘军精锐6000余人。李续宜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同被击毙。曾国藩不禁哀叹：“三河败后，元气大伤”因而为之减食数日。

太平军挫败了湘军的攻势，稳定了在皖、赣两省的战局。

1860年5月，李秀成与陈玉成率部再次击溃江南大营，挺进苏、浙，清朝富庶之地受到严重威胁。

但使咸丰帝更感威胁的是：此时江南清廷嫡系部队八旗绿营已被消灭殆尽，再也无力抵抗太平军的攻势。湘军虽受重创。但毕竟实力尚存。因此咸丰帝不得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曾国藩的身上。1860年6月8日，清廷上谕加曾国藩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8月又改为实授，并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这样，曾国藩终于大权在握，得以调动一切力量，统筹全局，展开对太平天国的全面进攻。

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接受了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屈辱和约，侵略者纷纷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指清廷对太平天国将士的污称）”，中外统治者开始勾结起来了，形势对太平天国更为不利。

1860年8月，曾国藩调兵遣将，集中水陆军队8万余人，向安庆发动猛烈攻势。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决定由李秀成、陈玉成率南、北两路大军，沿长江西上，合取武汉。以“围魏救赵”之计，迫敌回援。

太平军这一军事计划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11月李秀成率军从苏南出发，12月到达安徽黟县。距曾国藩祁门老营仅80里。此时湘军主力已全部被调至皖北，祁门老营兵力十分单薄。祁门位于群山之中，地形如釜底，太平军如果大力进攻，曾国藩势必无路可逃。据说曾国藩也自度必死，写好了遗书，帐悬佩刀，随时做好了自杀的准备，其幕府中不少人也开始自谋出路，准备逃命。然而，李秀成判断失误，居然没有决定拿下祁门，趁机端掉曾国藩的祁门老营，而率军绕过祁门，从徽州经浙江仍然回到江西去了。曾国藩又一次得以绝处逢生。

李秀成军队中途折回江西，陈玉成率军攻打武汉，又因外国侵略者的军舰阻挠而未奏效。太平军合取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军事计划流产了。不得已，陈玉成率部回援安庆，在安庆外围同湘军展开包围与反包围的殊死决战。这样，曾国藩死死咬住安庆不放，迫使太平军来援，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他的战略图谋终于得逞了。经过双方激烈地争夺，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所部湘军攻陷了安庆。天京屏障尽失。11月曾国藩奉旨督办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次年6月，太平军后期优秀将领英王陈玉成因叛徒出卖，死在湘军屠刀之下。

曾国藩

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即移营坐镇安庆指挥。他派兵分三路向太平天国发起进攻：由曾国荃主力进围天京；左宗棠率军进取浙江；李鸿章另组建淮军保守上海并进攻江苏南部地区。曾国藩考虑到天京城池深广险固，一时难以突破，且太平军在江浙一带尚有一定势力，为了避免陷于太平军的反包围，重蹈三河覆辙，他命令曾国荃军队对天京围而不攻，隔断天京城与江浙地区太平军的联系，坐待左宗棠、李鸿章两军扫清江浙，然后再由曾国荃率主力攻克天京，一举成功。

曾国藩这一计划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老谋深算。这时，洪秀全晚年暮气已深，迷信太甚，听不进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机动发展”的正确意见，一意死守天京，并幻想有天父相助。

太平军战士的战斗力也已大不如昔了。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李秀成、李世贤率部20余万人猛攻驻扎在雨花台的曾国荃军队。此时曾国荃所部湘军仅3万余人，且正值疾疫流行。士卒多病。曾国荃根据曾国藩“缩营自保”的战术，深沟高垒，坚守顽抗达四十六天之久，太平军始终未能攻破湘军营垒，后因军粮不继而被迫撤军。至此，太平军突破湘军天京之围的军事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再也无力发动第二次攻势了。

同治元年（1862年）至三年（1864年），左宗棠在英法侵略军的协助下，攻下杭州，控制了整个浙江。同治二年（186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在戈登“常胜军”的支援下，连克无锡、苏州、常州，控制了上海和苏南。天京已成为一座孤城，完全陷于了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死。为了独吞战胜的果实，7月19日，曾国荃督部疯狂进攻，天京城破。湘军进入天京后，实行了野蛮屠杀和抢掠，“秦淮河尸首如麻”。忠王李秀成被俘，在写完几万言的供词后，即被曾国藩杀害灭口，以掩盖湘军在天京大肆抢掠的罪行。不久幼天王和洪仁王干在江西被捕杀。

曾国藩挽救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共达12年之久。湘军由初战失败到最后胜利，其间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国藩本人也几经危机．险些丢掉性命。

即使在政坛上，曾国藩也远非一帆风顺。尽管他本人对清政府一直忠心耿耿，但清廷和满洲贵族对他却始终疑忌重重。清朝自满族入主中原，军政大权一向操纵在满族贵族手里。统治者对汉人实力的兴起十分警惕。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武汉时，咸丰帝大为高兴，对群臣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个书生，还能建此巨功大勋。”汉军大臣机祁高藻当即献媚道：曾国藩一个在籍侍郎，只是一个独夫，一个独夫在乡里居然一呼而从者万人，恐不是国家的福份。咸丰被他提醒，脸色突变。从此不敢轻易给曾国藩实权。

因此曾国藩统率湘军，长期以来只有兵部侍郎的虚衔，并无地方行政实权。因而地方州县官吏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各省督抚大员对他更是处处掣肘，时加窘谑。曾国藩编练湘军，在征兵、筹饷、用人等方面都曾备尝艰辛。这也是影响湘军初期战斗力的一个因素。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曾国藩乘机带弟弟国华、国荃奔丧回籍，大有急流勇退之意。次年，太平军攻破江南、江北大营，并占领浙江、苏南等清廷重要的富裕之区。当此危难之际，江南已不再有满清嫡系军队。不得已，清廷才肯授予曾国藩实权。“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上台，继续重用曾国藩，授曾国藩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曾国藩的一些门生故吏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担任要职。曾国潘因此成为清朝最大的实力派。而清朝政府的权力，也由此开始逐步由满族贵族向汉族地主阶级转移。

曾国藩饱读经史，深知“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在战略上，他先取武汉三镇以扼长江上游，解除后顾之忧，而后步入江西，取九江，克安庆，围天京，以期决胜。在他同太平军12年的作战经历中，尽管其军事屡受挫折，在政治上遭排挤，但他仍然坚持这一战略思想。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败而能振，愈挫愈奋，锲而不舍。

石达开攻江西，陈玉成攻安徽，李秀成取江浙，都曾给清军造成巨大压力，但却始终不能打乱其战略部署。甚至在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他的主子咸丰帝谕令他抽调湘军北援京师，他也千方百计敷衍，拒绝率军北上。而战争的进程与最终结局，正好符合了曾国藩的战略构想。

当然，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还与他对外妥协退让，竭力争取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与合作有关。他认为，当时中国内部太平天国、捻军、苗民等起义日益加剧，清政府应集中力量镇压内乱，尽量与洋人相安无事，不可别开祸端。

不仅如此，他还赞成“借师助剿”。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深入浙东，进逼上海。曾国藩就主张借洋兵守沪城。继而由外国侵略者组织的所谓“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便纷纷出现于苏浙战场，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除了勾结外国侵略者“借师助剿”之外，还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仿造洋枪洋炮，并亲自参与、倡导这一活动，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早在咸丰六年（1856年），他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就向咸丰帝奏请制造轮船。他自己则首先购买洋船洋炮武装淮军水师。咸丰十一年（1861年）之后，曾国藩大权在握，兴办洋务事业也更为积极主动。他身边的幕僚策士如冯桂芬等人也建议他积极学习西方富强之术。于是他上奏清廷主张大力购买西式船炮，始而演习，继而制造，并认为此举不但可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还能增强国防，防止外敌入侵。

接着，他令李鸿章资取洋人长技，筹办洋务军工，用洋枪洋炮武装淮军。他自己即着手在安庆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试制枪炮炸弹，全用汉人。该所曾制造出了一艘小轮船，起名“黄鹄”，但行驶迟钝。尽管如此，该所却是中国最早的制造枪炮的军工厂。曾国藩罗致了一批近代最早的科技人才，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工业开了一个头。曾国藩大胆重用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获取学士学位的归国学者容闳，派其携款赴美购买机器，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创设奠定了基础。

后来，他又与李鸿章合奏清廷派学生出洋留学。计划每年选派30名，四年共派120名优秀少年赴美留学，由容闳等人带队负责。是为中国公派留学之始。后因顽固势力的阻挠，这批学童不得不提前回国，学业未及完成。但后来这批学童中仍产生了不少近代杰出人物，如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代表。曾国藩的洋务活动，虽然其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但却多少给近代中国增添了不少新的东西。从而’也为其一生，增添了些许亮色。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被加恩赏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候爵。其时湘军兵马也在10万以上，可谓名高权重，势力雄厚。野史传说当时曾有人劝说他乘机推翻清朝统治，取而代之。曾国藩素以忠君卫道为己任，自不会有谋叛篡位之举。但曾氏素读史籍，深知功高震主，树大招风。因而处处小心谨慎，时时自加贬抑。为了取消清廷对自己的疑惧心理，他大量裁撤湘军，并在南京建造旗兵营房，请北京八旗兵南来驻防。

南方的太平天国虽遭镇压，但北方的捻军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1865年，清军“剿捻”名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

清廷只好再次请曾国藩出马。同治四年（1865）五月，曾国藩率军出征。他一反僧格林沁“穷追猛堵”的战术，采取“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以静制动”的战术。在临淮、济宁、周家口、徐州等重点地方驻扎重点，令地主乡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又以东起运河，西及沙河、贾鲁河，南至淮河为防线，并在自朱仙镇至开封地段和黄河南岸挖壕设防，以围困捻军。无奈此时湘军已经军纪败坏，缺乏战斗力。而淮军将领则又时常不听曾国藩调遣。捻军使用运动战术，东突西进，于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冲出防线。曾国藩的“剿捻”计划破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剿捻无功”。清政府只好改调李鸿章来负责剿捻。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又被派去查办“天津教案”。

曾国藩自认中国军力弱小，只有与洋人委曲求全。结果他判处20名良民死刑，充军25名（包括主持正义的天津知县刘杰），向洋人赔款50万两白银，并派崇原去法国道歉，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唾骂。居京的湖南士绅甚至将他开除出同乡会。他自己也深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曾国藩的声名也因之而江河日下。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五日，曾国藩卒于南京两江总督任所，终年六十二岁。其死后被清廷谥号“文正”，后人往往称之为曾文正公。曾氏一生著述甚丰，传世的作品有日记、家书、奏稿等多种，今均收入《曾文正公全集》。

【毛泽东评点】

为学之道，先搏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

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页。

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摘自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鉴赏】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个人物。近代史上的颇多著名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其为“圣哲”。梁启超、杨昌济、陈独秀等也都对之表示过钦佩与推崇。毛泽东年轻时也不例外。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小时候曾长期住在外婆家里，多少听到过一些有关曾国藩的故事、传说。青年时代，他爱读梁启超的文章。他的老师杨昌济因毛泽东出生农家，天资颖悟，也时常拿曾国藩的例子来勉励毛泽东好好学习，严于律己，将来争取成就一番事业。毛泽东本人也认真阅读了曾国藩的日记、家书等传世的著作。因而在青年毛泽东的《讲堂录》及其他早期文稿中，留下了不少论及曾国藩的文字。

毛泽东于1915年6月25日致信湘生，在信中列举了曾国藩的家书，并表示自己要专心致志，研治科学，决不旁务以致分散精力。毛泽东援引曾国藩家书中曾氏诸事太杂，百无一成的话，认为其乃金玉良言。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治学经验十分推崇。

曾国藩认为士大夫要想转移世风，当养成厚实的品格。

毛泽东不仅对之大为钦佩，而且对之有自己更深入的理解。

毛泽东的《讲堂录》中所记下的曾氏格言，都是他用来激励自己修身养性的。当时的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注重个人品性修养。曾国藩提倡养成厚实的品格，反对说空话大话，行架空之事，这与毛泽东一向注重务实颇相暗合。此中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也是十分钦佩的。

毛泽东在致友人黎锦熙的信中盛赞曾国藩的军事政治才能，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就大功，与其渊博的学识是密不可分的。并总结出“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的结论。

治学与做事，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问则是做事的基础与本源。不学者必无术，势必难以承担大事。纵观曾国藩一生的历史，毛泽东的这一看法不仅符合事实，而且极富洞察力。曾国藩一生可分前后两个时期。他自6岁那年入学读书至母亲亡故从京城回籍守制，此一时期是其前半生，曾国藩这时的重点主要放在读书治学，修身养性上。之后的半生则以从事军政活动为主。

曾氏后期的事功与其前期的治学修身功夫密不可分。曾国藩熟读经史，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学有本源。他训练湘军，参考了戚继光的练兵方法，故能练出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来；他攻取天京，先取上游，从上而下，高屋建瓴，这一战略思想也是他在总结了历史上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制定的；他受过严格的理学训练，因而个性坚毅，百折不挠，每次遭受失败后，都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做到败而能振。这一切，确非一般不学无术之徒所能做得到的。

青年毛泽东从治学、修身、事功三个方面对曾国藩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并且注意到三者的相互联系，认为曾国藩后期的事功，是其早期博学的必然结果。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尚未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故而对曾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所谓“事功”未加批判，对曾国藩作为封建卫道士的反动的一面也未予揭露，这是可以理解的。

曾国藩是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夫”、“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颈凌霜”；他的门生故吏则颂之为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辛亥革命前后，有人开始斥责他为“残杀同胞”的败类，“遗臭万年的汉奸”。真所谓“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笔者认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极具矛盾性的人物。矛盾的根源则在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旧者将死而未死，新者将生而未生，新旧交杂的过渡性社会。洪秀全举起太平天国的大旗，力图建立新的政权，然而其思想和手段却是旧的。旧的拖住了新的，其革命注定要失败。曾国藩起而卫道，镇压了农民起义，使清代统治得以苟延残喘，但旧的东西已经腐朽没落，所谓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泡影。曾国藩固然具有相当的军事才能，这在他的治军训练，战略战术中都有体现。然而却并不能使正走向灭亡的清王朝“起死回生”。其事功实不足道。

近代中国处于中西矛盾十分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西万资本主义势力挟其坚船利炮汹涌而至。他们既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又是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拥有者、传播者。这一矛盾的角色往往引起近代中国应付失策。曾国藩对外主张妥协退让，处处与洋人委曲求全，被人骂为“卖国贼”真是罪有应得。但他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开国内洋务运动之先河，则是可取的。纵观其一生，曾国藩的所谓“事功”，主要是“忠君卫道”的一面，这实在不足为训。但其也有“洋务开新”的一面，其功绩则不容抹煞。“承往古衰朽之续，开近代风气之先”，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决定了曾国藩矛盾的一生。

此外，就治学、修身两方面而言，曾国藩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学识渊博，有着丰富的治学经验。他重视修身养性，强调身体力行。这一切无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封建糟粕，但确有许多可取的地方。今天的人们只要具备批评的眼光，一定也可以从中深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