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肖像

#走进博物馆#2023年的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总书记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如今，建国74周年、改革开放45周年，中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耳边犹回响着1949年10月1日那个响彻世界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那时的中国，战乱频仍，民生凋敝，水深火热。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挺身而出，带领人民浴血奋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启了一段历史新纪元。

还记得否？有一种信心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国民党背叛革命后，红军在不断围剿中，屡屡失利。秋收起义部队会攻长沙失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失败，广州起义部队坚守羊城失败……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革命的火种仿佛狂风中的烛光，随时都可能被扑灭，使得党内和红军内部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情绪。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后，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写下了那封六七千字的长信，以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话语重新点燃了革命的信心。

光芒万丈，穿越时空，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还记得否？有一种豪迈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历史硝烟虽已远去，但每当我们回望长征时，总能被无数的故事敲击心灵，荡涤灵魂。而书写这段传奇的人，正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是一篇家喻户晓的壮丽史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施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又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动人细节。1935年9月29日，陕甘支队从榜罗出发，于当天到达通渭县城，这是红军爬雪山穿草地三个月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县城。

毛泽东向杨得志、肖华询问部队的情况后，又不顾鞍马劳顿，赶到不远的文庙街小学。在那里，他首次充满激情地公开朗诵了他自翻越岷山后酝酿于心的诗篇，要知道当时长征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这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彰显的是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忠诚信仰和必胜信念。

还记得否？有一种清醒叫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有一种思念，历经历史云烟，愈加醇厚；有一种记忆，穿越时代风雨，历久弥新。这是毛泽东执笔为新华社撰写的五大评论之一，评论的是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而这一句话也一直是我们和平崛起路上的一针清醒剂。

即使时隔几十年，我们再来回顾毛泽东的这些话语，今天依然适用，这就是伟人的智慧与远见。

还记得否？有一种态度叫做“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团三营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荣誉称号。当天，毛泽东正好在上海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给他们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经验。他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当年8月1日，他便写下了《八连颂》这一首杂言诗。

其实早在1928年，结合旧军阀出现的各种扰民现象，他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之后全面概括成了我们熟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此，中国军队的风气焕然一新。这也是毛泽东不断思考和始终关注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之胜利，根本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原则的胜利。

这就是一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公仆情怀。

还记得否？有一种奋进叫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962年的冬天，中国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中苏关系又开始紧张。同年底，郭沫若填《满江红》一词，借以表达中国人民面对反华势力，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必胜信念，毛泽东读后当即作此和词。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因为时间不等人。就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不长的时间里，使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他曾经说过：“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那铿锵的话语，让我们感受到只争朝夕的奋进，透射着时代伟人的担当尽责！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一生的追求。

今天，我们再次缅怀毛泽东。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行！

多年前，怀着对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无比崇敬、无限怀念的心情，我查阅、搜集了许多资料，经过大量的反复认真的梳理核对，整理编写出《毛泽东之最》一文。全文共分五个部分：一、活动之最；二、读书之最；三、语录之最；四、诗词之最；五、著作之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第一、活动之最

1、最初的反抗（少年时期）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即17岁以前，是在他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农村中度过的。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到胜利。看来，从劳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初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初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

《毛泽东自传》中记述到：

“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打骂得更厉害。”

2、最有志向的诗（1910年秋）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3、最深厚的母子情（1919年10月8日）

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他的母亲。

母亲姓文，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七妹十八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五男二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1918年夏，毛泽东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次年春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10月5日，文七妹患瘰疬(俗称疝子颈)病逝，终年五十三岁。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含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全文如下：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1919年10月8日

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4、最有益的“游学”（湖南一师读书时）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称赞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1934年10月，踏上长征的路途 沈尧伊 革命理想高于天

5、最健身之法（湖南一师读书时）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既力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又十分讨厌学校规定的几分钟哑铃操，甚至写讽刺文章攻击那些“机械”的锻炼。

毛泽东非常喜欢自己发明的身体“测验”。他(和朋友们一起)经常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

对毛泽东来说，锻炼身体不单是一种获得健康的方式。为什么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这当然不只是在练嗓子，而是在体验随意和任何抵抗力竞争的愉悦。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其意思是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和他思想相近的朋友蔡和森的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

6、最有份量的刊物（1919年7月14日至1919年8月上旬）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创刊号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在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

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重印2000多份，仍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从第二期起改印5000份。

《湘江评论》每周1张4开，约12000字，“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深受读者欢迎。第2期署名"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8月上旬，军阀张敬尧派军警查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

7、最有影响力的暴动（1927年9月9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起义前又收编一部分原黔军武装为第四团。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

1927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1927年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

1927年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8、最早的部队改编（1927年9月29日）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同时，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也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

△1936年长征时期的毛泽东

9、最具深远意义的会师（1928年4月）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建立了兰花坪,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来到了湘南地区。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组织领导和配合下，发动了湘南武装起义。

1928年3月，在永兴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

1928年3月底，由于湘、桂、粤军的三路“协剿”，起义农军难以在湘南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除留一部分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外，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和农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

192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部队在汝城一带击溃了尾追湘南起义的敌军，4月在酃县的十都与朱德见面。

在毛泽东率部的掩护下，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于1928年4月中旬抵达江西省宁冈县的砻市，与毛泽东统率的井冈山部队胜利会师，这就是有名的井冈山会师。

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开始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旋即取消师部，改为6个团由军部直接领导。全军万余人，枪两千余支。接着在宁冈召开了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

1928年5月4日，在砻市广场举行会师大会，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建立(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

井冈山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朱德曾赋诗道：“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领导有方在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

10、最基本的游击战术（1929年4月5日）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其中写道：我们3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6页)。

11、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0年初）

1930年初，毛泽东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旗帜鲜明地声讨党内的教条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从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着手，提出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实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 从实际出发，去探索、把握和遵循中国革命的规律。这样就把中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世界革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又有许多不同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全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2、最闻名的一次军事行动（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

1934年10月，在毛泽东等的亲自率领下，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4年11月和1935年4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分别离开原有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11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也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6年6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同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其中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转战十一个省，最远行程约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3、最“得意之笔”（1935年年初）

1935年年初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上演了我军军史上的精彩一幕：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北渡长江的错觉挥师向东，取桐梓，夺娄山关，破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待蒋介石向川南调集重兵之时，红军已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趁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之际，红军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

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14、最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15、最黑暗的时刻（1935年9月）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5年9月1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更严重的是，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16、最伤心的四次落泪（1934年年底至1935年10月）

(一)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毛泽东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二)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三)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

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

“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艰苦创业——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给120师的干部讲话》（1942年 吴印咸摄）

(四)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

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17、最重要的一次谈判（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整个事件过程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亦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1945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登机挥帽告别》（1945年 吴印咸摄）

18、最恢宏的战役（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19、最欣赏高派京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

毛泽东是一位业余的京剧行家，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唱腔、程式比较熟悉。

毛泽东又是一位富于欣赏个性的京剧迷。他承认自己“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已经把华北京剧团的演出日程安排好了。警卫排长阎长林跟毛泽东提起看戏的事。阎长林说：“华北京剧团要给咱们进行慰问演出了，听说这个剧团演得不错，还有一些名角呢?”

“有什么名角？”毛泽东问。

“听说，主角有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

毛泽东说：“噢，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的那些老艺术家唱戏也不容易了。”

这次慰问演出的场地是东柏坡的大礼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都来了。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高庆奎的高足李和曾演宋江。毛泽东赞扬李和曾说：“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唱戏呢。”又说：“这个人唱得好，但这出戏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就是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主角的唱功来。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他认为哪出戏唱得最好，就叫他演哪出戏才好。”

最后一出戏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爱看这出戏，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他不断鼓掌，并侧身对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赞许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来就是科班出身。

周恩来说：“你说得对，李和曾是属于高派艺术。听他的介绍，他9岁就进了北京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戏，学了8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向高庆奎学了3年戏，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主席，明天晚上想看他们演什么戏?”

毛泽东说：“明天晚上我来看戏，演什么戏由他们自己定，他们认为什么戏演得好，就演什么戏。”

在返回西柏坡的路上，毛泽东和身边的人员谈起戏来，他问：“你们说，今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回答：“演得不错，扮演诸葛亮的李和曾唱得最好。特别是他的唱腔，是那么洪亮，宽厚，听起来真带劲儿!”

毛泽东说：“这就叫高派唱腔。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明天咱们还来看戏，明天早点来，还是走路来。”

第二天晚上演出的剧目有《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哭秦庭》。

《哭秦庭》由李和曾主演。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念念不忘李和曾，他对身边的人讲：“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马派、谭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了自己的艺术家。”

毛泽东保存了许多高派唱腔资料，如《逍遥津》、《斩黄袍》、《珠帘寨》、《胭粉计》、《鱼藏剑》、《七擒孟获》、《辕门斩子》、《汾河湾》、《八大锤》等。

毛泽东很关心李和曾的身体、生活和艺术各方面的情况。有次，毛泽东对李和曾说：“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很好研究。”毛泽东还曾从艺术和史料的角度与李和曾就某些剧目进行商榷。

50年代，有一次，他听了李和曾清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黄唱腔后，很风趣地对李和曾说：“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样唱。”

过了些日子，李和曾又为毛泽东清唱，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上次，你唱的《李陵碑》唱词里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否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就按照毛泽东改的词去唱了。

△《宝塔山下》（1943年 吴印咸摄）

20、最盛大的庆典（1949年10月1日）

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1、最“无情”的“四不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很重感情，却十分反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作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亲戚、故旧、朋友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寻求帮助，有的则提出要到北京来。接到这些信后，毛泽东同志很是为难，他说，我现在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毛泽东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过我，帮过我们的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叫来秘书，对他们说，以后一般的来信，都由你们处理。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部门工作情况的，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作参考，但不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

杨开智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当他写信提出想到北京来工作的想法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明确劝阻：“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日，毛泽东在给时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的信中明确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自此，毛泽东的家乡很少再有人来，偶尔因事来信，他都按自己立下的规矩办，从未违背过原则。毛泽东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为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自觉抵制特殊化作出了表率。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子女也事事要求自己，抵制来自各方面的不合理要求。

22、最大的一次军事支援（1950年）

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卷入朝鲜战争，为援助朝鲜、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出兵干涉。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反对美国出兵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朝鲜以“必要的援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反对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在朝鲜半岛的各国部队的提案。美国不顾安理会反对，强行要挟欧盟国家出兵，共有19个国家参战(朝鲜，中国，韩国，美国，欧盟，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港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19日强占平壤。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首批援朝部队赴朝参战。战争持续了2个月的时间。

23、最先提出“死缓”一词（1951年5月）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大陆展开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在捕人杀人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要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

毛泽东还考虑到，光是提出杀人不能太多，要控制杀人数字，还是不够，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在这些具体政策界限中，毛泽东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他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毛泽东自己也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不能马上做出决定，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的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做出决定。

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

中央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死缓”刑名，并形成《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经过毛泽东逐字逐句修改并批准发出的。

这样，毛泽东关于设立“死缓”刑名问题，实际上就确定下来了。后来，这一刑名一直被中国法律所沿用。

24、最不情愿的事情（1952年春）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6个口罩，是专为毛泽东外出时避人耳目而做的。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有关部门规定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必须戴上口罩，以避免麻烦。

1952年春，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安全部门一再坚持让他戴上口罩，避免被人认出，形成拥挤局面，对主席安全不利。毛泽东虽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妥协。那时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肖像的却越来越多。毛泽东尽管戴着大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但在黄鹤楼时还是被一个小孩认出来了：“毛主席！”

孩子的一声惊喜的叫喊，似乎传遍了整个黄鹤楼，正值春节，游人特多。刹时，人们像潮水般拥来，人挤人，都想拥到前面，看个清楚，看个真切。毛泽东的卫士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和李先念、杨尚昆、王任重等领导同志马上里外形成两层保护圈，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流，拥来拥去，好不容易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了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欢呼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陪同和警卫早已是大汗淋漓，惊魂未定，而毛泽东却开心地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看到这种热闹、融洽的场面，毛泽东是很高兴的，第二天，他跟大智街长谈话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能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他更喜欢自由自在、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

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戴河，他坚持“出去走走”，还发过脾气。有关部门怕他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走，但必须戴口罩，戴墨镜。毛泽东在田地里想和农民聊天，但戴着口罩、墨镜，身后还跟着一群人，谁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农民们看出了这“不速之客”是毛主席，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过来。为了安全，卫士和警卫不由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毛泽东发脾气也没用，个人必须服从组织。

为了保密，为了安全，让毛泽东戴口罩，使他脱离人民群众，他是很反感的。

△ 《战友》 作者：许宝中 李泽浩

25、最早提出的“双百方针”（1951年—1956年）

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1953年。当时，对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向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第二年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也以此作为办刊的方针。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以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和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而载入史册。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不要做“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这段话，虽然还没有用“百家争鸣”这四个字来概括这样的政策思想，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包括陆定一在内的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的过程中，4月27日陆定一发言，他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一胡姓植物学家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不知道这样一来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关于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昆曲旧戏《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陆定一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讨论总结，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陆定一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1956年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

26、最后一次出国（1957年11月）

毛泽东这一辈子只出国两次，而且都是去苏联，所以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就是最后一次出国。那是1957年11月2日至21日，参加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就是在这次访苏期间，毛泽东对中国留苏学生发表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著名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披露了大跃进的雄心，表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而且自曝他“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五年;如果能再活15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此话一出，台下学生们赶紧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能够超额完成任务，当然更好。可是还要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结果毛泽东19年之后去世，“超额”了4年走完生命旅途。

27、最后一次庐山相会（1959年7月9日）

1959年7月，毛泽东到庐山后情绪很好，对前来迎接的杨尚奎、水静夫妇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7月5日晚上，毛泽东突然问与他一同上山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封耀松回答：“七号、九号……”封耀松记得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感觉到他在安排一件事情，这让他自己也困惑了好久。

1959年7月9日晚9时，贺子珍乘坐的轿车准时开进庐山一处巨大的别墅庭院。封耀松与水静一同把贺子珍搀扶到值班室坐下。毛泽东得信儿后看看表，站起身似乎要出门迎接。不过他还是坐了下来。随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两人相会于庐山美庐二层的客厅中。他们于战争年代分手时，还住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吴家窑洞。

毛泽东见贺子珍走来就站起身，微笑着打招呼请她坐下。毛泽东还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她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两人就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了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刻，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他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百感交集的贺子珍哭得更厉害了……待她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问道：“生活怎么样?身体好了没有?”贺子珍仔细看了看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他说：“忙呀，比以前更忙了。”随后又详细问起在苏联的情况，她一一说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她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他们讲话声音很大，谈得很热烈。

接下来，毛泽东向她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当年年初辞去国家主席的事，说自己实在太忙了。她点着头，认真听着。在谈话中，惟一提到的外人可能就是王明。她仍然不忘提醒他：“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他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他们自然还谈到了李敏的婚事。他告诉她，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女儿举行婚礼。这是整个相会最轻松的时刻。

最后，毛泽东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分别时两人没有握手，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次来之不易的相会，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当时已将近半夜了。临别时毛泽东对水静说：“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封耀松上楼准备安排毛泽东休息，却发现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毛泽东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说罢让封耀松下楼去拿香烟，他是离不开烟的。

封耀松拿烟上来时，毛泽东继续说道：“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毛泽东让封耀松打电话给水静，让她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贺子珍拿走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封耀松马上下楼去办，这时已近一点。翌日晨，水静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要回来了。毛泽东接到封耀松报告后连连讲：“好，好。”他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28、最后一次阅兵（1959年10月1日）

1959年10月1日，国庆10周年阅兵大典的规模远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国庆阅兵。在大大拓宽了的天安门广场上，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的阅兵队伍接受了检阅。最令人兴奋的是，人民解放军“五”字开头的新式武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九式坦克、歼五型歼击机等新式武器也纷纷亮相，这些武器基本都是中国自已生产的。不过在世界范围内，此时一国军力强弱的主要标志已不再是新型坦克和喷气式歼击机，而是美苏英已经装备的核武器和远程导弹。

在阅兵时，毛泽东同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彩色纪录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虽偶有笑容却比较勉强。庆典空前隆重，毛泽东的心情却很不愉快。原来这时候一方面中国国内经济正处于十分困难的状况，而另一方面原本答应给予中国核武器技术援助的苏联却突然变卦。这一年6月，苏联通知中国，在核武器技术援助方面要“推迟两年”。而就在这次国庆阅兵的时候，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撤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城楼上的毛泽东听到这话，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那也好”，随后便同身边另一位外宾胡志明谈笑，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其实，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中国要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毛泽东随后在党内会议上说道：“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此后，由于我国国庆典礼制度的变化等原因，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阅兵，国庆10周年阅兵也就成了毛泽东最后一次阅兵。

29、最反对特殊化（1965年5月29日）

1965年5月22日下午5时左右，毛泽东乘坐一辆银灰色的苏制吉姆车来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茨坪，下榻于茨坪宾馆(今井冈山宾馆)115号房间。

考虑到毛泽东长途跋涉的辛苦，为了安排好第一餐晚饭，表达井冈山人民的一片心意，这天晚餐桌上摆了茅台酒、香烟、苹果以及丰盛的菜肴。汪东兴发现后，立即找来宾馆管理员说：“不是说好了吗?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是贰元伍角钱的伙食标准，你们赶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起来。”结果井冈山人想破例安排的第一餐也只是按伙食标准四菜一汤，小碟盛菜、小碗装汤，由服务员用竹篮子将装有菜、汤的小碟、瓷碗送到毛泽东的住处，等他吃完又将小碟、瓷碗提回厨房。

当时担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特意派他的厨师从南昌赶到井冈山为毛泽东做了一道江西弋阳的地方菜———弋阳鸡，这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吃的最好的菜了，然而毛泽东也只是浅尝辄止，后来，这道“高档”菜便再也没上过毛泽东的餐桌了。

离开茨坪前，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带着钱和粮票到宾馆财务室，找会计结算伙食账。当时担任会计的雷良钊说什么也不肯收下这钱和粮票。他说：“收下这钱和粮票，叫我怎能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井冈山的群众啊!过去毛主席在井冈山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是为我们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回到井冈山，那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最大的关心，也是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光荣。”

吴连登一边点头一边解释说：“你的这些话都有道理，可你不知道，主席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也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呀，这也是纪律，我必须遵守。在我们的约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凡是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人代办的，都必须将货款交清，地方不收钱，东西也就不能拿。’这钱和粮票你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