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为何能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公司？揭秘其成功的背后原因

你要确保所雇用的员工喜欢在此工作，他们喜欢创造，他们在这里的初衷并非为了钱。

——谢尔盖·布林

田行智的社交情结

在谷歌的美好时光

在谷歌，田行智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因为他在这里邂逅了同为谷歌员工的妻子吴宇欣——起初，在谷歌人的聚会上，她向田行智打趣称自己是导演吴宇森的妹妹。

田行智出生于四川，11岁赴美并在纽约长大，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计算机学士和硕士学位。1998年，他就加入硅谷一家研发基于浏览器的CRM企业软件创业公司；2000年年初公司被收购后，他来到中国，和朋友创办了最早的社区及音乐社交网站Q点网（www.qzone.com）。然而，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Q点网因没有掌握良性的商业模式而宣布关闭。学技术出身的田行智发现，自己在商务领域并不擅长。当时，有朋友建议他回学校读商学院，但是田行智说自己“特别不喜欢考试，又不想花钱，还不如去一家咨询公司，他们还付我钱”。于是，有着优秀履历的他顺利地加入波士顿咨询。

在咨询公司主导IT战略和移动项目的田行智积累了不少商务经验，然而，咨询公司的特点是为客户解决问题，却并不能主宰企业自身的战略和命运。两年后的2005年，田行智想要再次创业，而当时的谷歌刚刚进入中国，也正想将移动作为发力重点，他被选中并被说服到公司里进行创业，于是加入了谷歌负责与移动相关的业务。

2005年10月，田行智再次回到中国。这时的北京，已和几年前自己创业Q点网时有了很大变化，中关村高楼林立，一些IT互联网公司如新浪、搜狐等对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已超过了传统行业。而刚刚进入中国的谷歌，似乎对这里的一切还有些陌生。他们的第一个办公室并非后来位于海淀区五道口的谷歌大厦，而是设立在外资公司最多的北京朝阳区新华保险大厦。这个临时办公室只有四五个房间，员工也不过二十几人。那年夏天，宓群和几个同事从美国来到中国作为初始团队创业，其中就包括田行智的太太吴宇欣，负责广告业务。在田行智加入前的一周，李开复结束了微软的解禁期，也正式加入谷歌。

田行智形容，当时的谷歌像是一家创业公司，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甚至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用户，也对如何使用谷歌有点摸不到头脑。比如，听说这是一个搜索引擎，有人就到谷歌的页面搜索“Google”；还有很多人打开页面却不点击——过于简洁的设计使得很多网民误以为网页还没开发完；一度，国内流行导航上网，谷歌不得不放弃简洁的用户界面，转而推出导航类产品。现在很多看似“可笑”的事情，在当时，正是一家创新公司在新市场拓荒的真实写照。

Google的中文译名也是在这个办公室诞生的。当时谷歌同事和广告公司奥美一起设计了几十种方案，最终投票选择了“谷歌”。这个译名曾引起争议，这让田行智感慨“起名字千万不要投票，因为最后的得票很平均，往往选出来并不是最满意的那个”。不过，人们还是逐渐接受并记住了这个名字。

谷歌进入中国的前两年，完全是市场开拓性的工作，田行智则主要负责与移动相关的业务，和运营商、手机厂商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谈合作。当时国内公司和用户对谷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这让田行智颇感得意；经过长时间谈判，2006年年底谷歌与中国移动签订了移动搜索上的战略合作，尽管这一业务在2010年被新华网取代，但在当时这一纸协议意味着，一家全球互联网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在商业模式探索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而在公司内部，这家因有着优越办公环境和自由氛围而在全球闻名的公司也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人加入。第一批谷歌员工大多有国外留学或跨文化背景，而且都是不到30岁的年纪，大家很快打成一片，成为好朋友。

谷歌有很多工作之外的娱乐活动，田行智一直是最活跃的一个。在厨艺比赛中，他是酷爱美食的评委；在服装秀中，田行智和12个女生一起走秀。他的业余爱好也十分广泛。比如，他曾拜台湾大师为师学习了两年紫微斗术，并用理科的思维分析它。在麻省理工学院时，他还学会了跆拳道，平时教同事一些基本招数。当然，田行智认为最有价值的爱好还是跳舞。他经常拉同事去跳，也是在和吴宇欣跳舞时两人拉近了距离。所以他经常告诉“宅男”朋友：“要找到好女孩，一定要学跳舞。”田行智虽然中文不错，但在国外长大的他更多的是用美国式的思维来思考。按他的话说：“你的人生一定要high（精彩）起来，不然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工作？”

为了让美国总部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当时的谷歌中国员工编排了一系列反映各个朝代的小品，用以展示中国历史。当时田行智和吴宇欣还没有开始约会。吴宇欣出演慈禧太后，田行智扮忠臣，她砍了他的头。最后一场戏是展示现代人的生活，两人扮演一对新婚夫妇。“后来我们俩真结婚的时候都对大家说，其实我们是结第二次婚了。这就是缘分。”田行智说。

2008年汶川发生地震，出生在四川的田行智希望做点什么。当时他已离开谷歌，但还是提议和谷歌同事一起建立寻人平台。很快，谷歌调集了一些产品工程师完成了这个计划。这段经历仍让他记忆犹新。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田行智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一手建起了它，但一句话，就毁了。”为了纪念这段特殊时光，他和前同事们借酒浇愁。此后，他也会偶尔溜到谷歌蹭饭，顺便看看曾经的工位。

组建谷歌帮

2007年前后，谷歌中国经历两年成长，已经发展成一家数百人的大公司。而把安卓引进中国的田行智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骨子里天生有着极强创业激情的他就想再一次创业。他离开了谷歌。

事实上，还在谷歌时，田行智就常常组织同事们聚会。随着离职者增多，田行智也离开了，这样的组织变成了xGoogler China。

田行智担任这样一个角色并不意外。他曾经建立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同学会，去波士顿咨询公司后又在那里建立了圈子。因此，爱好广泛又善于交际的他很容易成为组织发起人。

起初，这个圈子只有二三十人。李开复、周韶宁、宓群等都在其中。后来不断有新面孔加入，有些甚至是在田行智离开之后才加入谷歌的。到了2015年，这个组织已经扩大到300多人。因为爱好美食，田行智经常负责选择聚会场所。从最早的2009年起，这个聚会每个季度都会进行一次，如今每次已是五六十人的规模。这些聚会通常都由宓群、李开复这些投资界的xGoogler买单。“我们这些人里创业的很多，他们也乐意买单，还能发展业务。”田行智说。

在这样的聚会上，大家彼此聊起最新的进展。随着创业的人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活跃。“谷歌人喜欢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不是拷贝别人的想法赚钱，淘一桶金就走掉，而是喜欢挑战一些有难度的东西。”田行智还记得周韶宁离开谷歌时说：“我要成为中国的FedEx。”“我们当时觉得这好累啊，物流背后的系统非常复杂，但是他说我就是要做，而且现在真的做起来了。”而田行智当时要做社交，希望在中国和国际上都有所创新，这家公司后来被Zynga收购。

不过，在这样的聚会上，大家喝酒聊天，话题更多的是天马行空。“工作上参加的会议够多了，大家在一起就是单纯的放松。”田行智说。在他眼中，xGoogler是藏龙卧虎的一群人。“沈思的单板滑雪玩得非常好，韩雪豪在品酒上很有一套，李文飙是高尔夫高手。我就只会跳跳舞、去去派对。”

社交创业情结

在宓群眼里，“Andy（田行智）是一个非常Social（具有社交属性）的人”。而田行智则说：“创业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一定要做自己有特殊经验的东西。”事实上，已经经历四次创业的他，每一次都与自己的兴趣与经验有着密切关联。

2000年，田行智第二次创业的互联网公司Q点网，就是一家音乐社交类网站。其中有很多今天SNS（社会性网络服务）的雏形，包括当时推出的“粉丝圈”概念，以及让用户围绕自己喜欢的歌手和乐队相互认识、成为朋友、一起互动，用今天的话来说正是社交。当时Q点网每周举办一场200人左右的小型歌迷会，在线上售票，并播放歌迷会视频，吸引了大量点击率，一度进入中国垂直类网站的前五名。

2007年，田行智离开谷歌，创办游戏公司希佩德。当时他就渴望做一家真正的基于手机的社交游戏公司。但当时中国还是WAP的天下，智能手机方兴未艾，iOS和安卓也不为人知，所以想做基于智能手机的虚拟道具系统游戏为时尚早。同时，Facebook上的平台刚刚开放，上面的Web社交游戏正在爆发。两个月后，他们毫无悬念地转向了Web，成为中国第一家在国际平台上的社交游戏开发者。希佩德则在2010年被Zynga收购，田行智成为Zynga中国总经理。

2013年，在Zynga中国快到三年时田行智心里又有了些想法。一方面，基于此前在谷歌的移动情结，他看到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已经成熟，催生了很多新的创业模式，存在大量机会。第二，田行智一直以来的社交情结都没有改变，他希望这次可以做出一家50亿美元的大公司。第三，他也有靠谱的合作伙伴：欧阳云曾和他在2000年一起创办Q点网，后来两人又在美国波士顿咨询共事；之后，田行智去了谷歌和Zynga，欧阳云则进入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基于过去的种种经验，两人最后锁定的目标正是“移动+社交”。

2013年8月，田行智和欧阳云正式踏上新征程，创办云智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碰碰），并把英文名定为Asia Innovations（亚洲创新）。“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们想证明中国创新可以在全世界领先，并且比硅谷要好。这一点我坚信。”对田行智来说，已经经历数次创业，比赚钱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田行智认为，中美互联网创业市场的确有诸多不同。美国的优势是创业体系相对完善，基础设施比中国好；更重视知识产权，不会轻易抄袭；资金、人才也很充足。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各方面都极具潜力，最主要的一点优势是硅谷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真正接触到用户。

如今的硅谷已经被IT、互联网创业企业“攻占”。硅谷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美国其他地方，这也导致很多普通人在硅谷很难生存。“硅谷越来越像是一个象牙塔、实验室，它很难再去接触真正的普通的大众用户，越来越脱离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硅谷更适合大数据、大技术，深度面向商用的企业发展。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创新公司，特别是移动上的创新公司不在硅谷，比如Snapchat、Whisper等，都在洛杉矶或其他地区。“但是在中国，在北京，你出门就可以接触用户。这点对于做一个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来说特别重要。”

社交是年轻人的天下

“当你去钓鱼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快速钓很多小鱼，也可以专心钓一条大鱼。”这是电影《社交网络》中，Facebook创始人肖恩·帕克（Sean Parker）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虽然社交应用经历了前几年的遍地开花，目前看似进入巨头统治的红海，但对于十几年前就涉足互联网社交的田行智来说，即使市场上冒出再多的职位社交、严肃交友，婚恋、秀场等新社交形式，试图突破学生群体，社交也永远是年轻人的天下，增长最快、最具影响力、价值最高的仍然是关注年轻人的社交平台——这就是社交海洋的大鱼。

如果回顾从2000年至今的15年互联网社交历史，不难发现里面大有规律可循：无论是美国曾经最大的社交平台MySpace、韩国的Cyworld、中国的QQ空间，还是后来的Facebook，所有大型社交平台无一例外地起步于年轻人，即当时的“90后”。虽然有人试图从更高年龄层级切入社交市场，比如从白领起家的开心网，但开始时风起云涌，两三年后便黯然落幕，因为白领的社交需求不够强烈，对专有社交平台的黏性就不够。

另一方面，人们在踏入社会前后的社交需求也完全不同，22～24岁是一个巨大分水岭。跨入社会前，和同龄人的社交是平等、开放的，没有过多“不良影响”。但踏入社会后，人生观发生变化，生活的优先级发生巨变，社交诉求就发生了质变。当一个社交网络全民化时，便意味着各年龄层都会加入其中，尤其是老一辈的参与，让年轻人想要逃离原本依赖的平台。“这个现象在目前没有解药。任何一个社交平台不可能因为一部分年轻用户的逃离而放弃新的、年龄更大的用户，因为后者会带来更多的收入。所以，主流平台年轻人的流失不可避免。”然而，这也正是颠覆现有社交平台的机会。

那么，一个适合年轻人的全新的社交平台应该如何打造？田行智认为，一方面是深入年轻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喜好，永远不要过时；另一方面，则是找到每个时代年轻人的共性。比如，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都处在寻找自己、有点叛逆、喜欢接触新事物的阶段，他们想要认识新朋友，注重个人兴趣，讨厌千篇一律，甚至有点“脑残”，喜欢“互相黑”，“这些在每个年代都一样，所以掌握规律和机制就可以。”在设计游戏方面，田行智将过去在WAP、QQ空间、Facebook上火的小游戏，结合当下热点在内容上做出创新。“如果你只做现在流行的东西，就很可能昙花一现，犯很多方向性的错误；如果只做以前的东西，不将潮流和内容相结合就会被淘汰。所以关键点是如何把历史和热点结合起来。”

Zynga在全球败走麦城的经历也带给田行智启发：这就是社交的重要性要高于游戏的原因。例如，两个人打德州扑克，打了三个小时，但彼此都不了解，关系并没有拉近，并非真正的社交（游戏）；但如果玩性格测试、真心话大冒险，可能十几分钟就增进了彼此的了解，用户之间的联系才建立起来（这一点沈思在做木瓜农场时也深有体会，某一爆款游戏可能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用户，却没法持续吸引用户）。“如果你是纯内容提供商永远有风险，因为长不大，到最后赢家总是平台和内容通吃的那一家。”意识到这一点，田行智希望这一次既做平台，又做内容，完成整个链条。“这是比较大的工程，所以你必须有资金和经验，并且沉得住气。”

田行智认为，移动社交才刚开始，正如2000年时的电商。几乎每个社交平台都会经历一个起伏，这个领域还没有终结者：当年MySpace流量做到Google的一半，所有人都认为以后不会再有更大的移动社交平台；而Facebook诞生后，人们也认为不可超越，但Snapchat还是异军突起。在中国，虽然背靠腾讯，微信拥有数亿用户，但陌陌成为本土独立成长的第一个在全球上市的社交产品公司，市值达到20亿美元。“移动社交的特点是不断被更新，年轻人过三四年就会换，以此来推动整个行业的更新。”

田行智希望做一家伟大的公司，本身背靠一个巨大的市场。2012年，当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手机照片社交分享应用Instagram时，已经震惊业界，而到2014年年底，Instagram的估值已经达到350亿美元，是收购价的35倍；2013年年底，“阅后即焚”应用Snapchat创始人拒绝了Facebook 30亿美元天价的收购；2014年年初，即时通信工具WhatsApp被Facebook以190亿美元收购。“现在如果别人说，移动社交不大，那我问你，190亿美元够不够大？而且这只是被收购，还没到上市阶段，未来移动社交肯定是可以上两百亿、三百亿的公司，这是移动行业最大的机会。”

田行智有这个信心，还源于他认为自己的公司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国移动社交平台。“很简单，我本身就是跨文化的。我11岁去美国，在那里长大，对美国的文化更了解一些，同时又在中国创业多年。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可以去雇海外员工，但如果自己不了解国际文化，就很难做出国际产品。同时，我的合伙人欧阳是腾讯负责移动产品战略的，市场上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团队有这样中西合璧的社交经验。”

谷歌教训

2005年年底，田行智曾与安卓操作系统开发者安迪·鲁宾共事，并成为谷歌早期负责全球移动业务的四名主力之一，将安卓带入中国，见证它成长壮大。然而，在让田行智获得全球化视野的同时，谷歌也带给了他一些警示。

2006年，谷歌内部对于是否开放安卓源代码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田行智当时作为谷歌中国移动战略和业务负责人，和欧、美、日的一线业务同事们强烈反对开放源代码，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开放就会有失控的风险。但是安迪·鲁宾和理想化的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执意要开放。“现在谷歌因为这个至少丧失了100亿美元的估值，也失去了中国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安迪·鲁宾后来被挤出谷歌的原因，他是一个发明者和颠覆者，但并不是一个经营者。”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谷歌创始人的理想主义情结在作怪，往往是他们两个人的决定改变整个市场。安卓的开放的确带来了市场的繁荣，但也使市场混乱无序、恶性竞争的状况一直存在，诸多厂商都在抢山头，谷歌的利益也受到挟持，对用户和开发者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谷歌想打破规则——但我觉得有时候规则不应该被打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另一个问题是本地化运营，不少美国公司并不喜欢本地化运营，在他们的理念中运营的人数越少越好，最好由“机器”来完成最好。但这在人数众多的亚洲不一样，在这里运营是重要的一块蛋糕。“美国人总是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应该用美国人的东西，因为这才是最好的，这种‘傲气’，实际上让谷歌失去了很大市场，这个错误我们是肯定不会犯的。”

当然，谷歌也在改变。比如今天的谷歌眼镜，谷歌就已不再开放系统资源，而是完全由自己控制。而这也是一直在创业路上的拉里·佩奇们的思考。

田行智已经经历了四次创业，他的心态是“越发觉得创业过程好玩”。这个好玩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和自己的对赌：每一次创业都是一个挑战，每一次的目标会更大一些。而当下田行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去兼顾和平衡，比如50亿美元的远大目标和阶段性成果，产品和平台，国内和海外。

在他眼里，中国移动市场甚至还在野蛮的拓荒时代——网络基础设施并不完善：3G网络尚未普及、上网费用昂贵……但可做的东西太多，移动可以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O2O的上门服务、社交、医疗健康……“移动是一个杠杆，它可以撬动任何一个其他服务行业，所以移动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业，是一个平台，任何行业与移动的结合都会有很大的机会。”

对创业者，田行智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去认清楚自己服务的市场，从自发的需求出发；同时也要知道，创业并不是在为自己做产品，不能只在意个人喜好而不考虑大众需求。另外，不要盲目服从权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创业之路，所谓的技巧和所处的机遇、外在环境条件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执行力和敢于试错。

田行智小时候曾梦想去读美术学院。他询问父亲的建议，父亲带他去了纽约一家画室，指着一副名为“饥饿中的画家”的油画问他，这位画家画得好吗？田行智说：好。父亲又问，你能比他画得更好吗？当时还在上高中的田行智想了想说：也许不能。父亲说，好，那你还是先去读麻省理工学院吧。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再退学学习美术。“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世界这么大，凡事都是你创造的。但也是有依据的，不是空想出来的。”

TIPS

田行智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他曾经历过创业的失败，也在此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生存逻辑。或许他的经验可以带给更多创业者启发。第一，创业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并有特殊经验的东西。这是他锁定“移动社交”的原因——一方面，他是中国最早的社交网站的创始人之一，见证了无数社交产品的兴衰，并总结出一套规律；另一方面，他也曾过早涉足移动游戏，但并不逢时，直到当下才迎来真正的爆发期。第二，找到规律，了解当下：如果只做现在流行的东西，很可能昙花一现；如果重复以前的东西，不将潮流和内容相结合就会被淘汰。所以关键是如何把历史和热点结合起来。第三，创业不能过于理想化，要懂得公司不是在为自己做产品，不能只在意个人的喜好而不考虑大众需求。第四，不要盲目服从权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创业之路，所谓的技巧和所处的机遇、外在环境条件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执行力和敢于试错。第五，关于对社交的理解。社交永远是年轻人的天下。22～24岁是一个巨大分水岭，想要在社交领域钓到大鱼，就要抓住“90后”团体（泛指十几至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天才女生的创业梦

2015年1月，在国内一档知名电视征婚交友节目五周年纪念日上，身着白色婚纱的沈思和他的先生金鹏一起登上舞台。还有人记得4年前出现在这档节目上的沈思，她身材高挑，笑起来脸上露出一对酒窝。她会在台上大方地展示自己的舞姿，也会时不时抛出几个犀利的问题。有人质疑她参加节目是为公司炒作，但沈思并不在意，她特立独行、思维敏锐，得到不少关注，而最瞩目的还是她的个人经历：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和管理学双硕士学位，现任互联网创业公司木瓜移动CEO。

2011年年末，沈思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今天是2011年的最后一天，去年的今天我给自己设立了四个目标：完成木瓜B轮融资，找到男朋友，去英国黑池参加国标比赛，完成一个全程马拉松。全部搞定，甚感欣慰。”这正是这位美女创业者工作生活的缩影，除了经营自己的事业，她爱好广泛：跑马拉松、跳交谊舞、爬山露营、冲浪滑板……就连她的婚礼，也是在南极举行。

她有着独特的人生信条：“人要有独立的意志，不应该是别人告诉你应该这样，你就得这样，你要想清楚你要什么。”

成为“十分之一”

沈思的成长经历是令人艳羡的，这源于她很小就有了“未来之梦”。沈思是湖北荆州人，父亲做财务工作，母亲是一名律师，后来下海经商。1997年，高中阶段连跳两级的16岁沈思以高考理科总分深圳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毕业后，她又顺利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计算机和管理学双硕士学位。

受母亲下海经商的影响，沈思很小就从她身上学到事业心、冒险精神、魄力和执行能力。高中时，在读了《未来之路》后，她更视比尔·盖茨为偶像，立志未来要自己创业。

斯坦福大学毕业后的沈思，手上已经有不少创业计划。在一次与清华校友、北极光创始人邓峰沟通时，后者建议她先去找一份工作再去创业，特别是要去大公司做产品经理。沈思接受了他的建议，2004年，她应聘了谷歌。

2004年，梅丽莎·梅耶（Marissa Mayer）（现任雅虎CEO）曾在谷歌创立“联席产品经理”（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 program，简称APM）项目。希望培养更多适应谷歌企业文化的管理人才，比如第一届中的布雷特·泰勒（Bret Taylor），后来就成为Facebook的CTO兼Quip创始人，Android副总裁布莱恩·拉科夫斯基（Brian Rakowski）也出自此团队。这个职位面向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招聘，甚至每年只有10个名额。幸运的是，沈思在选拔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三批APM成员之一。在前三批总共30个入选者中，她是唯一的中国人，其他均为美国人。

成为联席产品经理的优越之处在于可以获得到各种产品线轮岗的机会。进入谷歌第一年，沈思就进入Google CJK（中国日本韩国），负责中日韩的核心搜索产品，她的导师正是宓群，在宓群回到中国开创本地市场后，她留在了山景城，继续主导搜索业务。

第二年，一直立誓创业的沈思看到与移动相关的互联网事业呈现出星星之火的态势，她主动申请转组移动产品。事实上，谷歌当时还没有收购安卓，移动组只有三个产品经理，主要业务是开发手机上的应用。沈思回忆道：“当时真的是特别特别早，我们就很支离破碎地在移动上做一些application（应用），事实上那时候都没有application的概念，因为还没有iPhone。”

沈思成为谷歌第一个移动广告（mobile advertising）产品经理，开始带领一支20人左右的团队，研发把谷歌关键词竞价广告“AdWords”转移到手机上面。随后，他们正式发布了全球的移动广告业务。

从那时起，沈思开始获得更多接触世界的机会，谷歌在瑞士、英国、日本、印度都有团队，她打电话联系全球业务，并跑去各个国家看市场。而沈思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平时都是拼命工作，周末就拼命地玩”。

移动，就是移动！

2007年，或许算得上当今意义上的移动互联网元年。这一年，苹果发布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智能手机iPhone，并打造了应用商店App Store；谷歌收购安卓，希望开创一个全新的开源智能系统。

一次在日本看市场时，沈思和几个日本小孩聊天，只见他们每人至少拿出两部手机，都非常漂亮，孩子们对里面的娱乐功能非常着迷。沈思意识到，这正是一个变化巨大的市场。安卓联合创始人之一Richard Miner Chris White是沈思的好友，一次，在他们交流中，他告诉沈思，“This（Mobile）is going to come（移动要来了）！”沈思心里则有了更清晰的算盘。她相信在中国这个有着巨大人口基数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上，一定会有更多机遇，她决定回国创业。

沈思的上司，后任领英副总裁迪普·尼沙尔（Deep Nishar）想要挽留她，他说：“谷歌移动的产品在中国还没开展，你回国先在谷歌做一阵子，好好熟悉一下中国市场，帮我把一些事做出来。”于是，回到中国的沈思先参与建立了移动团队，并推出移动产品，一年后的2008年，她正式离开谷歌。

2008年3月，她和清华师弟钱文杰创办的专注于移动社交的木瓜移动成立。年少时的创业梦想，沈思终于实现了——她以中国移动互联网第一批创业者的身份成为最早吃到“智能手机”螃蟹的人。

然而，成为先行者也必须比后来可以借鉴经验的创业者付出更大的代价。沈思在木瓜移动的创业，正是第一批在智能手机蓝海里冲浪的创业者的缩影。

2008年，当看到Facebook成为互联网界的一颗新星，沈思意识到，社交开始成为一种全新的网络生活方式，它能更紧密地联结用户，从而开创各种可能。于是木瓜建立了社区，希望成为移动上的Facebook。然而，产品面世后折腾了大半年，眼看公司资金就快要用完了，却很难获得早期用户。

2009年夏天，坐在办公室最后一排的沈思，望着前面几个工程师，心情苦闷。她想，做一个社交产品出来没有人用，做了游戏还是没有人用，怎么办？这时候她突然发现，有个员工正在玩一个农场游戏，所有人都在上面偷菜并乐此不疲，沈思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把它搬到iPhone上呢！很快，工程师们把农场概念移植到智能手机上，建立了Papaya Farm。这个iOS上第一款社交游戏，很快火起来，到了当年九、十月，已经冲到iOS全球总榜前10名，每天都会增加十几万用户。不久，更是突破100万，公司也开始盈利。

然而，初尝成功的木瓜并没那么幸运，不久后的一天，这款产品突然被苹果应用商店下架了。沈思千方百计联系苹果公司，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她干脆写信给乔布斯，而十几封信也都石沉大海。不甘心的沈思干脆买了张机票，直接杀到苹果公司。在楼下等了七个小时后，终于有产品经理肯见她，但他却只留给沈思一句话：“你很了不起，但我们也无能为力。”

不得已的沈思只好转战到安卓平台。不久，木瓜发布了第一款游戏Papaya Fish，很快用户达到400万。此后，公司开始迅速成长，下半年在美国建立分公司，11月发布了游戏引擎，并研发了十几款游戏。2010年年底，木瓜社区注册用户已达1000万。

在互联网界，“用户为王”似乎是至理名言，因为拥有用户，才能了解他们的习惯，进行商业模式的探索和转化。然而，接下来的两年，获得了大批用户的木瓜，却遇到尴尬的局面——用户只是对一款游戏有兴趣，玩玩就走，并没有社交意愿，木瓜精心设计的社交场景他们并不买单。“如果用户没有黏性，你再让他去做什么，或者去变现都是不可能的。”沈思很苦恼：“我想做一个游戏社交平台，四年下来，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虽然做得好的时候，有上亿的用户，也融了很多钱，但在两年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她不得不考虑公司转型。

当时的木瓜已有七八十人的规模，很多人都是内部培养出来的。沈思不舍得砍掉现有的所有产品线和员工，完全开始一个全新的项目；于是她用一个小团队，先开始尝试，再试图向大家证明，这个新模式是有前途的。“有很多人不信，有些人会质疑，有些人甚至离开。大家都很伤心，毕竟做了很多年，压力很大。”那个时候的沈思，甚至一个月的时间，每晚都在辗转反侧。

2012年，智能手机安卓市场日益成熟，对很多开发者来说，通过交换流量，获得广告收入已成为被验证的盈利模式。在谷歌时就从事移动广告产品的沈思，认为自己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她看到国内大批移动互联网公司想要出海宣传自己的产品，却苦于在海外人生地不熟。这时，早期在谷歌从事移动广告走过半个地球的沈思，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不久，一个打通国内外移动广告流量的平台App Flood诞生了。

在中国，虽然BAT有海外团队，但他们对移动广告领域并不熟悉，也很难专门花精力运作，于是他们成了木瓜的重要客户。而在海外，木瓜则与美国、巴西、印度、东南亚等地的移动市场均建立联系，并与Google、Facebook平台交换流量。木瓜在美国、英国建立起全球的运营团队。沈思也终于在移动领域摸索出一条盈利之道。2015年，木瓜落子印度，和当地最大的15家电子商务、分类信息平台建立合作，替广告主去获得移动用户。

谷歌导师

加入谷歌时，面试官曾问沈思：“5年后你会在做什么？”“创业！”沈思毫不犹豫地回答。而现实中，仅仅用了4年时间，她就完成了从大公司产品经理到创业者的蜕变。“在我的记忆里，谷歌就像一所大学，我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沈思说，这包括对产品、项目的设计、流程、推广、管理，甚至是看待世界和与世界沟通的方式。这才让她得以成为现在的她。

沈思曾留意到，很多中国学生去海外留学，毕业了去做工程师，接触的都是技术层面，很少和人打交道；下班了则喜欢和其他中国人待在一起，很难深入到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中。而进入全是美国人的产品经理团队，沈思有机会参与到很多非技术项目中去。比如，她为拉里·佩奇做了上市之后的第一个财报，为他播放幻灯片，这虽然是一件小小的“杂活”，却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战略性的内容，认识更多优秀同事。

今天大名鼎鼎的雅虎公司首席执行官梅丽莎·梅耶也是沈思的贵人，这位像大姐姐一样的副总裁，曾带着她这一届10个年轻人，到全球各地走访市场，去看当地最好的企业、学校。从苏黎世、东京，到班加罗尔，最后再回到美国，团队中所有的人都亲如兄弟姐妹，并成了好玩伴——除了喝酒，他们还去冲浪、潜水、滑雪，甚至跳伞。“那些好玩的都是当时学的，我们还玩过很多疯狂的东西。”

这段愉快的时光对沈思改变很多。“有两年时间我不讲一句中文，天天跟美国人在一起。通过这些，我能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文化。”同时，这对沈思的人生观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打个很个人化的比方，我不愿意办婚礼，不愿意穿婚纱，因为我觉得，人应该有独立的意志，不是别人觉得你应该这个样子，或者所有人都这样，你就得这样。你得想清楚，你要什么。”沈思认为，就是这些渗透到生活里的小细节，都和谷歌有关系。“我在谷歌认识了这样一群人，知道原来是可以这样去看世界，去想事情，然后我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除了个性上的影响，更重要的启发莫过于来自业务本身。比如梅丽莎·梅耶，就是研究usability（可用性）出身，她在意产品本身的UI（用户界面）和可用性，对细节尤其着迷。沈思记得，最初谷歌的页面设计很像雅虎那样花花绿绿，后来则变成大量留白——只有一个简单搜索框，没有多余的信息。这个界面正是梅耶设计的。“她在这方面给我的启发很多，就是怎样去做usability研究，怎么去把一个产品的可用性做得更好，能够吸引用户。”

梅丽莎·梅耶创立的联席产品经理项目培养了大批互联网新星。布莱恩·拉科夫斯基（Brian Rakowski）已成为安卓公司副总裁，如今他也还在管理APM项目；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专业的杰夫·巴泰尔马（Jeff Bartelma）成为云服务公司Dropbox的产品总监，他在谷歌做图书搜索（Book Search）时，曾就如何平衡用户体验和出版社利益衡量了很久，做了无数的A/B测试，最后得到了非常满意的效果。“他特别聪明，特别的technical（专业），教会我很多东西，如用什么思维方式去看事情，怎样去把一个产品做好。他是一个特别棒的产品经理，也对我影响非常深。”沈思说。名叫杰西·李（Jess Lee）的女孩曾在谷歌地图部门工作，但她对时尚DIY网站Polyvore十分痴迷，并给公司创始人写了封信，表达自己的赞美、抱怨，还提了些建议。后来Polyvore邀请她加入公司来解决这些问题，2012年，她已成为Polyvore CEO。

当然，最深远的影响还是跟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的高瞻远瞩有关。沈思记得，移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整个市场是割裂的，摩托罗拉、诺基亚都在做自己的系统，因此开发一个应用，比如Google搜索页面，都要适配很多种机型。佩奇和布林说：“我们可不能这样做，这些操作系统太烂了，我们要改变这个市场。”于是他们转身买了Android，做了一套开源操作系统，并改变了整个移动市场格局。“他们天天想的是这个级别的问题，这真的很震撼。”

谷歌倡导平等、以工程师（而不是管理）为导向的文化也是让这家公司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原因。记得第一次去谷歌，沈思发现，CEO埃里克·施密特也跟工程师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她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才注意到这正是谷歌文化。拉里·佩奇有段时间学中文，他经常穿着拖鞋和T恤在公司里走来走去，并用中文“你好”跟同事打招呼。“注重创新，员工之间平等、友善，更多对事而不是对人，公司再大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人际关系，并且老板和员工坐在一起。”创立木瓜的沈思也坚持着这些原则。

“如果你去想下一个趋势是什么，或者你要去做什么东西，那你就抛开技术本身，闭着眼睛幻想5年之后，甚至10年之后，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该做的创新正是那个，没有复杂的道理。”沈思说，这正是她从谷歌学到的创新。“5年前你闭着眼睛想，我希望手上有个电话，想照相就照相，想上网就上网，想在上面叫个车车就来了，你会觉得这是科幻。但现在这就是现实，这正是我们的机会。对，这就是创新。”

2B还是2C？

虽然在尝试移动社交方面的创业之路并不平坦，相反，木瓜在B2B的移动广告领域找到了自己的路径，但沈思并没有放弃B2C的探索。她总是想，做什么东西能够改变世界？所以在做移动广告的同时，沈思和她的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木瓜日历”的应用。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App，但是凝聚了沈思的很多思考。

“人在时间管理、社交管理上，应该可以更智能。如果有这样一个产品，我可以根据你的时间计划、社交关系、你的喜好，为你进行推荐，你可能就不会错过一些精彩的东西，这相当于一个入口。甚至将来，比如手持设备、手表、眼镜，都离不开自己的时间管理，我们可以依据你的衣食住行为你设计计划，进行更多创新——这会是一个powerful（充满能量）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日历这个方向。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出一款全世界所有人都会用的产品——这是谷歌教给我的，我想一辈子都不会放弃。这是我的梦想。”沈思说。

TIPS

从小就有“未来之梦”的沈思是中国移动互联网最早的一批创业者，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为互联网创业者总结几点经验教训：

第一，设定一个可以长期坚持的目标，你的积累早晚会爆发并帮到你。

从加入谷歌起，沈思就一直坚定自己的创业方向——移动，无论是做联席产品经理选择移动项目，还是最初的创业做“移动上的Facebook”。虽然之前的创业不算成功，但后来转型中的木瓜，依然得益于沈思在最擅长的领域积累的经验：她是第一个谷歌移动广告产品经理，并有机会到全球看市场，所以木瓜可以斩获BAT这样的大客户。此外，虽然移动社交平台失败了，但积累了大量用户数据，这些数据在其后做移动广告精准投放时会特别有用。

第二，谷歌不是万能的，市场的检验非常重要。

PayPal的离职俱乐部（Paypal Mafia）成员后来创立了很多大牛的公司（Space X、Tesla……），但谷歌出来的人，做到极致的公司似乎没那么多。不是因为谷歌不好或者他们不够聪明——恰恰相反，在谷歌工作太顺利，他们在这里被宠坏了：在谷歌只要做一个差不多的产品就有用户。但在现实创业中，在没有任何品牌效应，没有任何营销，没有任何人指导的时候，要说服一个用户去使用你的产品有多难——谷歌的人一点都不知道。因此这是谷歌创业者要去补足的一门功课。

第三，中国人可能做事情没那么专业，但是很拼命；美国人比较专业，但他们不够hungry（野心勃勃）。

这二者有利有弊。做一个跨国公司，对不同市场，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管理，去激励他们。每个市场木瓜都会找当地人成立团队，因为毕竟距离远，又有时差，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而团队与团队之间的沟通也应该不断加强。

第四，想清楚比“马上开始”做更重要。

刚刚进入谷歌时，沈思同时管理很多项目，总有做不完的事情，而她又干劲十足，所以每天睡得很少，都是拼命的状态。年纪大了后，两件事情想得更清楚：一是做事不是使劲干就能出最好的结果，有时候坐下来什么都不干，想清楚更重要；二是有时需要等一等再做，时机很关键，事实上很多事情都可以事半功倍。

用梦想酿造一杯鸡尾酒

2015年2月初的一个早晨，笔者和安兴华相约在北京建外SOHO西区他的办公室。这里的陈设和装饰俨然一个酒吧——前一晚，安还在这里摆弄着自己的收藏，和朋友们调酒聚会。这样的日子似乎让他回到十几年前在美国读书工作的时光。当时，夜晚陪伴着他的正是鸡尾酒。不过，和那时不同的是，这个昔日的技术狂人把自己的休闲爱好变成了职业。安兴华的朋友田行智调侃他为“罕见生物”——“他可以一只手编程，一只手调酒。”现在，安的这杯酒里有了更多梦想的味道——他希望更多人喝到“安的鸡尾酒”。

大都会（Cosmopolitan）、红发情人（Red Headed Slut）、马里布精灵（Malibu Sprite），这些曼妙而诱惑的名字，正是安兴华即将开启的新事业。“一款An’s Nirvana（安之涅槃），送给自己，祭奠曾经的技术生涯，开始一段更酷的人生，也希望有机会能送给每一位中国姑娘。”安如此写道。

一切灵感的来源，都可以追溯到他十几年前的美国生活。

2001年，安兴华到美国读书，过着实验室和家两点一线的日子。一天，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卡内基·梅隆大学旁一家超过30年的酒吧，一个60岁的美国老者接待了他。“嘿，伙计，你今天过得如何？”老者问。“被老板搞翻了，我需要彻底放松。”安摊摊手，紧锁的眉头似乎还没展开。“现在你需要一杯曼哈顿。”老者说。

不久，一杯琥珀色的威士忌调制鸡尾酒被端上来。一杯下肚，安就“很有感觉”，酒刚入口，是威士忌的苦和烈，一秒钟之后的aftertaste（回味），则变成淡淡的橙子和橡木桶香。“这真是很神奇，一秒钟可以出现两种味道。”安对老者说。“这就像你今天的感受，开始很紧张，然后慢慢放松下来。”老者得意地说。“原来鸡尾酒这么神奇。”安暗暗感慨。

在美国的日子，安兴华会经常光顾这间酒吧。鸡尾酒五美元一杯，但和老者熟络后，他会给安四五杯，最重要的是，安开始接触到调酒技能。金汤力（Gin Tonic）是一种常见的鸡尾酒，在全球酒吧比比皆是，但在这里安喝出了特别的味道。老者给他揭开了这个“秘密”：一是冰要放足；二是如果男士喝，金酒和汤力水要2:3的比例；第三，要用很细的三根吸管放进杯子，喝的时候去吸而不是沿着杯壁喝——只有这样舌头才会有酥麻的体验，这正是金汤力要表达的感觉。“原来鸡尾酒的差别不仅在味道上，在喝法、调法上都不一样。里面都是奥妙。”那一年，安兴华竟在这里品尝到并学到调配美国流行的近百种原汁原味的鸡尾酒。

无心插柳的休闲生活，成为安兴华十几年的爱好，无论朋友聚会、公司活动或者家庭宴会，他都会调酒给大家喝。回国之后，在谷歌的离职群，这更成为他一展身手的好机会。“安的鸡尾酒”早已成为圈中宠儿。

为中国女人做酒

不过，拥有一项得意的技能，和将之变成一项可持续经营的事业，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安兴华的朋友们也没想到，有一天，名为“安的鸡尾酒”真的诞生了。这并不是一家仅供休闲玩乐的酒吧，安希望改变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让她们喝到一瓶属于自己的酒。

这个创业想法源于安兴华回国后的观察。在欧美，女性经常会在晚餐前后喝杯鸡尾酒，缓解压力，享受浪漫。这些酒也大都有着动听的名字，玛格丽特、莫吉托、长岛冰茶……比如在美剧《欲望都市》中，女主角最爱的正是“大都会”：它由伏特加、蔓越橘汁、橙皮甜酒和柠檬汁调配而成，粉红的颜色最适合体现女性的魅力和感性。然而，在国内，除了红酒，中国女士们却没有一款适合自己的酒。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酒依然是男人的专属品，对女性而言，喝上一杯白酒啤酒，不过是男人堆里的一点点缀而已。

不过，中国女性早已不是过去居家保守的传统形象。她们有独立的事业，也背负同样的压力；她们注重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有个性化的情感表达。在工作之余，和闺蜜聚会、旅行，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商家们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于是与之相呼应的“闺蜜经济”悄然而生。

一杯美酒正是这种生活理念的缩影。近年来，市场上开始流行一种水果味瓶装预调鸡尾酒。它们有花花绿绿的外观，通过不同的酒精浓度和果汁浓度调制，受到年轻人特别是女性消费者的追捧。近三年来，通过明星代言、综艺节目娱乐营销，2014年，一家公司就获得了几十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和30%的增长率，并与啤酒市场产生直接竞争。

不过，这种由酒精、香精加二氧化碳组合而成的饮品，在美国市场上被称为alcopop（酒精性饮料），和可乐类别的产品放在一个货架上，并不是纯正的鸡尾酒。其市场受众，也主要针对18～25岁的年轻人，占购买人群的70%。

事实上，真正的鸡尾酒（cocktail），通常以朗姆酒、金酒、龙舌兰、伏特加、威士忌等烈酒或葡萄酒作为基酒，再配以果汁、蛋清、苦精、牛奶、咖啡、糖等其他辅助材料，加以搅拌或摇晃调制而成。除了有特定的比例和口感，也有着特有的故事和寓意。在酒吧，你不会向酒保要一杯“橙子味”或“蓝莓味”的鸡尾酒，而是说，我要点一杯长岛冰茶、大都会、莫吉托或性感沙滩。

“这是一个隐形市场，需要被激活。”这正是安兴华看到的机会，就好比胶囊咖啡让人们一分钟喝上浓咖啡一样，没有概念则没有需求，一旦概念诞生，市场就将被激活。

选择鸡尾酒而非红酒的原因则是，虽然红酒对女性而言知名度较高，但入门的门槛也相对较高。想要真正辨识红酒，至少要喝上四五十瓶才有“感觉”，且价格对品质的影响极大。而鸡尾酒突出的个性，则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几秒钟你就会知道自己是否爱上它。”

安兴华希望为25～35岁的女性打造专属她们的鸡尾酒。“这个年龄的女性，也可以称她们为‘轻熟女’，她们支配金钱的自由度超越了学生时代，想要生活上有一定的品质，有独特的审美，这就是我们的用户。”

电商+用户决策

计算机出身的安兴华，当然要用“互联网思维”卖酒。

安用两个词概括他的商业模式：电商+用户决策。

2014年10月，他把办公室装修成酒吧的模样，还有人以为安是要像“雕爷牛腩”“黄太吉”那样开实体店。安兴华不甘于只把酒卖给附近三五公里内的用户。于是，他尝试把莫吉托、长岛冰茶这样的酒装在瓶子里，并会搭配新鲜的柠檬片送到用户手中。通过电商去掉渠道成本，可以让价格变得更低，用户的钱花得更值，并且任何地方的用户都可以第一时间买到他的酒。

另一个不同于传统商业模式的则是“用户决策”机制。百款鸡尾酒款款经典，但先上市哪一款？传统商业一向是商家决策，即使是花大价钱大量时间进行用户调研，也往往受制于调查范围，从而导致产品与用户脱节。安兴华希望通过一个好玩的试喝机制，让“任性”的用户说了算。

安讲了他的两个案例。第一是做鸡尾酒瓶产品设计时，他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心理测试，在四五道题中植入一个产品相关选项：你觉得哪个瓶子有感觉？因为题目本身有传播力，瞬间就获得几千个答案样本。通过后台监测又发现，到1000多人参与时投票趋于稳定。“这就是一分钱不花，用互联网的思路，得到的最真实的答案。”第二个案例则是刚刚决定启动项目时，因为市场没有同类产品，难以验证市场需求。“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安说，于是他做了一个模拟电商网站，画出漂亮的产品原型，告诉用户如何分三个步骤喝这种酒。接下来他在广告联盟上做推广，观察用户反应。“平时百度联盟广告点击在万分之八以下，我们是万分之四十，高出好几倍。”他还虚拟了价格和销售平台，看用户的点击反馈。“通过这个观察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产品有关注度，用户有好奇心。所以我才有信心做这个决定。”

根据用户的选择，已经有三款鸡尾酒让中国女性乐意为之买单。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气质和感觉：马里布精灵，象征恋爱中的甜蜜，以及假日时光；酒精度略高的大都会，适合都市中繁忙的女性，她们可以享受难得的独酌时光，也可以跟闺蜜倾诉分享；第三种则是红发情人，这款酒很年轻，味道神秘，就像可乐一样对标不到自然界任何一种味道，2000年它诞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酒吧，几年后已经风靡全美。

未来，安兴华希望每两个月推出一个新款，并根据季节进行更迭。“永远都是用户选择，我的核心粉丝有特权提前尝到这些酒，并由她们投票，就好像一个彩蛋。”

走心的鸡尾酒

1912年，一位墨西哥调酒师的女朋友玛格丽特因车祸离开人世。墨西哥最有名的酒便是龙舌兰，由仙人掌和多种植物酿成，味道浓烈奇特。悲恸欲绝的调酒师以龙舌兰为基酒，加入新鲜柠檬汁调制了一杯酒，他最后在杯口加上一圈盐。酒刚入口，味道咸酸苦辣俱全，再回味则是橙皮酒的甜。“这就是失去一个亲人，思念她的滋味。盐是她的泪水。”这就是著名的鸡尾酒玛格丽特诞生的故事，这款1912年发明的酒，20世纪40年代在全美调酒师大赛中得了第一名，其后风靡全球。“每个酒都有真实的故事，有真实的人。就像厨师发明一道菜背后一定有他的故事一样。”安兴华说，不同于那些创造故事的品牌，鸡尾酒本身就有“走心”的故事。“就像喜欢喝马丁尼（Dry Martini）的人，也许并不是他喜欢喝，而是因为电影《007》的男主角经常端着一杯，你喝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酷。”

安的鸡尾酒有三个天使投资人，包括投资了不少消费升级项目的丰厚资本、和玉资本。另一位则是安兴华的谷歌老同事郭去疾。

一天，在网上看到那段为祭奠自己过去的技术生涯、重新开始新事业的“安之涅槃”鸡尾酒视频，郭去疾立刻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起初，他以为安想要经营一个酒吧，但是来到这里才知道他真正要做的事。和安兴华一样，郭去疾也是留美多年，对鸡尾酒并不陌生，但他对“瓶装鸡尾酒”的概念还是头一次了解。闲聊间，两人一起喝了几杯，郭对酒的味道非常认可，仿佛再一次在美国酒吧品尝到了纯正的口感，他兴奋地表示，太太也会迷恋并成为这个产品的忠实客户。半小时后，两个人已经达成投资意向。这令安兴华颇为兴奋：“郭去疾在商业战略和供应链这一层都趟过这条路，有很多实操经验。”

2015年4月，安兴华再次发挥他的互联网思维，在网站平台上发起了股权众筹项目。短短半个月内，就有近150名股东认购了240多万元人民币，超出了目标的147%。对安来说，他筹集的不仅是钱，还有影响力。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帮助他传播这个独特的鸡尾酒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离自己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近。

TIPS

安兴华是xGoogler中真正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变为事业的一位。事实上，这位“酿造”鸡尾酒的创业者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有点远离自己的计算机生涯——不过也许恰恰相反，当下互联网创业领域最被投资人看好的方向之一就是O2O，安兴华的多重经历，才敢让他做出这样的创业选择：在谷歌，他学会用互联网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在云云，他初步感受到创业的成就，但也很快发现短板，即商业逻辑的缺失；第三段经历则是在传统企业万达做电子商务，这也对他今天创业影响颇大，即如何将传统行业的优势与互联网结合。互联网与传统营销的一掷千金不同，更多的是巧妙接近消费者、让用户做出决策，甚至让大众参与其中，以四两拨千斤。安兴华在鸡尾酒创业中运用新媒体、玩电子商务、搞众筹，他是一个互联网的思考者和实践者。在经历了此前诸多经验、教训、试验后，我们很期待看到这个昔日技术狂人如何成就一门实体商业，并通过互联网发挥更大价值。

附

安兴华的跨界思考

（根据采访内容整理）

我从小学习计算机并参加各种比赛，高一在瑞典参赛后被保送进清华大学。我几乎没怎么参加过考试，高中在集训班里就把研究生的课本都读完了。清华毕业后，我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计算机，然后进入谷歌工作了6年。谷歌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性格方面，以前上大学时我没这么外向，在谷歌认识了很多聪明、有趣的人，跟他们相处很愉快。在谷歌工作起来很舒服，无论工作环境（偶尔会吃到龙虾，还有超市里最贵的小吃都会出现在10步以内）还是工作方式（谷歌是工程师驱动，数据说话，你会发现你自己有发言权，别人和你的认知很容易相同）。谷歌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人就是我的老板，一位40多岁的女士珍妮·赵（Jenny Zhao），她希望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正能量，这对我后来带团队有很深影响。谷歌的两位创始人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真的很容易沟通：会拿着比萨过来跟我们聊天，拉里·佩奇思维很快，很有趣，说话也很直。在谷歌工作确实是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在谷歌前三年，我没想过创业。我曾和沈思、汪华三个人想做一个移动端的搜索引擎，但后来做着做着觉得过时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在一起工作、吃饭和玩，但离真正创业还是挺远。

2009年我回到谷歌中国团队，谷歌地图从4%做到48%，成为中国市场份额第一名的地图，但随后谷歌退出中国，市场份额瞬间全掉下去，那个打击对我们特别大。我也有了离开的想法，当时刘骏找了孙峥、王东和我，我们四个人在咖啡厅谈了这个事，所以云云搜索诞生了。

云云搜索是一帮纯搞技术的人做的，所以有一点“缺条腿”的感觉，在商业上和出路上，想的不是很清楚。产品的出发点非常简单，就是做一个更好的搜索引擎。目前的搜索引擎给出的结果通常是跟搜索关键词高度相关，而忽略了是否跟用户相关。比如：我搜索“北京买车”和另一个用户搜索这个关键词，都会出现宝马的4s店，这个结果是不对的，因为每个人的消费能力不同。这个时候，如果出现我一个同事发的一条微博：“耶，今天买了辆车！”也许对我的帮助更大。通过挖掘社交网络的内容，可以做到除了跟搜索关键词相关外，还跟每一个用户更相关。我们把它叫作“社交化搜索引擎”，也就是下一代搜索应该做到的技术。

开始的时候一切非常顺利，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做出了一个全新的搜索引擎，搜索结果非常好，也因此获得了下一轮融资和不少大公司的战略合作意向。可惜的是，我们忽略了公司非常重要的一环：运营。我们以为好的产品会自传播，但产品上线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没有太多真实的用户。三年后，云云搜索的创业项目以被新浪收购而告终。

2012年下半年，我去万达做CTO，开始接触到传统商业，我发现传统商业与互联网有不同的玩法，它们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优势是一旦渠道建立、资金积累，商业模式就可以持续，生意就能做成；但劣势是传统商业对互联网工具的意识不强。我们曾给长白山万达滑雪场做了一个官网的新媒体营销，销售额很快提升20%，这对互联网营销人员而言就是一项基本功，但传统企业的老板们就觉得特别神奇。传统行业对新产品需要重金投入，但互联网可以通过社会化营销一分钱不花打到人心里面。我相信国内传统商业了解互联网也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希望通过互联网跨界到传统领域中。这是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