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诞辰380周年：手稿漂流，在炼金术与科学之间

380年前的今天，1643年1月4日，在科学史上有诸多光辉头衔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诞生。这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也是17、18世纪知识高速增长时期的百科全书式人物，除了对万有引力、三大运动定律等基础原则的阐释，其对经济运行的金本位也有独到的理解。

然而，除了站在人类知识之巅的人物形象，牛顿留给世人的，也有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因为就是这样一颗致力于探究抽象几何和物质世界的智性心灵，实际上也是炼金术诗词的抄写员。他似乎也常常远离人群，并且有时拒绝认为科学是一个需要辩论的问题。

艾萨克·牛顿（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本张肖像为牛顿同时代人戈弗雷·内勒所作。

牛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实际上有关牛顿的描写和猜测，凡是有那么一些依据的，其资料无不是取自牛顿亲笔手稿。在20世纪这个诸学科迅猛分化和发展的时期，各个学科背景的人物都对牛顿展开了解读，诡异的是，解读者其实也是从他们本人的特征来认识牛顿，以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例，他原本对牛顿并无多大兴趣，不过他收藏了不少牛顿手稿，也解读出了一个和他本人惺惺相惜的“牛顿”，过着半公开、半私密的双重生活。至于牛顿与炼金术，则有更多的解读了。否定者试图描述一个不那么光彩的、与科学精神相悖的牛顿，辩护者则归因于这是那个年代通行的“癖好”。这一切争论见于各个年代，甚至可以追溯至牛顿手稿流传早期，在1727年逝世后，牛顿遗产继承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关于炼金术的部分，只不过这更多是因为他们在取舍哪些手稿是值得出版的，而不是故意隐藏手稿，毕竟在当时，人们普遍对手稿本身并无多大兴趣，并且认为宗教以外的一般人不配有传记。再伟大的科学家也如此。

牛顿炼金术笔记中有一页，记录了他试图创造星形锑块的过程，缓慢冷却的金属将产生一种星形的晶体结构。图片由剑桥大学图书馆理事会许可复制，来自《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

牛顿是做笔记的爱好者，也是这方面的好手，据他本人生前讲述，“几乎总是笔不离手，书不离身”。他也习惯在笔记上修修改改。几乎从学术生涯刚开始时，他就疯狂地在纸张上写、画、涂、改。因此才在身后留下一大堆亲手书写的、零散杂乱的手稿。他可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些手稿在他离开后便踏上了漫长、曲折而离奇的漂流之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手稿自然是重中之重了，除此外生活记录、哲学思考、炼金术也持续吸引各色人物的兴趣。此时，“牛顿”是谁、是怎样的人，再也不是由他本人定义了。

手稿的这一路漂流史始终与收藏者、解读者、传记作家，甚至也与所处年代的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着强烈的历史痕迹。据说，在五花八门的解读兴起多年后，牛顿的形象已经被解构，被解散，终于在距今几十年前，探索一个统一的牛顿成为一项工程，心理学表现最为积极。无论如何，恰如《牛顿手稿漂流史》（作者：莎拉·德里，Sarah Dry）一书总结的，“每一位直接研究过牛顿思想遗产的历史学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强调其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哪怕略过其中的知识，单是手稿的数量已经相当惊人”。这是牛顿之所以被反复纪念的理由。

原文作者 | [英]莎拉·德里

《牛顿手稿漂流史》，[英]莎拉·德里 著，王哲然 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原力，2022年3月。

手稿的继承者

面对数额庞大的遗产，牛顿的继承人们吵作一团。

在牛顿留下的全部遗产中，最难以估价的要属那“几千页零散污浊的手稿”，由于被反复修订涂改，这些散乱的手稿显得污迹斑斑、破烂不堪。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这些手稿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能不能也卖上个价钱？他们明白，自己的这位亲戚可是个大名人，任何和他的名字沾边儿的东西，哪怕是这些陈旧的手稿，只要一经出版，肯定能稳稳地赚上一笔。于是就如何处理这些手稿，继承人们展开了一系列“争吵与辩论”。

在所有人中，只有凯瑟琳和约翰·康杜伊特不愿将手稿当作摇钱树。

作为牛顿的挚友、受助人和外甥女婿，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他的手稿。他曾广泛收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但始终未能完成传记的写作。图片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约翰·康杜伊特曾在剑桥的三一学院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距离牛顿离开剑桥已有10年之久）。他与凯瑟琳相识于1717年，很快喜结连理。他兼任汉普郡惠特彻奇市议员，在牛顿升任造币厂厂长之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并在牛顿去世后继任厂长。显然，由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两人越走越近。然而眼下，康杜伊特逐渐意识到，在婚姻和情感双重纽带的作用下，他已经深深地卷入这场牛顿遗稿的风波之中。

约翰和凯瑟琳坚持认为，这些手稿既代表了牛顿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也体现出他对神圣秩序的伟大诠释，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很快，包括凯瑟琳在内的三人委员会成立了，其职责是监督手稿的审定工作，裁决哪些内容值得公开出版（从而使继承人们可以再捞上一笔）。委员会找到了皇家学会的托马斯·佩勒特，邀请他参与手稿的审核工作。

1727年5月，佩勒特埋头于故纸堆中，苦干了三天，最终拟出了一份清单，颇为武断地将所有手稿划分为了82个条目，清单的标题为“属于已故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手稿清单，由其亲属负责审读检查”。

《艾萨克·牛顿：最后的魔术师》（Isaac Newton: The Last Magician，2013）画面。

佩勒特是牛顿死后详细阅读其手稿的第一人，因此他有机会看到这些手稿原始的排列顺序，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手稿清单上体现这些信息。佩勒特梳理这些手稿时，究竟依照怎样的原则如今我们已无法了解。不过，从他给出的清单来看，他几乎是在一片黑暗中艰难摸索。

绝大多数手稿没有明确的时间信息，也很少提及一些包含时间线索的时事要闻。尽管困难重重，佩勒特至少如实记录下了手稿的数量，这使我们能对手稿的规模有个大致的印象：353张“对折页，零散污浊的手稿，与图形和数学有关”，495张同样类型的手稿“与计算和数学有关”，还有厚厚一捆606张的手稿“与年代学有关”，显然，牛顿生前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

佩勒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核心任务：确定牛顿遗稿中哪些“适合出版”，使继承人们能再分点儿现金。他用了不到三天便做出决定。他认为，在成堆的手稿和笔记中，只有5份文件值得出版。

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呢？他是否有意维护牛顿的个人声望，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他决定公开的手稿如此之少，而试图掩盖手稿又如此之多，自然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不过是接受牛顿继承人的委托，确定哪些手稿可以出版牟利。他声称只有一份手稿可以立刻交付印刷，这便是牛顿去世之前，在黑暗的房间里辛苦誊抄的那份“古王国年表”（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这份手稿很快便卖出了350英镑（约合今天的3万英镑）的高价，并在次年出版。

牛顿手稿中的一页，内容是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所做的笔记。图片由剑桥大学图书馆理事会许可复制，来自《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有另外两份手稿，按佩勒特的建议得以出版。第一份手稿出版于1728年，牛顿原本打算将其中的内容用作其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最后一卷。另一份手稿“对预言的评论”（Observationsup on the Prophecies）出版于1733年，这是一部技术性很强的解经作品，试图通过对圣经语词的分析，理解其中隐藏的微言大义。佩勒特认为可以出版的余下两份手稿分别是：31张对折页的“有关阿塔那修的悖论问题”，以及一份与微积分有关的“不完整的数学小册子”。直到20世纪，这两份手稿才获得出版。

那么，当年牛顿的继承人们想从这些手稿中发现什么呢？

从手稿中诞生出“牛顿”

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名人手稿具有收藏价值，哪怕是像牛顿这样伟大思想家的亲笔手稿。

手稿收藏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于牛顿所处的时代才初露苗头。显然这并非偶然。那时人们不断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开启学术和思想上的一系列变革。随着知识范围的不断延展，对知识保存技术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普遍语言的设想应运而生，牛顿曾为此做过笔记；为了保密和提高书写效率，速记技术大行其道；展示标本的自然志陈列室，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此外，还有更为抽象的方案，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于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种种现象表明，收集和组织知识的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约翰·康杜伊特能够继承手稿的原因非常复杂。

牛顿死在造币厂厂长的职位上，按当时的规矩，所有新铸造的钱币，以厂长的个人信誉作为担保，换句话说，在牛顿去世时，他名义上背负着和英国国家发行货币总额等量的债务。康杜伊特主动接管这批债务，即一旦发现分量不足的新钱币，他需要自掏腰包，加以赔偿。作为承担风险的条件，康杜伊特要求得到牛顿留下的所有手稿，这项要求被满足了。在其他继承人看来，这是笔不错的交易，毕竟佩勒特已经做出评估，这些手稿基本上没什么价值了。即便如此，康杜伊特依然拿出2000英镑作为担保金，确保手稿中若有任何内容在日后出版，其他继承人仍然可以从中获利。

约翰·康杜伊特打算为牛顿写一本传记。他敬仰牛顿，因为牛顿不仅是他的舅岳父，也是他的好友和支持者。

英国十八世纪版画家威廉·布莱克的《牛顿》。牛顿被这幅画贬低为“神学几何学者”。

为此，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牛顿的遗稿，试图从中有所发现。尽管他描述了一部分手稿的内容，为不同种类的笔记列出清单，却并没有进行全面的分类整理。康杜伊特更关注的是那些奇闻轶事，这类小故事是传记作家的宝藏，往往能让人物有血有肉，读起来引人入胜。他独具慧眼，搜罗到的那些轶闻，即便今天读来仍生动有趣。他拜访了许多牛顿的亲朋故旧，和他们交谈，当然牛顿在世时，他们两人也常常聊天，这些都成了他的素材，用以书写一部丰碑式的传记。

那时，人物传记还是一件稀罕的新事物。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圣徒的生平才值得学习。不过，康杜伊特为这种新型传记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理由：这是一个人类知识急剧增长的时代（它如今被称为“科学革命”），而牛顿在其中贡献良多。他写道，思考像牛顿这样的人取得的“神圣的思想结晶”，和“追随征服者的脚步，穿越血腥混乱的战场”一样，都能使心智得到极大满足。和那些残暴的战争领袖相比，牛顿更有资格成为人生的榜样。他的一生“勤勉、执着、谦逊、虔诚、不存一丝恶念”，体现了“普适的美德”，比起凯撒和亚历山大，更应为世人效法。然而，虔敬的德行并非为牛顿立传的全部理由。作为一位自然哲学家，正是牛顿提出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大大扩展了人类思想的疆域，他无疑是一位“思想上的征服者”。

局内人介入手稿

19世纪30年代初，手稿第一次成为拍卖会的拍品。在这之前，手稿之所以有价值，缘于它是文本存在的唯一形式。一旦文本被大量印刷，手稿就沦为排版环节淘汰下的垃圾，一钱不值。然而，随着蒸汽驱动的印刷机的出现，在激增的印刷品海洋中，亲笔书写的手稿反而获得更高的地位。

狂热的收藏活动从来都不乏牺牲者，但这并不削减其巨大的诱惑力。事实上，那时收藏市场的狂热，确实导致了不少监守自盗的罪行。尽管很难确证，不过当时一批最顶尖的藏书家和文献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此类犯罪。在个别案例中，图书或手稿看管人的确是被高昂的价格冲昏了头。但大多数情况下，促使这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绝不仅仅是丰厚的经济回报。

亲自参与并创办英国第一家科学史学会的詹姆斯·奥查德·哈利韦尔（James Orchard Halliwell），同样有过这种双面人的生活。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缅怀他在科学史领域先驱性的贡献，不过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偷书贼。

意大利短片《牛顿第一定律》（La prima legge di Newton，2008）。

科学历史学会因为缺乏方向和资金而解散，哈利韦尔的盗窃行为为学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却已经踏上探索伟大思想起源的崇高道路。1838年，牛津萨尔维几何学教授斯蒂芬·彼得·里戈（Stephen Peter Rigaud），出版了一部著作《有关艾萨克·牛顿爵士〈原理〉第一版的历史文集》（Historical Essay on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Sir Isaac Newton’s Principia），引发学界的密切关注。这本著作详细考察了在准备《原理》第一版时牛顿思想的演变过程，它参考了许多此前从未出版过的历史材料（有一部分被里戈收入了附录）。

1847年，奥古斯塔斯·德摩根出版了《从印刷术发明至今出版的算术著作》（Arithmetical Books from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to the Present Time），这是最早的书目类图书。在这本书中，德摩根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批棘手的问题，说明为什么读者应该关心这类深奥的问题，例如，科学在中世纪的发展状况。

作为科学史的早期推动者，奥古斯塔斯 ·德摩根认为“即便是过去最没有价值的书，也是值得保存的记录”。在他看来，牛顿的性格和信仰与其科学成就无关。图片藏于伦敦肖像美术馆。

此前一直有批评认为，出版学会的出版物毫无价值，德摩根的辩护打消了这种疑虑。1846年，他完成一部新的著作，对此他的妻子索菲亚骄傲地宣称，这是继贝利的《传记》之后，第二部揭露牛顿“软弱一面”的英文著作。德摩根的文章《牛顿与弗拉姆斯蒂德》（Newton and Flamsteed），显示出了“只有精通数学发现史的人才能展现出来的研究威力”。他提倡一种充满阳刚气质的科学史，勇于直面英雄身上的弱点，即便深谙人性的软弱，依然能够承认他们的力量。他写道，“牛顿一生的最大失败，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生的不幸，来自于他的性格，对他人不同意见的病态恐惧支配了他的一生。”

在牛顿看来，自然哲学不应该是充满激烈辩论的诉讼法庭，德摩根强烈反对这种态度：“面对自然，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立场、填写议案、发起诉讼，这难道不就是科学探索的全部吗？”德摩根在斗争面前从不胆怯，在他看来，科学中的竞争与交流不可避免，在这一点上，牛顿犯了大错。德摩根认为，科学发现具有自然哲学和社会两个维度：科学家不仅需要发现真理，而且应该分享真理。牛顿拒绝履行第二项义务，那么他的同仁就只能逼他就范。德摩根总结道：“牛顿的科学发现具有两大特征：这是他的发现，其他人必须承认这是他的发现。”

形形色色的“牛顿”

到了20世纪初，牛顿手稿已经散布全球。大多数非科学类手稿最终被各大机构所藏，主要包括剑桥大学、耶路撒冷的犹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位于裘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当然，这要归功于凯恩斯与亚胡达的共同努力（以及众多书商组织的公平的拍卖会）。然而，尽管手稿此时已经对外公开，但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无论是科学类手稿，还是非科学类手稿，依然无人问津。

依据非科学类手稿，试图解读牛顿与炼金术的《牛顿的黑暗秘密》（Newton's Dark Secrets，2005）海报。

后来，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以他的独特方式走向牛顿，他所遵循的，不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是一种哲学进路。柯瓦雷出生于俄国，师从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深受战前欧陆哲学的熏染。在他看来，“牛顿综合”（Newtonian synthesis）是“自从两千年前希腊人发明了‘和谐宇宙’（cosmos）以来，即便算不上人类所取得或遭受的最深刻的变革或转变，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对于柯瓦雷来说，促成科学发现的不是实验，而是理论。萨顿与柯瓦雷一起，共同界定了科学史的研究范围。柯瓦雷擅长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思想史的脉络。他描述了一系列思想上的革命，其谱系可上溯至哥白尼，及至开普勒和伽利略，最终由牛顿推向高潮。

萨顿和柯瓦雷为后来的学者创造出条件，使他们能够更为深入地思考牛顿在历史上的地位。至于超越已有的研究，揭示从未公开的手稿，这样的重任落到了两人之后的下一代学者肩上。

对于科学史而言，牛顿显然是一个绕不过的主题。毕竟，牛顿代表了科学革命的无上光荣，而“科学革命”（the Scientic Revolution）这一概念，恰恰是催生科学史这门学科的思想温床。对于理解现代科学的起源，继而理解现代性本身的起源而言，科学革命无疑是最重要的题材，而重中之重便是牛顿。

因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牛顿手稿最终得到一系列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不仅将牛顿手稿视为职业发展的手段，而且致力于从中寻求历史和思想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虽才提出不久，但已变得日趋紧迫。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科学史已经成为一门欣欣向荣、充满激情的新学科，历史文献和思想诠释两个方面，优秀的著作层出不穷。作为科学史中特殊的研究分支，牛顿研究也变得日益兴盛，硕果累累。

1976年，理查德·韦斯特福尔（Richard Westfall）发表了一篇题为“牛顿产业”（Newtonian Industry）的文章，他这样写道：“这个群体，仿佛同时患上了幽闭恐惧症和神经官能症，成员们相互提防、勾心斗角，为了上位，不择手段，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斜着眼睛，偷瞄大刽子手怀特塞德”。

然而，作为数学家与科学家的牛顿，如今正在面临着许多其他牛顿的挑战，这些牛顿的激情和癖好依然会让人感到尴尬、恼怒或是困惑。手稿终于自己开口说话了，但结果不是建设性的，而是解构性的。那个旧的牛顿早已不复存在。真正迫切而令人兴奋的研究，已不再关注那个旧的牛顿，那位为世人所熟悉的数学和物理学天才，而是关注那个新的牛顿。这位新牛顿不是一座大理石的纪念雕像，而是一个变形人。每一本新的出版物都揭示出他的一个新身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手稿，越来越多的牛顿也随之涌现。

于是，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仅仅理解一个人，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一个产业。研究牛顿的学者，犹如一滴水中的微生物，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牛顿个人思想的多样性一致。

科恩认为，出版牛顿手稿时，重要的是能够重现“前期草稿、早期版本以及后续修改的各阶段文本”。科恩照片来自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施莱辛格图书馆（Schlesinger Library）。

学者们从手稿中揭示出牛顿的不同侧面，恰恰暴露了他们本人的偏好。比如凯恩斯，他过着半公开、半私密的双重生活，这使他和牛顿惺惺相惜，能够洞悉在其理性主义者的肉身中，深藏着一缕前现代魔法师的灵魂。在科恩看来，牛顿是数学物理学家、不朽杰作《原理》的作者，是他开创了独具一格的“牛顿主义”思想风格，强调在物理世界中反复检验数学模型的真伪。在多布斯笔下，牛顿是一位炼金术士，认为地球是一个具有生命、能够呼吸的有机体。而在曼纽尔的心理学视角中，首要考虑的是牛顿的情感关系，特别是他与母亲的关系。最终，牛顿如愿以偿，得到他所需要的学者；而他那些被长期遗忘的手稿，也使学者们能够跟上他的脚步，穿梭于他广阔的思想空间，从中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

是否存在统一的“牛顿”？

为了深入牛顿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学者们努力将其散乱的手稿整合起来，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不禁要问：把所有手稿都放在一起，究竟可以得到什么？这是个老生常谈的平庸话题，但人们渴望得到答案，希望借此可以将破碎的牛顿形象，重新拼接到一起。

电影改编版《白鲸》（Moby Dick，1956）剧照。

就像小说《白鲸》中那条巨大的白色抹香鲸，对牛顿思想统一性的探求，是牛顿产业中最令人难以捉摸却又最吸引人的话题。随着手稿不断揭示出牛顿新的细节，学者们试图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起来，找到贯穿在内容迥异的学科间的统一思想。对于那些力求为炼金术和神学正名的学者而言，问题的关键是证明科学和非科学内容之间的联系。思想的统一性将使牛顿摆脱异端和神秘主义的泥淖，使他那些离经叛道的想法，能够置身于一个宏大的思想框架之中。这是一个理性的思想框架，牛顿试图将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安置其中。牛顿主张按照意志自由地运动，这一想法可能会妨碍重建工作，但学者们似乎并未对此达成共识。

对于统一性的强调，部分源于心理传记的兴起。弗兰克·曼纽尔是这项历史技艺的积极实践者，他用“无法遏制的欲望”，形容牛顿对世界隐匿秩序的探求。他试图调和牛顿的神学与科学，他这样写道：“假如自然与自身一致，那么牛顿的思想也是如此。”他指出，“牛顿仿佛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驱动着，使他可以在混沌无序中，发现秩序与设计，从庞杂原初的材料中，提炼出某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既可诉诸整体，又包含各部分间的关系”。

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心理学方法的学者，同样直言不讳地表明，牛顿拥有统一的世界观，并以此解释其五花八门的研究兴趣。在其研究牛顿炼金术的著作中，贝蒂·乔·多布斯认为，信仰如同一支观念胶水，将牛顿不同的思想领域，粘连在了一起。确切而言，真理是神圣的：“和两面神杰纳斯（Janus）一样，牛顿具有两面性，但那毕竟是同一思想下的产物，之所以会看到两面性，或许不过是现代人眼中的视错觉，而非真实情况……牛顿坚信真理是统一的，神性是终极来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各种各样研究的源头。”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力图将炼金术和宗教，从牛顿的大众形象中抹去，而像多布斯和曼纽尔这样的学者，则尝试证明手稿中不同内容间的内在关联，努力纠正这种偏见，甚至可以说，有些矫枉过正。

对于那些研究光学、数学和自然哲学三大传统学科的学者来说，牛顿思想的统一性并不是紧迫的问题，而且很可能对这些学科的纯洁性造成潜在的危害。他们不愿转变或是解构牛顿的形象，而是满足于使用新的科学手稿，继续探究科学方法层面的问题，而非心理学或形而上学问题。他们一如既往，停留在那些传统主题上，只关心那些他们想要了解的问题。

《牛顿手稿漂流史》（The Newton Papers:The Strange and True Odyssey of Isaac Newton's Manuscripts）英文版书封。

归根结底，正如历代牛顿学者发现的那样，牛顿手稿始终处于未定稿的状态。手稿之中满是修改的痕迹。毋宁说，牛顿就是自己的终身编辑，在这一点上，无人可以与之匹敌。在贯穿其一生的研究生涯里，他总是在不断修改、删减、重新誊写。在反复审读自己作品的过程中，探寻更深层的意义。他毕生厌恶出版，恐怕这既是原因也是后果。只要不出版，就可以不断修改自己的手稿。即便出版了，也不意味着修改的终结，《原理》和《光学》的后续版本，都存在大量修改，只是出版让修改过程公开化，容易招致批评，而且浪费时间。

修改，理解手稿的含义就极其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手稿根本不存在明确的含义。雪上加霜的是，大量手稿装订混乱，又很少提到当时的时事要闻，所以很难确定写作时间，这再次增加了解读手稿的难度。那些牛顿手稿的未来编辑们，将会一再品尝这种苦中作乐的滋味。

正是其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手稿才得以记录牛顿思想探索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妨拥抱这一事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手稿：它们不是对单一事实的叙事，而是对大量相互交织的事实的叙事。只有在这种思考方式下，我们才能深入那个令人心存疑虑的陌生领域，在那里，变动不居胜过了固有之义，多样性打败了单一性。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安的场所。对一些学者来说，这也是他们所持有的唯一真实的立场。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

原文作者/[英]莎拉·德里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张婷

导语部分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