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国玉玺下落之谜

“传国玉玺”是中国玉文化史上的王玉至尊，代表着王权用玉的最高等级。公元前221年，秦皇嬴政横扫六合，统一天下，遂制玉玺一枚，方四寸，螭兽纽。由丞相李斯书写，玉工孙寿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于其上。

传国玉玺下落之谜

秦始皇制“传国玉玺”有两个目的：一是表明他是皇权神授的真命天子;二是希将此玺作为镇国之宝在秦家王朝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孰料天命难违，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率军入咸阳，秦始皇之孙子婴跪捧玉玺投降，“传国玉玺”在秦家只传了两代，便易他主。

“传国玉玺”寓意“天命所归”，没有天命是不能当皇帝的，当了皇帝没有“传国玉玺”似乎也是不“正宗”的。此后历代王朝为争夺和寻找“传国玉玺”演绎了许多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传奇故事，有的见于史料，有的见于传说，意见纷纭，扑朔迷离。归纳起来大抵有四大谜点。

玉质之谜。

“传国玉玺”用的何种玉材?一说是用和氏璧雕琢的。五代杜光庭《录异记》曰：荆山玉“卞和得之献楚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琢为受命之玺，李斯小篆其文，历世传之。”现在不少书籍资料还是沿用此观点。《蓝田县志》和唐《玉玺谱》中另有一说，玉玺用玉采于秦都咸阳以北数十里的蓝田玉矿，属辉石类，摩氏4度，是我国传统的玉材。如今学界大多认为和氏璧与“传国玉玺”之间没有联系，因此不排除用蓝田玉制玺的可能。

残缺之谜。

刘邦建西汉，将此玺奉为汉传国宝，藏于长乐宫，以期代代相授。公元前1年，汉哀帝死，幼帝登基。“传国玉玺”由皇太后掌管。不久外戚王莽篡位，派人逼皇太后交出玉玺。皇太后大骂来人，气得“投玺殿阶，螭角微玷”。王莽只好令人将残缺部位用黄金镶补。另一说皇太后再发火也不会掷“传国玉玺”，其掷的是当时另要索讨的“皇后之玺”。

勒刻之谜。

既然“传国玉玺”是王权的象征，拥有者总设法留下自己的痕迹。公元220年，汉献帝被逼“禅让”，曹丕建魏，使人在其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企图掩盖“篡位”之实。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玉玺，令人在右侧加刻“天命石氏”。从现有史料来看尚无其他不同说法，如果玉玺真的有这些“痣”，定会给寻找、鉴定带来很大帮助。

下落之谜。

现有两种说法较多：一说公元937年元月，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变，带契丹军破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玉玺”登玄武楼自焚，玉玺从此不知去向。但有人从自焚灰烬中找过，结果连块残石都未发现。《元史》中有另一说，“传国玉玺”曾在元初重新出现，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元顺帝兵败退出大都时将大批珠宝连同玉玺一起带走，于漠北消失。

“传国玉玺”在历史上时隐时现，屡次易主，颠沛流离了1600余年。明代以后再也未见踪影。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时大憾“少传国玺”。

此后几百年间，“传国玉玺”多次真真假假地出现，最终被一一否定。1924年末代皇帝被驱出清宫时，冯玉祥派人入宫搜找，也一无所获。这几年网上有传2004年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一市场里，从几位蒙古人手里购得一方旧玉玺，上有鸟虫篆，极似“传国玉玺”。据说还经过科学检测，年代也到。笔者看了图片大笑：“开门的假!”

难道“传国玉玺”真的失落在茫茫历史的烟尘里了，抑或还是静静地躺在神州大地的某个角落等待人们的到来。我们千万次地呼唤，就像母亲在人海中寻找走丢的孩子。王玉至尊的“传国玉玺”你在哪里?你是东方一个爱玉民族心中永远的牵挂!

如有皇帝登大位而没有此玺，就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这更加促使后世皇帝对这块传国玉玺的争夺，致使这块宝物屡易其主。然而，它在流传1000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

几千年来，有关它的传说也无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之璧”。

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得到一块璞玉，献给厉王。楚王让玉工辨识，玉工鉴定为石头，楚王以欺君罪断卞和左足。后来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但仍以欺君罪再断右足。公元前690年，文王即位，卞和抱玉痛哭。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

文王让人把璞剖开，果然是宝玉，因称称为和氏璧。楚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威王将和氏璧赏赐给他。但是不久昭阳就将它丢失，有人怀疑是他的门人张仪偷走，拘留张仪审讯。张仪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后来到了秦国，后被拜为秦相。

战国时，赵惠文王从太监缨贤处得到了和氏璧，秦昭王得知后，打算强取，后来蔺相如据理力争，将和氏璧“完璧归赵”。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破赵，得和氏璧。嬴政一统天下，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

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过洞庭湖口，这时风浪骤起，龙舟将倾，于是始皇将玺抛入湖中，祈神镇浪，传国玺就此第一次失踪。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从此，传国玉玺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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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婴元年(前207)冬，刘邦率军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奉上始皇玺。秦亡后刘邦即天子位，传国玺得归刘汉。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称为“汉传国玺”，也称“汉传国宝”。

西汉末年(公元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

公元23年十月，王莽被杀，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云。刘云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玺，返宫后传国玺查无下落。

东汉未年，董卓叛乱，天下豪强在袁绍、袁术的率领下讨伐董卓，洛阳城内一片混乱，董卓弃城逃往长安。孙坚率兵驻扎在洛阳城南宫殿中，一天突然发现宫殿中一口井内闪着五彩的光，孙坚感觉奇怪，于是命令手下人下井探望，不想却捞着一位宫女的尸体，妇女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锦囊，打开一看，内有一个用金锁锁着的朱红小匣，启开小匣，里面有一玉玺，上面有篆文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缺一小角。

孙坚知道这正是秦始皇的“传国玺”，窃喜这莫非是天意让他当皇帝。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没想到他手下的一个士兵与袁绍是同乡，将此事之袁绍。袁绍早有篡夺帝位之心，当然想占有“传国玺”，他下令扣押了孙坚的妻子，孙坚被逼无奈，只好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败在了曹操的手下，“传国玉玺”又回到了汉献帝的手里。

曹魏代汉，传国玺作为“君主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

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玺”几经辗转，又落人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把它用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穆帝，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官城，劫得“传国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

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

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

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

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

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玺，送至朝廷。

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在大都传国玺忽然出现于集市，伯颜命人购买，玉玺从此归入大元。伯颜曾将元帝国从各处收缴来的历代印玺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建大明。大元朝廷逃往蒙古草原。明朝初，明太祖遣徐达入漠北，追击遁逃的蒙古朝廷，期望得到传国玺，最终还是空手而返。

至此，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

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

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将这块玉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传国玺”的赝品。

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

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王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那么，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解密驱逐溥仪出宫内幕：“传国玉玺”交往何处

婉容和溥仪

文章摘自《故宫盗宝案真相》 作者：吴瀛 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核心提示：溥仪退出了神武门，一般当时人的头脑中间，还深藏所谓封建思想，对于所谓印玺也者，特别重视。于是第一步接收印玺，称之曰传国玉玺，由鹿钟麟先接收了两颗历代帝王传国玉玺赉送到国务院，那时代理国务总理黄郛、陆军总长李书城都在院中，亲眼看着他们后乐堂点收，交由内务部第一科保管(后来仍送回宫内交泰殿)。帝制到此，总算告一段落，并由警厅正式出告示通知全国市民在6日那一天一律悬挂国旗，表示了庆祝。

现在，我要提明了，我这里所记的，是北京神武门的清宫，从1924年11月驱逐清废帝溥仪，将它改成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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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清末，13岁考入浙江求是大学堂(即浙江大学)，后因父吴殿英先生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后到武备学堂帮助创建湖北新军，曾鼎力支持革命党。也正是这支军队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大总统黎元洪曾是他的下级。我转学至武汉的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学的是英文专业，毕业时不过19岁而已。

1913年，我23岁时因父丧，到北京投奔了任都肃政使的舅舅庄蕴宽先生。这是个延用清朝的官名，属国家严肃政务的最高官吏。按说在那一片政治乱象的年代，我的兴趣所在本应以一支秃笔，靠书画诗文，隐遁逃避，独善其身，终其一生。却反而在时局的制约之下，蒙当时执政的诸多大人物抬爱，请我做了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的第三科科长，主管的是外事警察，以及地方治安，并且兼着许多公职。其时北京市政府还称市政公所，我也兼着坐办(相当现在市政府秘书长)，其中的主要责任，乃是对废帝溥仪与“清宫”事物的监管。

我听到这消息，当然非常高兴，也感觉很有兴趣。同时心里也暗思忖，倘若溥仪不思复辟，守纪守法，我也不去写那些呈文，建议轰他出宫，他仍可与英、日皇室一样住在宫内多些时日。

“自然要参加的!”我说，“但是我不要由内务部派，还是由你们那里聘做顾问为是。”

他说：“为什么?”

“我知道部里的意思，难得与我一致!况且我又是部里多年直接对清宫监管的官员，地位尴尬，假使我代表着内务部，我肯定要代表本部说话，这样我反而不能说我的话了。还是请他们另派。”

“也好!”他说着就走了。

原来在前一天，1924年11月4日的下午直至深夜，国务院临时执政，实际上的代总理黄膺白(郛)召集了一个临时摄政会议决定了请溥仪出宫这个议案：命令警卫司令鹿瑞伯(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璧)会同执行，以李石曾为国民代表组织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办理。(在这一月以内，我还没有立刻参加。)

在这个时候，驻在故宫同景山的守卫兵士，一共有1200多人，隶属京师卫戍司令部。自民国元年(1912)起，就在那里驻扎，可以见得袁世凯也怕溥仪万一逃亡，将要生出无穷的麻烦。但是久而久之，政府当局时时更换，这班士兵却还是袁政府北洋军阀统率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任务，转与清室相亲了。

冯系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为了要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反倒要防范这一支政府派遣军，怕他们帮助清室反动。于是总司令部以统一军权名义，在4日上午10点钟，先派员将那一部兵士缴械，调驻北苑改编。清室不知所以，当然着了慌，他们急急地写信给国民军询问，总司令鹿钟麟只得派员说明，完全为了维持治安，别无他意。

到了5日上午9点，司令部又派出一部分军队到神武门一带，命令驻在神武门护城河营房的警察，将他们所有的军械子弹一律缴出，听候改编，或者给资遣散。那里的警察共为四队，每队120人，一共480人，到12点钟，安稳地都缴械点收了。也就派员同所谓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朱益藩接洽，请那废帝溥仪即日迁出宫禁。一面要派员点验宫内公私物品。

绍英他们慌忙向溥仪传达，在他们还要说是“奏闻”。溥仪于是召集妃嫔，也算开了一个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事。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官式地说：“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不过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点收。”并由绍英等回答了国民军，并且请“约定日期，清室自迁，物件不予点交”。

国民军同他们磋商了两三个小时，认为全部迁出，自然不是仓促可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二日。但是废帝溥仪，应该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能延迟。在这相持之际，鹿钟麟故意做了一个引而不发的姿态，他突然传了一个命令说：“叫他们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动手，事情还在商量。”给了这个面子，反而促成了溥仪城下之盟。至于皇室的优待费，改定了以后年支50万元。

溥仪屈伏了，他没有“挥泪对宫娥”，并见了鹿钟麟。

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

“我当然是国民一份子啊!”他很漂亮地答复。

“那我们当然应该保护啊!”鹿的话也很得体。

于是急急地传知所谓“大内”各宫太监宫女各人，收拾细软物件，准备出宫，并且发出了“内帑”，每太监一名发银10元、宫女8元。宫内计有太监470多名、宫女100多人，宫内乱糟糟了，绍英又传令各守宫太监照旧负责执行他原来的职务。宫内还挂了一面“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牌示”急急摘去。继续着再开第二次“御前会议”，讨论移居何处。决定了德胜桥醇王府。

醇亲王本是溥仪生身之父，当初做摄政王，当时派了内务府总管赶去布置。溥仪以及各贵妃一行，在下午4时10分永别了他们占据260年中国的宫廷，乘坐了他们第一次受用的汽车，到了醇王府，那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滋味，不必细说。各太监宫女，除了少数仍居原处暂行服务，亲近的十数名随从到了醇王府之外，其余一律如鸟出笼，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还有清室附属的司法处等机关，同时自动解散。

汽车是民国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一共是五辆，鹿钟麟司令第一辆为前导，溥仪带着他的随从坐第二辆，溥仪夫人同她的亲属坐第三辆，张璧第四辆，绍英等坐最后一辆，也称得上浩浩荡荡一行人，直奔什刹海醇王府。

溥仪退出了神武门，一般当时人的头脑中间，还深藏所谓封建思想，对于所谓印玺也者，特别重视。于是第一步接收印玺，称之曰传国玉玺，由鹿钟麟先接收了两颗历代帝王传国玉玺赉送到国务院，那时代理国务总理黄郛、陆军总长李书城都在院中，亲眼看着他们后乐堂点收，交由内务部第一科保管(后来仍送回宫内交泰殿)。帝制到此，总算告一段落，并由警厅正式出告示通知全国市民在6日那一天一律悬挂国旗，表示了庆祝。

此时，神武门到后门一带的守卫事宜，由鹿司令调驻在景山之国民军抽派一连，来担任这一项任务。神武门只派国民军一班，由班长率领回环巡视，神武门内，仍由徒手的旧皇室警察守卫，宫内之太监宫女等，可以自由携带随身用品出宫，经过警察的检查，国民军监视着，如有属于公家的物品，随时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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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尚有瑜、晋两老妃，不肯出宫，还有瑾妃的灵柩在内，瑜妃指着哭泣，其时停在慈宁宫，不能急切解决，仍由宫监看护着。

说到宫中物品公私之分，国务院议决：组织一个善后委员会，派委员七人来处理;其委员由政府派五人，清室出二人。当时由鹿钟麟与宝熙商洽。

宝说：“清室只出二人，似嫌太少。”意似不大公允。

鹿说：“如虑照料不周，还可以加推二人以备咨询，或者不至于照料不周。而况政府的目的，仅仅重在取消帝号，其他方面，尽有商量余地，不必过虑。”

宝熙答应了，并且要求了两事：一、现有太妃二人尚在宫内，其所有宫眷人等出入买办食品一切，不能不随时出入神武门，请让门卫放行。二、宫中妇女还留着不少，老太妃亦在病中，请不要惊扰了她。其实这是在为收拾细软金珠做准备。鹿钟麟对于第一项答应了，印备戳号传知守卫;第二项也含糊应许，随即要求查验各宫。宝熙亲自引导，又于妇女所居之一二处，要求暂免查验，还要给些面子保持他们的尊严，自然是为了掩护他们的财宝。

于是鹿钟麟、张璧、宝熙、耆龄等四人开始查验：先由隆宗门(乾清门之西)，进内右门到养心殿是溥仪的寝宫，他革新了，许多陈设国粹文具、周鼎、商彝之属大致变换了洋式摆设及东安市场儿童玩具。回廊曲折，还有千盆以上的傲霜残菊，满满地在台阶上陈列着。折北转入龙光门，又转广生右门。

溥仪妻、皇后住的地方叫做储秀宫，有乾隆题的匾额，写着“翔凤为林”四个大字。再转后殿是丽景轩，院内也都陈列着盛开的盆菊，宫门是溥仪夫人出宫时封锁了，玻璃窗内，还有吃残的苹果，可怜从此与窗外的*，一样干枯了。

再进为敷华门，入长春宫，也是溥仪常常居处的地方，也封锁了，陈设都相当整齐。由此东出进凤彩门，就是乾清宫了，此殿九楹，高耸独特，为内宫的正殿，与外廷保和殿相连，殿东各宫，没有人住，早已荒废着。在当时宝熙诸位遗老目光之下，对故宫这般光景更不免有禾黍之感吧?这一日的检查，就在此地告终。

反响来了!溥仪出宫的消息，传到了天津，一般前清的遗老，天津的寓公，当然要诚惶诚恐，震骇起来。他们也召集一起开了会议，推定了铁良、升允、袁大化、罗振玉等口口声声要到京城来抗议。实际呢?没来，算了。

段芝泉(祺瑞)听到这个消息，不得不做点面子，要表示不满，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当局：

(上略)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议之可也。(下略)

我们望文思义，他的软脚蟹姿态已经一目了然，也是做个虚样而已，不必深究，所以也就没有下文。

清室的全体，留恋着故宫，实际是留恋着那些财宝，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有些人，还在想复辟，也无非怀着再得一批财宝的迷梦。

两个老妃，就是最现实的代表。两个老妃，他们叫做太妃，都是同治的妃子。瑜妃徽号叫做“敬懿”，住在太极殿;晋妃徽号叫“荣惠”，住在重华宫。她们虽然叫“懿”、叫“惠”，实在都只能叫“贪”。她们为那一些私财，死也不肯走。

鹿钟麟敦促溥仪催逼，两个老太婆只是不动，她们说太极、重华两宫就是她们的死所，倘要行强，只有跳井。并且声言“已经绝食了”。天晓得!

政府方面也不客气了，如不服从，要强迫移住西偏殿，以便看管。并将乾清宫、养心殿、长寿宫等处，先派国民军看守，不许任意出入。

一径僵持着到了12日上午，又集合了五组，查察全宫。中路的宫殿，早就查封了;还没有封完的，计有重华宫、太极殿、寿康宫、内务处等处。到了下午二时，鹿、张又请了清室代表绍英等，在神武门会谈，请他们两位老妃赶快搬出，并先并居一宫。一面准许他们清室一向所积聚的大内藏银，全数发还。这是对两位太妃的示范。

《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发表了：

第一条国务院依据国务会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议决案，组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分别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

第二条委员会之组织：委员长一人，由国务总理聘任;委员十四人，由委员长商承国务总理聘任;但得由清室指定五人。

监察员六人，由委员公推选任。国务总理得就委员长、委员中指定五人为常务委员，执行委员会议决事项，各院部得派一人或二人为助理员，辅助常务委员分办各项事务。委员会得聘请顾问若干人，就有专门学识者选定之。委员长、委员、监察员、助理员及顾问均系名誉职。

第三条委员会之职务：

(甲)清室所管各项财产，先由委员会接收。

(乙)已接收之各项财产或契据，由委员会暂为保管。

(丙)在保管中之各项财产，由委员会审查其属于公私之性质，以定收回国有或交还清室;如遇必要时，得指定顾问或助理员若干人审查之。

(丁)俟审查终了，将各项财产分别公私，交付各主管机关及溥仪之后，委员会即行取消。

(戊)监察员负纠察之责，如发现委员会团体或个人有不法情事，得随时向相当之机关举发之。

(己)委员会办理事项及清理表册清单，随时报告政府并公布之。

第四条委员会以六个月为期，如遇必要时得酌量延长之。其长期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工厂等，当于清理期内，另组各项筹备机关，于委员会取消后，仍赓续进行。

第五条委员会办公处设于旧宫内。

第六条委员会所需办公费，由财政部筹拨。

第七条委员、监察员、助理员之审查规则及议事细则及办事细则均另订之。

本条例之修正须经委员会多数议定后呈由国务院公布之。

条例既经订定，事务须积极开展。李石曾、鹿钟麟、张璧等又约集了清室方面的绍英、耆龄、宝熙等在神武门内开谈话会。绍英等所急需的，自然是钱，于是提出了“生者须养”、“殒者须安”的要求，急待用款，说是：“宫内所有藏银十余万锭，请即日发还。”会议允许了。因为那天是星期，定于翌日午刻约同银行方面派人入宫秤点银锭份两运出，换成现银元交清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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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问题，瑾太妃出殡，原定日期是阴历本月二十三日，还是照旧。现在既已废除尊号，所用出殡仪仗，一律改用民国制度。只有棺罩一物，仍用大内旧制;执事人等，一律改穿便服。预定路程，经过内西华，穿过后门，经赴什刹海，广化寺暂厝。溥仪已经同意。

所有执事人等，共须300人，一律发给特别徽章，由军警沿途护送。两个活着的老太妃，既不死守两宫，也不投井，也不绝食了。以后的住所，经指定北兵马司大公主府西苑，因为那府一点用具也没有，请求将寿康宫中自己的物件搬走，鹿等也答应了。

因为她们出宫，宫嫔人等须要检查，请求不要用男人，以严大防，用了北大的女学生，莺莺燕燕地胡闹一阵也就算了。其实两位老妃都是为着怕她们在故宫井内再添两具老*的缘故，一律大箱大笼，准其捆载而去，好在她们的珍珠宝贝，本来是国家满不在乎的，也就不要希奇了。

这时已经是11月17日，当日清晨将清室从前的警卫队解散完毕，由鹿司令派所部步兵代任警卫。溥仪夫妇以及两老妃的应用器具、衣服、物品，夹带一些珍珠宝贝都运出去了，仅仅在溥仪的铺盖之内，发现了一件所谓“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同一卷仇十洲画的《汉宫春晓图》，不客气地扣留下来，其余的都放走了。

又发出存库的元宝银两，在上午8时，由双方委员共同监视，先将藏在里库的过秤，共有6333斤，合101328两。这些元宝上面，都刻着“福、禄、寿、喜”字样，每个都有10多斤，据说当时用来做犒赏的。

当时大家商议，每样酌留为陈列之用，其余全数发还。当时是由鹿司令命令众兵士代为装包，包上记着数量，用100多人，由双方派员监押着送到清室指定的盐业银行保存。

清代表拿出银子1000两来犒赏这些士兵，鹿不许受，终于客气再三地退还了。

瑜、晋两老妃，欣赏着这银钱宝贝之并无留难而出宫，于是轻松地择期于阴历十月二十五日迁移，乃国历11月21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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