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努斯鲍姆对于人类情感是不是太乐观

每次看到新闻热点，我们首先能感到强烈的情感，或愤怒，或悲伤，或振奋……每个个体的情感汇聚到公共层面，就会产生改变。

作为当代重要的哲学家，玛莎· C .努斯鲍姆（Martha C . Nussbaum)一直在探寻情感的哲学意义，从她的著作来看：《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政治情感》（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关注爱和同情；《躲避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the Law）关注厌恶和羞耻；《愤怒与宽恕：怨恨、慷慨、正义》（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Generosity,Justice）关注愤怒和宽恕。努斯鲍姆曾向年轻人提出建议：“不要轻视你的内在世界。我们的情感生活反映了自身的不完整：一个没有任何需求的生物并不会有理由去害怕，去痛苦，去希望，去愤怒。”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们就在追问，如何才能实现好的社会。在《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一书中，努斯鲍姆从公共情感角度继续探索这个问题。这本书的研究素材非常丰富，从歌剧、音乐到诗歌、建筑。努斯鲍姆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学会利用人类心理中固有的情感资源，培养能够激发人们爱与同情的公共文化。将社会的正义原则融入诗歌、戏剧、公园设计甚至儿童游戏等事物中，有助于培养民众支持正义的公共情感。努斯鲍姆写道，“公共文化需要由人类心灵中最深处的东西来滋养与维护。”

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努斯鲍姆是不是过于天真和乐观？经历过世界大战的学者们纷纷质疑这种乐观。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曾在《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中写道，“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詹姆斯·伍德总结这位前辈的观点：“斯坦纳推测，也许艺术鼓励野蛮，因为它把观众包裹在虚假中，这种虚假比现实的困境更为繁茂。对于伟大艺术和思想的执著，也许会助长一种对世界漠不关心的精英主义。”

努斯鲍姆也在书中回应了这些质疑。这些回应仍有讨论空间。作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这本书的理论意义恐怕大于实践意义。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钦佩努斯鲍姆勇气的同时，也许很难像她一样乐观。

玛莎·努斯鲍姆

如何抑制情感这一问题自哲学诞生起就从未逃离过哲学家的目光，因为情感的易变性和传染性时常被认为有损于政治稳定。古代哲学家柏拉图曾主张将诗人赶出城邦，因为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唤起的情感有悖于理智心灵的培育。虽然在全球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情感表达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后的近两个世纪里获得了几乎全面的伸张，但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和世界大战后，情感再次陷入危机，因为情感显得易被有权者操纵。

但是，情感是人类的内生性现象，情感表达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其附随于人类的生存。在玛莎·努斯鲍姆看来，情感是多样的，既有对人类造成危害的厌恶与嫉妒，也有促进人类幸福的爱与同情，与其设想整体上剔除，不如努力发展其积极一面。

努斯鲍姆在《政治情感》中试图有条件地证成情感，指出“情感不仅是冲动，而且包含评价，含有可评价的内容”。她的核心观点可被简单概括为两点：首先，情感可以培育；其次，培育一种以爱为主导、面向公共的政治情感不仅能够促进公共善的实现，还能将厌恶与嫉妒边缘化。

《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美]玛莎·努斯鲍姆 著，陈燕 / 卢俊豪 / 李晶 译，中国人民大学·守望者，2022年11月。

作为一部规范性作品，《政治情感》的所有讨论都围绕“社会应该是什么”这一想象展开。社会想象并非哲学家专属，而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智识能力，只要一个人对其身边的事物有感受和期待，那这样的想象就会展开。

差别在于，多数人界定的“身边”只是自身行动范围的最大指涉，而努斯鲍姆界定的“身边”是政治权力框定的最大行动范围，即国家。努斯鲍姆的研究起步于历史与情境的经验考察而非基于抽象的人性假设的逻辑推演。从其多元的引证材料和多元的论辩对手可知，其学术活动已超越由学术制度框定的专业范围。

但即便如此，我依旧想指出，努斯鲍姆对于情感能力以及人类社会可能性的过高期望以及自身强烈的价值偏好限制住了其对政治问题的把握，以至于其所提出的政治方案，从社会学眼光看，显得非常脆弱和无效。下文将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将简单说明努斯鲍姆的情感理论；第二部分将简述努斯鲍姆的书写逻辑；第三部分将从社会学角度对努斯鲍姆的论证提出批评。

努斯鲍姆的情感理论

情感否定论者将情感视为认知的对立面，视前者为任意，视后者为秩序，因此主张通过提升认知、抑制情感的方式来降低社会的不稳定。努斯鲍姆并不否认情感的风险特质，但她不同意情感否定论者提出的“情感-认知”的二元假定。她所说的“情感中包含评价”是其试图拉近认知与情感的距离、模糊两者边界的做法，即假定情感与认知相互嵌入、相互影响，可以算是一种认知主义立场。

以“愤怒”为例。情感否定论者会认为愤怒源于认知的匮乏、自制能力的不足，是一种恶。但努斯鲍姆认为愤怒是一种伴随性现象，是认知活动发生之后的产物，具有实在性基础。例如，我们看到腐败官员“以权谋私”之后产生愤怒，这种愤怒的实在性基础就是以权谋私这种行为的存在。

从认知主义立场看，情感否定论者不正视引发情感的物质性/实在性基础就否定情感本身，是一种回避性做法。对于努斯鲍姆而言，情感的积极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反馈性指标，它能提醒我们“哪里出问题了”。

电影《小丑》（2019）剧照。

不过，努斯鲍姆并非只是想证明情感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证成某种情感的必要性——一种面向公共、以爱为导向的政治情感，而非面向自身、以欲望为导向的私人情感的必要性。在努斯鲍姆笔下，爱是一种包含同情、基于个人自主选择以及愿意将自身托付于他者的态度；而同情是个体对于他者的不幸与苦难表示理解与怜悯的能力。她将以爱为导向的公共情感的培育概括为“人文宗教”方案，并坚信该方案能促进社会正义。

从认知主义立场看，情感和认知密切联系，认知可以形塑情感，所以培育情感从实践上来说是可能的。但是，情感培育和公共情感的培育之间存在距离，跨越这距离依赖同情（compassion）的扩展。

为此，努斯鲍姆通过比较动物和人类的情感表达，指出同情是一种普遍的生物学特征，但动物的同情没有价值观作支撑，所以行动往往止步于本能，同情范围也仅限于熟悉对象；而人类因为拥有价值观以及跨空间的理解能力，同情范围可以不断扩展，甚至形成对于远距离陌生人的认同，产生诸如爱国主义之类的情感。因此，从努斯鲍姆的眼光看，“培育公共情感”等同于“将同情扩展”。

至于培育作为公共情感的爱的必要性，努斯鲍姆的论证比较冗长，可简单概括为“工具性论证”和“价值性论证”。从工具性角度看，爱能够促进公共善与正义，因为它能推动行动。虽然一个人能体会到的情感往往无法直接传达给不相识的他者，令社会底层感到愤怒的不公现象也不见得会在既得利益者心里掀起一丝涟漪。

但努斯鲍姆指出，作为公共情感的爱能促进身处于不同位置的个体采取“将心比心”的同情眼光看待他者。个体间的同情一旦因为爱而扩展，人们就会在恰当的时刻为了公共善（public goods）而放弃私人利益。

当然，努斯鲍姆并不想令读者以为培养爱的意义全然在于工具性，因为工具的命运往往不堪，要么被“用完即弃”，要么被其它更先进的工具“替代”。努斯鲍姆提醒我们，对于爱的工具性理解容易催生过高的期望，一旦期望兑现不了，伴随而来的就是无尽的失望。

努斯鲍姆站在价值性立场上提醒读者：即便不能兑现期望，对于爱的追求依然值得，因为它会孕育出个体间的宽容和互相尊重，让我们学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他者以及与实现不了的欲望和解。努斯鲍姆相信，作为一种价值，爱本身就是幸福的来源，它本身就是目的。

努斯鲍姆写作的两个情境

努斯鲍姆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罗尔斯《正义论》的扩展，所以将平等或公平视为正义的标志。不过，相比于罗尔斯起步于思想实验的研究，她更倾向于从历史与具体的政治情境出发。

仔细阅读可发现，其关于“培育公共情感之必要性的论证”立足于两大情境之中，一是作为历史情境的现代化转型，二是作为政治情境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前一种情境为其提供了反思的基础，后一种情境为其提供了回答的基础。从这两个情境切入分析《政治情感》，可知她的写作并非对于某种价值的简单宣称，而是对现代性问题做出的总体性反思。

《愤怒与宽恕：愤恨、大度与正义》，[美]玛莎·努斯鲍姆 著，杨宗元 译，中国人民大学·守望者，2023年3月。

在《政治情感》的第一部分中，努斯鲍姆通过分析卢梭、赫尔德、莫扎特、奥古斯特·孔德、穆勒、泰戈尔等六名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引出政治情感这一议题。这六位的思想和作品都具有现代性，相比于前现代用宗教话语作叙事剧本，他们都用自由主义话语造句。

两种话语的区别是，传统宗教为人提供明确的意义说明，而自由主义只承认“意义由个体自行寻找”。“一个人觉得某物或某事有意义”是“一个人对于该物或该事产生情感反馈”的认知附随物。因此，现代社会对于“个人自行赋予意义”的确证会提升情感表达的重要性。

然而，个体情感的释放会加剧两种价值张力。第一种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张力。情感释放会激活诉求，但不同人会因不一样的情感指向形成对立性诉求和冲突。第二种张力是公共与个人之间的张力。当个体都根据自身情感行动时，社会呈现出“去中心化”趋势。届时，公共善或利益就有可能遭到个体的忽视甚至侵蚀。

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就是在宗教话语退场之后，如何通过重建一个可信的价值叙事以及相匹配的行动方案来缓解上述两种张力，以令有自主性意识的个体能够重新团结起来。对于该问题的探索构成了努斯鲍姆写作的历史情境。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上述问题。例如，经济学家会认为上述张力问题只不过是资源分配问题，最终可以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张或引入效率机制解决。努斯鲍姆拒绝了经济学家的提议，她指出：“对于我们要设想的社会，它们并不仅仅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它们代表人民追求各种各样的目标，包括健康、教育、自由和环境质量，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努斯鲍姆的立场很坚定：市场评价并不蕴含价值上的善，其只能代表人类价值的某些面向，价值张力问题的处理必须以承认价值的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为前提。

努斯鲍姆的方案是：利用具体的叙事与形象培养国家主义，然后根据现有条件提取并发展一些积极要素以对冲爱国主义中的不良面向。所谓的积极要素就是同情与批判性文化。

电影《至暗时刻》（2017）剧照。

在努斯鲍姆看来，爱国主义是一种针对共同体认同的情感，培养爱国主义有利于形成共同体成员的凝聚力，所以培养爱国主义是必要的。但她同时也承认，爱国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容易滋生排他性，所以她又主张在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之时植入同情和批判性的文化，因为这样就可以将爱国主义限定在一个风险可控的区间里，从而保全多元性。

虽然多元性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努斯鲍姆从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相比于政府、市场或者传统宗教，她始终对个体抱有更多期待。努斯鲍姆相信，培育以爱为导向的公共情感虽然旨在实现共同体成员的团结，但只要求个体能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他人，而非要求树立任何霸权性话语，所以话语的选择权依旧留在个体手上，如个体仍旧可以选择坚持某种宗教信念。

情感的局限

涉及人类社会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即由事实命题驱动的经验性研究和由价值命题驱动的规范性研究。虽然就认识论而言，事实命题的表述总隐含价值倾向，价值命题也会以事实依据作基础，但两种命题的表述在语法上有明显区分，即前者用“是”造句，后者用“应该”造句。由于以“应该”为导向，所以相比于经验性研究者，规范性研究对现实有更强的改变甚至改造的欲望，这点在努斯鲍姆的身上有较明显体现。但是，“应该”若不以可靠的“是”作基础，“应该”就会显得摇摇欲坠。努斯鲍姆犯了规范性研究者常犯的几个错误。

《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美]玛莎·努斯鲍姆 著，徐向东 / 陆萌 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9月。

首先是研究问题缺乏可靠的立论基础。规范性研究者习惯于从终极想象出发构建问题。在逻辑上，他们会设定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然后将经验状态与理想状态作比较，通过测量两者距离以确证问题的存在。

例如，努斯鲍姆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平等享有自由与尊严的正义社会，而其所考察的对象——美国与印度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实，如种族不平等、性别不平等、阶级不平等，与其设想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但是，为什么要接受理想社会的想象呢？

努斯鲍姆作为人文主义者，相信个体人格的完整性以及所有人都该享有同等的尊严，所以她将平等与正义这两个概念拉近是理所应当之事。但对于那些非人文主义者来说，人格的完整性或所有人享有同等的尊严都只不过是些意识形态假定或强制力的规定而已，既没必要遵守，也没必要追求。

尤其在一些卓越主义者眼里，伟大与正义的距离更近，建立宏伟的大教堂或许更重要，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以漠视甚至牺牲平等为代价。规范论研究者想令自己的规范性说明更具吸引力，必须提供一种高于其它规范性说明的依据。

第二，脱离结构性条件谈发生。假定同情是一种带有认知的情感，那么同情的发生必然是以认知性条件的达成为前提，但是努斯鲍姆并没有说清楚认知性条件为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达成。她并没有区分情感的类型。

同情是一种面向他者的外指性情感，而非类似于高兴、忧伤这样的自指性情感。这些情感跟情感表达者的自身偏好高度相关，而同情的表达则建立在个体间互动的基础上。因此，考察同情时必须意识到同情的发生并不是行为者单方面决定的，不是光让个体植入“爱”的意识就可以的。

努斯鲍姆也没有进一步区分同情的类型。既然同情是一种对于他者不幸的理解与怜悯，那么同情必须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一般来说，不同个体间形成认同的可能性有三：共享同一种价值观（例如相信努力会带来好结果，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因努力却遭遇了厄运而没有得到好结果时，会对其表示同情）；共享同一叙事剧本（例如当两个人发生冲突时，我们往往会对那个拥有相同背景的人表示更多支持和理解）；共享同一目标（例如在一个团队里共同工作的伙伴）。不同的同情被激活依赖于不同的条件，努斯鲍姆对此并没有进行讨论，这让她的主张显得是一种架空的推理。

《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美]玛莎·努斯鲍姆 著，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三，脱离结构性条件谈作用。努斯鲍姆主张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扩展同情，例如艺术、建筑或教育，因为同情可以促进不同立场和价值的人交流和对话。在努斯鲍姆的想象里，同情一旦扩展至所有人的内心，社会就能在微观层面产生大量推动正义的行动，以及当这些微观行动积少成多之后，宏观社会就会变得更正义。“个体能够改变宏观”的看法很符合美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因为这一看法建立在充分肯定个体能动性的基础上。但是，这一看法并不成立。

同情只是一种基于个体的情感能力，这种能力的运用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产物。这些产物有时候会共向叠加，有时候则会逆向抵消。同情不是同质的砖头，并不能聚沙成塔。如果同情的叠加能产生宏观正义，那是因为有其它条件的辅佐使得所有的同情表达能产生同质、同向的产物，而非同情本身起作用。个体改变的都是个体能够改变的。宏观能被个体改变，是因为宏观中出现了结构性的松动，使得个体能够施展自己的能动性。如果努斯鲍姆想证成同情的宏观作用，需要提供更多的经验性证据。

第四，没有将情感和物质的关系拉远。努斯鲍姆的对话对象之一是经济学家或功利主义者。经济学家认为物质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以及所有价值问题都可以还原成经济问题，所以他们将情感与物质的关系拉近并宣称“经济好了，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是顺理成章之事。努斯鲍姆既然反对经济还原论，那么从逻辑上而言，她需要想办法把情感和物质的距离拉远，以示情感能够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平等化的独立变量而存在。

努斯鲍姆主张在美国扩展同情，如果同情话语的扩展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更显著，那么扩展的意义就不大。但是，如果她能在美国范围内找到一个经济发展缓慢但同情话语又能扩展较快的地方，那么至少可以将这个地方当作范例，说明同情的扩展是免于经济条件约束的。

如果能进一步找到证据说明该地方在经济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走上平等化趋势，那么可以进一步坐实情感的作用。如果找不到这样的案例，那意味着同情的扩展只能算是经济发展的附随物，以及经济学家的观点依旧“坚如磐石”。

《寻求有尊严的生活》，[美]玛莎·努斯鲍姆著，田雷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6月。

努斯鲍姆的保守性

努斯鲍姆是一名勇敢的、积极介入政治的、敢于挑战权威和学术边界的学者。她为弱者发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困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足了我对一名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期待。考虑到美国政治界的主流话语是输赢、增长、现实主义，那么努斯鲍姆的存在算是一种对主流的挑战。

电影《阿甘正传》（1994）剧照。

但是，这种挑战放在我所偏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下，显得极为保守，其勇气还不如蒲鲁东主义。例如，她质疑经济学家的论说以及功利主义文化，但是并不质疑构成该文化的实在性基础，即美国的私有财产制度；她质疑政府的干预和拉偏架，但是她并不质疑法治官僚系统的僵化使得不平等能够一代又一代的积压。

有些人认为努斯鲍姆的方案难以实现，是因为觉得她的定位太高。但我认为她的方案相对于她的目标而言由于不够激进，所以显得纯属多余。如果说美国的不平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只能算是受美国制度庇护的世代累积问题。如果美国学者想推动全面的平等，那就需要引入马克思传统。如果他们不是想全面的平等，而只是想让顶层人群的面孔异质性大一点，那在政治自由主义立场下以爱与同情的名义搞点平权运动作点缀也是可以的。

很多时候，事实已经改变，但努斯鲍姆的立场却丝毫未变。这种未变，既可以被评价为坚定，也可以被评价为保守，全然在于读者本身的态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努斯鲍姆之所以提出公共情感这样一种保守性方案，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在她心里的合法性极高，是一种不可抛弃的认知框架。但问题是，自由主义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吗？如果不是，抛掉又如何？

作者/陶力行

编辑/荷花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