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感天动地的崇高风范”这是近代史上最高的评价。

历史的发展，有时迂回曲折，有时平淡无奇，有时波澜壮阔，有时群星灿烂。历史在它的重要节点，造就它的代表人物，其中最杰出的，我们称之为伟人。伟人或因他们的业绩，或因他们的思想，或因他们的人格，而超越时空和国界、超越种族和文化，产生广泛深远的世界影响。历史由于伟人的出现而异彩纷呈、魅力四射。能够造就伟人的时代和国家是幸运的，能够感受伟人的智慧和光辉是幸福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是幸运的、幸福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一以贯之，涌现了无数杰出人物和以孔子、老子、孙子为代表的世界名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我们党不但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而且造就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样的世界伟人。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人。

朱德说：“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邓小平说：“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叫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就是榜样!”

胡耀邦同志在瞻仰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后题词：“全党楷模”。

陈毅说：“真正廉洁奉公，以正治国，恩来也!”

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

林巧稚曾说：她过去信奉上帝，“那不过是追求一种精神寄托，追求一种高尚的做人准则。上帝是什么样的？我没见过，谁也没有见过。可是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就是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影响着我，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

张爱萍说：“每当想起周恩来，就从心底产生一种意念：含辛茹苦，清贫安身的恩来原来是最富有的。”周恩来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都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他在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爱戴方面确实是很富有的。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带头不吃鱼、肉、蛋，与人民同甘共苦。一位文艺界人士回忆说，有一次到总理那开会，服务员送上水来，一看是白开水，大家不约而同地往总理的杯子那张望，总理开朗地笑了，说：“我的杯子里也是白开水。国务院规定，内宾开会，一律不上茶，我们都严格地执行规定。但是白开水，并不妨碍我们谈出生动、深刻的内容呀!”后来国务院开会，桌上摆着两个盘子，一个盘里放着一小包一小包的茶叶，另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包一包的烟，茶叶和烟都标着价，谁用谁付钱。

冰心说：周恩来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他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马寅初说：“周恩来总理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

李四光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抗战时期，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华考察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后，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占有着大片的土地，而共产党则占有大片的人心。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1941年在重庆和周恩来谈过一次话，他得出了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这个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那么，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曾经23次会见过周恩来的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先生讲过：“从中学时代起我一直在想，假若我知道世界上哪里有像释迦、耶稣、老子或孔子那样的伟人还活着，不管是多么遥远的地方，我都会跑去聆听他的教诲，哪怕是一句话也好。”“1962年10月末，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自从那日夜晚会谈以来，我便为周总理的深邃思想和对人的坦诚之美所打动。我觉得前面所述我所寻求的那个人不就是周恩来总理吗？从那以后，我从中国的书刊和朋友的谈话中，了解到周总理各种各样的卓越行动，时至今日，我已确信不疑，从年轻时我就一直寻求的‘人’正是周恩来先生。我终生的希望业已达到”，“周恩来总理是我的人生之师”。

美国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说：“在中国漫长革命的‘三巨头’政治中，如果毛泽东是头脑，朱德是心脏，那么周恩来就是执行之手。”“1949年，周恩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据说，当他因工作劳累过度，患心脏病和癌症住院时，仍坚持工作。他的风度，像毛泽东一样，是极端中国式的——但又和毛相反。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是起着这样的作用。当毛泽东愿意搅起人们心中的火山时，周恩来就像个工程师似的前来组织零部件，对细节给以最仔细的注意，在处理‘中国的’形势时有超级才能。毛是个政治家，周也是，但他还是一个天生的善于同人民相处的政治家。周是协调合作中的主人，是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首要联络人。”“在周恩来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能够缓和是不使人惊讶的。周是伟大的、自由的、温和的、高度文明的、有魅力的、开朗的、坦率的。”

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他回忆道：

周恩来既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君子，又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还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和事佬”。一个能力和智慧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恩来能担当任何一个角色，或者把所有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形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机换上假面具的投机取巧，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思想深邃精明的人不同侧面的表现。而这些侧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的政治生涯如此漫长和政治经验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因。

“恩来”译过来是“恩赐来临”的意思。这是一个简明地刻画出他的形象和性格的名字。周恩来没有架子，但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恩来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

在正式会议上，他那轮廓鲜明的面貌一直异常安详。周恩来一面倾听着我发言，稍稍把头偏向一边，一面直接盯着我的眼睛。基辛格有一次把周恩来比作一条静静地待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有句过去常用来形容19世纪爱尔兰伟大的爱国者查理士·帕尔内的成语，对周恩来也是非常适用的：他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

我们的谈话从政治谈到历史、谈到哲学。所有这些，在谈论中周恩来始终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恩来是一位学者转变成的造反者，他从未失去学者心灵的敏锐和思想的深度。

周恩来虽然是一位献身的革命家，但是看上去他和古老北京灿烂辉煌的皇宫并没有不协调的地方，他以皇朝时代的圣人所具有的那种沉静与优雅风度往来其间。没有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里看到他之后会想到，他是这一场运动的领袖，其公开使命竟是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这里的装饰令人诧异地表现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宫殿是由名贵的中国风景画和古代金、银、玉制的手工艺品装饰起来的。这里看不到北京街头宣传牌上那种声嘶力竭的难听的标语的痕迹。

艺术和装饰巧妙精微，同周恩来的性格和处理国务的巧妙精微很相称。周恩来所具有的这种精微之处，大大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世界领袖，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这是由于中国文明多少世纪的发展和精炼造成的。这种精微之处也出现在和他的谈话中。周恩来细致地区分话语中隐晦的含义和字句的细微差别；在谈判中也可以看出，他迂回地绕过可能引起争论的地方。在外交上，他有时会通过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琐事来传达重要的信息。

周恩来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烦琐的罕见才能。就周而言，“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这句箴言似乎确实有几分道理。然而，即使他事必躬亲，却从来都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

周恩来还有着中国人另一种明显的品质，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

中国可以把周恩来作为保住党和国家统一的伟大的调和者来追忆，而世界则将清楚地记得他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谈判中他表现出本能的敏捷，对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了如指掌，并且有热烈的思想信仰带来的一种道德信念；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对外国的深入了解，长期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个人的丰富经验，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

他的精力是非凡的。我注意到，在我们一些冗长的会谈中，双方年纪轻一点的人由于无间歇地开会而有睡意，翻译的声音也低沉了。但是73岁的周恩来却始终都很敏捷、顽强而又机警。他讲话从不离题，从不拖泥带水，从未要求中途休会。如果我们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联合公报措辞上的分歧，他也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亲自同基辛格不分昼夜地利用余暇消减分歧。第二天上午，他看上去还是好像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一样。他在处理涉及重大问题的艰苦工作中反而身心健旺起来。权力和责任感使他保持年轻。

他像我会见过的任何领袖一样，都是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在讨论之前就做好了种种研究，只是遇到一些高度技术性的问题才问助手。

周恩来的谈话并不像毛泽东的谈话那样富于色彩，但他多次用生动的形象来说明他的观点。在我们从机场乘车前往宾馆的途中，他简单明了地说过：“你的手是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那边伸过来的——双方没有往来整整25年。”

周恩来是一个有造诣的诗人，有时就用一首诗来表明一个具体观点。提到1972年的总统选举，并暗示我会获胜的希望时，周恩来谈到毛泽东的一首题为《咏梅》的诗。周恩来说，“在那首诗里，主席的意思是说，走出第一步的那个人，不一定总是伸出手来同你拉手的那个人。百花盛开的时候，也就是百花就要凋谢了。”周恩来继续说，“你是那个采取主动的人，你也许不会在现在岗位上看到它成功，不过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

在我们于北京宾馆举行的最后一次长会上，周恩来再一次用诗阐明了一个观点。他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有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们来中国就担了某种风险。”周恩来的诗境同毛泽东的诗境一样，在伟大的领袖们中间并非不寻常的。政治学，从其最高的境界来讲，与其说是散文，毋宁说是诗。

他们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周恩来的眼光、谈吐和作为，都像一个高度文明的、彬彬有礼的外交家；毛泽东却是直爽的、质朴的、有棱角的，洋溢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毛泽东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恩来是总执行官。

尼克松既是美国总统，又是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尼克松上述关于周恩来的系统而深刻的印象，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同周恩来的直接接触中完成的。毋庸讳言，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元首，在他访问中国之前，必备的功课，是对毛泽东、周恩来作深入的研究。但百闻不如一见，同周恩来短短一周的接触，犹如石破天惊，一下子激活了尼克松关于周恩来的所有思想储备，他的印象是如此的强烈和鲜明、如此的深刻和生动，他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高大的完美的周恩来形象。

基辛格说：周恩来是我平生所遇到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他脸庞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精神、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着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温文尔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智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我们两国的社会，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差异是那么大，要把两国促合在一起，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一般人的想法，也许认为最好是先消除造成两国紧张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根源。台湾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能很快得到解决，至于其他问题，又太微不足道，不能成为我们两国持久关系的基础。所以结论是讨论根本问题：我们对全球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的看法，以此来澄清我们的目标和前景，这样就可以没有多少实际事务性问题要解决，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就必须从务虚开始。周恩来和我把时间主要花在这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上。

美国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说：凡是见过周恩来的人，没有谁会忘记他。他精神饱满，富于魅力，长相漂亮，这是一个原因。他给人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浓密的黑眉毛下边有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在凝神看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在全神贯注地看你，会记住你和你说过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觉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你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思想活跃，意志坚定，受过严格训练，头脑井井有条。当然，他在设法使我们趋向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事务的看法。他自己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温和的措辞，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对世界事务的了解及深入掌握的事实和细节。人们需要的是说服(或者受到教育)，而不能压服他们，或者因为不同意就摒弃他们。

美国外交官戴维·布鲁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他的一生是经历风险并取得成就的一生。他以勇敢著称，曾多次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免遭于难。作为一个长征的参加者，他对军事有卓越的见解。作为一个干练的谈判者，他在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对抗的困难年代单独负责外交工作。当共产党人最后取得了正式统治地位时，周恩来在政府的管理工作中显示出近乎天才的能力。实际上，他掌管了国内经济和政府为他的数以亿计的同胞们所操心的事情，与此同时(始终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他还指导对外政策。

许多外国政治家都认为，周恩来具有许多难得的品德，而像他那样的德才兼备于一身，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政府首脑中都罕见的。周恩来的知识的力量和个人魅力使许多人着了迷，并为之倾倒。他在共产党内有独一无二的资历，同毛泽东保持亲密的工作关系；同部队息息相关；对国际事务有广博的知识，得到知识分子的信任；是年青一代不可多得的贴心人；多少年来善于交朋友，无论对友对敌，都能保持很好的个人关系；最后就是他毕生致力于做改造人性的工作。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她之所以要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够向他们揭示人生真谛的人物，而不是现在西方宣扬的那些被扭曲了的人生‘价值’。”

尼赫鲁的妹夫胡特辛格写道：“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他那温文尔雅的姿态，青年人般有感染力的笑声，明亮的双眸，使同他会面的人都被他的翩翩风度迷住了。”假如毛泽东是红色中国的理论家，周恩来就是使毛泽东的理论添上生命力的实行家。

周恩来所具有的高度智慧，在各方面都有非常完美的体现。这里有两则周恩来同胡宗南、蒋介石打交道的小故事。

1943年7月10日下午，胡宗南在他的司令部举行酒会欢迎周恩来，企图把周恩来灌醉。他就让熊向晖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接周恩来。熊向晖就跟周恩来用英文讲了这个事情。胡宗南事先做了布置，在酒会上他的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分批地向周恩来敬酒，周恩来都很巧妙地回绝了。酒会要结束时，周恩来突然问胡宗南：“我看到朱总司令的7·24电报，你要进攻延安，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胡宗南说：“没有这个事情，我没有进攻延安的意图。”周恩来说：“这样好，我提议来敬一杯酒。”胡宗南让他的政治部主任提议：“我们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周恩来说：“你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主席。我作为共产党员，我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我也提议在座的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国民党人都愣了。周恩来看到他们不好干杯，说：“大家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算了。”就这样用这种方式拒绝了。最后周恩来提议：我们干杯!希望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为收复一切失地干杯。他说，愿意的干杯，不愿意的不勉强。结果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以及他的高级将领也都一饮而尽。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一天中午，蒋介石突然约周恩来对弈。蒋介石原以为周恩来不敢应战。没想到，他的电话刚一放下，周恩来就与王若飞等人过来了。蒋介石见面一惊：“你答应了？”周恩来风趣地说：“岂有不来之理？桌面上两党谈判，棋盘上楚汉相争，多么有趣!蒋先生您说是吗？”蒋介石微微一笑：“那是那是。”在蒋介石的会客室中，两人隔着“楚河汉界”摆开了阵势。蒋介石问：“周先生是要用蓝子还是要用红子。”周恩来手中抓住了一个红“帅”，说：“我就用这个吧!”蒋介石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随即排兵布阵，大有猛虎下山之势。周恩来见蒋介石果然棋局不凡，便巧布迷阵。无疑，蒋介石不谙对方看似平常的阵势，加上求胜心切，想先发制人。于是使出他常用的突袭之术，首先来个当头炮，直逼红帅大本营。接着又是沉底炮，双炮齐上的火炮攻势，使周恩来的“帅”几乎无路可逃。蒋介石双眉一挑，对周恩来说：“这一着，周先生大概还未想到吧!”周恩来却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将早已备好的“车”“卒”，紧密配合，齐头并进，很快，就在对手不经意间化险为夷了。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对方战术非同一般。在场的两方观战人，无不佩服周恩来高超的棋艺。蒋介石边走子边问：“周先生你从小跟过名师？”周恩来笑道：“下棋不过是一个小玩意儿，哪从什么师哦。”其实蒋介石哪曾知道，周恩来5岁就开始下棋，到9岁时已是十里八村的象棋高手了。他的特点是后发制人，一旦看准战机，既敢拼杀，又善诱敌，临危不乱，处险不惊，获胜不骄，往往以少胜多，转危为安，直到最后胜利。第一盘蒋介石输了。第二盘，蒋介石又是老招，到中局时便节节败退，多次进攻都被对方化解，不免有些紧张起来。人们发现他的额头上已渗出一些汗珠。胜利在握的周恩来稳扎稳打，妙用“卒”“车”“马”“炮”的技能，步步逼近蓝棋之“将”。蒋介石一时乱了阵脚，来了个倾巢出动。可是战局已定，他无法挽回危局，只得丢“卒”保“车”，最后到抛“车”护“将”。周恩来问：“蒋先生，你看怎么办？”蒋介石有些不高兴地说：“我看还是和了吧!”一旁观战的王若飞趁机插话说：“不，我看蓝棋输定了，红棋必胜，岂能以和了之。”蒋介石自己心中有底，只好一声长叹：“周先生棋艺果然名不虚传，我蒋某算是领教了。”周恩来一语双关地笑道：“蒋先生的火炮攻势还是功力不小的，可惜失误在于轻视我的这些小米加步枪。”

周恩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承担过各种最复杂、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经历过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临危不惧，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千方百计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表现出共产党人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忘我献身的精神。

无论是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环境，或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年代，还是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包围甚至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子里，或解放战争中同毛泽东、任弼时被胡宗南大军包围在陕北时，他都毫不气馁、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地指挥战斗，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国民党为了破坏这次大会，在会场的周围埋伏下特务。当会议一开始，特务们便大吵大嚷地冲上主席台，大打出手，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闻讯后，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他气愤地说：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们!他的愤怒指斥，把特务们吓慌了，一个个悄悄溜走了。接着，他又到医院里探望受伤的民主人士。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周恩来为代表，当面去质问蒋介石。这件事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里还装了一颗子弹。信中威胁说：“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的味道!”显然，敌人准备对周恩来下毒手了。是去找蒋介石还是不去呢？不少人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面对敌人的恐吓，面临生命的危险，周恩来以革命为重，置生死于度外。他掂了掂那颗子弹，哈哈一笑，说：“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当时，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在重庆虽然是公开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现，但敌人经常跟踪盯梢，一切行动处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之下。敌人是什么残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深知这一切，但他不能听任反动派嚣张下去，不能辜负政协代表的委托，毅然决然地冒险去找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求他说话算数，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民主。

周恩来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也时刻装着党。他很珍惜党的名誉，时时处处注重维护党的名誉。20世纪50年代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工作细则。其中提出“三保”，即医生为总理保健康，警卫保安全，秘书保工作。周恩来看后又加了一保，即“我、邓颖超同志及你们要共同保党的政治影响。”他要求自己、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只能给党增添光彩，绝不能有损党的声誉。他终生实践了这一点。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说：“对周总理的生活方式和人格了解得越深刻，就越受感动。尤其最感人肺腑的是，总理的一生中，贯穿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用这样的歌声表达了对他的敬仰：‘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对于我来讲，能够在周总理晚年见到他，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事。当年和周总理的见面，现在还像一幅名画一样，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周总理是非常有教养的人，他的人格是非常高尚的。他一直是全心全意地、鞠躬尽瘁地去为人民服务，去为世界和平而努力，这方面他是非常坚定的。他待人像春风一样，使你感到非常舒服，非常愉快。他对人非常慈爱，非常慈祥。所以见到他的人都感到他的心慈祥得像一个菩萨，一个佛一样。他有那么慈祥的一面，但是对于敌人，他是非常严格，非常坚强，他坚强得像铁一样，他是绝对不会屈服于任何人的。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人格非常高尚的人。在现在或者在近代，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那么优秀的人。”池田大作有一个玉石雕的周恩来半身胸像，就放在创价大学最重要的一角，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他希望所有创价大学的学生，或者来参观的所有的人，能够学习周恩来这种伟大的人格。

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说：“我把周总理看作我的老师、兄长。他从未指点过我，但是他的行为本身，就是无形的力量，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说：“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说：“周恩来使人为之倾倒的风度，完完全全赢得了我的心。”

美国记者约翰·麦·吴德施说：“周恩来是当今共产党领导人中出访最多、最有经验的角色。他是北京必不可少的全天候人物。他在党内最高层任职时间比列宁、斯大林或者毛泽东还要长。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他就担任总理，作为国家的代言人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周恩来经历过五次内战，两次世界大战，十几年日本的侵略，10年苏联的敌视，20年美国的排斥，而成了当代最经久不衰，最能屈能伸的政界人物。”

美国人阿道福·修斯多夫说：周恩来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举止文雅、为人坦率、有礼貌又和蔼可亲。他了解中国以外的事物，但无所畏惧。他掌握巨大的权力，但行使起来时，我认为总是节制有度的。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中，我相信这个人最不追求传统形式，最不讲究家族观念，怡然自得，完全是自己的本色。

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索尔兹伯里说：周恩来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主义感的政治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尔登·魏特曼说：自从共产党政府在1949年成立以来，他就担任总理职务(1958年以前还兼任外交部长)。人们称赞周恩来实事求是地管理政府机构。尽管他有时候在政治上受到攻击，他仍然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三位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虽然某些与他有关的政策曾告失败，可是他的足智多谋使他一直留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第一个理由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至高无上的象征——毛泽东——忠心耿耿。第二个理由是：他是经历了1934年到1935年长征的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正是那次行军，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到达延安，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第三个理由是：在“大跃进”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成功地保持了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

美国传记作家朱雷·阿查尔说：他始终是一个不能为他人所代替的政治家。高兴时，他会用英语、俄语、日语或法语同外国来客作友好谈话。周恩来的独特的魅力，在于使客人感到他们讲的话起了作用，对他有影响，而且情况往往确实是这样。他们告辞时，有点受宠若惊。周恩来要了解外界的情况，如饥似渴，经常他问客人的问题往往比客人问他的还多。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具有这种性格，他对中国以外的事态发展了解之多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北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年代也是如此。

周恩来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经常提醒身边警卫人员：“你们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还要知道我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一个普通劳动者。”有一次，他明确具体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在国务活动时我是政府总理；在党内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群众中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恩来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周恩来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炊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恩来，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周恩来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恩来一方面鼓励他们，另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支援。周恩来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了。但他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周恩来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尽管这样，周恩来对邓颖超不但没有丝毫关照，反而要求格外严格。邓颖超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凭她的能力、贡献、资历、经验和声望，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始终不予考虑。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

1974年筹组四届全国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被周恩来给压了下来。直到周恩来去世后，1977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1984年4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解放初期成立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你们的伯伯不同意；恢复妇联时，人家又要我上，他还是不同意；定工资时，蔡大姐是3级，我是5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6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里有我，又划掉了。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但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

周恩来严格要求其他亲属的许多故事也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在绍兴的亲戚故旧中，不断有人上京拜访或写信给周恩来，要求予以照顾或安排工作。这使周恩来感到，需要制定一个让亲友人人皆知的准则，作为处理他和亲戚的规范。1956年，周恩来专门印了《告亲戚朋友书》，即10条家规。具体内容为：(一)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他。(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费，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四)看电影(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动用公家车子。(七)个人生活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第二年，正好表弟王贶甫又赴京开会，周恩来将印好的《告亲戚朋友书》交给王贶甫说：“这是我的十条家规，你拿去看看，你要教育子女。我这么多亲戚，为啥同你们王家来往较多，因为我佩服子余先生，他比较开明。”并当面告诫王贶甫：不要宣扬宗族关系，也不要靠他沾光，而要各自去当地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亲侄女周秉德曾跟随伯父伯母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周恩来没有子女，所以待周秉德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在工作安排上，周恩来一直要求周秉德响应国家的号召，到最艰苦、最边远、最基层的地方去接受锻炼，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劳动者。周秉德参加工作后不久，就从基层农村小学被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追问周秉德：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你和我的关系，照顾你到城里的？当周恩来了解到确实是由于区委工作需要才抽调周秉德之后，才肯作罢，同时告诫周秉德，“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才好”。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和侄女先后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劳动。由于他们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了。当他的侄女穿着新军装，高兴地回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他一见面就问道：“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儿也不能搞。”经过耐心动员，他终于让侄女脱下了军装，重新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侄儿也听伯父伯母的话，痛快地办了离队手续，重回延安插队劳动。

周恩来在京的亲属不少，每年，他总要召集这些在京的亲属开一次会。开会不谈别的，汇报一下一年来的思想，再一个个检查一下，有没有借用他的名义搞什么名堂。来的这些亲属，既不管饭，也不管烟，只管茶水一杯。开完会了，都自己回家。他有个侄子，钢院毕业，留在钢院工作。在老家找了个对象。结婚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只能要两个孩子，多一个不行，少一个行。”当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标准，但周恩来却早已考虑到了，而且首先要求在自己亲属身上实现。后来，他侄媳妇调到钢院，他们俩一起来看周恩来。周恩来得知侄媳妇进京了，就问道：“为什么不能调回去呢？还有这么多人调不进来，你为什么一定要调进来？”结果，他硬是把侄子和侄媳妇一块儿调回了老家。

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很高、很严，决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开会或工作，只准带耳朵、眼睛，不准带嘴巴，也就是不准随便发表意见，以免人们误以为是他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是谁管的事，就该谁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决不去打听。工作人员出差，不许购买内部供应的优惠廉价商品，不许收受礼物。

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赵茂峰说，总理和秘书的关系，可以用十二个字概括：(一)信任。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由组织部门挑选忠实、可靠的人选，经审查后，把该人的情况报告总理，总理同意后才调入。按分工该你办的事，就交你去办。(二)尊重。总理对秘书是同志关系，是平等关系，他认为只是工作分工不同，没有我是首长，你是服务人员，我是领导，你是工作人员之分。(三)培养、锻炼。工作上让你在实践中锻炼，在学习中提高。平时他很关心秘书们的学习，尤其关心年轻秘书的学习，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四)关怀爱护。总理对每一位秘书都非常关心，关怀秘书的政治进步，家庭经济情况。关怀秘书的子女。他自己没有孩子，他关怀每一个孩子，因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的栋梁。

赵茂峰介绍，总理对秘书提出过一些要求，大致是：(一)国内外发生的大事，要立即报告，不管他是在休息，还是在吃饭、在卫生间，都要去报告。(二)毛主席找他时，要立即报告。(三)报告要准确。报告情况和问题要非常准确，不允许有大概、可能之类情况，如你报告得不十分肯定，就让你弄清后再报告。(四)传达他的指示要准确。他有指示要记清、记准，听不清的，再问，直至清楚为止。传达他的指示，他怎么说就怎么传达，不能加任何个人理解和意见。(五)报告要及时，不许延误时间，报告简明扼要，一句话能说明的，不说两句。(六)办完事后要报告结果。他交办的事或有重大事情，办完后要再向他报告。(七)在工作中他欢迎提出意见和建议，不提意见有时还问你的意见，提的意见错了也没有关系。(八)严格保密。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打听，不要问，不让说的事情不要对另外人说。(九)要听党的话，对党忠诚老实。(十)工作要认真细致；做到准、勤、严。准，就是听准、报告准、传达准；勤，就是脑勤，勤于动脑，手勤，勤于动手，腿勤，勤于跑腿；严，就是工作严谨，严格保密，严守纪律。(十一)作风要正派。(十二)要经得住批评。批评缺点错误，是爱护，也是对人民高度负责。总理批评过后，该交办的事情，仍然交你去做。(十三)要有好的身体。总理工作时间长，没有节假日，平时工作每天16个小时左右，都是凌晨两三点才休息，有时通宵达旦地工作，秘书要等到总理休息后，把总理批阅的文件整理、处理完毕，才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是顶不住的。

总理办公室机要秘书刘震海回忆：在日常工作中，总理要求秘书必须做到六点：一是准确。办事处理问题，必须认真，精益求精，上情下达，绝对不能走样，时间、地点、人名不能搞错。在总理的要求和影响下，我们写一个通知总理临时开会的便笺，也要一笔一画，校对准确才能呈上。二是及时。总理日理万机，都是有关党和国家的大事，必须增强时间观念，时间就是效益，就是命令，就是胜利。总理阅批电报，要求收到时间、抄出时间、送阅时间，必须清楚。遇有紧急情况，必须随时报告，以掌握最新情况，抓住有利时机处理问题。三是扼要。总理要求秘书写文字材料或口头报告，必须做到简明扼要，要突出重点内容，讲明主要情况，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切忌文字冗长，讲话漫无边际。四是保密。在总理身边工作无小事，增强保密观念极为重要。总理要求秘书和所有工作人员，要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做到守口如瓶，外出不能随便接触生人，不能对外人说的话，绝对不能说，包括爱人和亲属朋友。不能公开的事，绝对不能外传，严禁犯自由主义。五是建议。在工作中，总理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创造性地工作。总理在交办事情时，鼓励秘书多动脑筋，勤于思考，多想问题，多提建议。六是回报。凡总理交办的事情，必须按时回报情况和处理结果。处理每件事和解决每个问题，都要做到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总之总理交办的所有事情，都要做到及时、准确、扼要、保密，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意见，有处理问题的结果，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报。

周恩来办事极为严谨。凡是他批阅过的文件、电报都留有他的笔迹，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从不放过。审批上报毛主席、党中央的文件，他不仅要特别用心推敲、修改，而且还要把文件中的主件、附件、表报，按照阅读顺序排列好，编上号码，然后再发出。如果是绝密文件，他要亲自装订、封口，写上传阅人的姓名，在信封的右边加注文件标题，左边签上周恩来的名字，然后交工作人员登记发出。对发出的紧急电报、文件，必须回报发出的时间。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把我们当作外人。”

周恩来从不收受馈赠礼物。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到外地出差，总要告诫随行人员，不要在地方上买东西。他说，现在都是凭票供应，你们买了人家的东西，人家就没有了。对地方上送给他的东西，凡是能退回去的一律退回，不能退回的，照价付款。外宾送的礼物，如果是不能保存的食品，他总是分给工作人员，其他礼品一律登记送交机关事务管理局保管。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橘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总理卫士长成元功说：有一次，总理去杭州参加中央会议，临离开的前一天，杭州市交际处的同志提了一筐菜让我们给带上。我们说：这可不行，总理对此有严格规定，不能收。他们说：这是替你们买的呀，有发票，你们给钱不就成了。我们说，那也不行，总理不会答应的。第二天登机，我们发现机上放了两筐菜，就找到送行的交际处的同志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这不是给总理的，是叫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发票到时候付钱就好了。于是两筐菜就带回北京送到了供应处。供应处给每个首长家分了一份，都是收钱的。工作人员领回来，炊事员给做了，吃饭时总理看到了非常生气，他饭也不吃了，说：“把成元功给我叫来!”问我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从杭州给带回来的。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总理说了。总理说：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了，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就是不听？我回答说：这不是专带给我们的，是带给中央首长的，供应处付了钱，我们分到一份也是付了钱的。总理一听更火了，说：“付了钱也不行!我问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我说：“当然吃不到。”“我能吃得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以后你们都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边人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这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干部子女培养教育，对他们严格要求。一天有位秘书把孩子带来，孩子在育英小学(当时是高干子弟学校)读书。周恩来看到孩子穿着一身呢料的中山装，心里生疑问衣服是谁给买的？孩子答是学校发的。又问伙食怎样？孩子答吃的都是鸡、鸭、鱼、肉，学生吃腻了就丢在饭桌上。周恩来听了十分惊讶。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周恩来有些空闲，就坐车直驱育英小学。到学校后校长迎接。周恩来简单地询问了学校的情况后，直接提出学生反映的情况，严肃地批评说：“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要好好地教育他们，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们培养成八旗子弟!”

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说：“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作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像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干部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周恩来常常恳切地教育和告诫领导干部，务必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讲到过生活关时，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讲的这“五关”，本质上是“权力关”。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天下为公”的著名口号，但国民党没有过了“权力关”，失败了。当年有人曾经向宋美龄谈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清廉，宋美龄说了一句话，她说：“共产党还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如果共产党同样过不了“权力关”，就和国民党没有什么两样，就和历代统治阶级没有什么两样。过好“权力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中国是家庭观念和封建传统影响极深的国家，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是谈何容易的事。但周恩来做到了，他在26年的总理岗位上，在手握重权的条件下，言行如一、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地做到了。他把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追求、把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高度现实化、高度生活化、高度人格化了。他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一身正气，他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在我们党内，如果说毛泽东标志着理论高度，那么周恩来则标志着精神高度。

我曾经写过两副联语。一副是：主席格局昭日月，总理风范冠古今。叶剑英生前讲过他最敬佩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的格局，周总理的风范。另一副是：崇高风范冠古今，感动中国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