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是人类史上最聪明的人吗？其实他也曾在16岁那年辍学

借助思想实验实现突破

当我审视自己和我的思维方式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天生的想象力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大于积极吸收知识的能力。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如果我追逐一束光，结果将会怎样？16岁那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此前，他刚从一所强调死记硬背、缺乏想象力、扼杀创造性思维的德国学校辍学。爱因斯坦的下一个求学目的地是一所崇尚改革的瑞士学校，该校以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教学原则创立，他倡导通过可视化手段学习。

到了学校后，爱因斯坦把裴斯泰洛齐的教学原则付诸实践，想象自己追逐一束光。他认为，如果他能够追上那束光，就可以看到一条静止的光束。该想法与麦克斯韦关于电磁场振荡的方程式相矛盾，造成爱因斯坦自称的“精神紧张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10年时间，最终催生了狭义相对论。

后来，爱因斯坦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在封闭房间里自由落体的人是否能感受到自己的重量？正是这个问题，产生了广义相对论。

这个问题后来被爱因斯坦称为“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想法”，那是他在瑞士专利局的办公桌旁做白日梦时想到的。作为专利局办事员，爱因斯坦培养了自己的想象能力。他的工作是评估专利申请，这要求他能够想象每项发明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在这项新的思想实验中，他得出结论：那个自由落体的人感受不到自己的体重，反而会认为自己是在零重力环境中飘浮。这个结论反过来让他有了另一个重大发现：自由落体时重力加速度和下降加速度是相同的。

爱因斯坦几乎把他所有的重要成就归功于这些思想实验。在有生之年，他想象出了诸多场景，比如“雷击和移动的火车，加速的电梯和坠落的油漆工，失明的甲壳虫在弯曲的树枝上爬行”，等等。爱因斯坦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颠覆了根深蒂固的物理假设，巩固了自己作为公众理想中最受欢迎的科学人物之一的形象。

这章讲述的是思想实验的力量。你会发现激发创造力的关键为何是不作为，发现绝大多数工作环境如何破坏人们的创造力而非促进创造力。你会了解到，为什么要将苹果和橘子进行比较，什么使牛顿成为校园里最不受欢迎的教授。我会告诉你，一名8岁小孩提出的一个简单问题是如何使一位作家身价达10亿美元的，而一款革命性的跑鞋和一首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摇滚歌曲之一，有哪些共同之处。在这过程中，你会认识一些科学家、音乐家和创业者，他们采用一种叫组合游戏的技巧来创作突破性作品，你还将学会如何把该技巧运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

思想实验室

在流行文化中，思想实验与爱因斯坦密切相关，但实际上，思想实验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那时起，它们就跨越各个学科，在哲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它们为火箭提供动力，推翻政府，发展进化生物学，解开宇宙的奥秘，创造出富有革新精神的企业。

思想实验构建了一个平行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事物的工作原理截然不同。正如哲学家肯德尔·瓦尔顿（Kendall Walton）所说的那样，思想实验要求我们“想象特定的虚构世界作为某种情景设置。当你运行、执行或只是想象它们时，就会产生特定的结果”。通过思想实验，我们把日常思维置之度外，从现实生活的被动观察者变成主动干预者。

假如大脑有一条尾巴，那么思想实验就能让它摇摆起来。

思想实验既没有精确的流程，也没有可以复制的秘诀。公式和规则与第一性原理思维相对立，所以每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思想实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一章中，我将帮助读者为进行思想实验创造合适的条件，但我的本意旨在引导，而非加以限制。

一说起科学家，我们脑海里往往会出现那些穿着实验室制服的人，他们智力超群，在荧光灯照亮的实验室里透过最先进的显微镜观察事物。但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思想实验室远比现实世界的实验室更重要。火箭将航天器发射升空，而同样的，思想实验能够“引爆”我们的神经元。

以著名的塞尔维亚裔美国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为例。他的思想实验强化了他的想象力，产生了如今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动力的交流电系统。特斯拉在他脑海里发明和测试新事物。“在纸上画出草图之前，整个想法会在我脑海里运转一遍。”他说，“我不急于着手具体工作。当我有一个想法时，我马上依靠想象力把它塑造成型，然后在脑海中改变装置的结构，加以完善，并将设备操作一遍。是在脑海中运行涡轮机还是在店里实际测试它，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

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也做过同样事情。众所周知，他用笔记本进行思想实验，以素描的方式画出从飞行器到教堂等各种工程设计图案。这个设计过程是在脑海中完成的，而非实际建造出来。

下面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令人震惊：我们只要思考，就能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不用上谷歌搜索信息，不用看励志类书籍，不用求助讨论组或民意调查，无须从自封的人生导师或收费高昂的顾问那里寻求建议，更无须抄袭竞争对手。这种从外部寻求答案的做法阻碍了第一性原理思维，因为这种做法使我们更关注事物当前的状态，而不是它们未来的可能性。

思想实验把这种向外寻求答案的做法内在化，即只向你自己和你的想象力寻求答案。爱因斯坦说过：“纯粹的思想可以掌控现实。”思想可以反驳某种论点，说明为何有些东西管用，有些东西不管用，并照亮前进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无须进行任何真正的实验。

我们来思考下一个例子：在一个没有空气阻力的世界里，如果你同时从同样的高度扔下一个比较重的保龄球和一个比较轻的篮球，哪个球会首先触地？亚里士多德认为，较重的物体会比较轻物体下落得更快。该理论延续了两千年，直至一位名叫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的意大利科学家登上历史舞台。伽利略生在一个墨守成规的时代，他与那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对不同学科的专制教条提出了挑战，其中以他倡导的“太阳中心说”最为著名。该学说认为，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而非地球。

伽利略也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伽利略认为，加速度不会随着质量的增加而增加。于是，他爬上比萨斜塔的顶端，扔下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当两个物体同时触地时，他高兴地笑了起来，取笑亚里士多德。

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

事实证明，这一幕完全是最早期的伽利略传记作者编造的虚构故事。当代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伽利略只是做了思想实验，并没有真的去比萨斜塔扔东西。他想象一枚很重的炮弹和一颗较轻的火枪子弹被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复合系统，同时掉落地面。如果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复合系统的下坠速度比炮弹要快，因为前者的重量更大。但是，这也意味着复合系统中重量较轻的火枪子弹应该比较重的炮弹下坠得慢。换句话说，如果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正确的，较轻的火枪子弹应该会成为复合系统下坠的阻力，导致其下降速度低于较重的炮弹。

这两种假设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复合系统的下坠速度不可能在比炮弹快的同时又比它慢。该思想实验表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可以被取代。通过思想实验，我们可以不花分文就废除一种备受尊崇的理论，为新的理论腾出空间。

几个世纪后，伽利略的思想实验被应用在月球上。1971年，在“阿波罗15”号执行任务期间，宇航员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站在月球表面，从同一高度扔下了一把锤子和一根羽毛。两者以相同的速度下坠，同时触碰月球表面。官方的科学报告称这一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原因在于“观看此次实验的人数及宇航员归途顺利与否，完全取决于该理论的有效性”。

在所有思想实验中，好奇心都是最重要的。好奇心促使伽利略进行思想实验，更促使斯科特在月球表面检验其有效性。然而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好奇心不是一种伟大的美德，而是一种致命的恶习。

好奇心杀死了薛定谔的猫

猫能否同时处于生死叠加的状态？这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通过一项著名的思想实验提出的问题。他做这个实验的目标是扩展量子力学所谓“哥本哈根诠释”的范围。根据哥本哈根诠释的说法，量子粒子（比如原子）存在于不同状态的组合或叠加中。换言之，量子粒子既可以同时处于两种状态，也可以同时处于两种位置。只有当有人观察到粒子时，它才会变成许多可能的状态之一。

薛定谔将哥本哈根诠释应用在一只猫的身上。在他的思想实验中，一只猫被放置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里面装着一小瓶有毒的放射性物质，当放射性物质开始衰变时，就会随即释放出来。如果你相信哥本哈根诠释的话，在盒子打开之前，猫就处于一种生死叠加的状态。只有当有人打开盒子时，猫才会呈现生或死的状态。

当然，该结果是完全反常的，但它恰恰是施罗德格思想实验的重点——以走逻辑极端的方式来反驳和挑衅哥本哈根诠释，从而证明其不合理。

但是，这个思想实验还产生了另一个结论：杀死猫的不是毒药，而是好奇心。多管闲事者打开盒子，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就像孩子在圣诞节前的晚上偷偷打开礼物一样，正是这种行为杀死了猫。

在英语中，有一个成语专门用来表述这个观点：好奇心杀死了猫。俄罗斯人的说法则更具戏剧张力：“好奇的芭芭拉在市集上被人撕掉了鼻子。”

根据维基百科，这些成语是“用来提醒人们，不必要的调查或实验存在危险”。无论是对于猫还是对于俄罗斯市场的参与者来说，好奇心都是令人讨厌或极为不便的。那些问问题或提出思想实验的人不满足于现状，他们不仅是讨厌的捣蛋鬼，而且极其危险。正如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布莱恩·格雷泽（Brian Grazer）及其合著者查尔斯·菲什曼（Charles Fishman）在《压榨式提问》（A Curious Mind：The Secret to a Bigger Life）所写的那样：“有些小孩张口就问：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这种孩子长大后，会问更多具有破坏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是农奴，而你是国王？太阳真的绕地球转吗？为什么黑皮肤的人是奴隶，而白皮肤的人能够做他们的主人？”

我们之所以不鼓励好奇心，另一个原因在于这需要承认自己无知。若我们问一个问题，或者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答案，所以我们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由于担心别人觉得我们很蠢，我们认为大多数问题简直太简单了，不值得去问，于是就不做这件事。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快速行动、打破一切”的时代，好奇心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随着“清空收件箱”思潮的兴起，以及人们专注于喧嚣的生活节奏和执行力，效率似乎才是答案。它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让我们明白人生匆匆，要赶紧做待做清单里的下一件事情。另一方面，提问题是极其低效的。如果它们无法立刻产生答案，就不太可能在我们已经过度繁忙的日程表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们顶多在口头上鼓励好奇心，但在实践中却反其道而行之。企业设立“创造力日”来促进创新，组织的活动包括内部员工进行幻灯片演讲、高价请外部演讲者演讲等。但在接下来的364天里，一切恢复如常。员工会因墨守成规而得到奖励，那些对原有流程提出质疑的人反而不受重视。有人对16个行业的员工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发现，“尽管65%的人说好奇心是产生新创意的必要条件，但几乎相同比例的人觉得自己无法在工作中提出问题”。在同一项调研中，虽然84%的受访者说他们的雇主书面上鼓励员工保持好奇心，但60%的员工在实践中遭遇障碍。

我们没有把好奇心变成常态，而是等到危机来临时才变得好奇。只有在被解雇时，我们才开始思考其他职业规划；只有我们的企业被一位年轻、斗志昂扬、充满渴望的竞争对手扰乱时，我们才会把员工召集起来，花几个小时做些“创造性思考”，但这样做只是徒劳。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依赖相同的方法、同样的头脑风暴法和同样陈旧的神经通路。难怪，由此产生的创新根本不是创新，它们充其量只是稍微偏离现状罢了。看看历史上那些被自身臃肿结构压垮的巨型企业或官僚机构，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缺乏好奇心。

对结果的恐惧是我们逃避好奇心的另一个原因。当我们害怕可能看到的结果时，就不会问一些棘手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不愿意看医生，因为他们害怕诊断结果）。更糟糕的是，我们担心自己可能根本找不到任何结果，也就是我们的求索毫无结果。这会把整个思想实验变成对时间的巨大浪费。

我们还认为，思想实验需要做复杂的思想训练或者靠天赐的灵感。我们告诉自己，如果这个问题值得问的话，某个比我们聪明得多的人一定早就问过了。

但是天才并不垄断思想实验——没有被选择的少数。你不需要拥有像爱因斯坦那样仿佛通了电的乱糟糟卷发，就可以进行思想实验。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都是实验者，这些实验都潜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

调查和实验看似不必要，可它们恰恰是领悟事物真谛所需的。乔治·萧伯纳曾说过：“很少有人一年思考两三次以上。我每周思考一两次，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萧伯纳知道，忙碌和创造力是彼此对立的，你不可能在清空收件箱的同时产生突破性想法。你得未雨绸缪，现在就变得好奇起来，而不是在危机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时候。

好奇心也许杀死了薛定谔的猫，但它也许也能救你一命。

终身幼儿园

“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这张照片？”1943年，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和他的家人一起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度假。兰德是宝丽来公司（Polaroid）的联合创始人，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当时他给自己3岁的女儿詹妮弗拍了照。那时候，即时显影照相技术还没有面世，底片必须在一个暗室里进行制作和处理，然后人们才能见到成品，这一周期耗时几天。按流行的说法，詹妮弗问了他父亲一个问题，彻底改变了照相技术的面貌。尽管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这个故事也有不同说法。

“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这张照片？”兰德把女儿的疑问牢记在心。但是，他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约束因素：巨大的暗室无法装进一个小小的照相机里。他费了很大周折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最终进行了一次思想实验：如果相机里装有一个小储藏室，里面装着暗室里用来冲洗胶片的化学物质，会有什么效果？这些化学物质分散在一张负片上，并释放到正片乳胶层，最终形成图像。

兰德花了几年时间完善这项技术，思想实验最终引领他发明了即时摄影技术。有了这项新技术，从按下快门到拿到一张照片，只需几秒钟时间，而不是几天。

虽然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思想实验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但我们在孩提时代就掌握了这项技能。在世界用事实、备忘录和正确答案把我们塞满之前，我们被真正的好奇心所打动。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凝视着这个世界，不会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无忧无虑，不知道所谓的社会规则，把世界看作我们的思想实验对象。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不是假设我们知道（或应该知道）答案，而是表现出学习、实验和吸收的欲望。

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专心画画，一位老师在教室里四处走动，检查孩子的画作。“你在画什么？”他问一个学生。那个女孩回答说：“我在画上帝。”老师深感震惊，因为幼儿园的标准课程并没有教孩子们画上帝。他说：“但没人知道上帝长什么样啊。”女孩回答说：“他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孩子们凭直觉掌握了一个大多数成年人无法理解的宇宙真理：世间一切都只是游戏，一场宏大且奇妙的游戏。在儿童流行读物《哈罗德的紫色蜡笔》（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中，4岁的主人公具有通过画画来创造事物的能力。前方没有道路时，他就画一条路；没有月亮照亮道路时，他就画一个月亮；没有树可爬时，他就画一棵苹果树。在整个故事中，他的想象力创造了事物。

思想实验就是你自己的现实扭曲力场，你自己选择的冒险游戏，你的紫色蜡笔。

紫色蜡笔是爱因斯坦最喜欢的科学工具，甚至成年之后仍然随身携带着它。正如他给一位朋友写信时说的那样：“在巨大的奥秘面前，你我永远表现得像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几个世纪前，据说艾萨克·牛顿曾形容自己就像“在海边玩耍的孩子……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完全未探明的真理之海”。

虽然爱因斯坦和牛顿保住了孩子般的好奇心，但大多数人却失去了它。我们墨守成规的教育制度旨在培育大量产业工人，承担部分责任（正如“没有人知道上帝长什么样”）。我们天生的好奇心也被忙碌、善意的父母所抑制，他们认为一切重要事项皆有定论。可想而知，一位父亲遇到埃德温·兰德这种情况时，会恼羞成怒，斥责女儿的问题太过荒谬，对女儿说：“耐心点，詹妮弗！等会儿照片就好了。”又或者，一位忙碌的母亲忽略了16岁的爱因斯坦的追光实验所体现的天赋，对儿子说：“回你的房间去，阿尔伯特，别在这儿疯言疯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进入成年，助学贷款和房贷压力加大，我们的好奇心被自满所取代。我们把聪明的冲动视为美德，而把顽皮的冲动视为恶习。

但是，顽皮和聪明应该是互补的，而非相互对立。换一种说法，顽皮可以成为通往聪明的入口。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在他的开创性文章《愚蠢的技术》（The Technology of Foolishness）中写道：“顽皮是一种故意暂时放宽规则的做法，以探索制定其他规则的可能性。”他认为，个人和组织“需要不带任何充分理由的做事方式，这种做法方式不常用得上，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用得上，但有时用得上”。只有对自己的信仰采取一种游戏的态度，我们才能挑战和改变它们。

在“思想实验”一词中，关键字是“实验”，这样的组合应该可以降低风险。思想实验在你头脑的受控环境中建立了一个沙盘，如果实验失败，什么坏事都不会发生，也没有附带损伤或溢出效应。在实验初期，你不是为了完成实验，更不用对实验加以完善，所以你不太可能被自己的假设、偏见和恐惧感束缚。

重拾孩子般的好奇心可以提高创造力，有大量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若有人要求我们像孩子一样思考，这就像是命令我们在暴风雨中不被大雨淋湿。

好消息是，你完全可以重拾孩子般的好奇心，而无须重返童年或患上彼得潘综合征（Peter Pan syndrome）。唤起内心的童真并不难，就像假装自己是7岁小孩一样。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奇怪，但却很实用。有人做了一项实验，请实验参与者把自己想象为拥有空闲时间的7岁小孩，结果发现，在关于创造性思维的客观测试中，他们的表现更加好。为此，致力于“将看似不同的研究领域进行非常规混合和匹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设立了一个叫“终身幼儿园”的部门。

心灵比我们想象中更具可锻造性。如果我们假装生活是一个漫长的读幼儿园的过程，我们的心灵也可能会保持童真。

这个阶段，你可能会想：如果思想实验没有意义，如果它是一个更适合孩子玩的游戏，那做思想实验有什么用？如果思想实验做不了，那它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何区别？

思想实验的目的不是找到“正确答案”，至少在实验初期不是为了找答案。它并不像你读高中时上的化学课，每次实验的结果都是预先确定的，没有为好奇心或意料之外的见解留下空间。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你就只能留在实验室里摆弄试管和烧杯，而你的同学早就看电影去了。爱因斯坦进行思想实验的重点不是想出一种能够真正靠近光束的方法。相反，他的实验是为了开启一个不带任何先入之见的调查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时常带来出乎意料的深层次认识。

进行一场思想实验也能带来突破，即使这场实验产生不了任何结果。正如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所写的那样，幻想可能是“通往现实的道路”。这有点像从纽约开车到夏威夷。不可能？没错。在遇到太平洋这一巨大阻隔之前，你会在旅途中发现深刻的新见解吗？绝对会。这场旅行的目的是帮助你摆脱“自动驾驶模式”，让你的头脑接受其他可能性。

记住，思想实验是起点而非终点，这个过程是杂乱无章的。正如我们在下一节中所看到的那样，答案通常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多做点无聊的事情

我记不清上一次感到无聊是什么时候了。

我刚起床便抓起手机，把早上该看的消息通知翻一遍。正当我开始滚动阅读各类信息时，我突然领悟了一个真谛——我记不清上一次感到无聊是什么时候了。

“无聊”已经跟我的家庭录像机和邦乔维乐队的磁带一起，成为过往时光的纪念品。以前每天早上醒来，我就躺在床上，心不在焉地幻想一番，然后才重新回到现实当中，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等待理发的时候，我不再转动拇指；在咖啡店排队等候的时候，我也不再与陌生人攀谈几句。

我对“无聊”的定义就是大量不受干扰的松散时间，并曾经对其避而远之。无聊能够唤起我们的回忆，让我们想起当初自己因为做白日梦而被老师惩罚。对于过去的我来说，无聊好比是一杯由焦躁、不耐烦和绝望勾兑而成的苦涩鸡尾酒。我曾经以为只有无聊的人才会感到无聊，所以我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充实（不是“塞满”）自己的每一天、每一刻。

我知道，失去无聊感的人不止我一个。每天，我们切换着各种社交媒体，查看电子邮件，获取最新新闻，所有这些都在20分钟内完成。与无聊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相比，我们更喜欢这些令我们分心的事物所带来的确定性（我不知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该干什么，而且我并不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中，大约有80%的美国人说他们没有花一丁点的时间去“放松或思考”。

在难得的宁静时刻，我们几乎总会产生内疚感。当消息通知发出100分贝的警报声以寻求注意时，我们就觉得非要偷偷地看它们一眼才行——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信息了。我们没有主动采取行动，而是花了大部分时间甚至大部分人生去做防御。我们用同样令人分心的事物来安慰自己，可它们最终使我们感觉更糟。

我们的反应好比火上浇油，而不是把火扑灭。我们发送的每一封邮件都会产生更多的电子邮件，每条Facebook信息和每条推文都给了我们一个再次使用应用软件（App）的理由。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折磨——我们永无休止地将一块巨石推上不可能到达的山顶。

但与无聊相比，我们更喜欢这种折磨。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大学生年龄的被试者安置在一个房间里，拿走了他们所有的物品，让他们自行其是，并告诉参与者花15分钟时间思考。那可是15分钟呀！正因为如此，研究人员给了那些互联网喂养大的被试者一个选择：如果愿意的话，为了避免晃神，他们可以按下一个按钮给自己来一下电击。在这项研究中，67%的男性和25%的女性选择电击自己，而非不受干扰地坐着思考（有一名参与者在15分钟内给了自己190次电击）。

这个想法真够“雷人”的。

换言之，“无聊”现在处于一种濒临绝种的状态，这并不是一个好趋势。如果没有无聊，我们的创造力就会因为没有派上用场而退化。“我们淹没于大量信息之中，与此同时，我们又渴望智慧。”生物学家E.O.威尔逊（E.O.Wilson）说。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去思考，不停顿下来去理解和深思，就无法找到智慧或形成新的想法。最终，我们还是继续采用了首先进入脑海的解决方案或想法，而不是继续研究问题。但是，那些值得解决的问题是不会立即产生答案的。作家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说过：“首先进入脑海的想法永远不是最好的想法。最初的想法别人也能想到，它是我们经常听说的想法，往往属于传统思维。”

无聊时，我们似乎在浪费生命，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一项研究中，两位英国研究人员经过几十年的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即无聊“应被视为一种合理的人类情感，它对于学习能力和创造力至关重要”。陷入无聊之后，我们的大脑不再对外部世界产生反应，而是听从内心感受。这种心态释放出我们已知的最复杂工具，把大脑从收敛模式转换为发散思维模式。当心灵开始漫游和做白日梦时，我们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便自动连接了起来，而一些研究表明，该网络在发挥创造力方面起关键作用。

俗话说得好，音符间的沉默造就了音乐。

艾萨克·牛顿曾经是校园里“最不受欢迎的教授”，因为“他会在演讲中途停下来思考创意，而且停顿时间可达好几分钟”，而他的学生只能等待他回过神来。在停顿期间，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千万不要被表象欺骗。即使是在晃神的情况下，大脑仍处于活跃状态。“当你盯着看太空的时候，”亚历克斯·索勇—金·庞（Alex Soojung-Kim Pang）写道，“大脑消耗的能量只比你在解答微分方程时所消耗的能量略少一些。”

那么，全部能量都到哪里去了？你的思绪看似在毫无关联的主题之间漂移，但你的潜意识在勤奋工作、巩固记忆、建立关联、把新主题与旧主题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组合体。“潜意识”一词是对我们部分大脑的侮辱，因为这部分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

当我们坐着不动的时候，就像一根能够吸引想法的磁力棒。正因为如此，人们经常用“顿悟”“灵光一闪”或“神来之笔”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尤里卡”（eureka）时刻——“尤里卡”是希腊语“我发现了”的意思。思想似乎在空闲的时候变得活跃，而不是在艰苦劳动的时候。爱因斯坦在做白日梦时得到了启示：一个自由落体的人不会感觉到自身重量，广义相对论由此产生。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想象自己“坐在太阳上面，所有行星都穿在一根极细的绳子上，围绕太阳转动，并发出嘶嘶声”，他由此想象出了原子的结构。据说，阿基米德著名的“尤里卡”时刻就是在他洗澡放松的时候想到的。

有这样一个电视广告：上班时间，一群企业高管们挤进淋浴间，其中一个人问道：“我们为什么在淋浴间开会？”老板回答说：“呃，我在家淋浴时经常灵光乍现。”

“淋浴时灵光乍现”可谓老生常谈了，因为这个方法很管用。哈勃空间望远镜（Hubble Space Telescope）曾有一块镜片发生故障，其修复方式就是某个人在淋浴时凭空想象出来的。哈勃望远镜于1990年发射，任务是拍摄高分辨率的太空影像。但是它的一面镜片存在瑕疵，导致拍摄的图片模糊。要修复望远镜，宇航员必须深入望远镜内部。作为一颗距离地球表面几百英里、绕地球运行的卫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NASA工程师詹姆斯·克罗克（James Crocker）入住德国一家酒店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可调节的淋浴头，它可以延长或缩回，以适应不同的淋浴高度。这是克罗克的顿悟时刻。他为哈勃望远镜想到了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用可延伸的机械臂靠近望远镜里那些看似无法接近的部件。

这些对事物真谛的顿悟看似毫不费力，但它们是长期缓慢酝酿的产物。一次突破始于提出一个好问题，对答案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无所事事几天、几周甚至几年时间。研究表明，蛰伏期（也就是你感觉停滞不前的那段时间）能够提高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正如我们早先所看到的那样，安德鲁·怀尔斯在证明费马最后定理之后，成为数学界的名人。按照怀尔斯的说法，停滞不前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他说，“人们不习惯这样，他们觉得压力很大”。他经常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中，每当此时，他都会停下来，让自己的头脑放松一下，去湖边散个步。他解释说：“散步有非常好的效果，因为你处于这种放松的状态，与此同时你也允许自己的潜意识工作。”怀尔斯知道，心急喝不了热粥，你得时不时远离问题，才能给答案腾出空间。

散步是许多科学家的工作方式之一。特斯拉在布达佩斯的城市公园散步时想到了交流电动机；达尔文在英国肯特郡老家附近一条被称为“沙路”的砾石小路上行走时思考一些难题，并用脚踢着沿路的石头。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在深夜走过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公园时想出了不确定性原理，在那之前的两年里，他一直感到沮丧，因为他的方程式可以预测量子粒子的动量，但却不能预测它的位置。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领悟了：如果方程没有问题呢？如果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是量子粒子所固有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之后，海森堡逐渐走入了答案的核心。

有些科学家则通过音乐挖掘他们的潜意识。例如，爱因斯坦通过拉小提琴破译宇宙的乐谱。一位朋友回忆道：“他思考复杂问题时，时常会在厨房拉小提琴到深夜，即兴创作旋律。然后在演奏过程中，他会突然兴奋地宣布：‘我明白了！’似乎问题的答案在音乐中凭灵感找到了他。”

许多有创造力的人也喜欢靠无所事事激发创意。作家尼尔·盖曼（Neil Gaiman）说，这些创意“来自做白日梦”，它们“漂流而来，正当你闲坐在那里的时候”。有人向盖曼请教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作家，他的回答很简单：“做点无聊的事情。”斯蒂芬·金同意这个说法：“对于处于创新困境的人来说，无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一位名叫乔安妮的女人因为无聊而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1990年，她坐火车从曼彻斯特前往伦敦，火车晚点了4个小时。在等火车的时候，一个故事在她脑海中“完全成形”，那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男孩上魔法学校的经历。这4个小时的延误最终让笔名为J.K.罗琳（J.K.Rowling）的乔安妮因祸得福，她的《哈利·波特》系列让全世界数百万名读者着迷。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琳是幸运的。她的顿悟时刻发生在智能手机问世之前，所以在等待火车时，她不必对消息通知严防死守，但我们现在不得不主动将无聊引入生活中。例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每年都要前往美国西北部一处偏僻的小屋，进行为期一周的静修，他将那周称为“思考周”。没错，你猜对了，盖茨设立“思考周”的目的就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思考。耐克公司联合创始人菲尔·奈特（Phil Knight）在他的客厅里放了一张椅子，专门用来做白日梦。

我决定追随他们的脚步，打破我和手机之间的相互依赖，并主动重燃我与无聊之间失去已久的恋情。我开始有意识地每天抽出空闲时间，坐在躺椅上，除了思考什么都不做（这有点像把自己调成“飞行模式”）。我每天花20分钟、每周花4天时间坐在桑拿房里，手里只拿一支钢笔、一张纸。在桑拿房里写作，是不是很奇怪？是很奇怪，但我近来的某些最佳创意都是在那个孤独、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想出来的。

这听起来很简单。在公园里散步，淋浴，以及坐在桑拿房里或椅子上做白日梦。但这个过程中并无魔法，至少不是霍格沃茨魔法学院教的那种魔法。如果硬要说有魔法的话，那就是有意划出一定时间，停下忙碌的脚步去反思自己，用内心的沉默去对抗当下的混乱。

在一个追求及时行乐的时代，这个习惯听起来有点不合时宜。但创造力往往有如轻声细语，而非一声巨响。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轻声细语，而且有足够的洞察力在它出现时感知它。正如诗人莱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写的那样，如果你留意某个问题足够长时间，“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接近答案”。

下次你感到无聊的时候，务必抵抗住诱惑，不要主动去看数据或做一些“有成效”的事情。无聊也许是你能做的最有成效的事情。

无聊有另一个好处。它让你的大脑在截然不同的对象（比如一只苹果和一只橘子）之间自由地建立连接。

把苹果和橘子进行比较

我从中学开始学习英语，过程中很多英语俗语使我感到困惑，而最让我困惑的一个俗语的字面意思是“把苹果和橘子进行比较”（comparing apples and oranges），实际含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第一次在大学里听说这个俗语时，我呆住了。我认为，苹果和橘子的共同点多于差异点（亲爱的读者，此时此刻你可能想转过身去，把目光移开，因为我要把苹果和橘子进行对比了）。两者都是水果，都是圆的，都略带刺激性的味道，大小差不多，而且都生长在树上。

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的斯科特·桑福德（Scott Sanford）对苹果和橘子进行了更深入的对比。他用红外光谱法对比了一只澳洲青苹果和一只脐橙的光谱，结果发现这两种水果惊人地相似。该研究起了一个带嘲讽意味的标题，叫作《苹果和橘子的比较》（Apples and Oranges：A Comparison），并发表在讽刺性科学杂志《不可思议研究》（Improbable Research）上。

尽管苹果和橘子之间有相似之处，但这个俗语却流传甚广，因为我们很难看到看似不同或不相关事物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只会对苹果和苹果作对比，或者对橘子和橘子作对比。

专业化是目前流行的趋势。在英语世界里，“通才”（generalist）是指博而不精之人。希腊谚语说，一个人“懂得的手艺越多，反而会家徒四壁”。韩国人认为，一个“有12种天赋的人没饭吃”。

这种态度代价很大，它阻断了不同学科思想的交融。我们停留在人文学科或自然科学各自的领域内，从不接受彼此的观念。如果你是英语专业的，量子理论对你有什么用？如果你是工程师，何苦去读荷马（Homer）的《奥德赛》（Odyssey）？如果你是医科学生，何必去学习视觉艺术？

上面最后一个问题成为一项研究的课题。36名一年级医科学生被随机分成两组，第一组在费城艺术博物馆上了6节课，学习观察、描述和解读艺术作品。研究人员将这组学生与没有上艺术课的另一组学生进行对比，研究开始和结束时，两组学生都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与对照组不同，受过艺术培训的那组学生的观察技能显著提升，比如更善于解读视网膜疾病的照片。这项研究表明，光是通过艺术培训，就可以帮助医科学生成为更好的临床观察者。

事实证明，生命并非发端于隔离的环境。比较相似的事物，我们学不到太多东西。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曾说过：“创造就是重组。”几十年后，乔布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创造力就是将事物联系在一起。当你问那些有创造力的人，他们是如何创造新事物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有点愧疚，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创造出新事物，他们只是见识比较广罢了……他们经验更丰富，或者与其他人相比，他们对自己的经验思考得更深入。”

换言之，想要打破条条框框，实现创造性思考，你就得多找几个“条条框框”。

爱因斯坦称其为组合游戏，他认为这是“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特征”。组合游戏需要让自己去接受各种思想，求同存异，把苹果和橘子合并重组成一种全新的水果。采用这种方法，“整体不仅大于各组成部分的总和，而且与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相径庭。”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如是说。

为了促进思想的交叉融合，享有盛誉的科学家经常会培养不同的兴趣爱好。例如，伽利略之所以能够发现月球上的山脉和平原，不是因为他有一台高级望远镜，而是因为他接受过绘画方面的训练，这使他明白月球上明亮和黑暗的区域代表什么。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艺术和科技灵感也来自其他方面，也就是他对大自然的好奇。他自学了各种自然科目，比如“牛犊的胎盘、鳄鱼的下巴、啄木鸟的舌头、脸部肌肉、月光、阴影边缘等”。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的灵感来自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后者首先对空间和时间的绝对性提出了质疑。在1915年12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写道：“没有这些哲学研究成果，可能我无法断言相对论会诞生。”爱因斯坦首次接触到休谟的研究成果，是通过一个叫奥林匹亚科学院的组织，该组织由一群致力于组合游戏的朋友建立，他们当时在位于瑞士伯尔尼的爱因斯坦家中碰面，讨论物理学和哲学问题。

达尔文在构思进化论的过程中，灵感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地质学和经济学。在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中，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提出一个观点：山脉、河流和峡谷是经由一个缓慢的过程进化形成的，这一过程发生在漫长的时间里，地表侵蚀、风和雨不断改变地球的面貌。莱尔的理论违背了传统观点，后者将这些地质特征完全归因于像诺亚大洪水那样的灾难性事件或超自然事件。达尔文在随“贝格尔”号（Beagle）环球航行时阅读了莱尔的著作，并将其地质理念应用于生物学。正如火箭科学家大卫·穆里所说的样，达尔文认为有机物质“随着无机物质的进化而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后代的微小变化累积起来，形成新的生物附属器官，比如眼睛、手或翅膀”。达尔文还从18世纪末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那里获得灵感。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的增长速度往往会超过食物等资源的积累速度，从而形成生存竞争。达尔文认为，这种竞争推动了进化过程，使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物种生存下来。

组合游戏也是伟大音乐家的标志。著名音乐制作人里克·鲁宾（Rick Rubin）要求他的乐队在制作专辑时不听流行歌曲。鲁宾说，他们“最好能从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获取灵感，而不是从目前的‘公告牌’（Billboard）排行榜上找”。例如，铁娘子乐队（Iron Maiden）的音乐结合了莎士比亚戏剧、历史和重金属等多种看似不相干的元素。皇后乐队（Queen）的《波希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摇滚乐歌曲之一，它就像一块音乐三明治，以芭蕾作为开头和结尾，中间则将硬摇滚和歌剧融为一体。

大卫·鲍伊（David Bowie）则是另一个跨领域的杂家。在写歌词时，他使用了一款名为Verbasizer的定制开发的电脑软件。他将来自报刊文章、日记等的内容输入软件，软件把这些信息剪切成单词并混合起来进行匹配。“最终，你得到的是一个真正的万花筒，里面各种含义、主题、名词和动词彼此碰撞。”鲍伊说。然后，这些组合将成为他创作歌词的灵感来源。

组合游戏还产生了许多突破性技术。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采纳了学术界的一个观点，即“学术论文被引用的频率表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他们将该观点应用于搜索引擎，创建了谷歌网站。众所周知，乔布斯借鉴了书法的书写方式，为麦金塔电脑（Macintosh）创造了多种字体和非等宽字体。奈飞公司联合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受到健身房采用的模式的启发——“您可以每月支付30或40美元，并按您所需的次数锻炼”。由于租借《阿波罗13号》录像带时产生了大量滞纳金，哈斯廷斯感到很沮丧，所以他决定将同样的模式应用于影像租赁行业。

耐克的第一双跑鞋也是模仿家电行业的。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俄勒冈大学的跑步教练比尔·鲍尔曼（Bill Bowerman）想寻找性能良好、适用于不同地面的鞋子。那个时候，鲍尔曼指导的运动员穿带金属钉的跑鞋，这种鞋缺乏适当的附着力，而且会损坏跑道表面。

某个周日的早晨，在吃早餐的时候，鲍尔曼的眼神飘向厨房里的一台旧华夫饼烤盘。他看到烤盘上那个格子状的图案，心想，如果把这个图案翻转过来，他就可以发明一款不带鞋钉的鞋子了。他抓起烤盘，把它带到车库，开始制作模具。经过一系列实验之后，耐克的“华夫底训练鞋”（Waffle Trainer）诞生了。这是一款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运动鞋，鞋底由橡胶制成，具有良好的摩擦力，抓地表现更出色，很适合在跑道表面使用。如今，从鲍尔曼的厨房拿来的那台华夫饼烤盘就摆放在耐克总部的一个展柜里。

上述这些例子表明，某个行业的变革可能始于另一个行业的创意。大多数情况下，两个行业不会完美契合。但是，只要进行比较和融合，就会激发新思路。

如果我们看不到各种想法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无法把它们结合起来。据说，生物学家托马斯·H.赫胥黎（Thomas H.Huxley）在读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s of Species）之后说：“我居然想不到这点，简直愚蠢至极！”苹果和橘子之间的关联性似乎显而易见，但这只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达尔文是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地质学家莱尔那里获得的灵感，而那个时代还有很多人读过他们两个人的著作。但是，既研究物种又读过马尔萨斯和莱尔的著作，并且能够把三个领域结合起来的人很罕见。

这些例子表明，要让苹果和橘子建立起关联，你必须先收集它们。你收集的东西越多样化，输出的信息就越有趣。不妨拿起一本杂志或图书，去看某个你一无所知的话题；参加不同行业的会议，观察周围不同职业、背景和兴趣爱好的人。不要去谈论天气或重复一些无谓的陈词滥调，而是问他们：“您在做的事情中，哪些最有趣？”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陷入缺乏创造力的困境时，问问自己：“其他行业以前面临过哪些类似问题？”举个例子，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印刷机时遇到了一个难题，于是他借鉴其他行业的经验，比如葡萄酒生产商和橄榄油生产商——他们采用螺旋压榨机来提取果汁和橄榄油。古腾堡采用了同样的产品概念，欧洲的大众传播时代由此开启。

组织机构可以从皮克斯那里得到启示。皮克斯是著名的创意工作室，曾推出过众多卖座大片，比如《玩具总动员》（Toy Story）和《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该公司鼓励员工每周最多花4个小时参加公司下属的“皮克斯大学”的专业发展课程，这些课程包括绘画、雕塑、杂耍、即兴表演和肚皮舞。尽管它们对电影制作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但皮克斯知道，创意来自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如果你继续收集苹果和橘子，花点时间研究它们，很快就会想到关于新品种水果的创意。

组合游戏的原理不仅适用于创意，也适用于人。我们在下一节中将会看到，当不同学科的人组合到一起时，就会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

关于孤独天才的谬论

“这些探测器太复杂了，没人能懂。”

说这话的人居然是史蒂夫·斯奎尔斯，这也许会让你觉得很惊讶。斯奎尔斯是2003年“火星探测漫游者”计划的首席研究员，他领导的团队负责想象探测器的样子，设计探测器上的仪器，并操控它们在火星表面工作。但即使是在斯奎尔斯看来，探测器“结构也太过复杂，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完全掌握”。火星探测器不是单打独斗的成果，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经常盲目崇拜那些在车库里忙碌的孤独天才，包括在自己车库里摆弄华夫饼烤盘的鲍尔曼，在自己车库里打造了第一台苹果电脑的乔布斯。这种故事讲起来很吸引人，但就像大多数故事一样，它们都会产生误导作用，让人们误解了事物是如何运转的。

最佳创造力并不是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下形成的，突破性发现几乎都离不开团队协作。牛顿有这样一句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些“巨人”带来不同的观点，带来他们自己的“苹果”和“橘子”，团队的智慧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建立联系。

企业家兼作家弗朗斯·约翰逊（Frans Johansson）把这一现象称为“美第奇效应”（Medici effect），它指的是15世纪时突发的创造性活动。当时，富有的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聚集了许多有成就的人。那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科学家、诗人、雕刻家、哲学家等。当这些人聚在一起时，新的创意蓬勃迸发，如繁花盛开，为文艺复兴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一次火星探测任务将科学家和工程师聚集在一起，团结协作，从而产生了美第奇效应。按太空探索领域的流行说法，科学家和工程师往往合二为一，但是其实他们属于截然不同的职业。科学家是试图理解宇宙运作方式的理想主义者，而工程师们则更加务实，他们必须设计出能够实现科学家愿景的硬件，同时还要努力解决现实难题，比如有限的预算和时间。

对立的事物并不总是相互吸引的。斯奎尔斯写道，每次执行任务时，“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科学家”和“固执、注重实际的工程师”之间总会剑拔弩张。如果任务成功，这种剑拔弩张的态势就能营造一种创造性的氛围，使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发挥出最佳水平；但如果任务失败，“它就会变成一种酸性物质，侵蚀团队协作精神，直至其腐烂殆尽”。

组合游戏是使这种关系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科学家学一些工程学，工程师学一些科学。这种方法是斯奎尔斯的优先考虑事项。他解释说：“如果你走进会议室，参加我们每天的战术规划会议。会议室里有十几名科学家和十几名工程师坐在一起，你就算在那里坐上1个小时，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是科学家，谁是工程师。”这个团队融合得很好，科学家和工程师通晓彼此的语言和目标，你几乎分辨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异。

你也许会认为，如今的职场环境完全能促进这种融合。现代职场人坐在开放式办公室的小隔间中，并通过电子邮件和Slack等软件联系，他们可以不间断地相互协作。也许是时候进行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了，这种复兴将被称为“Slack效应”。

但先别急，在下结论之前，请先思考一项研究的结果：研究人员将实验对象分成三组，并要求他们解决一个复杂的难题。第一组完全独立工作，第二组持续进行互动，第三组则在互动和独立工作之间交替。

第三组的表现最为出色。研究人员称：“间歇性互动提高了集体的智力。”独立工作和互动之间的循环提高了第三组的平均分，同时也使该小组更频繁地找到最佳解决方案。重要的是，小组中表现最差的人和表现最好的人都从间歇性互动中受益。这些结果表明，知识是双向流动的，一个人得出的结论会被另一个人吸纳。

现代职场环境大多类似于第二组，即存在持续的互动，对于发挥员工创造性而言，这并非最理想的环境。研究表明，人际互动很重要，但独立思考的时间也同样重要。创造的过程可能是令人尴尬的。阿西莫夫写道：“每产生一个好的新创意，都会伴随着成千上万个愚蠢的想法，这些想法你自然不想展示出来。”人们应该具备培养独到见解的能力，并且能够聚在一起交流这些见解，然后回去独自工作，在独处与协作之间循环。该模式与我们之前探讨过的专注和无聊周期相似。

说到提高创造力，“认知多样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用语。认知多样性就好比让你大脑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协同工作，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还有另一个层面的认知多样性经常被人们忽视。

初心

19世纪60年代，由于蚕虫染上一种疾病，法国的丝绸工业受到了威胁。化学家让—巴蒂斯特·杜马（Jean-Baptiste Dumas）要求他的学生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解决这个难题。巴斯德犹豫不决，他抗议道：“可我从来没有治疗过蚕虫！”杜马回答说：“这样更好。”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像杜马那样做，而是本能地驳回像巴斯德这种行外人的意见，心想，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没有参加过相关的会议，他们没有必要的背景，他们不合适。

然而，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外行人的观点才有价值。

杜马的回答表明，第一性原理思维与专业知识通常存在相反关系。行内人的身份或薪资可能取决于现状，而外行人与现状不存在利害关系。当你没有被现状压得透不过气时，就更容易无视传统观念。

举个例子：我们不妨思考大陆漂移地质论。该理论认为，各大陆原本是一体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分裂并漂离。大陆漂移理论由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所独创，而魏格纳是一名气象学家，与地质学不沾边。地质专家起初宣称大陆漂移理论太过荒谬，他们认为大陆是稳定的，不会产生移动。地质学家R.托马斯·张伯伦（R.Thomas Chamberlain）这样总结地质界内部人士的集体情绪：“如果我们要相信魏格纳的假设，就必须忘记过去70年来学到的一切，从头开始。”魏格纳的理论将颠覆行业内人士在地质学领域奠定的根基，所以他们固执己见。出于类似的原因，当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发现行星绕椭圆形而非圆形轨道运行时，伽利略变得犹豫不决。正如天体物理学家马里奥·利维奥（Mario Livio）所说的那样，“伽利略仍然是古代理想美学的囚徒，认为行星轨道必须是完全对称的”。

爱因斯坦的成功秘诀是从限制其他物理学家的智力监狱中逃离出来。在发表狭义相对论论文时，他是瑞士专利局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职员。作为物理学界的行外人，他能够打破集体知识体系，即牛顿关于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学说。他写了一篇论文讲述狭义相对论，文章标题为《关于移动体的电动力学》（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内容丝毫不像典型的物理论文。它只引用了少数几位科学家的姓名，而且几乎没有引用现有作品。以学术标准而言，这是一种高度非常规的举动。爱因斯坦的例子说明，创造一场革命意味着超越渐进式的改进，不拘泥于引用过去的著作。

其他例子不胜枚举。马斯克是火箭科学的后进者，他是通过阅读教科书了解火箭科学的；贝佐斯从金融界转战零售业；哈斯廷斯曾是一名软件研发人员，后来他创立了奈飞公司。这些不速之客站在现有体系之外，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它的缺陷，并认识到它的方法已经过时。

在禅宗佛教中，这一原则被称为“初心”（shoshin）或“初学者之心”。正如铃木俊隆（Suzuki Shunryu）禅师所写的那样：“初学者之心充满各种可能性，而在行家心中，可能性少之又少。”正因为如此，负责耐克许多大型广告活动的韦柯广告公司（Wieden+Kennedy）鼓励员工每天都要“露拙”，从初学者的角度解决问题。

一位新手打造了一名10亿美元级别的作家。当J.K.罗琳向各家出版社送去《哈利·波特》一书的手稿时，所有出版社一致认为这本书不值得印刷。她的手稿被许多出版商拒之门外，直到它来到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 Publishing）董事长奈杰尔·牛顿（Nigel Newton）的办公桌上。牛顿看到了这本书的潜力，而他的竞争对手与之擦肩而过。

他是如何做到的？秘密就在他爱读书的8岁女儿爱丽丝身上。奈杰尔·牛顿把部分书样给爱丽丝看，爱丽丝一口气看完后，缠着他要更多内容。她说：“爸爸，这本书好看得不得了！”爱丽丝的话说服了她的父亲，牛顿给罗琳开了一张2500英镑的支票，作为获得她这本书版权的小部分定金。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牛顿之所以能靠《哈利·波特》赚得盆满钵满，是因为他愿意听取自己女儿的意见。虽然爱丽丝是出版业的行外人，但她是这本书的目标受众之一。

这并不是说所有创意都来自初学者。相反，在创意生成的过程中，专业知识非常重要。但是，专业人士不应该完全孤立地工作，去他的所谓“孤独天才”吧！专业人士也能够从间歇性的合作中受益，尤其是在业余人士参与到这种合作中的时候。

思想实验无须由博学多识的天才设计出来，它所需要的只是你收集“苹果”和“橘子”的欲望，耐得住无聊，潜意识里对“苹果”和“橘子”进行比较和关联，并且愿意向其他人展现新成果，无论对象是你工程师团队的科学家还是你8岁的女儿。

既然我们已经更接受思想实验，那就是时候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开始“探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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