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超级大国：世界向左，美国向右

作者：(加）马克·斯坦恩

转自：经济观察报书评

2003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道：“英国深知，处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强权看似无可匹敌，实际上却是短暂易逝。真正的问题是：你走后究竟留下些什么？”

这真是个极好的问题。如今，七国集团（G7）中3/7的主要经济体都流淌着英国的血统。在人均GDP最高的20个国家中，至少有11个国家是或曾经是英联邦国家。如果你认为这一说法不合理，觉得这些国家大多是些备受鄙视的殖民地和避税港——比如百慕大、开曼群岛——好吧，那咱把人口低于2000万的国家去掉，前4名照样被说英语的国家包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关键性区域国家都曾被英国统治——比如南非和印度——与此同时，不少次要一点的关键性区域国家也都经历过处于英国管辖之下的历史，且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些国家的境况通常也都比往日更好一些：不信你试试去印度尼西亚（前荷兰殖民地）——而非马来西亚（前英国殖民地）做生意，或者去海地（前法国殖民地）——而非圣卢西亚（前英国殖民地）做生意，高下立判。

当然，即便是当代的头号大国，其政治性格同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子民，他们那时候甚至能够把英国的政治理念传播到英国政府都不愿征服的偏远角落。

我斗胆指出这等尽人皆知之事，是因为英国人绝不会自己指出来。小布什总统的前演讲撰稿人大卫·弗卢姆（David Frum）一两年前曾经写道：“不少国家患上了自大狂的病症，而英国的病症看起来更是世间罕见，因为他们总是在说自己的坏话。”20世纪60年代末，时任英属亚丁（现也门首都）殖民总督的理查德·特恩布尔（Richard Turnbull）曾踌躇满志地对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说道，大英帝国以后只会因两件事而被后人铭记——“英式足球的流行普及，以及‘滚犊子’这句骂人的糙话。”比起在文化层面对自己进行形形色色的批判与抨击，英国或许更应对乖僻邪谬的“欧洲崇拜者”甩出后面那句糙话——‘滚犊子’。这些“欧洲崇拜者”认为，欧盟要想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就必须对其成员国中的失败者进行改革，特别是对其所施行的英式法律、习俗和议会民主制进行彻底的清算。

英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所向披靡的巨人，即便在它的国际权力达到顶峰之时也不是。但迄今为止，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像英国一样，在语言、法律、政治、商业以及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层面留下如此之多、如此之久的人类遗产。

今日，我们生活在美国主导的时代，尽管美国尚无打算要走，但“你走后究竟留下些什么”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好问题。美国打算如何利用这个属于它自己的时代呢？它究竟想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遗产呢？

不过，即便只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会让人觉得有些“反美”的意味。美国拥有英国所从未体会过的无与伦比的优势，这种优势在英国之前也是世所未有。然而，当前，这种优势却呈现为一个悖论：一个非帝国性质的超级大国。无论帝国是好是坏，美国人骨子里并没有帝国主义的情结——事实上，这一点从解放后的伊拉克身上便可以看得一目了然。

2005年1月，小布什总统就职演说的前一周，我读了一本名为《乡音》的杂志，这是我近年来头一次阅读这类杂志。一看到封面故事，我便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故事的标题是：“毁灭的前夜：小布什摧毁世界的四年计划。”

哈，最好能实现。我们就是这样，很容易对新一届的总统任期抱有过高期望。在“9·11”事件的警醒之下，小布什政府逐渐扭转了几十年来日益荒腔走板的外交政策方向，并将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予以公开声明：小布什承诺美国一定将在伊斯兰世界传播自由理念——或者，至少也如一位对此深表怀疑的我的好友所说，无论穆斯林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把自由理念硬塞到他们的嗓子眼儿中。看上去，这一使命仍像是我们长期承担的“白人的负担”——以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翻版，只不过相较而言更加低碳环保一些罢了。

《美国独行》

然而，看起来从无哪个国家曾经背负起如此沉重的负担。现在的世界由美国主导；但美国并不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

美国军队才刚踏入伊拉克的土地，民主党议员便急着追问“撤军时间表”。“撤军时间表”本质上就是一个寓意着无心恋战的教科书式的名词定义。在战争中，撤军只有两种可能：胜利或者失败。后者当然更简单易行。容我咳嗽两声——也就是说，我们是世界上的主导强权，可是即便我方人员的死伤率已降至历史新低，我们依然无法面对和承受，所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下一站就撤了。对于一个充满矛盾的超级大国而言，“收拾好铺盖卷儿回家”意味着一场意蕴无穷的争论，右翼人士坚持孤立主义，左翼人士坚持国际主义——千万别误会这种国际主义，除了一张傻笑的脸以及每两年去欧盟国家参加一次宴会，它本质上还是孤立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不过是一种装模作样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外交政策的表面文章。

对于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国家而言，针对“撤军时间表”的问题，正解应该是：没有“撤军时间表”，也根本不应探讨“撤军时间表”，这种字眼本来就是何其愚蠢的一种表达。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小布什总统给出了更加文雅的回复：“自由能否在我们国家继续留存，越来越取决于自由能否在其他国家找到栖身之所。”

如果你想进一步理解“撤军时间表”的问题，在我们南方的“边界”就有一个近在咫尺的例子。一个世纪前，美国对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就是全面撤退加全无战略。这个礼拜，新上任的墨西哥军事独裁者敢不听话？没关系，冲进去暴揍丫一顿，再跑出来就是了，然后让当地人选出新一任的烂总统。假如新总统也不听话，那就再回去暴揍丫，然后再跑出来。这种外交政策骇人听闻，但也“成果”丰硕——如今，3/4的墨西哥裔人口生活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对于那些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而言，他们可从来都没有什么“撤军时间表”。2006年，在全美各地上演的“百万墨西哥人大游行”中，墨西哥移民兴奋莫名地挥舞着手中的标语牌：“白鬼子，你们怎么还不滚回欧洲老家？”不难看出吧，大部分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认为，那些合法居住于此的本土美国人才应该被驱逐出境。

再想想，当英国闯入印度之时，根本没有什么“撤军时间表”，人家在那儿安家立业、世代传承，进而促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以及当代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美国和英国，谁的策略看起来更加明智呢？那些美国保守派——即宣扬“权力政治”的群体——那些嘲笑“国家改造”的人们都应该好好反思，假如英国当年也像美国今日这般疑虑重重，印度次大陆将会变成哪般模样：如今，它可能就是另一个阿拉伯半岛——国土之上的独裁国家多如牛毛，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无不倾心于暴君独裁统治，并发展出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当地变种。这里将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地区，到处都是未受教育的居民，根本无力在今日我们已不可或缺的客服中心接听电话或提供技术支持。每一个曾在凌晨3点致电客服中心、得到印度籍接线员苏蕾什或拉吉夫帮助的美国人，都应该对印度教育为我们带来的生活便利心怀感激。你还应对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感激涕零，在他颇负盛名的《1835年政府备忘录》中曾有一句话：伦敦派遣了一代又一代的校长和老师——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去填补帝国殖民地的空虚地带，他们坚信——只要孜孜不倦地向当地民众介绍莎士比亚、《英国大宪章》和艾萨克·牛顿爵士，他们实质上就赋予了殖民地公民一本通往现代世界的万能护照。

一个治理失败的国家定会时常惊扰邻国的安宁。对于这一点，你不妨盯着西非地区的地图琢磨，就一定能够心领神会。在策动“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中，有4人获得了有效的美国身份证件，并据此通过了“非法入境者”的网上核查，最终于2001年9月11日早间登上了飞机。我这么说可不是毫无根据——如果你想探寻“9·11”事件真正的“根本原因”，你不妨首先从美国未能在墨西哥成功实现“国家改造”想起。迷恋于“撤军时间表”的问题就在于，眼下世界各地都成了墨西哥——表面上看，“9·11”恐怖分子都是非法入境者；可夸张一点说，这些年来，只要你能掏得出几百美元，外加一张信用卡，你就能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并把它炸个底朝天。不信你瞧，非法入境的兄弟们如今可都是你的邻居啦。

在文化上，美国是孤立的，与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成反比。好啦好啦，我知道的——你大概阅读过1000篇有关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文章。你大概想告诉我，如今你飞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大家都吃着麦当劳、穿着牛仔裤、听着美国流行歌曲、抢着去电影院观看《霹雳娇娃3》。这倒也是事实。可是，那又能怎样呢？《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曾在百老汇轰动一时，同时也是希特勒最为钟爱的一部歌剧。如果我把个人资料输入到某家婚姻介绍所的数据库中，它可能会把我和伊拉克的萨达姆自动配对：因为他和我都喜欢同一个歌手（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和同一种糖果（英国雀巢花街的巧克力太妃糖）。

这算什么啊？不错，他们很容易爱上美国流行文化，但与此同时却又深深地厌恶美国：在伦敦，主流大报都为美国的时髦文化预留了大片版面——《卫报》也好，《独立报》也罢——而它们却恰好又是反美情绪最为高涨的舆论阵地。更惨的是，如果他们对美国流行的垃圾文化嗤之以鼻，其对美国的厌恶之情也必将更上层楼。于是乎，法国前外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美国正致力于使法国人的智商发生有组织的大规模退化。”好吧，如果你也曾何其有幸地连续一整周观看了法国电视台的弱智节目，上述这个论断听起来还是蛮有说服力的嘛。2002年，在法国的某个镇政府内，一群左翼的环保主义疯子实施了一起枪击案件，随后，法国总统候选人阿兰·马德兰（Alain Madelin）将之谴责为“美国文化的副产品”。我就纳闷了，一个法国人枪杀了另外8个法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却印证了美国文化的恶性影响力？

你大概能明白他到底在暗示些什么。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无论你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你所幻想的景致全部来自于美国：在你记忆里的某部电影中，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的飙车大戏，纽约中央公园里的卿卿我我，以及世贸中心双子塔的世纪大爆炸。整个世界都在以一种中子弹爆炸后的诡异心态观看着由好莱坞所呈现的美国：他们看到了性爱、毒品、摇滚、枪战和大火球，然而，美国的精神却仍被他们视为异类。这可不是一种什么健康的心态。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毫无冒犯之意，时下年轻人最迷恋的流行歌手希拉里·达芙不算在内——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鸿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阔。你要是把“文化霸权”仅仅定义为汉堡包，那么美国的确已经统御了全世界。然而，在更广义的文化层面，这只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用以充饥的口味之一罢了。

2004年，小布什总统在爱尔兰发表演讲时说：“欧洲和美国是由家庭、友谊、共同的奋斗史和共同的价值观所维系在一起的。”果真如此的话，总统先生和其他许多美国人恐怕先得共同奋斗一番——搞清楚欧洲与美国的共同价值观到底是什么。2002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访问时，小布什先生对美国的北约盟友们直言不讳：“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自由、人权和民主。”

了不得啊不得了！自从1990年，什么自由、人权、民主都是人所共同信奉的万金油，除了逊尼派三角地带的恐怖分子头目，这些价值观几乎涵盖了世上的每一个人。在他们眼中，“共同价值观”和“祝你万事如意”没啥子区别，都是些吉祥话儿罢了。当你想试着把“共同价值观”变得更具体时，情况却变得异常复杂。美国每年的军费支出占其GDP的3.4%，而其北约盟国们的军费支出却平均只占其GDP的1.9%。看到了吧，如果他们确实与我们拥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欧洲为啥却总盘算着花更少的钱来保护它？除此之外，在一大堆其他问题中，从枪支管制到宗教政策，美国从来都是个例外。以北美的视角观之，从医疗保障到高税收体制，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以及诸多新兴民主国家其实都是以加拿大的治国理念为准则的。

美国流行文化的交杂之声——爵士乐、歌舞女郎、硬汉警察——都与超级强权的政治威严格格不入。对于文化的接收方而言，全球流行文化的“美国化”却促使他们更加逆反，在其他所有领域中掀起了一股“非美国化”的潮流。几乎所有的超国家行为体——从欧洲联盟到国际刑事法庭——即便不是对美国价值观抱持明显的敌意，至少也心存反感。鉴于更广泛的美国文化遭逢拒绝，好莱坞明星夫妻——布拉德·皮特和安吉利娜·朱莉——的广受欢迎并不能使人觉得宽慰。大英帝国曾在全世界传播它的语言、文化和制度，以至于当今数十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文化都源于伦敦。从加勒比海一直到南太平洋，你都能在那里的小岛国上发现迷你版的英国议会，当地议员们正骄傲地炫耀着他们的权杖与议事录。如果说英国是“议会制之母”，美国就是一个未婚却悠闲的大龄“白富美”——她不急着约会男人，自然至今也做不了“联邦制之母”。在1945年以来陆续独立的新生国家中，没有一个接受了美国这种“去中心化”的联邦共和体制——即便它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创新。

显然，美国对帝国主义没有丝毫兴趣。首先，它已经具备了帝国的实力，而且它本可以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去管理大多数已经为它所控的国家。相反地，美国率先建立了联邦制，先是按人口分布在其东海岸地区均匀地划分出13个殖民地，继而在北美大陆直至东太平洋的广袤地区如法炮制。严格来说，美国称不上“日不落帝国”，不过太阳确是每天都要在这片土地上升起个好多次。

不仅如此，对于向世界人民“推销”自由，美国人也深表怀疑。他们自己离不开自由，就像美国的国父们一样——也正如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常说的，“不自由，毋宁死”。如果是伊拉克人想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美国人大概会给予声援；但如果伊拉克人不想，并认命地选择了某个军事强人以实行独裁，这也是人家自己的问题，与美国无关。

然而，从哲学上说这或许令人钦佩，但从务实的角度评判，权力一旦出现真空是要坏大事的。如果美国不主动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力更生、去中心化——其他人自会去传播它们以占据真空。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曾警告美国的“帝国主义”不要把手伸得太长。话虽如此，但眼下美国的真正危险其实是——“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短了——一个超级强权竟然耻于将它无可争议的成功经验推销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中国并没有被失去——我们从来就没有得到它。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没有赢得过中国，他只是美国外交政策所信奉的“理想主义的现实政治”理念的一个早期受益者——这种关系隐约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那就是“蒋某某可能是个狗娘养的，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是我们家的狗娘养的”。然而，对于埃及的穆巴拉克、沙特的王室家族以及眼下的许多独裁者而言，上面那句话可能要反过来说才更合适：“他们可能是我们家的狗娘养的，但终究是个狗娘养的。”即便埃及不会容许反美主义成为缓解国内矛盾的安全阀，穆巴拉克政府也绝不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挚友。与一个政权结盟和与一个国家结盟，这其中有着天壤之别，不同之处在于——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塔和另外15个沙特人开着飞机撞向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玻璃窗，从中不难看出“狗娘养理论”的不靠谱之处——你以为只要美国和穆巴拉克总统或沙特王子们交好，你就可以对埃及和沙特人民愤怒狂暴的反美情绪置若罔闻了？

所以，与其蹉跎十年光阴去追问“谁失去了日本？谁失去了俄罗斯？又是谁失去了欧洲？哦，还有谁失去了英国？”，分析家也许更应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一个前所未有的单极大国却并不享受由它自己统领世界的欢乐时光。

大部分美国人对于他们在海外的刻板形象都心知肚明：丑陋的美国人，嘈杂、无礼、无知、傲慢。然而，在大多数方面，事实却恰好相反：美国或许是历史上最谦虚恭谨和韬光养晦的世界霸权。“你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恐怖分子那边？”美国的大部分欧洲“盟友”两者都不选，大部分中东“盟友”们则两者都选了。比利时并未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但在任何重要的领域它也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沙特阿拉伯和我们站在一起，但同时也在资助着藏匿于世界每个角落的恐怖分子。这俩国家迄今也依然未改初衷。

美国有巨大的优势。在欧洲大陆，欧盟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同时萎缩；美国则在这两方面同时呈现了增长之势。既然如此，为什么当美国将实力投射到国际体系中时又会受到欧洲理念的束缚呢？21世纪，国际政治的持久特点恰是——一个过度“欧洲化”的国际秩序的全面失败：联合国工作人员成全了萨达姆对“石油换食品”计划的严重破坏；欧洲联盟出钱资助了巴勒斯坦的暴力行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伊朗发展核能的野心提供了最佳掩护；联合国种族问题峰会恰恰演变成了种族主义的一次放肆狂欢。自“9·11”之后，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在21世纪早期我们背负着“白人的负担”，这种负担的难言之隐并非源于为本国人民鞠躬尽瘁，而是源于要在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比利时某位不知名政客、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一大堆闲人的持续抨击之下，仍然坚持鞠躬尽瘁。所谓单极世界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正是由于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单极强国，你才总是被其他国家所无情地利用。

由于各国的人口形势变化已经开始产生影响，美国发现自己正处于和以色列一样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不妨推测未来五年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法国和欧盟在制定各方面政策时都会遭遇来自穆斯林人口的持续抵制。俄罗斯已经决定，无论出现任何与穆斯林相关的大小问题，长远战略都是将抵抗恐怖分子的烂摊子留给美国。人口变化的内在逻辑已经使很多国家看透，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才会更有前途。

基地组织认为已经使美国坐困愁城了——在他们眼中，美国就像是一个臃肿衰老、四肢摊开、慵懒无力地躺在蓬松垫子上的穆斯林苏丹（sultan），迷失于对世俗情势的焦虑之中。美国未来何去何从将取决于两派人马之间的相互博弈，一方坚信美国能够领导世界共克时艰，另一方则认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可以轻松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直至其优势地位终结也坚决不问世事。后者正是民主党费尽心思为美国外交政策熬制的一副包治百病的灵方：“我们需要把权力交给联合国、欧洲联盟、阿拉伯联盟，甚至交给特克斯和凯科斯岛（Turks and Caicos Islands）的渔业部副部长也行。”再或者，像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那位滑稽变态的外交政策评论员——所痛斥的那般：“小布什总统应该把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北约和联合国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的领导人统统请到戴维营做客。在那里，他需要收回此前的痴言狂语，为他所犯的错误诚挚道歉。”等等，等等。

为叙利亚和埃及领导人搭台唱戏，怎么就会给美国带来战略好处呢？这种不靠谱的外交建议其实就是一种多边主义的“政策外包”，在地缘政治上就相当于将你家的草坪外包给“非法移民”去打理：给你，付你多少钱都行，你就给我好好照顾草坪，其他细节我没时间管，我得赶紧回家去“追剧”——《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难道外交政策也成了美国人自己不愿意干的又一桩活儿？

“共同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其实并非那么地共同和普世，有志于捍卫这些价值观的世人则更加稀缺。这些价值观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延续至今。未来的日子里，美国必须严肃对待自己主导的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确保未来的新同盟国不会再如西欧国家一样铸成大错。这意味着除了实现“汉堡包帝国主义”以外，美国至少还有其他一些目标需要达成。毕竟，缺了美国的汉堡和说唱，地球照样会转。对于美国的未来而言，个人自由、联邦主义、资本主义和言论自由等美国价值观才是更有裨益的核心内容。

2004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一个比欧洲各国总理都言之成理的人，在美国民主党陷入群龙无首的狂暴困境之际造访了华盛顿特区。访问期间，他一语点醒梦中人：“关键问题不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甚或是联合国扮演的角色。中心问题是美国主导世界的信誉与决心。”

比起许多美国人，这位新加坡总理显然更称得起先知先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