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盘点资本主义的那些亡羊补牢之举

经济金融化的魔瓶早已开启，金融危机取代昔日的实体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常态。金融化，已不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鼓噪的“增长”、“发展”、“繁荣”的象征，而是“风险”、“危机”、“崩溃”的代名词。

新自由主义为经济金融化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迷彩，如优化资源配置、分散投资风险、促进经济增长等。实践表明，这些论断都言过其实。经济金融化就其本质而言，是资产阶级为克服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的不得已选择，是资本主义为解决基本矛盾、延缓制度衰亡的修补裱糊之举，是金融资本实现全面垄断的必然。

经济金融化的内涵

经济金融化是一个以金融创新为依托，以新金融模式、新金融工具和新金融产业不断涌现为表现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意味着金融部门日益膨胀并将处于支配地位，从而改变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也可以看成是金融对实体经济持续渗透、融合与操纵的过程，是金融资本获取利润的核心机制。“横看成岭侧成峰”，经济金融化可以从不同视角加以定义，可以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治理视角，可以从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关系视角，还可以从资本主义积累模式视角。（注：参见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二章资本主义金融化内涵及其实质”，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

保罗·斯威齐将经济金融化概括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注：保罗·斯威齐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再谈全球化》中，对金融化做了最简洁的表述，即“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1974—1975年经济衰退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呈现了三个重大趋势：（1）全球经济增速总体放缓；（2）跨国垄断（或寡头垄断）公司在全球扩展；（3）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现象。参见［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7）。），大卫·科茨则认为，“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注：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11）。）。约翰·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长期转变，其转变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指标：（1）金融利润占总利润比重的不断上升；（2）不断上升的债务占GDP比例；（3）FIREs（即金融、保险与房地产）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增长；（4）舶来的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的不断扩散；（5）金融泡沫的不断膨胀。（注：J.B.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ccumulation,”Monthly Review, 2010,62（5）.）“金融化是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注：Gerald Epsteinedt, 2005,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Edward Elgar.p.3.）。伴随着经济金融化，“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注：［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7）。）。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哪里的利润率高就流向那里，从流通领域、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与此相对应，资本主义具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个主要形态。

工业资本主义，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囊括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以及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为期约200年。工业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注：迈克尔·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上）》，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9）。）。金融资本主义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螺旋上升。

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停滞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驱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经济金融化道路，金融扩张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修复手段，垄断资本转变为新的垄断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以它自己的标准对生产过程进行了重组并主导着企业的兼并与收购，金融资本垄断成为新的垄断形式，是谓金融资本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3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在3%～4%，全球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在6%～7%，然而全球资本的年均增长速度在12%～14%。30年间，贸易增长速度是生产增长速度的2倍，资金流是物流的2倍，是生产增长速度的4倍。金融每年以4倍于生产的速度在急速扩展，如此使得经济金融化越来越突出。

经济金融化集中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弥补战争期间被破坏的生产以及被抑制的消费，纷纷进行投资，由此步入投资—生产—消费—繁荣的经济荣景，即资本主义发展所谓的“黄金期”。然而，好景不长，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会力量增强导致工资支出刚性向上，以及由于垄断导致分配关系的变化，致使全社会消费不足，如此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日趋严重的产能利用不足与产品生产过剩问题，与此同时，利润率持续下降和盈利性投资机会缺乏（注：资本平均利润率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17.5%、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13%下降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11.9%。参见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2）。），如此生产过剩与利润率下降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常态”。

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的集中体现就是经济增长迟缓。“屋漏偏逢连夜雨”，由地缘政治引起的石油危机引致物价上涨，严重而持续的经济滞涨使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了严重危机。但是，“猫有九条命”，资本主义又展示出惊人的生命力——自我修复能力，即为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寻求新的解决渠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通过积极发展金融部门，来吸收剩余资本，扩大货币资本，开启了经济金融化的魔瓶。这种被斯威齐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正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利润的获取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进行，代替了传统的商品生产和贸易渠道。”（注：Greta R.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SocioEconomic Review, 2005, Vol.3, No.2：173—208.）

生产过剩与利润率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增长停滞与投资回报降低，只不过是同一硬币的两个面，所以约翰·福斯特认为金融化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趋势。“西方经济的金融化不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相反，经济增长缓慢和资本缺少投资机会是金融化的原因。”（注：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触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1）。）通过资本向金融领域的转移，实体经济生产得以下降，生产相对过剩从而得以缓解，同时又满足了资本追逐利润以实现价值增值的要求。资本主义把经济金融化当作应对经济停滞的手段，如此，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重心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

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的主要实现形式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经济金融化首先发生在企业管理这一微观基础上，即企业管理目标由昔日的企业利润最大化转向股东价值最大化。

企业由追求中长期收益转向日益注重短期收益。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资或投机活动，而非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赚取利润；经理人更加关注企业短期的财务表现或股票价格的市场表现，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减少回报周期长的科研创新投资，而注重通过资本市场操作在短期内维持或提高企业利润率等财务数据，甚至不惜与金融资本联手，采取内部交易、关联交易等手段操纵企业股价。企业管理哲学从福特制的“劳资合作+再投资”明显转向“减员增效+分红”的股东价值导向偏好，使得失业水平持续上升，工人的收入更具弹性，包括比较强的利率弹性，因为工人被迫（生计所迫）或被诱（金融机构所诱导）而纷纷通过金融途径增加收益或增加负债。

“股东价值”模式对资本主义产生深远影响，是金融资本主义形成的直接动力。企业为了提高股东收益率，往往会釆取增加利息支付、管理层高薪、分红或股份回购等形式，减少企业利润留存，企业发展（如并购与投资）严重依赖外部债务融资，由此导致企业负债率不断上升；劳动者的工资由社会消费源泉变成了企业成本，企业通过境外投资、劳动套利来打击工会“垄断”，以降低企业成本，如此建立起以雇员的非稳定化和劳动合同的碎片化为基础的增长体制，这样导致家庭实际收入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状态。在一次收入分配被挤压的同时，二次分配收入也不断缩水，即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福利等政府预算也大幅削减，普通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手头日益拮据，入不敷出情况日趋严重；由于金融资本本质上不能创造价值，“股东价值”模式也不断削弱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社会与国家的财富源泉收缩，与此同时还要不断为企业与居民提供各种补贴，收入减少，开支增加，因此公共债务不断提高。

企业、居民家庭与政府的金融化

经由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推动的经济金融化导致三种明显的经济后果：企业债务驱动型投资、居民家庭债务驱动型消费以及政府的赤字财政。（注：参见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八章资本主义金融化与主权债务危机”，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企业、居民家庭以及政府一方面是经济金融化作用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经济金融化的主要实现途径。

第一，企业金融化。由于传统产业竞争激烈，利润率不断降低，资本积累渠道受阻，因此企业避实就虚，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参与金融活动，将其可支配资金越来越多地配置在金融资产上，积累的重心由生产性渠道越来越多地向金融渠道倾斜，由此逐渐引发企业经济结构变化，即企业中的金融业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比重明显上升，企业利润中来自金融渠道的比重大幅提高。

以美国为例，1952—2008年，非金融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其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从25.3%上升到了41.1%；非金融企业拥有的金融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比率，20世纪60年代不足40%，到了2001年则飙升到约90%。1952—2008年，利息和红利等来自金融渠道的利润占非金融企业利润增加值的平均比例从8.9%上升到16.1%。（注：赵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发生了金融化转型》，载《经济学家》，2010（6）。）

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为例，2002年其下属的GE金融公司的总资产达到近5000亿美元，在GE的总资产中占85.15%；收入为545亿美元，占GE总收入的41%；净利润为36亿美元，对集团的利润贡献率超过40%。金融业务已经成为GE快速、高效增长的主要源泉，被誉为GE的利润增长机器。（注：张宇、蔡万焕：《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新阶段的特点》，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4）。）GE的金融化在美国大企业中相当普遍，而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在西方国家也相当普遍。

第二，居民家庭金融化。居民家庭金融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美国从1973年的200%上升到2007年的325%，日本从1980年的150%上升到2007年的260%，就连实体经济发达而金融化相对落后的德国，其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也从1990年的110%上升到2007年的180%。（注：考斯达斯·拉帕维査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然而，这只是一个表象，在表象之下，出现了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即居民家庭部门债务负担日趋沉重。

在实体经济停滞、利润率下降的形势下，金融资本在努力控制产业、企业的同时，逐步加强对个人的控制，通过金融欺诈（所谓“金融创新”，如次级抵押住房贷款），或在信贷中设置剥削性条件，实现对家庭收入的掠夺。在收入停滞的状态下，为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弥补收入的不足，居民家庭的金融投资与信贷需求趋于提高。数据显示，美国的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从1965年的约30%上升到2007年的近50%，日本的个人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从1997年的27%上升到2007年的约37%，德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从1973年的2%上升到2007年的10%。（注：考斯达斯·拉帕维査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

居民家庭通过增加债务，以人为的方式造成了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假象，由此形成“抵押贷款—房地产—证券化—衍生品”联动的金融链条，导致家庭部门债务驱动型消费。随着家庭收入从银行储蓄转向股票证券，并日益集中于金融中介转化为各类息票金融资产，作为被金融化的大众其收入也就具有了更高的利率敏感性，容易受到利率变动的影响。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在联邦基金利率调整下美国家庭债务链条断裂的结果。

第三，政府金融化。经济金融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应是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其不再承诺按照35美元/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从此拉开了黄金非货币化与美元货币虚拟化的进程，经济开始了“空间上去工业化”和“时间上金融化”的历程。（注：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六章美国经济金融化分析”，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这个标志性事例表明，经济金融化与政府的决策行为密切相关，而且政府及其政权本身也在金融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犹如企业、个人，都可被视作一类市场主体，而金融资本对政权的兴趣超过对企业与个人的兴趣，因为控制了国家政权，可以直接或间接用国家力量来谋取利益，实乃赚钱的终南捷径与最高境界。正是在“大市场与小政府”说辞的掩护下，金融精英觊觎并逐渐控制了政府，使国家政权成为精英们的赚钱机器。经济学者保罗·迈森如此表述：“自由市场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是非常容易描述的。虽然它看上去像一个统治集团，事实上却是一个网络。在该网络的中心是经营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人，包括那些参加董事会的和在最高层任命董事会的人。”（注：银锋：《经济金融化：当代金融资本利润获取机制》，载《求实》，2014（3）。）金融资本不是虚拟的、一般概念化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益集团，一类权力精英，确凿而言，就是金融资产阶级。

美国是金融资本主义最为成熟的国家，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手中，联邦储备局（美国的中央银行）是华尔街金融家一手创建与有效营运的，是金融资产阶级的私器与禁脔（美联储实质上是私人银行），始终代表着华尔街的利益；金融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力量操控两党政治，即钞票博弈选票，确保华盛顿自始至终为华尔街利益服务，他们不仅用金钱的引力牵引政治傀儡，有时甚至直接派遣代理人——如历届财政部长——维护与拓展他们的利益。

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密不可分，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金融化的政府反过来又是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金融资本操控国家力量，积极推进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途径主要有：从国内视角来看，主要是制定有利于金融资本的各项政策，包括减少和削弱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提高金融资本的利润，在危机时刻要不惜纳税人的钱财紧急驰援；从国际视角来看，主要通过强大的军事与科技（集中为信息技术）力量，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等，强行推行金融全球化——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在国际上自由扩张，以确立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一语道破玄机：如果没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就不会起作用；没有制造出F15战斗机的麦道公司，也就没有麦当劳的兴隆；没有美国的军事护卫，也就没有美国在线。（注：［美］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前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11）。）

金融全球化是一种依赖于国家政策的国际现象，而非自由派人士所鼓吹的全球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货币和金融的这种新体系是称为全球化的整个动态系统的互联机制的中央发动机之一，而且这种新体系绝非是经济和技术有机活动过程的自然产物，它完全是某个国家——美国的历届政府所作的政治决策的政治结果。”（注：［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顾薇、金芳译，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金融化成为风险、危机、崩溃的代名词

社会机体上生长着两只手，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一只是灵巧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另一只则是笨拙的“看得见的手”——政府。实际上，两只手只有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才能有效地为社会机体服务。然而，经济金融化把“看不见的手”扩张到巨大而不当的地步，由此不仅严重影响与另一只手的配合协调，而且严重地改变与扭曲社会机体。

第一，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金融学一般以金融相关率，即以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最高曾达3.26～3.62，90年代后期有所下降；在一个世纪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几个国家大体在0.7～0.8，只有日本例外，为0.32～0.40。

在大多数国家，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不超过4～5年的国民收入，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量也不到4～5年的国民收入，而到2010年则提升到10～15年的国民收入（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在英国甚至达到了20年的国民收入的绝对历史纪录。需要强调的是，各国中央银行与政府统计部门编制的报表只关注主要金融资产（票据、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还不包括衍生产品（这些产品类似于保险合同，以主要金融资产为指数来定价，也可以说类似于赌注，取决于从何种角度去看）。这些金融资产总额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根据采用定义的不同，为20～30年的国民收入。（注：［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185、58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第二，经济关系日益金融化。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但是经济金融化后，经济关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越来越多地占据主导地位，难以度量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地被可以度量的经济价值覆盖乃至取代，整个社会关系被“镀金”了，被金融刷新了。金钱以及金钱的派生，如债权与债务、股权与股利、风险与保险等关系，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斥着企业管理经营，充斥着政府的调控治理。

经济金融化意味着食利阶层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增加，金融部门成为吸收经济剩余的主要渠道，当然该部门的资本积累、利润获取要远远高于社会一般部门。金融行业从业者（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经理人以及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员）在超高收入群体中的比例是整个经济群体中的2倍（在前0.1%人群里大约占20%，而金融行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10%）。（注：［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30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所有英语国家近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首要原因就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超级经理人的兴起。”然而这种“同族相似性”不应掩盖这一现象在各（英语）国的不同严重程度。在20世纪70年代，各国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十分接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考察的4个英语国家）均在6%～8%。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加拿大略高，达到9%，而澳大利亚最低，仅为5%。30年后的今天，情况全然不同了。美国前1%人群的收入的比重达到将近20%，相比之下，英国和加拿大为14%～15%，而澳大利亚仅为9%～10%。（注：［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323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超级经理人，简称“超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很热衷制造“超人”。其实，这是合乎自由主义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超人”是最理性的经济人，也是合乎理性的最成功的经济人。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其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只是金字塔顶端的一小撮强者（1%甚或0.1%），也许是针尖上站立的天使。

第三，企业融资脱媒化。一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一般都是选择商业银行作为自己的融资对象。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企业治理结构发生转变（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引领下，金融业（市场）也发生了巨变，资本市场、非银行金融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货币市场、银行金融，直接金融所占的比例日益加大，迅速赶上乃至接近或超过间接金融所占比例，融资非中介化、证券化成为金融发展的潮流。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过程中，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利润来源——大企业对银行融资的依赖不断下降。大企业的内部融资主要通过留存利润进行，外部融资日益依靠资本市场。据统计，在美、日、德三个发达经济体中，银行贷款占公司融资负债的比例下降趋势明显，美国从1973年的19%下降为2007年的8%，日本从1998年的50%下降为2007年的40%，德国从1991年的40%下降为2007年的31%。（注：考斯达斯·拉帕维査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

第四，国民经济日益“去工业化”，实体经济日益萎缩，虚拟经济日益膨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非金融生产性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持续下降，平均利润率从1955—1967年的5.26%持续下降至1982年的1.87%。1983—1991年，非金融生产性经济部门利润率一直于低水平停滞，在1.60%～2.6%。（注：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六章美国经济金融化分析”，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

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作为逐利的资本，当以产业资本的形式难以获利时，就会绕过产业资本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保证资本的盈利性。企业纷纷“去工业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由此失去了维持其职能的物质基础。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之前，除德、日等少数国家外，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明显呈现“去工业化”的特征。“去工业化”使得作为美国实体经济主体的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34%降到1990年的28%，2000年的23%，2007年的22%，2010年则进一步降为20%。（注：世界银行网站,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TOTL.ZS？page=2；马锦生：《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研究》，“第八章资本主义金融化与主权偾务危机”，见中国知网（博士论文）。）

实体经济萎缩与虚拟经济膨胀成为一体两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虚拟经济出现了日益脱离实体经济且加速膨胀的势头，并越来越远超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核心就是金融业。20世纪90年代，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超过制造业。2007年，金融业利润占到美国全部行业利润的40%。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全球GDP总量为60.56万亿美元，金融资产总量约为17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2.94倍。目前，全球每天约有2万亿美元的虚拟资本在流动，约为全球日平均贸易额的50倍。可以预计，随着全球范围内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虚拟经济的规模还将继续膨胀。

第五，金融动荡日益加剧，金融危机取代昔日实体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常态。经济金融化将孤立或局部的金融风险串联到一起，局部风险、周期性风险抑或结构性风险由此极有可能放大到系统性风险。如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紧密地粘连在了一起，形成了“抵押贷款—证券化—衍生品”联动的金融链条。抵押贷款标准放松和抵押贷款产品创新把风险由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资产证券化又把风险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当贷款买房者出现断供后，房地产市场上生成的风险迅速被传递到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而且在传递间不断放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火烧连营，由此出现所谓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

自经济金融化的魔瓶开启以来，全世界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数以百计，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危机有：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与美国储贷危机，1987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及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1999年的土耳其、阿根廷与巴西的汇率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9年的欧洲债务危机等。国际金融大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掩饰下，精心做局，肆意纵火，制造危机，然后火中取栗，乘机打劫，将相关个人（家庭）、企业（机构）、国家（政府）陷于无产、负产乃至破产的境地。金融危机一旦爆发，接踵而至的往往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政权更迭），甚至是国家危机（分裂解体）。一而再的实践表明：金融化，不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鼓噪的“增长”、“发展”、“繁荣”的象征，而是“风险”、“危机”、“崩溃”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