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天下第一帮”的晋商为何衰落？探究其背后隐藏的权力游戏

晋商的“魔鬼交易”

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

现在，商帮这个概念很流行，号称“天下第一帮”的晋商最有钱的时候，资本总额超过一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衰落的。

晋商出名是在明初，到了清道光年间，平遥人雷履泰发明了票号。他原本是做颜料生意的，发明了一套密码法，可以保证票据的安全性。票号一开始做的是民间生意，为旅外的晋商解决银两搬运的难题，后来它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竟然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业。

第一个特权是获得京饷（地方上缴中央的财税）及协饷（各省之间的官银往来的汇兑权）。这两笔金融业务无疑是最大而最为丰厚的。

晋商获得的第二个特权是行业准入资质。1884年（光绪十年），清廷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还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于此前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以很“自然”地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

这显然是一项“魔鬼交易”。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票号从此披上官商经济的外袍。

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号的“黄金时代”。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率先得到密报，设法将老佛爷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

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票号商人对官府的打点可谓无微不至，每到年关，从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两三车的礼物，去打点相关官府的上上下下，从管事到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

“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事物的公理，票商之没落也因它们的既得利益过大，与政府的“交情”太深。

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1914年10月，首开票号先河的日升昌宣布破产，8个月后，留美归国的风华青年陈光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民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晋商兴衰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道理：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最终都会一一失去。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很朴素，可是很多人就是打死不相信。

商人在辛亥革命的角色

张謇的内心转折与矛盾，反映了企业家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南通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号轮船返沪。当时，大生纱厂的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是来参加开工仪式的。轮船开动时，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长江对岸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隐约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心生不祥之感，嘱咐水手加速离去。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清廷的倒塌，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内心，似乎是一个命定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无喜无悲，只有漠然。自十年前李鸿章陨亡后，帝国已经成了世界上一个最抽象、最做作的空壳。

革命爆发时，对清政权已极端失望的企业家集团表现出了顺应时代大势的特征。不过这一点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则就是与强者结盟。

作为立宪派的民间领袖，张謇此前一直反对革命。10月12日，他从汉口坐船到安庆，得悉武昌爆发起义后，当即赶到江宁，求见驻防将军铁良，建议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随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的两位最亲密的立宪派同党汤寿潜和程德全相继在浙江、江苏宣布独立，张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现实。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很快，他与上海同盟会取得联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党前往南通，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和平光复。张謇的内心转折与矛盾，反映了企业家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在武昌，10月的起义期间，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极度的恐慌。便是在这样的乱景中，武汉的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没有史料证明他们曾经直接参与了起义，不过，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被起义士兵推选为军政府督军的是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他跟武汉当地的商贾和外国人有很良好的互动，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能说一口结巴的英语。在黎元洪组建的新政权中，武汉商会会长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商会承诺借款20万两白银给起义者。

在东南沿海，国内最重要的两大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的独立起到了显赫的示范效应，把清政府推进了绝望的深渊，对立宪失去信心的商人群体是幕后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1910年入秋以来，李平书、虞洽卿等商人就一直在暗地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为同盟会的陈其美积极募集钱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消息传来，李、虞与陈天天在同盟会办的《民立报》报馆秘密开会商讨，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的工作重点，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激励民气。11月3日，陈其美率同盟会会员火烧上海道，攻占城门，上海随即宣布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在他的军政府中，企业家的比例惊人得高，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李平书担任了民政总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是财政部长，信成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长，老买办朱葆三、郁屏瀚和大粮商顾馨一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广州发生的景象也十分类似。11月8日，革命军向广州步步推进，两广总督张鸣歧弃城出逃。次日，商绅各界代表在咨议局集会，正式宣告“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及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全国”。

对于企业家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国学者白吉尔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评论：“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像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

辛亥革命后怎么搞经济？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那么，就会去搞“阶级斗争”，于是大家你斗我争，倒霉的当然是天下百姓了。

其实，你无论怎样改朝换代，老百姓很实在，只一句话：“日子会不会好起来。”日子要好起来，经济一定要好起来，所以，新拿到政权的人，一定要懂经济，有成熟的计划。

辛亥革命成功得太突然。武昌枪响的时候，孙中山等人都还在国外，基本上没有参与和指挥，甚至根本没有预料到会一举成功。所以，无论从人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匆忙的。

帝国覆灭，民国新生，靠理想和暴力获取政权的政治家们到底有怎样的治国蓝图和多大的实务才干呢？

南通大企业家、前晚清状元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张謇与孙中山进行第一次交谈。在当天日记中，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崖”意为边际。他觉得孙中山没有实际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甚至在大军阀眼中，革命家也是一派“不知崖畔”的印象。

这年8月，孙中山赴京与袁世凯谈判。袁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然而，他没有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一无所知。孙正相反，满头脑的爱国理想却“道不得行”，他认定当今中国第一要务是修铁路。因此，在密谈中他表示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表面大表赞赏，转身却对幕僚说，孙文是个“孙大炮”。

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孙中山果然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袁世凯顺水推舟，把他当年专为慈禧太后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使用。就这样，孙中山率领大批失业的国民党人，坐着花车到全国各地视察去了，他还拉上只会打仗的大将军黄兴当汉粤铁路督办，甚至写信邀请躲在日本神户的盛宣怀一起来共襄大业。事后来看，铁路总公司花去官银110万两，却没有修成一寸铁路。到1998年，全中国的铁路还没修到7万公里，历史学家唐德刚因此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无奈地评论说，“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

孙中山的经济理念很有国有化经营的倾向。这一点，与盛宣怀等人是十分相近的。所以，他写信邀请后者返国襄助修路。他在1912年3月15日的信函中写道：“兴实业以振时局，为今日不可少首。执事伟论适获我心。弟不日解组，即将从事于此。执事经验至富，必有以教我也。”盛宣怀则在回函中为他的铁路国有化辩解说，“民间资本微而利息高，不可使投入铁路股本，须留以办其它实业。语语皆如铁铸，宜乎中外欢呼！”

1912年4月5日，孙中山曾说了这样一番话，“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择显理佐治氏主义施行于中国，中国无资本界、劳动界之争，又无托拉斯之遗毒。国家无资财，国家所有之资财，乃百姓之资财。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显理佐治，后世翻译为亨利·乔治，是一位主张土地国有化的美国思想家，他所著《进步与贫困》一书深受孙中山的推崇，认为“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实为精确不磨之论”。

孙中山的很多国有化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政策，其得到实践要等到1927年之后的蒋介石执政之后。

革命者在经济政策上的不清晰以及缺乏规划，是导致国民政府成立后，各方无法达成建设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那么，就会去搞“阶级斗争”，于是大家你斗我争，倒霉的当然是天下百姓了。

面对官员，你坐得住吗？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够了：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坐着的，还是跪着的。

说一个明朝的人物吧，当时的江南首富，沈万三。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帮其购粮扩军，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朱元璋。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人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后，要修筑城墙，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1/3的城墙，还献出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之称颂不已。

有一次，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要犒劳三军。朱元璋冷冷地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沈万三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变幻。《明史·后妃传》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一段交谈：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14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地主。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的一次围歼式的打击。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笈。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4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近80余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佞幸·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归己所有。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沈文度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愿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复兴”，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匍匐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道理是：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面对官员，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我们为什么特别仇富？

在我看来，仇富情绪的浓烈，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不健康的营商环境。

1989年春，我背一行囊云游南方，从上海出发到江西永新县，再坐哐当作响的绿皮小火车上井冈山。在茨坪，我找到袁文才之子。我们在一间泥胚房前聊天，我问他，你的父亲当年为什么会把秋收起义的部队引上山？他顺手一指身后说，就是因为墙上的这行字。

当时，夕阳西下，我举头猛一望，泥墙上赫然有六个大字，是60年前的遗迹，当年应是红漆刷就，现在已褪成灰色，不过字迹仍然醒目突兀：打土豪，分田地。

土豪者，拥有土地者之谓，把他们打倒了，平均分配其土地，就是农民革命的原始动力。那么，这些土地拥有者的财富是合法所得，还是非法攫取？革命者从来不回答这个问题。

对富人的仇恨，似乎是人类的共同传统。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

当然，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然而，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哈耶克所描述的仇富现象仍然顽固地存在。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中国的商人比其他国家的商人更为卑劣和狡诈吗？是他们更为没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吗？是中国这个国家的进步和稳定不需要商人阶层的参与吗？

答案似乎不在这里。在我看来，仇富情绪的浓烈，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不健康的营商环境。细数两千年商业史，最会赚钱的人主要是两类，一是贪官，二是向政府寻租的商人。

贪污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历代政府都推行国有专营制度，国家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性产业，同时设立国有企业体系。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这一制度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

与此同时，天性趋利的民间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垄断产业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制度性的官商经济模式。商人阶层对技术进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和投入，成为一个彻底依附于政权的食利阶层。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有产者从来没有在法理和制度层面上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的权利，相反，从统治阶层到知识界均认为，对富有者的剥夺带有天然的合法性与道德威势，是维持社会稳定、“均贫富”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这种不健康的制度环境之下，社会心态的扭曲便成了当然之势。基层民众对富有者恨之入骨，认为“为富者必不仁”。而那些得到财富的人，也惶惶不可终日。

两千年来，中国商人创造了无数物质文明，某些家族及商帮在某一时代也积累过惊人的私人财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更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必托庇于拥有者与政权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和不对等的。在财富传承这一命题上，产业的拓展和资本积聚能力，远不如保持政商关系的能力重要。

所以，在中国，要化解仇富情绪，仅仅简单地呼唤基层民众理性看待有钱人，或者要求有钱人多做一些慈善，是远远不够的。畸形的土壤不改，种出来的花一定非常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