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杭州的城市娱乐业

何王芳,姜文楠.民国杭州城市娱乐业发展的特征和影响(1911—1937)[J].[2023-08-21].

民国时期杭州正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尤其是1927年建市后，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民国时期杭州经济快速增长和消费型城市的形成、城市人口的剧增、交通运输的完善和市政公用设施的发展、城市空间的开拓、风景都市的城市定位的确定，促进了杭州的娱乐业蓬勃发展。新兴的休闲娱乐业如书报业、照相业、游乐业、电影业、旅游业等快速崛起，传统的娱乐业如古玩业、百鸟业、茶馆酒肆等在空间体量上增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杭州市政府成立后，确立了风景都市的城市定位，把休闲娱乐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业态，城市发展走向定型。本文拟对这一时期杭州城市娱乐业发展的特征和影响作一考察。

一、引领和发动：民国杭州娱乐业发展的特征

（一）娱乐业发展形成规模，在城市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杭州娱乐业的税捐高达总捐税的8%。据统计，1929年和1930年，仅菜馆捐、旅馆捐、游艺捐、妓捐、茶馆捐这几项娱乐业的营业税捐收入就已占到总税捐收入的8%左右。1937年杭州市政府财政报告指出，现行捐税，计有地价税、房捐、筵席捐、采结捐、茶馆捐、旅馆捐、妓捐、游艺捐、车牌捐（包括人力车捐、汽车捐、脚踏车捐、杂项车捐）、广告捐、卫生捐、电灯附捐、置产捐等13种，1935年实收捐税为136.3926万元，是1927年的捐税总收入的5倍以上。这13种捐税中，娱乐业的捐税种类占了将近一半，成为税收的重要来源。

从娱乐业商店的数量来看，其在杭州城市经济中已占据重要地位。1924年《杭州指南》记载了杭州重要的实业280家，其中旅馆就占了70家，其他娱乐业商店有饭店13家、茶馆13家、面店10家、酒馆10家、菜馆22家、茶食店2家、照相馆8家、花饰店4家、浴堂4家、纸店33家、书坊20家、纸行18家、刻字店7家、古董店8家，总计242家，占了杭州主要实业的86.4%。1931年，包括纸业、书报业、文具业、刻字业、电刻业、裱画业、古玩业、照相业、乐器玩具业、花卉种子业、百鸟业、游艺业、广告业等在内的文化娱乐业就有411家，雇佣职工2346人，资本总额为593280元，营业总额达7344250元。仅文化娱乐业这一项，其商店数占当时所有商店的4%，员工人数占4.82%，营业额占7.5%。这还不包括规模庞大的旅游业（交通业、旅行社和旅馆业是其三大支柱产业）、茶馆业、休闲餐饮业、娼妓业、博彩业和休闲体育业、展览业等。以上这些说明民国时期杭州娱乐业相较于其他服务业，可视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兴产业门类，休闲娱乐业已形成规模，对杭州经济发展的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娱乐业的经营走向现代化，呈现“兼营性”与“综合性”

从娱乐业的经营业务、配套设施和服务水平上看，民国时期杭州城市娱乐业的经营已具有现代性特征，呈现“兼营性”与“综合性”。

举杭城最具特色的茶馆和当时最繁盛的旅馆为例。茶馆一直是杭城老百姓的主要休闲娱乐场所，民国时期是杭城茶馆业繁盛时期，这时的茶馆将很多其他服务融入进来，拓展更多的功能来满足大众需求。清末民初，在运河拱宸桥一带兴起了一批戏茶园，卖茶兼演戏，成为杭城戏院的雏形。民国时茶馆与戏曲表演结合更加紧密，杭州规模较大的茶馆都会兼营说唱和曲艺表演，成为茶馆业中的特种营业户，这类特种经营户在民国时期一度有近300家。如湖山喜雨台茶馆除设有棋桌、弹子房，还经常有评话、评弹及杭滩、杭曲、京剧等演出，俨然是一个大型娱乐中心。茶馆与餐饮的结合也是清末民国茶馆经营的一种潮流。另外，有的茶馆还提供色情、赌博、洗浴等服务。在茶馆、酒家、戏园叫妓女来陪客，是当时常见的娱乐方式。当时拱宸桥著名的“醒狮台”和“第一楼”就是二等妓女集中活动的场所，生意兴隆。湖墅区的曲江茶馆兼营洗浴，生意也很兴隆。

旅馆业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杭城最有活力的行业。民国以前，杭州旅馆业主要提供住宿服务，设施大多简陋，管理相对落后。及至民国，杭州新建的旅馆以西式或中西式居多，大都拥有钢筋混泥土结构的现代楼房，除陈设比较齐全的现代化住宿设备，还配有餐厅、舞厅、弹子房等现代娱乐设施，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提供齐全周到的服务。作为杭城高档旅馆代表的新新旅馆，为六层洋楼建筑，内设会议厅、藏书间、弹子房、舞厅、听书馆等。西湖饭店“自建新式三层楼，高大洋房百有余幢，空气充足，设备完全。凡礼堂餐间，男女浴室，电术整容，剔脚擦背，电炉电扇，电灯电话电铃，铜床珠帐，汽车马车包车，籐舆湖船汽艇，冷热自来水，屋顶花园，水泥平台球场，弹房，欧西钢琴，以及一切娱乐等项，无不应有尽有。专售中西大菜，特聘上海一枝香名手烹饪。”西泠饭店园林优雅清静异常，特备汽车迎送宾客，并建松径供喜好优雅景致者上下，内部设有小图书馆，内备有小说、杂志等读物供游客阅览，另有大小餐厅、舞厅、电话、网球场、游泳池等，房间内部装饰、布置考究，“富有美术观念”。蝶来饭店，除了装饰奢华，还设有跳舞厅、酒吧间等西式娱乐设施。在西湖附近，规模较大的旅馆“均有游艇包车汽车轿以供游客之用”。“旅馆附设舞场，有种种‘心照不宣’之便利，舞客开一房间，于舞厅打烊后，邀舞女至房间中小坐谈天，常有意想不到之便利可图”。

（三）“以旅游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民国时期上海娱乐业的发展往往以“洋娱乐”引入本地娱乐市场为导向，通过建造大型娱乐设施如综合性游乐场、舞厅、电影院和戏曲舞台来拓展娱乐业。汉口和成都更多的是发展大众文化娱乐业如戏剧、曲艺等。而杭州市政府则凭借自身的历史文化和风景环境优势，与上海等城市错位发展，将城市定位为风景都市，赋予娱乐业以主导性产业的地位。因而在城市娱乐业的发展上，杭城走的是一条以旅游业为核心的休闲娱乐产业发展模式，通过拓展旅游空间，发展旅游事业，吸引客源，来带动相关娱乐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

时任市长周象贤明确提出：“欲繁荣杭市，首当整理西湖，吸引游客。”杭州市政府大力扶持旅游业的发展，并通过一系列活动来刺激旅游活动的展开。据当时杭州海关对过往旅客的统计数据，1923年国内来往旅客480144人，外国旅客2219人，共计482363人，1928年上升为国内来往旅客688966人，国外旅客1186人，共计690152人。国外来杭游客从1930年的1211人迅速增加到1936年的10419人。杭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为一座有影响力的旅游城市，国内外来杭旅游人数和收入倍增，进而促进了相关娱乐行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通过旅游大发展，以交通业、旅行社、旅馆业为三大支柱的旅游业迅速成为杭城经济中最重要、份额最大的行业，其中的旅馆业更是成为当时杭城经济发展的标杆和引领。旅游业又极大地带动了茶馆业、戏剧业、娼妓业、书刊业等娱乐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馆业一直是杭州商业中最发达的行业，盈利较高。“杭州因有湖山胜景，每年招致游客频繁，是以旅馆事业，异常发达。”即使在1931年，杭州的商业有所萧条，“各业商店之亏折闭歇者，日有所闻”，然而旅馆业非但没有关闭歇业一家，反而还在这一年新开了8家店，“在此百业衰替之际，是业独如是发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富商官僚涌入杭城，不仅湖滨大大小小旅馆均拥挤不堪，其茶房、游艺场等也“欣欣然有喜色，大利所在矣”。政局动荡时，除旅馆外的许多娱乐业虽受经济萧条的影响，仍得以为继，稳定着杭城的经济，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杭城采用了以旅游业为核心发展休闲娱乐产业的模式。

（四）政府引导娱乐业的发展，对娱乐业的管理走向规范

二十世纪二三十代，杭州休闲娱乐空间的建设和管理成为政府的有意识行为。杭州逐步发育和完善城市娱乐功能，形成了一个城市娱乐体系，并且按西方的模式对娱乐业进行管理，促进杭州娱乐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府对休闲娱乐业的管理经历了一个探索、试验、修正和定型的过程，管理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以禁为管”的封堵型向以“内容审查”为主的许可证管理模式发展。

1927年杭州市政府成立后，平均每两年就出台或修订与娱乐业有关的管理规定和细则，对娱乐业的管理越来越规范。1928年市政府公布《修正杭州市取缔公共娱乐场规则》，正式建立起娱乐业管理的规范。法规指出：“凡欲开设公共娱乐场者，须取具二家以上殷实商铺保结，声请公安局查明，呈由市政府核准给予营业执照方准营业。”从此，娱乐场所均需得到营业执照才能开设。民国杭州市政府还非常重视娱乐场所的内部卫生和安全状况，定期检查娱乐场所。1933年市政府制定了《杭州市民众娱乐检查细则》，规定娱乐民众的表演类行业如魔术、电影、歌舞、小戏、杂耍等需要取得政府的表演许可证方可表演，并且监察人员可随时入场检查，有违法事项时必须上报政府交公安局处理，对违反细则的从业人员或观众采取行政拘留、罚款等措施。民国杭州市政府还对娱乐业的经营内容做出了相应规定。如1928年颁布《杭州市取缔影片戏剧规则》，明确提出违反党义提倡邪说者、描摹淫邪足以诱惑青年者等禁止放映表演。

民国杭州市政府还对从业游艺演员加强了管理，1928年颁布《杭州市游艺演员登记规程》，要求杭州的游艺演员要先进行登记，领取许可证后方可登台表演，以避免行为不检、品行不端的游艺演员妨害社会。同时，政府还定期对经常在市区内流动的游艺演员进行训练，以提高演员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据统计，1931年到1937年杭州市共办过八届游艺演员训练班，受训人数达718人次。

民国杭州市政府加强对娱乐业的管理，管理模式逐渐走向现代化，这一转变体现了城市市政管理方式的进步。

（五）娱乐业空间发展呈“一心四点”的布局

随着民国杭州经济和娱乐市场的发展，新的文化娱乐中心得以集聚。民国以前，杭州的商业中心分布在城隍山一带，主要原因是与宗教庆典相关的娱乐活动在此举行，每年十万香客的涌入推动了城隍山一带商业娱乐中心的形成，城隍山之外的商业多零散分布，没有形成集聚效应。随着沪杭铁路的开通，城站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和娱乐中心。辛亥革命后，涌金门一带城墙被拆除，西湖湖滨一带的新市场成为新的商业和娱乐中心，此后又在此处建立国货陈列馆、公众运动场等，使新市场一带更为繁荣，从而吸引更多娱乐场所在此处集聚。1919年5月至1920年4月不到一年便有3个游艺场被批准设立。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后，随着城市和城市空间的开拓与发展、商业中心多元化，杭州的娱乐空间结构布局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心区位迁移到新市场（湖滨路及与之相连的区域），并延伸到东、南、北的四个小中心，形成“一心四点”的分布格局，即以湖滨新市场为中心，东有城站市场，南有江干市场，北有拱墅市场，加上鼓楼至官巷口的旧市区，构成一个较为发达的娱乐业网络。

二、催化和建构：娱乐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民国时期杭州娱乐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城市的发展和定位造就了杭城娱乐业的繁荣，而繁荣的娱乐业为人们开展娱乐休闲活动创造了条件，提升了市民素养，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影响着杭城未来的发展。

（一）形塑杭州城市形象

发展城市的娱乐空间，既可以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又是改善城市环境，完善城市功能、突出城市个性，创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民国年间，杭州茶楼酒肆、影戏院、公园等娱乐空间的充分拓展，既是对城市自然风貌的保护与升华，也是对城市文化气质的提炼与优化，成为形塑城市风格品味的创造性力量。伴随着民国杭州休闲娱乐空间的建设，杭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城市环境得以改善和美化，城市更生态宜居，杭州城市形象更加鲜明，从此杭州成了秀美景色的休闲城市的代名词。时人描述杭州地方印象时说道：杭州是“沉浸在一种悠闲、安逸、静默的环境中的”城市。“在上海的人们，提起春天，便会联想到旅行，更会联想到杭州。”休闲气质在这些自然山水、历史文化空间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而这种气质又潜移默化在一个又一个时代中，不断积淀，成为城市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另外，休闲娱乐空间的建设，使得杭州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共融共乐，游客游览方式与市民游憩方式相融合，空间合一，方式共融，推进和谐。

（二）拉动就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民国杭城娱乐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渠道，给杭州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成为城市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并刺激着相关行业的繁荣。

杭州旅游的发展，为杭州经济注入了活力，众多游客的到来，带动旅馆、餐饮、茶馆、交通、地方特产和旅游纪念品等行业的发展。“杭州擅湖山之胜，风景清幽，游人如织，比年以来，因轮轨衔接，交通益便，每岁旅客约四十万人，输入之现金约四百余万元。此项收入直接利济民生，间接调剂金融，收益良非浅鲜。”时人感叹：“细为逐一检查其铺张门面，如火如荼者，绝不出乎茶肆、酒肆、戏园、食物店之数者。”“茶馆、饮食店栉比鳞列，五色之旗飘扬街衢，每至下午，摩肩接踵，纷沓而至。人力车价值几较平时加倍，戏园闭幕时座客星散，往往有求车不得者。”据统计，1918年杭州人力车辆有1300辆，至1936年，达到了4305辆。1931年，杭州共有旅馆168家，从业人员1528人，旅馆业总资本额达621870元，营业总额达838750元；有茶馆555家，从业人员1273人，资本总额114910元，当年营业额662855元；菜馆80家，从业人员1143人，资本总额212040元，当年营业额1097490元；有饭店258家，从业人员891人，资本总额67305元，当年营业额573990元；有面点店283家，从业人员1044人，资本总额63518元，当年营业额570370元；有糕点店51家，从业人员220人，资本总额15625元，当年营业额151460元；有浴堂15家，从业人员307人，资本总额45900元，当年营业额176000元。仅旅馆、茶馆、菜馆、饭店、面糕点、浴室吸纳的从业人员就有6406人，占当时所有商业从业人员的13.2%。

旅游和娱乐业的发展，极大地刺激着商业市场的繁荣。据统计，1911年各类商店仅有1083家，至1931年有大小商店10363家。1931年各类商店从业人员已达4.8662万人，营业额更是达到9794.27万元。

这些数据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民国时期杭州娱乐业的发达、娱乐业对就业的拉动力、对相关企业的带动力以及对城市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推动力。可以说，以旅游业为核心的娱乐业已是当时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动机”，是城市繁荣的重要依靠。娱乐业的发展尽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受到了重挫，但纵观1911年至1937年，娱乐业极大地促进了杭州经济的增长，并起到了稳定了社会秩序的作用。

（三）扩张市民娱乐选择权，丰富市民娱乐活动

传统社会中，民众的娱乐活动总要受到当权者的管制，民众娱乐选择权极其有限。及至民国，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娱乐市场的商品化，市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自身的喜好去选择娱乐活动，近代娱乐生活逐渐私人化。私人化的娱乐生活促使市民在娱乐休闲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市民”意识，民众更加注重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诉求，市民的个人意识觉醒，推动了市民社会的成长。

步入近代后，当市民意愿与政府管制出现对立时，政府行为常常会遭遇市民的抵抗。如民国初政府禁娼，然而却屡禁不止，那些被抓住数次的人被驱逐出境却“仍以邻区为壑”，在城站一带，在警察“捕捉甚严”的情况下，城站临安饭店晚上仍“粉白黛绿如故”。同样，“杭州赌禁亦甚严”，“实则深宅崇厦中无日不竹声丁丁”。又如1929年政府禁止十八岁以下男女进入电影院、戏馆以及娱乐场所，后杭州西湖共舞台老板、城站影戏院老板徐梦痕等直接呈请要求“变通取缔办法，改为十八岁以下，十二岁以上”，而当局批示不准，但是后来“查各游艺场对于该项青年男女仍有自卖票事情”。民众因自身意愿敢于违反政府禁令，商人敢于借用市场经营的私人性来抗拒国家政权的强制，尽管这类现象并不都是有利于城市管理，但毫无疑问体现出了市民私人领域的拓展和市民娱乐选择权的扩张。

民国杭州娱乐空间的不断拓展，公园、展览馆、运动场、游戏场、影戏院等新兴娱乐空间出现，茶馆酒肆等传统娱乐空间体量的不断扩大，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生活。如公园建成后，游夜湖、公园纳凉就成了市民喜爱的休闲方式。“最堪骋怀游目者，为湖滨公园，每当夕阳西下，红男绿女，往来不绝。”民国杭州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把人们吸引到酒肆、茶馆、公园、影戏院、游艺场、展览馆、歌舞厅、赌场等公共娱乐空间中来，增加了市民公共交往的场所，开拓了市民的视野。

（四）推动城市公共空间的成长，提升市民素质

在传统社会，庙会、茶馆、酒楼、戏园等娱乐场所，尽管具备公共娱乐场所的性质特征，但因为人们并不具备近代民主和主权观念，因此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形成，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代议民主和人民主权观念开始浸润人心，近代的娱乐休闲场所因其大众性和公共性，就成为了市民阶层实现政治参与的公共空间，为市民的政治表达的开展、救灾济困等公共利益诉求的满足、公众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近代以后，在杭州的慈善赈灾中，“娱乐助赈”被广泛使用。1922年浙江发生特大水灾，杭州举办了为期15天的“浙江壬戌水灾西湖游览会”，期间多家大京剧班、唱书班到场助演，筹得善款14516元，甚至高于杭州最大商人同业组织杭州总商会所捐款项（10816元）。杭州青年会也在杭州健身房举办游艺会以助赈，其中有中西音乐、滑稽舞蹈、放映电影、放烟火等娱乐活动。1935年杭州发生水灾，梅兰芳在杭各大剧院进行义务演出七天，收票价两万余元，以六成赈灾，四成救助乞丐。还有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庆祝成立五十周年，采用电影赈灾的方式，筹备发起了世界名片八天放映活动，票价每张大洋三角五分，除开支外悉数救济灾民。娱乐舞台上也频繁上演表达市民政治情感的节目。娱乐业对近代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和政治表达，促成了市民阶层的整合，提供了商人、演艺人士、妇女、学生等群体整合起各自的利益诉求，共同作为国民关怀社会问题的舞台。娱乐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民国杭州城市公共空间的成长。

同时，城市公共娱乐空间作为城市文化的物化表现，承递着城市文化中最具活力的信息，又把文明的理念和精神传导到市民生活当中。因而随着近代城市娱乐空间的发展，杭州市民的素质也得以提升。1930年，杭州《市政月刊》发文指出：“市公共娱乐行政，系都市计划中一重要部分。……良以一人之精力有限，苟竟日碌碌，不事休息，则精神疲乏，工作自因之而穷劣。是以为市民谋正当消遣计，为社会提高道德计，不得不提倡公共娱乐。公共娱乐之事业甚多，如公园、运动场、游戏场、艺术馆、跳舞馆、戏院等，莫不为公共娱乐之地，其中最重要者，首推公园，故计划都市时，宜特别注意之。”政府也非常注重通过大众的娱乐空间来进行社会教育，如通过制定公园游览规则，规范游览秩序、培养人们遵守公共道德规范；通过公园等休闲娱乐空间向民众灌输现代观念与意识等。杭州市民的素质从而也不断得以提高，民智有所转变，在未完全抛弃旧观念的同时，也不断接纳新的思想。时人意识到了旅游等休闲娱乐活动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及振兴国家的意义。“我以为在此刻时候，旅行是值得用力提倡的。因为我们感觉到从家庭出来，要达到国家的路上，再进一步，走上世界的路途，第一个条件，是要眼光远，眼光如何而后远？惟有旅行可以得到。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旅行。”民众的休闲意识也在不断提升，追求一定的生活品质，从休闲娱乐中追求精神的愉悦，甚至出现了不以财富的多寡来衡量快乐的新风尚。正如时人所说：“余意则谓旅行即娱乐也。起居大旅社，趁急行瞭望车。或托身浮海之宫殿。固娱乐矣……余尝有句曰，平生初历即佳境。境无穷斯乐亦无穷。故善游者虽苦亦乐，不善游者虽乐亦苦。世有能从吾游者乎，须知此中固自有乐地也。”

结语

纵观民国时期杭州的发展，娱乐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杭州娱乐业已形成一个渐成气候的产业门类，对杭州经济发展的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奠定了当今杭州“东方休闲之都”的发展格局，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杭州的城市发展。

民国时期杭州政府大力引导娱乐业的发展，采用以旅游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对娱乐业的治理开始走向现代化；民国时期杭州娱乐业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经营走向“兼营性”与“综合性”。这些表征了杭城娱乐业发展的特色和现代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杭州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和市民休闲生活的变迁。居住、工作、游憩、交通是现代城市的四大功能，民国杭州城市游憩娱乐功能的增强，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城市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娱乐业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成长提供了条件。这些大众娱乐空间丰富了市民的休闲生活并承载了市民的社会关怀和政治参与，从而更好地促进了市民个体意识的觉醒，提升了市民素质，推动了市民社会的成长。民国时期杭城娱乐业也是形塑杭城品位的重要力量，使杭州休闲城市的形象在民国时期就已开始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