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诺兰：悖论之间

（相关报道详见《对话诺兰：“电影的职责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假装有答案”》）

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来到中国，受到好莱坞明星般的礼遇。抵挡不住影迷热烈的签名请求，他花了十分钟才走完环球城市大道影院前不到十米的红毯。

2023年8月下旬，诺兰在上海参加电影《奥本海默》的放映活动。（片方供图/图）

拥有《盗梦空间》《星际穿越》《记忆碎片》等众多响当当的作品、全球总票房接近60亿美元、11座奥斯卡奖和36项奥斯卡提名，诺兰俨然是时下最炙手可热的电影导演。

电影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曾写道，同代导演中，“没有人能像克里斯托弗·诺兰那样，职业生涯一飞冲天……现在诺兰常被视为成就最高的在世电影人之一”。

的确，诺兰可能是大众知名度最高的作者导演，也是最通晓商业与艺术平衡之术、少数自己原创剧本的好莱坞大片导演。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非线性叙事和超现实主义，光是《盗梦空间》结尾陀螺有没有停下这个谜题，《纽约时报》称，关于它的讨论之多“已经接近黑洞的密度”。

中国影迷和影评人也投入了不相上下的热情。在豆瓣TOP250榜单里，诺兰的《星际穿越》《盗梦空间》《蝙蝠侠：黑暗骑士》分别排名第9、10、30。放眼世界影坛，这是唯一一位有三部作品跻身前三十的导演。

然而，为诺兰在电影史中找到准确的位置还不是那么容易，严苛的影评人指出，诺兰的电影只在大众审美和好莱坞体系内有所突破，艺术革新和先锋性尚存疑。

比如，波德维尔肯定了诺兰版《蝙蝠侠》的新意后，又不无嘲讽地评价，“我很快就感觉到其中装腔作势、含混不清的呈现方式，这也是好莱坞在处理这类话题性主题时的典型而传统的方法。”

除了技术方面的奖项，诺兰尚未获得过“奥斯卡学院”和金球奖的青睐。《奥本海默》上海首映式上，一位影迷激动地抢过话筒提问：“你这次有信心拿到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吗？”诺兰回答：“如果你关注我的职业生涯，就会知道我在这种事情上没什么特别的成果。我为观众而拍电影。”

那么，新作《奥本海默》会有所不同吗？

北美公映一个月后，《奥本海默》的IMDb评分高达8.6、票房超7.7亿美元，是诺兰口碑票房表现最好的作品之一。

主人公奥本海默，是理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科研负责人，美国家喻户晓的“原子弹之父”。二战后，他转而主张管控核武器，反对核军备竞赛，遭受了麦卡锡时代严重的政治迫害，成为美国历史上一桩冤案。

电影《奥本海默》中，彩色画面的段落和黑白画面的段落交织出现，诺兰介绍，二者分别代表奥本海默和施特劳斯的叙述视角。（片方供图/图）

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见到杜鲁门时说：“总统先生，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鲜血。”这个人物的心理与道德困境显而易见，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诺兰解释：“我对在某种意义上被悖论囚禁、受悖论摆布的角色感兴趣。”

假如你想探究是什么驱使诺兰创作这个故事，他当然可以把事情经过告诉你：他在上一部电影《信条》的台词里提到了奥本海默，杀青派对上，演员罗伯特·帕丁森把奥本海默的战后演讲集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启发他思考，“他们纠结于自己释放出去的东西。要如何控制它？这份责任实在是太庞大了”。

诺兰不介意告知作品背后的美学灵感，《奥本海默》受启发于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长篇小说《水之乡》、艾伦·帕克的电影《天使心》等等。在南方周末的专访中，他谈起了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古典文学的人物塑造和好莱坞的空间建构方法。

不过，如果想要了解更深，诺兰就无法解释了。事实上，他几乎每部电影都是如此。不论在电影里运用过多么精密的心理和潜意识分析术，这位导演始终拒绝把同样的分析用在自己身上。

横跨三年多次采访他的影评人汤姆·肖恩说，“采访诺兰时，你很快就会学到一件事，如果你直接问他某些独特的主题与执着是缘起何处，你什么也问不出来……你进一步追问他的偏执，他就以漫长、递回的因果链，揭露出更多的偏执。”

“着迷”（fascinating）这个词被诺兰挂在嘴边，他用着迷解释着迷。

创作者的灵感也许能从个人经历里找到线索。公开信息显示，诺兰1970年出生于英国，在伦敦和芝加哥两地长大，拥有英美双重国籍，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英语文学系。七岁开始摆弄摄影机，1990年代拍出处女作，和弟弟一起创作剧本，制片人是他的妻子，育有四个子女。仅此而已。

他总是穿西装，捧着茶杯喝个不停，从不使用智能手机。当他想邀请一位演员，总是突如其来地给对方打去电话，或是出现在别人的家门口。90岁的演员迈克尔·凯恩忆起诺兰第一次登门向他递送剧本的情形：“他神秘兮兮的，赚了数百万美元，但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来。他还是以同样的方式生活……还是戴着同一只表，穿同样的衣服。你不会知道他就是导演。他非常安静，非常有自信，非常沉静，完全不浮夸。无论天气如何，他就是穿着长大衣站在那里。”

任何试图探究他内心的提问都是徒劳的。“你最大的缺陷是什么”“为什么总是穿着正式”这类提问在他那里效果不彰，甚至“是否会鼓励子女从事电影业”都被他认为“涉及过多自我意识了”。六年前在中国接受采访时，面对诸如最喜欢自己哪部作品、怎样比较自己与其他电影大师等问题，诺兰不无抱怨地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想让我谈谈如何评价我自己。”

很难推测是出于在好莱坞必备的保护隐私习惯，还是如他解释，他只是不好意思、不想显得过于自满。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电影这门手艺有一定的技巧，或者有一些你必须意识到的事情。但在此之后，你必须为无意识留出空间，为本能的选择留出空间。”

专访开始前，面对环绕的灯光和摄像机，诺兰一如既往地坐在《奥本海默》电影海报旁——就像在YouTube上看到的几乎每个采访那样。

诺兰忽然指着对面的监视器，画面里是正在被拍摄的他：“抱歉，能把那个转过去吗？这样我就不会看到自己了。”

艺术家丨执行者

如果看完诺兰的几十上百次采访，会发现有一些事情被他反复提及。

比如，读完七百多页的普利策获奖传记《美国普罗米修斯》后，他用奥本海默的第一人称撰写了剧本，希望观众能进入和沉浸在奥本海默的脑海里。比如，为了尽量减少特效，他让视效总监实拍出量子世界“美丽又可怕”的视觉效果。以及，如何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搭建场景，还原出当年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小镇。

诺兰擅长谈论那些细节：怎样用小提琴的独奏表现奥本海默的神经质，它尖锐的音色，给人浪漫优雅的感觉，同时制造了恐惧。

“我的电影，远比大家所想的更关注制作实务。”诺兰曾坦承，“我真心觉得自己比较像职人而非艺术家。我不是假装谦虚才这么说。”

很难考证是谁最初称诺兰是“好莱坞最后一位电影作者”，出自影评人或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说法皆有。诺兰的电影是板正的工业化大制作，但又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独特的叙事和情感表达原本像是艺术片的专利。

真正拍摄起来，电影涉及精细的执行。诺兰说，“导演是一个什么都要懂一点的工作，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不专精。”他认为自己没有天赋成为音乐家，但懂得在电影中运用音乐；他可以写剧本，但写不来小说；他可以画画，但不够格成为一个分镜艺术家。“这（导演）是个伟大的工作，但它比较像指挥家，而不是独奏家。”

53岁的诺兰，在25年电影生涯里，雷打不动地两三年完成一部作品，以近乎自律的职业性累积了12部长片。

但他头脑里的世界同样不容小觑。他会花很多时间和人讨论“如何区分左右”这样的问题。因为不用智能设备，诺兰重视什么也不做的时间，“只是思考”。“我很喜欢不用手机也不接收邮件，不与任何人联系，这样我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来思考事情。 ”

《盗梦空间》来源于他思索多年的梦境体验；《信条》的核心概念是时间倒流，子弹从碎裂的墙上逆射而出的意象，在他心里存放了超过二十年。

16岁那年假期，诺兰去巴黎旅行，住在父母的朋友家，对方正在剪辑一部自然纪录片，不断倒带播放影片，声音却是顺着放的。“我坐在那里两三个小时，无论影片这样前后播了多久，就坐在那里看，我入迷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我们这样认知事物，摄影机看时间的方式是我们做不到的。这就是核心本质。对我来说，这是魔法。我对这个魔法着迷了。”

他的早期作品《记忆碎片》讲述了一个患有短期记忆丧失症的男人追溯杀妻凶手的故事。由于主人公特殊的记忆机制，这个故事以不可靠的叙述碎片化地展现给观众。剧本第一版写了两个月后，诺兰某天早上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喝了太多咖啡，想着要怎样结构这部电影。忽然灵光乍现：倒过来讲故事。

诺兰是左撇子，看菜单和杂志时总是从后往前翻。他说可能和这有关，他长期着迷于对称、镜像与反转的概念。

比起把精心的叙事看作创作时的神来之笔，诺兰更愿意表述为一场和观众的游戏：“归根结底，观众在电影院里的体验应该是神秘的。”“把它想象成一个魔术师在准备舞台表演，你不想事先把所有东西都展示给大家，他们会看穿我的把戏的。”

拍摄《奥本海默》时，诺兰拜访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地方，和院长罗贝特·戴克赫拉夫聊了几个小时，试图理解量子世界。长期合作的科学顾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基普·索恩开玩笑说，诺兰通过上网搜索，比好莱坞任何人都更懂科学，除了安妮·海瑟薇之外。

《星际穿越》第一次把高维空间呈现在大银幕上；这一次，《奥本海默》试图挑战核裂变。网上有人问：为了呈现蘑菇云，诺兰是不是真的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不是的，我们被禁止这么做。”诺兰说。

电影《奥本海默》中，奥本海默亲眼见证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场景。（片方供图/图）

体系内丨对抗者

2000年，诺兰带着《记忆碎片》闯荡好莱坞，这部电影在独立精神奖的周末放映会上获得好评，会场上的发行商却都拒绝发行。知名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公开表示，这“显示独立电影运动已死……我看完离开戏院时心想，玩完了，这么棒的电影却无法发行，那就是玩完了”。

诺兰近一年后才等来公映机会，《记忆碎片》成为当年暑期档的院线黑马，揽获四千万美元票房和两项奥斯卡提名。

在史蒂文·索德伯格的推荐下，诺兰开始了和好莱坞巨头之一华纳兄弟的合作。2002年的《失眠症》起用三位奥斯卡表演奖得主出演；2005年起的《蝙蝠侠》系列颠覆了超级英雄片的传统，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评价，“这终于是我一直在等待的蝙蝠侠电影了”。

诺兰证明自己可以驾驭上亿美元的预算、带来叫好又叫座的高额回报，在好莱坞大制片厂的体系下应对自如。

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一系列相当古典的工作方法：用胶片拍摄；尽可能少地使用电脑特效；从不补拍镜头，一切在剪辑时完成；不用第二导演组，亲自拍摄所有影像；拍摄时尽量不看监视器，而是直接看着演员。

大制作和个人创意的博弈，诺兰说，他曾经担心过，“后来我选择不去担心了”。“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电影创作者，我努力使我们的电影更有效率，使它能更好地为工作室赚钱。我不太担心规模的问题，我只说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去拍这部电影。”

即便是在严峻疫情下上映的《信条》，仍然成为2020年复工后全球票房最高的好莱坞电影。然而，诺兰和制片厂的矛盾也开始显露。

2020年底，受疫情影响，华纳兄弟的母公司华纳媒体宣布，将原定来年上映的17部电影全部在流媒体上发行。诺兰公开表达不满：“我们业界的一些重要电影制片人和最重要的电影明星，在前一天晚上还以为他们是在为最伟大的电影工作室工作，但醒来时却发现他们是在为最糟糕的流媒体工作。”

诺兰一直是传统影院的捍卫者。2020年影院停摆之际，他就曾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强调电影院存活的重要性，呼吁美国国会对影院产业伸出援手。这也招致了一些反对声，比如《奇异博士》导演斯科特·德瑞克森援引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呼吁人们不要去电影院看《信条》或者任何电影。

与多家电影公司会面后，诺兰宣布《奥本海默》转投环球影业。华纳兄弟发行的《芭比》选在与《奥本海默》同一天公映，两部风格迥异的电影，在社交网络上造成“芭本海默”话题，引发观影狂潮。

在好莱坞体系下的生存策略，诺兰主动追溯至中学时期在英国寄宿学校的经历。“我想我的成长历程、我的崇尚体制、老派学校教育，对于我如何在好莱坞政治中找寻路线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你在寄宿学校会学到这件事：要与体制保持什么关系？你内在反抗它，却又不能把它推得太远。很多电影创作者试图对抗好莱坞，或是不够对抗好莱坞，你随时都要测试这个结构的底线。要玩这个游戏，却又不能玩这个游戏。”

2023年7月，《奥本海默》上映前夕，好莱坞开始全面罢工，先是编剧，而后演员加入，代表16万影视从业者的美国演员工会及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与制片公司谈判破裂，美国影视业陷入了六十多年来最严重的瘫痪。影视从业者对流媒体冲击下不断减少的薪酬不满，并且要求防止人工智能对他们的替代。

在这样的状况下，诺兰独自进行着电影的大部分宣传，演员们在伦敦首映式上离场，“他们（主演们）已经去写标语支持罢工了，不会出现在放映厅”。诺兰接受采访时说这是“苦乐参半的时刻”，并表示了对他们的支持。

《奥本海默》拍摄现场，导演诺兰（中）与饰演奥本海默夫妇的演员交谈。（片方供图/图）

“我经常被指责怀有魔法思维（magical thinking），人们说这是恋旧，我只想让事情保持其原有的方式。”诺兰说，真正不切实际的是制片厂，“流媒体的实质……它只是遥控器上的一个不同的按钮而已。”

说书人丨预言家

宣传《奥本海默》时，诺兰多次声称，奥本海默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这引来一些争议。一位科学作家不以为然地对他说，不能把“最什么”这类断言当回事。“好吧，在好莱坞，我们很乐意这样做。”诺兰说。

让诺兰着迷的是偶然听说的一个细节：在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核试验“三位一体”中，当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按下试爆按钮时，并未完全排除一种可能性——他们可能会点燃大气层，世界就此毁灭。

“这让我觉得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情况，地球上的生命有可能终结。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人面对过的责任。”他说。

多年前，面对人们对《蝙蝠侠》现实基调的解读，诺兰只是回应：“关于影片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我们会得到很多迥异的解读，但电影本身并不参与其中。电影只是讲个故事。”他自认storyteller，讲故事者、说书人。

波德维尔语带不满，“我不认为‘只为了讲故事’这种托词是无懈可击的……只不过我们不应该指望大众电影，或者说包括大众电影在内的很多电影，能对于政治或者社会提出清晰、明确的观点。”

如果说诺兰许多电影是构建在概念之上的科幻想象，那么从《敦刻尔克》《奥本海默》开始，他尝试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历史现实。

《敦刻尔克》始于二十多年前和妻子一起穿过英吉利海峡的帆船旅行，诺兰阅读了大量亲历者的一手材料，聘请历史学家作为顾问，拜访了当年的亲历老兵。但最终，他还是采用编造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用真实历史人物来虚构情节会让我觉得不舒服”。

到了《奥本海默》，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必须登场了。诺兰不再回避真实人物，并且反其道而行之，“我决定冒险，让大量不同面孔出场”，试图传达出当年原子弹研发的巨大投入和人员之广。

在英美之间长大，关于二战的电影和文化伴随着诺兰的成长。1980年代初，他青少年时期，英国的核裁军运动达到高峰，反对核军备竞赛。“13岁时，我和朋友们相信，我们最终会在核灾难中死去。”

对核战争的恐惧在后来的年头暂时退去，但始终未曾真正消失，“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恐惧再次充斥人心的世界”。

诺兰开始写《奥本海默》的剧本后，儿子对他说，现在没有人真的担心这个了。“两年后，他不再这么说了。世界又变了。”

作家凯·伯德和历史学家马丁·舍温用25年时间，还原了奥本海默的一生。2021年，诺兰登门拜访，商榷将传记《美国普罗米修斯》改编成电影的打算。二人为之兴奋，两周后，84岁的马丁·舍温离开了人世。

在拍摄现场，凯·伯德前去探班，当时摄制组正在奥本海默真正待过的小木屋里拍摄，伯德看着扮演奥本海默的基里安·墨菲，惊讶于他们的相似。当墨菲穿着1940年代的棕色西服上前自我介绍，伯德情不自禁地喊道：“奥本海默博士！我等着见你几十年了！”

诺兰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个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和责任的警世故事。图为片中奥本海默进行公开演讲。（片方供图/图）

就在2022年12月，拜登政府推翻了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并称当年的撤销“是出于政治动机”。时隔多年终得平反，奥本海默早已于1967年去世。

《奥本海默》的现实性不言而喻。《纽约时报》写道：“不仅是关于我们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关乎存亡的关系，同时还关于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科学家也担任公共知识分子。”

诺兰的科学家朋友告诉他，人工智能就是当下的“奥本海默时刻”。诺兰毫不留情地公开批评，科技公司要求被监管“是非常虚伪的”“最古老的政治伎俩”。“如果我们认可人工智能是全能的观点，我们就是认可它可以减轻人们对其行为的责任——在军事上、社会经济上等等。”

现在，诺兰是否想发出某种警世恒言？

不出意外，他又予以否认：“我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传达什么信息，我拍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但别忘了在电影最后，奥本海默对爱因斯坦说出诺兰虚构的对白：“当我拿着那些计算来找你，我说我们可能会引发链式反应，毁灭整个世界。”

“嗯，我记得。”

“我想那已经发生了。”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