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共生与同化》

《唐人街：共生与同化》

作者：吴景超

译者：游宝谅 等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2年10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罗东

这几年，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几本作品难得地再版了。在2020年有今人整理的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在2022年则有《中国经济建设之路》，还有这本《唐人街：共生与同化》。

吴景超的文笔简约有力，观点多见于期刊杂志，其论文有两百余篇之多，而他本人也参与杂志的编辑工作。像影响最大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等书，其实也是以文集的形式出版。虽然他亦有《都市社会学》（1929）、《社会组织》（1929）、《社会的生物基础》（1930）、《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1955）等教材或专著出版，但《唐人街：共生与同化》是他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专著，这是他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的博士学位论文，原为英文，其复印本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国内，于1991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现在的商务印书馆版本为时隔三十余年的再版。

顾名思义，《唐人街：共生与同化》是一本移民研究之作。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第一次与美国人和其他移民大面积接触，在商业和工业中频繁会合，最终在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城市形成唐人街。受当时芝加哥学派都市研究的影响，吴景超对城市的理解尤其强调观察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网络。作为中国早期接受专业学科训练的博士生，吴景超在他的学科“社会学”之下学习和思考，接受了这一学科关注社会事实而克制价值判断的标准，而种族问题是诸多问题中最可能意识形态化的选题之一。不带偏见地讨论这一问题绝非易事，甚至是不可能之事。

吴景超从当时的审判档案、报刊资料、游记作家和传教士等人的文本中呈现了这其中的复杂性。比如，在国内，国人对外国人“洋鬼子”这一叫法有着特定的民族情绪，在美国，初期的华人多是商人，被推崇为唯有德意志人可比肩的人群，而随着华人越来越多的进入，开始遭遇强烈的歧视，不公平事件时有发生。在这部分，有趣的是，他将美国社会排华、支持华人双方的对立观点原原本本呈现出来，还原19世纪末的历次激辩现场。吴景超带着他的社会学视角，认为公共舆论无法展示社会事实，用他的话说“探求真理不是公众舆论的职责，而是科学的职能”。他从城市经济和劳动分工等因素解释了双方态度的经济和社会理由，而这显然不是公共舆论的思考方式，因此社会事实改变不了偏见。当社会事实发生改变之时，人们的态度才可能调整，譬如到了吴景超本人在美国读书的20世纪20年代，此时华人数量不再像此前那样集中了，分散在多个城市。

对唐人街和华人生活的分析是这本书精彩之处。这既包括吴景超对报纸（如芝加哥的《工商月报》）、中文学校、娱乐中心、同业公会的描述，也包括对帮会的理解。在此，不妨摘抄一句：“只是在赌博遇到禁止，而赌博的欲望并不因禁止而消失时，才具有阐释帮会的条件。”他对妓女的解释也使用了同一种方法。当时，有不少女性被贩卖或被欺骗至美国各城市，被囚禁，卖身谋生，而传道会救济所则希望把她们从悲惨的境地拯救出来，一个老鸨对此是畏惧的，因为传道会有法律支持，此时，帮会就扮演起了罪恶的保险公司的角色。故而，吴景超认为，“这类罪恶本身的存在并不需要帮会，但是当这类罪恶受到攻击，它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总会有某种组织出来行驶这种职能”。而这些才是帮会之所以顽固存在的社会条件。他的理解多少都带有一些功能主义的理性色彩，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已经做到摒弃道德判断去描述社会在发生什么、为何发生了。这当然不是说他不关心道德，实际上他本人在道德和文化上是保守的，与其同时代许多激进的人大为不同。他所做的只是——就如涂尔干等人说的——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往这个方向多靠近一点。

编辑/李永博 王青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