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潮汕红头船贸易

红头船的出现，是清代海运贸易政策的嬗变的产物。清初厉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但不准夹带违禁货物，商民出洋贸易还必须接受官府控制，“商民人等有愿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准其出入贸易”。红头船正是清王朝这种既开放海禁、又企图控制海上活动政策的产物。

红头船

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着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规定各省商船、渔船在船体两端头尾部位和大桅上半截用漆油涂上不同颜色，并刊刻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字眼，以便进行审批、登记、发牌、稽查等船政管理。按规定，广东位于南方，南方属火，用色为赤，赤即红色，故而广东船的“船头油以红色，桅杆亦油红一半”。所以，雍正以后，潮汕海船均用白粉油腹，朱砂油头，乃被称之为红头船。这种船有另一个俗名叫“蛤板船”，一些潮汕老华侨也叫做“红头蛤板”或“大八浆”。

红头船

入清以后，船成为商业贸易最重要、最基本的工具，以船为工具的海贩商人成为潮汕商人核心力量。嘉庆《澄海县志》载：“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邑境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在潮阳，“至于巨商，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称富室者比比也”。

船不仅成为潮商的最重要工具，也成为潮商的来源。在潮汕沿海地区，一般民众也是靠船为生，“以番船为利”。尤其是潮汕“田园不足于耕”，人们“鱼盐本港”即依船为生，熟悉水性，能够为潮商的船只提供大量的水手后备队伍，而且由于清代海船盛行搭伙贸易，这些水手又往往是小商人，往往从中涌现一代一代潮商。

船在清代潮汕商人的商业活动中如此之重要，于是，清代潮商又被称作红头船商人，潮汕商人也愿意其突出其红头船象征，形成海内外闻名的以红头船为标志的潮汕商帮，而清代潮商贸易也被称作红头船贸易。

清代潮商红头船贸易的大发展是有其特别的机缘，这就是清代中暹贸易的发展，潮商红头船贸易主要就是建立在中暹贸易基础上。潮汕与暹罗及东南亚地区长期存在着贸易关系，为潮汕人的一项重要生计。潮汕地方官蓝鼎元说：“闽广地少人稠，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者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银钱货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实行“禁南洋”的政策后，直接影响了潮汕人生计，所以，蓝鼎元强烈反对南洋海禁，他认为南洋未禁的时候，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也追逐财富，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窃为非之患”。南洋海禁后，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所以“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促使清廷开禁主要是闽粤两省米荒，王朝的统治者历来将米荒看作是动摇其统治的大事，康熙听暹罗贡使说，“其地米甚饶裕，价钱亦贱，二、三钱银即可买稻米一石”。于是，从康熙六十一年（1772）起，为了解决闽粤两省的米荒，清廷改弦更张，鼓励暹罗向中国出口米谷，要求暹罗官运30万石米到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贩卖，并给予免税的优待，中暹贸易由此再度兴起。

从康熙末年以后，清廷就一直鼓励中暹米谷贸易。雍正二年（1724），暹罗米运到广东，清政府令地方政府按时价买卖，不许行户任意压价，压船随带货物，也一概免征税银。雍正六年（1728），清廷重申“米谷不必上税，著为例”。到了乾隆年间，清廷仍然不断采取措施鼓励进口暹罗米谷，乾隆八年（1743）规定“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乾隆十一年（1746），对载米不足五千石的，也免其船货银十分之二。乾隆二十年（1755年）又定广东商民运米回粤议叙条例，依据贩运米谷的数量，生监可获吏目至县丞的职衔，民人可获得九品至七品顶带，进一步刺激商人前往暹罗从事米谷贩运。

潮汕红头船商人之所以成为中暹米谷贸易的主角，除了朝廷的鼓励以及交通往来的方便，更重要的是潮汕商人本有海贩米谷的传统，潮汕商人长期是粤东及闽西南的主要粮食供应商。自明中后期以后，潮汕也同闽西南地区一样，成为严重缺粮地区，清廷开放、鼓励与暹罗的米谷贸易，极大地刺激潮汕商人前往暹罗贸易。于是，潮汕商人乘坐红头船，前往暹罗采购大米，以供应潮汀梅及漳泉地区。暹罗成为粤东及闽西南严重缺粮区的主要供应地。

红头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近中国海贸易圈的形成。雍正年间以后，潮汕行驶外洋的红头船，主要就是以暹罗为目的地，以贩运大米为名前往暹罗。但是，贩运大米，“向来获利甚微”。于是，红头船商人通过装载大米使航运合法化，但也大量夹带东南亚的香料、苏木、铅、锡等货，所谓“米不满五千石，货可值数十万”，这样既是在从事朝廷鼓励的米谷贸易，为朝廷效劳，又使中暹贸易变得有利可图；同时红头船商人又以中暹贸易为基础，大量贩运南洋商品往国内各港口，进一步了延伸了红头船贸易。红头船商人将南洋商品、潮汕蔗糖运往北方苏杭及天津销售，又将天津的杂货、苏杭的丝绸布帛运往东南亚贩卖，再将从暹罗大米运回潮汕等地销售，使红头船贸易成为既具有内贸特点、又具有外贸易特点的商业贸易。由于采取多种商品的多边往返循环贸易，米谷贸易转入红头船商人手中，就成了一项非常赚钱的贸易。以中暹米谷贸易为基础，联多种商品、多边贸易为一体，形成了潮汕—台厦—苏州（天津）—海南—东南亚的红头船商业贸易圈。

自从西方殖民者侵入东方以后，西方殖民者插足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后，开始建立印度果亚—马六甲—澳门—日本的国际贸易线，在印度、东南亚、中国与日本之间进行穿梭贩运东南亚的香料、檀木、苏木，中国的生丝、丝织品及瓷器，日本的白银，往返一次赢利高达5—6．5万英镑。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者还开辟菲律宾一澳门一日本三角贸易，在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贩运中国生丝等商品，为了垄断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葡萄牙殖民者不择手段地阻止中国商人前往马尼拉贸易，甚至采取野蛮的海盗行径抢劫中国商船。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及台湾以后，以更野蛮的方式破坏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他们企图封锁中国沿海，只允许中国商船在荷属东印度公司船只护航下前往荷属巴达维亚与荷兰人贸易，其余前往东南亚贸易的中国商船均会遭到荷兰海盗的洗劫。中国与东南亚的传统海上贸易通道遭到严重破坏。而红头船商人以米谷贸易为大宗，并未与西方殖民者形成竞争，同时又以中南半岛的暹罗等为贸易对象，其航路又绕过了西方殖民者控制的海域，避开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势力，重新繁荣了中国与东南亚贸易。

进入红头船时代以后，红头船商人以中暹米谷贸易为基础，开始主导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乾隆年间以后，越来越多的红头船商人前往暹罗等东南亚国家贸易，潮汕与暹罗间的贸易出现空前繁荣景象。在18—19世纪之间，美国一位专使的随行医生记载道：曼谷一带河上有一长列中国船只，在河的中间锚泊，这一长列足有两哩多长，它们常在这里停留好几个月，零售它们所载来的货物，每年约有30—80艘船只来到这个港口。据记载，1831年由广东省出发到泰国的船只全部846艘，其中来自潮汕地区者占300艘，而暹罗大米一直为最重要的商品。当年的中暹贸易基本上是由潮汕人所控制。一位外国学者马丁曾指出，在暹罗与中国的帆船贸易中，每年五、六、七月，大约有70—80只帆船自暹罗启程，每船载重300吨。另一位作者也指出，暹罗大量的“蔗糖、苏木、海参、燕窝、鱼翅、藤黄、靛青、棉花、象牙等等，吸引来很多中国商人，他们的帆船每年在2、3月及4月初”开往暹罗，船只共约80艘，“这样的船叫做‘白头船’（应为红头船），通常在暹罗修造，载重290—300吨。由广东省东部的潮汕人驾驶”。

红头船的造船基地后来也转移至暹罗，因为暹罗木材坚韧，造船费用低。据记载，曼谷一艘重470吨的船造价仅7400西班牙币，而樟林船价则是16000西班牙币，价格悬殊。乾隆九年（1774）后，红头船商人专门跑到暹罗去造红头船，建好红头船后，精明的红头船商人往往买米装船回棹，这样既可压舱，又可以以中暹米谷贸易的合法形式回国。据说清代很大一部分潮汕红头船就是在暹罗建造的。

红头船商人在中暹贸易占据优势，也是有其特别的历史机缘。暹罗吞武里王朝（1767—1782）时期，即清朝乾隆盛世时期，不仅清廷放松对华侨华商的限制，而且暹罗郑信皇为潮汕人后裔，对华侨华商实行优惠政策，招徕华商至暹从事商业贸易，派出商船到广东、厦门、宁波等处贸易，甚至要求深入到澄海等县进行商业贸易。而红头船商人尤其受暹罗王室的欢迎和优待，潮汕商品也尤其受暹罗王室的欢迎。郑信皇从潮汕采办了大量砖瓦建材以及各种金属，如铁、铜和银，用于建筑宫殿和制造武器，潮汕成为其重要的贸易对象。

在随后的泰皇拉玛一世时代，拉玛一世看到郑信皇从帆船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也大力扶助中暹之间的帆船贸易，中暹之间的帆船贸易成为暹罗王室的主要收入。拉玛二世时代仍然如此，暹罗王室室派往中国向清廷进贡的船队前后有13次。暹罗王室不仅优待来暹罗的中国商人，而且区别对待西方商人和中国商人，对西方商人往往征以多种重税。

在暹罗从事与中国帆船贸易主要就是暹罗的红头船商人。虽然暹罗许多王族和高级官员也从事中暹之间的帆船贸易，对于某些需求殷切和稀罕的商品贸易甚至由暹罗王室所垄断，为暹罗王室的国库贸易，但他们大多委托暹罗的红头船商人进行。暹罗与中国的贸易是由华民政务司管辖，而且由于中暹贸易的增长，华民政务司已日渐重要，暹罗华人、特别是暹罗的红头船商人在中暹贸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暹罗对中国贸易领域兴起了民间贸易形式。这些从事民间贸易的暹罗商船多属华人血统的商务官所有，而这些华人商务官船主多为潮汕人，这些潮人商务官船主除了从事航运和贸易事务之外，还代表暹罗贵族官僚从事中暹贸易。拉玛一世和拉玛二世时期，民间商船数目增多，暹罗对中国的民间帆船贸易日益繁荣。拉玛二世时期，暹罗对中国的帆船贸易活动已经散布至沿海城市，从挽巴功至尖竹汶、阁公岛，甚至伸延至高棉和交趾支那，以至马六甲、吉兰丹等，都活跃着暹罗潮汕华侨对中国的帆船贸易。

不仅暹罗的红头船商人拥有了大部分暹罗商船，而且暹罗商船所雇的船员也多系潮汕人。当时一些往来中国与东南亚的一些暹罗商船多与潮汕人有关，有外国人记载道光年间暹罗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船队：“船只共约八十艘……这样的船叫白头船，通常系在暹罗修造，载重约二百九十至三百吨，由广东省东部潮汕人驾驶。这些帆船大部分归曼谷的华侨或暹罗的贵族。前者派遣自己的亲戚，常常是女婿，到船上做货物管理员；后者所派定的货物管理员，由戚属们担保”。暹罗商船的设计也与中国商船无异，实际上已很难辨认这些商船的国籍，而清朝政府也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暹罗商船视同中国商船，并且对于贩运米谷的暹罗商船给予了种种优待。

事实上，暹罗潮商与红头船商人具有某种一体性，他们不仅同属一个族群，有语言习惯的相同性，而且其贸易也有相通性。暹罗潮商不仅与潮汕开展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而且也沿着红头船商人的足迹，以潮汕为中转，开展与中国苏、浙、津、鲁一带的贸易往来。暹罗潮商每年满载粮食、胡椒、苏木等香料贩来潮汕，“其有阻滞不能及时回国者均换载糖斤赴江浙行销，由县给予护牌以凭各口岸查验”，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换载潮糖前往中国沿海各口岸贸易，返航时也可以满载江浙一带的丝绸以及天津、山东一带各种食品、豆饼等商品直接运回暹罗。实际上他们的贸易圈和贸易项目基本上与潮汕红头船商人相同，他们的贸易也可以当作清代潮汕商人红头船贸易的一部分。

在清代红头船商人的中暹贸易中，暹罗输往潮汕有粮食、木材、香料等。暹罗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素来产米饶裕，价廉物美；暹罗原本盛产苏木，嘉庆之前，“均有暹罗货船驶至，装载苏木、树皮等物”。后来因为中国市场的需要，在潮汕华侨的辛勤劳作下，暹罗也发展了自己的胡椒种植业。

而红头船商人输往暹罗的商品，除了江南丝绸以及北方杂货外，还有大量潮汕土特产品。如铁器，清代潮汕仍然是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所产之铁质量上乘，因为当时暹罗长期与缅军对峙，对铁器等军需物资有较大的需求，暹罗王郑信就曾派人通过官方渠道到中国采购大量的硫磺和铁锅。不过，潮汕铁器应该是多以走私方式出口暹罗进行。《粤海关志》记载潮汕庵埠、溪东、达濠等港口每年有大量铁锅销往海南岛，而实际上这些铁器可能大量销往暹罗等国，有记载说潮汕商人“欲贩至暹罗或安南，却报往海南，因此得免关税”。

还有潮汕大量建筑材料也是暹罗所急需。暹缅战后，暹罗重建，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潮汕的建筑材料因此源源不断输往暹罗，其中有大量的砖瓦、琉璃瓷瓦以及各种金属材料。暹罗人还喜爱潮汕石雕艺术，“喜欢订购石像点缀花园”，各大寺院也摆设有大量的潮汕石雕。于是，红头船商人从潮汕前往暹罗时，往往购买石雕压舱，同时此举也是为了航海安全，“镇压回程空帆船，使其不颠簸”。

潮汕输往暹罗的商品还有书籍纸张。清代汀州府已是著名的造纸中心和印刷中心，“汀地货物，唯纸远行四方”，“以书版为业，刷就发贩，几半天下”。汀州的纸张和书籍多通过潮汕销往海外，除了日本外，暹罗也是较大的中国纸张书籍市场。而清代潮汕与暹罗之间贸易关系的加强，使暹罗成为潮汕瓷的主要海外市场，从而使清代潮汕瓷器生产得以延续。

除了各种商品之外，“进入暹罗境的乘客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潮汕移民成为暹罗开发重建的重要资源，当时大量潮汕人乘坐红头船来暹罗谋生，他们散布在尖竹汶、挽巴功府以及他真河、夜功河和湄南河流域等地，特别是1790和1800年间，潮汕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大量潮汕人前往暹罗谋生。1820—1850年，由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潮汕地区到达暹罗的移民每年达1万5千人。到19世纪50年代初，暹罗华人达110万。潮汕向暹罗移民成为红头船的一项重要业务，1820年潮汕移民乘船从樟林到曼谷须付船费约6元西班牙币，而暹罗“没有任何一只同中国做生意的船回到本国而不装上移民的”。

潮汕移民开辟了暹罗新的农业领域，英国人在其旅游见闻中说，“暹罗的潮汕人大多是农业专家”，如为了应付中国市场的需要，开发了胡椒种植。潮汕移民还将潮汕种甘蔗的经验带到了暹罗，到19世纪上半叶，暹罗蔗糖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暹罗沿海和沿河一带广泛种植甘蔗。暹罗蔗糖已经开始返销中国，蔗糖在“19世纪上半期成为暹罗米粮以外的最重要的农产出口品”。在拉玛三世时代，由于暹罗的潮汕移民众多，潮汕人喜食的各种干果和腌制品也成为潮汕输往暹罗的重要商品。

以中暹贸易为中心，红头船商人也将红头船贸易延伸到东南亚和东亚的其它地区。潮汕人也藉红头船大量前往安南谋生，潮汕商民抵达安南后，“或藉称货物销售迟钝，置货未齐或诡称染疾”而留居安南，安南将其称之为“北客”。如揭阳人唐阿矮于“乾隆三十八年四月置买货物搭余协隆客舡往安南板玉地方贸易，逗留在彼”。潮汕移民在安南从事商业贸易或采矿业。潮汕红头船商人也给安南带去潮汕的土特产，乾隆四十七年（1782），澄海商民陈协老前往安南贸易的货物中即有大量的瓷器。至嘉庆、道光年间，潮汕与安南之间的贸易日益兴旺，潮汕“沿海商船多在安南贸易”，甚至有超越中暹贸易的势头。

潮汕商人等几乎控制了安南的商业贸易活动，安南人“举国中之互市委于中国人之手，不复顾问……国中之商市终为中国人所专”。安南对外贸易的海船主要为华人所制造和拥有，特别是潮汕人几乎主导了安南的海舶贸易，潮汕人在安南各地“开张铺店”经营铁栗木、桂皮、槟榔、粮食等各种外贸商品。由于潮汕与安南有如此密切的经济联系，安南钱文也“源源而来”，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景兴通宝、景兴天宝、嘉隆通宝等，成为潮汕市场的重要汉通货币，潮汕各主要贸易地点“专使夷钱”（即安越货币）。因为夷钱“日积日多，兑换无非夷钱”，潮汕也开始私铸夷钱。

伴随着红头船贸易的兴起，潮汕商人早在乾隆年间也来到新加坡贸易，也有潮汕人留居新加坡经商贸易。清嘉庆年间，潮汕海阳庵埠人王钦和王丰顺即经营潮汕与新加坡之间的航运业。1819年后，莱佛士积极招募华商前来贸易，红头船商人也积极地参与这一贸易，新加坡逐渐成为红头船贸易之一环。1821年（即道光元年），“中国第一艘航舶从厦门抵达新加坡，红头船也继后南来”，当时中国帆船及红头船抵达新加坡为当地的重大活动，称为中国帆船季节，外国人对此有生动真实的描写：“第一艘帆船的来临，通常在圣诞节前的时候，此时人们在焦急地期待着，马来舟子朝东方等待它的出现，华族社区里弥漫着一片喧噪杂沓的气氛；有些人沿街把这项重要消息告诉给朋友们知道，报讯的人冒冒失失地迎面而来；许多人赶着看帆船，以探听中国家乡方面的消息，凡是能在水面浮起的东西，从小舢舨到货船，都被征用。当帆船还在离岸好几哩的海面时，第一只船就直驶到它那边去……帆船的甲板上挤满了新客，大多数来访的人，都不得不留在自己的船上，他们向帆船上的人们大声发问，期尽可能得到最多的消息……其他的帆船随后陆续而来，人们虽然没有像对第一艘表现得那么高度的激动和兴趣，但是对每一艘船都表现着同一幕的场面。他们抵埠一两日以后，都不做生意，因为舟子们忙着在船上架起棚顶以护盖正要陈列在甲板上出售的货物。当这些安排妥当后，市集就开始了。这些帆船从早上到天黑都被岸上华商驾来的小舟团团围绕着”。

“当西南季候风向西北吹起的时候，中国帆船就准备回国去。中国帆船的北归对新加坡华人正如它们的南来一样视为一件要事。新加坡华人是通过北归的中国帆船汇钱回乡以为安家之用。汇款的方式，有用现银的，有用货物的，委托船上水客携带回唐，以一八四七年的情形为例，现汇取佣百分之十，若以汇款投资于货物，则免抽佣金。水客回到中国后，把货物变卖，然后把汇款交付支汇人。中国帆船除了处理载货、汇款外，也运载旅客。那些赚了钱的人们，准备回乡省亲或扫墓祭祖，就搭中国帆船归国去”。

红头船贸易由促进了潮汕与国内台湾、厦门、苏州、天津、海南等地的贸易。潮汕红头船商人以潮汕为起终点，每年春季，红头船商人乘坐装满潮糖或潮汀赣梅特产的红头船出发，从台厦入江浙，前往苏州、远至天津贩卖，所谓“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到了秋季，红头船商人又押着装满苏杭丝绸棉花布帛或北方杂货的红头船回航南方，或直接驶回潮汕，或继续驶往海南岛及东南亚地区，将丝绸布帛销往海外市场，换回潮汀梅、以至漳泉等地所急需的大米。第二年春天，红头船才满载大米、木材、香料驶回潮汕，完成一周循环贸易。清代潮汕红头船商人以红头船为工具，于台厦、苏州、天津、海南、东南亚间作循环贸易，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商业贸易圈。

在红头船商人的贸易循环圈中，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居于重要的中间环节。苏州需要大量潮糖，而海外市场又需要大量苏杭丝绸布帛，潮汕则需要大量东南亚大米，于是，红头船商人居间贸易，以潮糖换苏杭丝绸布帛，以苏杭丝绸布帛换东南亚大米，苏杭丝绸布帛成为潮汕红头船商人最重要的中介商品。同时，江南地区汇聚了长江中上游的米豆棉花等农产品也是潮汕社会所急需的商品，也成为红头船商人的贸易大项，《历代宝案》曾记载了红头船商人的一次航行，“又林任等六名系广东潮汕府饶平县人，驾林福礼船只，通船共三十三人，于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广东东陇港装载糖货出口，六月初二日于上海县贸易，收买棉花、米豆等物十一月十一日开驾回籍”。苏州因此而成为红头船商人一个重要中转中心。

明清时代，苏州为东南大都会与中国的一大中心市场，其发达的丝织业与棉纺业吸引全国商人纷至沓来，“贸易之盛，甲于天下”。红头船商人乘坐满载潮糖及洋货、海货的红头船连舶而至，如嘉庆十四年(1809)六月初三日这一天，澄海县有60余艘红头船启航开往苏州，红头船“各装糖包满载，每船或三千包，或四千包，连船身计之，一船值银数万，将往苏州、上海等处”。红头船商人懋迁于苏州，“日新月盛”，甚至一部分商人在苏州开设铺号，发卖潮糖、洋货、海货、潮烟等，收购转运丝绸布帛等，潮汕旅苏及江南的商人越来越多。如潮汕人万世荣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经商江苏苏州，澄海人黄俊德于雍正十二年（1734）经商吴越。

康熙四十七年(1708)，潮州会馆的建立，标志着潮汕红头船商人已经开始有了完善的商帮组织。当年的苏州阊门外上塘街，是苏州最繁华富庶的地方，聚集着各地商人，潮商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乾隆年间正值红头船贸易兴起之时，苏州的潮汕商人力量已非常强大。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南巡，苏州潮商以潮州会馆为中心，“恭逢皇上南巡，翠华临莅，适经上塘，诸商跪接于门外。天颜温霁，赏赐彩缎二十匹。感浴鸿恩异数，舆情鼓舞，式廓日增”。乾隆二十二年（1756）皇帝再次南巡，苏州潮商“恭届銮辂重临，敬设歌台灯彩，众商踊跃相将，输诚欢庆”。

红头船商人北上贸易的另一个据点是天津。《历代宝案》记录了当年红头船往天津贸易的情况：乾隆五十年（1779），漂流至琉球的陈万金船，“万金等系广东潮州府澄海县商人，共计三十八名，驾澄字五百二十三号船只，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装载槟榔，本县开船，七月十五日到天津府兑换贸易。十月初七日其处出口，十一月初六日往到盛京者奉天府宁海县置买黄豆，同日放洋，要回本县”。

嘉庆十九年（180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有一只海船漂流至琉球岛，“据船主吴利德等口称，本船系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名牌吴永利商船，通船人数舵工水梢三十六名，搭客二十二名，共计五十八名。坐驾澄字一百肆拾玖号船只，去岁六月十八日装载赤白糖等项在东陇港开船，八月初七日前到天津府发卖其货，九月十一日该地开船，转到西锦州置买黄豆、木耳、牛油、甘草、防风等件，要回本籍”。

可见天津是红头船商人北上贸易的据点。当年红头船商人贩往天津的商品，主要有南洋特产以及潮汕本地的土产，如红糖、香蕉、橙柑、藿香、桂皮、茴香、红木、檀木、葵扇、锡箔、药酒、藤编品、象牙雕刻、缝衣针等；而从天津及北方诸港贩往南方的商品，则主要是北方农产品及杂货，如棉花、花生、大豆、杏仁、红枣、黄花等干鲜货及药材。

尽管红头船商人北上京津贸易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可以推断，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之后，红头船商人即开始来到天津。不过，红头船商人大批来天津应该是是红头船贸易时期，潮汕商人“均乘红头船，遵海北来，春至冬返”。当时的清政府和天津地方政权，为了满足畿辅地区和北方市场对南方及南洋商品的需求，对粤闽商人采取了多项减免税收的措施。

当年来天津的红头船队规模相当大，据清道光朝《津门保甲图说》的记载，闽粤商帮每船载重常在1400担以上，舵水以50人、大帮200船计，达万余人。据说红头船商人乘坐的红头船队，为了在长途海运中抵御海寇，每船都配有土炮、弓箭、刀茅等武器，船队由海路从渤海大沽口进海河到今天津北大关的南运河边停泊。闽粤商人也大量随船队来天津经商，据档案记载，乾隆初年仅闽粤商人在天津开设的大商号就已有10余家，小商号则达到30余家。而北大关一带也因为各地船只停泊与装卸货，闽粤等各地商人聚集，成为清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以闽粤商人的南北货交易为基础，到19世纪末，天津就成了华北贸易货栈。

乾隆十四年（1749），尽管红头船商人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群体，但红头船商人与闽南商人存在着历史与文化的联系，也有海贩商人的共同利益，因而潮帮、建帮商人（即漳泉商人）共同集资筹建闽粤会馆，红头船商人与闽南商人的共同妈祖信仰成为会馆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客货抵津，寄顿无所，加以海船习惯，入口出口均须虔祀天后，报答神庥”。

红头船商人春来秋返，每年惊蛰前后，他们乘坐红头船抵达天津，登岸后在闽粤会馆天后宫举行盛大酬神仪式，答谢天后圣母保佑商船一路平安的功德。每年秋后农历九月十七日为财神爷的生日，红头船商人与福建商人又要在闽粤会馆设宴并演戏三天，招待往来客户，联络感情，然后各船满载北方货物启航南返。红头船商人每年往返一次，获利甚巨，南货至津可获净利一倍以上，北货返南又可获一倍净利，往返一趟，其净利则在三倍左右。

闽粤会馆所在的针市街逐渐成为潮商聚集之地。针市街本来就是因为红头船商人早年经商之地，据说潮商早年北运的货物以手工业品为主，特别是缝衣针为潮汕的特产，畅销全国各地，潮汕商人在天津此地设行出售缝衣针，销量最大，后来此地就得名为针市街。针市街建成闽粤会馆后，许多红头船商人的南糖、南纸、南杂货店设在针市街，刘正刚曾表列了18家闽粤会馆所辖的商号，这些商号都是经营糖杂货，它们都集中在针市街，针市街成为天津的商业繁华之地。天后宫一带逐渐形成了后来商业旺盛的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

以天津为中心，清代的潮汕商人在北方不断扩展其红头船贸易。如辽宁营口、牛庄为东北商业贸易重镇，潮汕商人与福建商人也早已进入牛庄码头，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重修牛庄小姐庙碑记》（民国《海城县志》卷六《艺文志》）记曰：“牛庄城北有巨川焉，聚艨艟，通商旅，西连津沽，南接齐鲁，吴楚闽粤各省悉扬帆可至”，还建立了天后宫，俗称小姐庙。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广东澄海商人已在锦州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山东的烟台也是清代潮汕商人云集之地，他们来此地主要从事贩运粉丝等山东土特产。

清代潮汕商人的红头船循环贸易也在南方口岸地区得到发展，如广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广州十三行中设福潮行，确立了红头船商人在广州口岸南北行贸易中的地位。在雷州半岛，湛江赤坎为广州湾北部的重要港口，有红头船商人李某带来家乡商人来此贩卖潮汕菜种、茶叶、陶瓷、草纸等，同时收购高雷地区出产的红糖、菠萝、黄烟、竹席等土特产到海内外销售。乾隆中期，红头船商人在赤坎建成潮汕会馆，其“瓷雕、砖雕、木雕，有的采自佛山石湾，有的专门从潮汕雇请工匠来制作”，据乾隆四十八年（1783）《题建正座碑记》统计，在赤坎的潮汕籍商号、商行、船户共192户捐建会馆，可见潮商人数之众。徐闻县海安港为琼州海峡的门户，隔海与海口港相望，为徐闻土糖交易的主要场所，设有糖行10多间，红头船商人在徐闻县有3座会馆，其中有一座就在海安港。

海南也是清代红头船贸易的集中之地，清代潮商深入海南贸易，主要是采购米谷以及贩销北方商品。特别是因为这里距离潮汕海路较近，成为红头船商人重要的采购大米之地，“其自海南诸郡传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乾隆二十一年（1756），潮汕商人就在海口建立了潮州会馆。红头船商人在海南经济中有着举足轻足的作用，乾隆四十三年（1778），琼州岁欠缺粮，琼山人吴位和“亟遣人弛告潮商，劝由海道运米至”。可见红头船商人在相当程度上操控了海南的米谷贸易。

在台湾，红头船商人主要在台南从事米糖业。台南的潮州会馆建于雍正七年（1729），供奉“三山国王”和韩愈。

红头船的航海营运，大大活跃与繁荣了潮汕经济。本地的土特产与外地外洋的物资通过红头船的频频交流，大大利于国计民生。嘉庆《澄海县志》说，每年广东“通省税额征银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两有奇，澄海以弹丸黑子之地，几操全粤五分之一，洵濒海一大都会也。”澄海在全省100左右个县中的税收竟占全省五分之一，可见其贡献之大，而澄第的税收几乎是90%多来自樟林港，来自红头船。

红头船贸易还为广大侨眷带来了大批侨汇，富了侨乡。澄海有民谣：“泮船到，猪母生，鸟仔豆，缠上棚。洋船沉。猪母眩，鸟仔豆，生枯蝇。”说的是红头船安全回来了，家中生活与农业便是一片生机盎然；倘若红头船一旦沉没，一切便都黯然失色。这首民谣十分形象地道出了红头船与国计民生的重要关系。

另一首民谣唱道：“红首黑睛，海上恐龙，穿洋过海，大显其能。上至天津，下达马辰（马辰是今印尼一个商港），帆开得胜，船到功成。”这是红头船川走大洋的生动写照。他们们每个航程快则月余，慢则数月，海阔天空，浪涛无情，委实是“苦驭”！

红头船贸易促成了潮汕人向东南亚移民。潮汕人的移民有两个动因：一个是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态环境恶化，在本地谋生困难；另外，本地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活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在红头船贸易过程，有些商人因为帆船侯风或者货物购销的需要，暂时性留居海外，又慢慢从暂时留居转为定居。雍正乾隆时期，已有一些潮人搭乘红头商船移民东南亚。他们多数是被宗族、地方视为“烂崽”，而被驱逐的。到道光年间，到海外谋生在潮汕已成风气，红头船也有了专门载客“过番”的新业务。《公案簿》上就有道光四年（1824）二月，红头船从樟林载客出发，在海上航行26天后，抵达吧城（雅加达）港口的记载。那条船上有503名搭客，加上船员共619人。这还不是条大船。另外的记载，载客多大800人以上，连船员超过1000个人。潮汕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这时达到高潮。

海外世界的信息，不管是确凿的消息还是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潮汕本土广泛传播。有着久远商业传统的潮汕人，对到南洋发财，产生了强烈的期待。这种企望直接变成行动，到19世纪中期，火轮船航路一开通，本地移民如潮水一般流向南洋。1860年汕头开埠后到1949年，又出现第二次大规模移民。80年的时间，汕头港纯出口人数达到140万人，其中主要是潮汕人。潮汕侨乡和海内外一体的潮人社会因此逐渐形成。

1860年汕头开埠以后，樟林古港等港口不断衰落，潮汕的港口贸易为新兴的汕头港取代；盛极一时的红头船逐渐为轮船所取代，曾经跟随潮汕人远渡重洋、走南闯北的红头小船，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红头船商贸时代是古代潮汕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时期，它承先启后，使潮汕海上丝绸之路由古代而近代，大踏步向前行进。红头船商贸文化是潮汕“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头船商贸文化促进了“海丝”文化的发展壮大；“海丝”文化的推动了红头船商贸文化的形成与繁荣。红头船商贸文化精神融入了“海丝”文化精神；“海丝”文化精神包含了红头船商贸文化精神。冒险开拓、海纳百川、奋力拼搏等既是红头船商贸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也是潮汕“海丝”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

作者：陈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