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汉文帝霸陵入选

日前，《考古Archaeology》杂志新出版的2024年第一期评选出了“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陕西西安汉文帝霸陵发现的动物殉葬坑入选，为中国唯一入选者。

这是继霸陵的考古成果荣获“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陕西省六大考古发现”之后再获殊荣。

该杂志是美国考古考古学会主办的面向公众的双月刊考古杂志，已连续出版70余年。自2006年开始，该杂志在每年的12月评选出本年度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以下为入选项目的介绍

意大利托斯卡纳温泉圣池发现

2300年前青铜雕塑

圣池的发掘工作开始于2019年，2020年发现了第一批文物，包括铭文、祭坛和小型青铜器。2023年6-10月，考古学家对圣池进行了年度发掘，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大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是在圣池中收集的还愿祭品，该圣池是圣殿的一部分，以各种形式用于祭祀，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公元一世纪左右，闪电击中了该处温泉，几个世纪以来，那里的温泉一直被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视为圣池。他们将朝圣者多年来带来的数百种祭祀品都埋藏在了被闪电击中的地方。这种古老的仪式被称为 “埋葬的雷电”（Thunderbolt），埋藏者会将雕像和其他文物密封后埋藏在在一层陶土砖下物体，并标记为圣物。祭祀品主要是铜币和植物，直到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之后，圣殿被拆除，祭祀品再次被埋葬，直到本次被重新发现。这些发现为古代医学实践提供了见解。发掘者认为“伊特鲁里亚人、罗马人、基督徒和异教徒”都认为这些水有治疗作用。“这是一个治疗、文化和医学知识交汇的地方。”

如今，温泉仍因其治疗功效而在考古遗址附近的公共温泉浴场和私人温泉度假村中使用。

赞比亚卡兰博河发现

5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木构

2019年，利物浦大学考古学家Larry Barham领导的团队，在赞比亚卡兰博河岸发现了这对由人为切割的缺口连接在一起的互锁原木。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原木可能是湿地上人行道或平台的一部分。在这一发现之前，已知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是由生活在英格兰北部的人们在大约11000年前建造的。

这座有47.6万年历史的原木结构比第一批现代人类的出现早了约15万年，很可能是古代人类海德堡人的杰作。海德堡人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生活在20万至70万年前。

以色列发现

1900年前罗马宝剑

在死海岸边埃因盖迪古定居点附近的一个洞穴中，以色列文物局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四把保存极其完好的铁剑。对于调查人员来说，仅仅到达洞穴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位于一个偏远的悬崖面上约500英尺处。接近这些剑需要深入洞穴上部的一个狭窄缝隙。三把较长的剑刃，尺寸在17到25英寸之间，是抹刀，取代了较短的剑，成为罗马骑兵和步兵部队使用的主要武器。最短的武器是环形鞍剑，从公元一世纪开始，驻扎在古代朱迪亚省的罗马士兵也常用这种剑。其中三种武器仍然用原来的木制剑鞘鞘包裹。

虽然在入口附近发现的一枚硬币可能提供了一些线索，但这些剑为什么藏在洞穴里还不得而知。这枚青铜硬币上有一个铭文，上面写着“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可能可以追溯到公元134年或135年。这与巴尔·科赫巴起义不谋而合，在那次起义中，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研究人员认为，当地叛军可能从罗马士兵那里拿走了这些剑，并将其藏在一个秘密的地点。

苏丹发现

中世纪基督教彩绘壁画

华沙大学波兰地中海考古中心的一个团队，在苏丹喀土穆以北 500 多公里尼罗河沿岸的老东戈拉中世纪修道院发现该处壁画。团队正在调查一栋丰吉时期（公元 16 世纪至 19 世纪）的建筑，发现地面下有结构复杂的密室，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教堂，里面有彩绘壁画和希腊语和古努比亚语的铭文。该建筑群的位置毗邻耶稣大教堂，因此有可能是一个皇家纪念建筑群，或者是某个重要人物的墓穴。这一发现的性质，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和如此高的高度，表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住宅，而是一个具有特定功能和目的的结构。

华沙大学波兰地中海考古中心2016年就曾在此处的耶稣大教堂遗址发现过8-9世纪的壁画。

墨西哥阿兹特克大神庙发现

祭祀用石刻人像

大神庙是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神庙建筑群的核心。这座寺庙在纳瓦特尔语中被称为“huey teocalli”，供奉战神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和雨水与农业之神特拉洛克（Tlaloc）。该寺庙于公元 1325 年之后开始建造，但在公元 1521 年征服特诺奇蒂特兰后被西班牙人摧毁。现在的考古遗址位于索卡洛（Zocalo）或墨西哥城主要广场的东北部，位于现在的塞米纳里奥（Seminario）和胡斯托塞拉（Justo Sierra）街道的拐角处。

考古学家在大神庙挖掘时发现了一个纳瓦特尔语称为 tepetlacalli 的石盒。在箱子里，他们发现了15个保存完好的由蛇纹石制成的人像，以及阿兹特克象征水和肥沃的象征，如海沙、一对响尾蛇形状的权杖、数百颗绿岩珠以及贝壳、蜗牛和珊瑚。发现石盒的地层可追溯到公元1454年。

俄罗斯西伯利亚发现

8000年前狩猎采集者的防御建筑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Ekaterina Dubovtseva和柏林自由大学考古学家Henny Piezonka领导的一个团队对20个的针叶林定居点的防御建筑进行了新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并证实最早的防御建筑遗址确实是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建造的，这使它们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此类堡垒的科学年代测定实例。

建筑内可容纳数十人，为半地穴式，下挖近2米深，以在西伯利亚的冬季取暖，建筑周围环绕着数米高的土墙，顶部设有木栅栏。部分建筑被火烧毁，可能与族群冲突有关。研究表明，至少有一组建筑的建造于8000 年前，比中东乌鲁克和巴比伦的坚固城墙早 2000 年，比农业到达欧洲和亚洲某些地区早数千年。

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观点，即永久定居点和防御性围墙可能在农业兴起之前就出现了。

秘鲁马丘比丘印加

皇帝仆从的故乡

印加帝国曾经统治着南美洲令人惊叹的安第斯山脉，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它由第一任统治者帕查库蒂·印加·尤潘基 (Pachacuti Inca Yupanqui)于 1438 年建立，并于 1533 年达到顶峰，随后被西班牙人征服。马丘比丘坐落在乌鲁班巴山谷的山脊上，是印加皇帝皇家庄园的一部分。当皇帝及其随从人员居住在45英里外的首都库斯科时，皇帝的仆从，包括工匠和宗教人员等就在此负责维护庄园。到目前为止，这些仆从是谁以及他们来自哪里一直是个谜。

1912 年，耶鲁大学秘鲁科学考察队记录了现场埋葬人数惊人的 174 人。这些墓葬通常是浅坟墓，或者隐藏在大石头或天然岩石悬垂物下。虽然许多人缺乏陪葬品，但在一些人的旁边发现了陶瓷文物。这些作品描绘了文化多样性的生动画面，风格来自秘鲁沿海和北部地区，以及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附近的高地。这是马丘比丘吸引印加帝国各地人们的第一个线索。这表明居住在马丘比丘的仆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从他们的家乡带来了陶瓷。

世界上

最古老的书籍被发现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研究人员Theresa Zammit Lupi在对图书馆特藏中的纸莎草碎片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张10×6英寸的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纸莎草有缝纫痕迹，表明它一定是手抄本中某本书的一部分。

1902年，这片纸莎草碎片与数百块其他纸莎草一起在艾希贝赫遗址木乃伊的包裹物中被发现，是一份可追溯到公元前260年的有装订痕迹文件，记录了啤酒和油的税率，这些税率用黑色墨水用希腊字母潦草地写下。然后，这张纸被从装订处取下，作为信件寄出，然后再次被改造，在上面画上图像，其中包括一幅描绘猎鹰头神荷鲁斯之子的图像，并在托勒密时期（公元前304年至公元前30年）被重新用作包装木乃伊。

汉文帝的

地下苑囿

汉文帝霸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江村东部白鹿原的西端，其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霸陵和南陵周围的大型外藏坑中出土了各类陶俑、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马骨等大量汉代珍贵文物。在其相对较远的很多小型殉葬坑中发现了大量的珍禽异兽骨骼，葬具有陶棺、砖栏和木椁，随葬品有陶容器、陶俑等，宛若文帝时期皇家苑囿的地下动物园。

考古工作者在霸陵共发掘23座动物殉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包括鸟类2种和兽类9种，均为珍稀野生动物，出土的动物种类既有现在仍生活在南方东洋界（热带或亚热带）的动物如印度野牛、马来貘和绿孔雀，也有“秦岭四宝”中的三宝——金丝猴、大熊猫、羚牛。其中，虎、马来貘、牦牛、印度野牛在陕西省属首次发现。在南陵共发掘55座殉葬坑，殉葬动物有鸟类、兽类和爬行类。鸟类骨骼主要分布在东南边，兽类骨骼主要分布在西南边，中间的K33-4坑既有鸟类也有兽类，经初步鉴定，发现的动物种类共计30个属种，包括鸟类18个属种、爬行类1种和兽类（哺乳类）11种，包括金雕、绿孔雀、褐马鸡、丹顶鹤、金丝猴、猕猴、虎、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子等30种珍稀野生动物骨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首次在陕西省发现了爬行动物龟鳖目陆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

意大利罗马发现

尼禄皇帝的剧院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距离梵蒂冈仅几米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1世纪罗马皇帝尼禄的私人剧院遗址，这一发现，确定了尼禄排练诗歌和音乐的地点，该地点位于现在的圣彼得大教堂附近。

根据几位古罗马作家的说法，尼禄最喜欢一展歌喉的场所是他在阿格里皮纳花园建造的一个私人剧院，这是一座豪华的别墅，属于他母亲，位于梵蒂冈附近的罗马社区，现在被称为瓦蒂卡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在写公元64年7月皇帝在观看罗马被烧毁时唱着特洛伊沦陷的歌时，可能提到了这座剧院建筑。这座建筑很有可能是为了利用古代建筑材料而被拆除的，直到考古学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花园中发现了它的遗迹，它的确切位置才为人所知。

尼禄罗马帝国的第五位皇帝（54—68年），是古罗马乃至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在位时期，行事残暴，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及几任妻子，处死了诸多元老院议员；同时，亦奢侈荒淫，沉湎于艺术、建筑等事。后世对他的史料与创作相当多，普遍对他的形象描述不佳，世人称之为“嗜血的尼禄”。

关于汉文帝霸陵令人叹为观止的西汉皇家苑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胡松梅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曹龙、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张婉婉曾著文做过介绍。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汉文帝霸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江村东部白鹿原的西端，其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北边约2100米处为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霸陵所在地“凤凰嘴”。霸陵和南陵周围的大型外藏坑中出土了各类陶俑、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马骨等大量汉代珍贵文物。在其相对较远的很多小型殉葬坑中发现了大量的珍禽异兽骨骼，葬具有陶棺、砖栏和木椁，随葬品有陶容器、陶俑等。经初步形态对比、数据测量和部分兽类古DNA鉴定，发现有丹顶鹤、绿孔雀、褐马鸡、陆龟、金丝猴、虎、马来貘、鬣羚、印度野牛、牦牛、羚牛等40种动物骨骸，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好奇。

【壹】 汉文帝霸陵出土的珍禽异兽

霸陵的动物殉葬坑位于汉文帝陵墓西南约600米处的白鹿原西坡，形制为接近东西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走向和薄太后南陵动物殉葬坑明显不同，其兽类动物头骨均在东边，朝向汉文帝霸陵。南陵的兽类动物头骨均在南边，朝向薄太后南陵。霸陵考古勘探新发现有60多座殉葬坑，加之1966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此发掘清理了47座从葬坑，出土了马、羊、猪、狗、鸡、鹅、鹤等禽兽骸骨，因此，该区域原应分布有上百座排列有序的殉葬坑。

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考古工作者共发掘23座动物殉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包括鸟类2种和兽类9种，均为珍稀野生动物，出土的动物种类既有现在仍生活在南方东洋界（热带或亚热带）的动物如印度野牛、马来貘和绿孔雀，也有“秦岭四宝”中的三宝——金丝猴、大熊猫、羚牛。其中，虎、马来貘、牦牛、印度野牛在陕西省属首次发现。

马来貘（Tapirus indicus）：亦称亚洲貘，产于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岛和泰国，是貘类中最大的一种。目前，貘在我国已经灭绝，但在历史上曾存在过。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遗址出土过貘头骨和下颌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2号墓、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均出土过青铜器“貘尊”；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山东滕县西户口汉画像石、江苏金坛1970年8月出土的上虞窑貘钮青瓷扁壶上，均出现过貘的形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貘屏赞》写道：“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于南方山谷中。”说明貘在唐代南方地区仍然存在。

以往的考古发现中，除殷墟商代遗址出土的貘为骨骼外，其余均为“貘”的青铜器、壁画、瓷器的“象物”造型。因此，霸陵出土的完整貘骨架弥足珍贵，证实了直到汉代，中国北方地区仍然有奇蹄类动物貘的存在，该发现为研究当时的气候、环境和生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印度野牛（Bos gaurus）：别名白肢野牛、野黄牛、白袜子、亚洲野牛等，分布于南亚、东南亚、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及普洱等地，以其特大的身躯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是现存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牛之一。印度野牛骸骨也是此次发掘所有坑中最大的一个动物骨架，比殷墟的“殷牛”（Bos exiguous ）要大得多。印度野牛在我国北方考古遗址中属首次发现。

【贰】薄太后南陵出土的珍禽异兽

南陵动物殉葬坑位于南陵“石围界”内封土西北约250米处，考古勘探显示，该区域分布有10列42排共380余座动物殉葬坑，其排列有序、没有打破关系，为一次性规划，形制为接近南北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其中，小型鸟类动物以陶棺葬具为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以砖栏和木椁葬具为主，砖栏居多。

南陵出土的陆龟 图片来自作者

霸陵出土的貘骨架 图片来自作者

1975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此抢救发掘了23座殉葬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犀牛的完整骨架和大熊猫的头骨。2020年12月至2022年4月，霸陵考古队继续对南陵动物殉葬坑进行了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区域位于1975年发掘殉葬坑的四周，主要为东部、南部、西部，呈半包围状，共发掘55座殉葬坑，殉葬动物有鸟类、兽类和爬行类。

鸟类骨骼主要分布在东南边，兽类骨骼主要分布在西南边，中间的K33-4坑既有鸟类也有兽类，宛若文帝时期皇家苑囿的地下动物园。经初步鉴定，发现的动物种类共计30个属种，包括鸟类18个属种、爬行类1种和兽类（哺乳类）11种，包括金雕、绿孔雀、褐马鸡、丹顶鹤、金丝猴、猕猴、虎、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子等30种珍稀野生动物骨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首次在陕西省发现了爬行动物龟鳖目陆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

靴脚陆龟（Manouria emys）：位于砖栏中部，其南有塑衣式跽坐陶俑和陶罐各1件，象征饲养员和盛放动物食物的器皿。中国陆龟有四爪陆龟、凹甲陆龟和缅甸陆龟三种，它们的背甲长度一般均不超过30厘米，但这次发现的陆龟背甲长度达52厘米，应为亚洲最大的陆龟——靴脚陆龟。

靴脚陆龟分为两个亚种，棕靴脚（Manouria emys emys）较早（1844年）被发现并命名，稍后（1853年）黑靴脚（Manouria emys phayrel）才被定名。前者体型相对较小，背甲可达50厘米，体色多半呈褐色，左右胸盾不相连，背甲较平坦，分布范围为泰国南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及部分印尼群岛；后者体型较大，背甲可达60厘米，体重可达37公斤，外观颜色多半较为黝黑，腹甲的左右胸盾相连，背甲缘甲板向上翘，背甲较高隆，分布于泰国北部、缅甸、孟加拉国及印度等地。

地犀鸟属（Bucorvus sp.）：分为地犀鸟（Bucorvus abyssinicus）和红脸地犀鸟（Bucorvus leadbeateri）两种，现分布于非洲热带草原，体型大，为犀鸟目中最大的种类，也是肉食性最强的鸟类，可捕捉地面昆虫、蜥蜴等各种小型动物。从K33-4出土的保存较好的肱骨、股骨、跗跖骨和头骨枕部来看，属大型鸟类，它们和www.aves3d.org（鸟类骨骼形态三维数据库）网站上收录的地犀鸟的相应部位形态最接近，尺寸稍大。由于国内缺乏对比标本，网站数据库不全，进一步的种类鉴定还需借助古DNA技术及形态对比研究。

【叁】 发现的意义

在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发掘的以单个墓葬形式殉葬大量珍禽异兽在全国属首次发现。不同于神禾原大墓K12的珍禽异兽坑和秦陵K0007的青铜水禽坑，它们都是在一个大型外藏坑内埋葬的；也有异于秦始皇陵内外城之间、内城西门南侧的17座珍禽异兽坑，其呈南北“一”字形排列，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竖穴陪葬坑，试掘的两座坑内出土有陶钵、铜环及鹿、麂等动物骨骼，14座跽坐俑坑南北分列于珍禽异兽坑的两侧，抑或象征的是始皇生前宫内豢养珍兽的情况。

利用骨骼形态对比、数据测量和古DNA等方法，准确鉴定动物殉藏坑内出土的每个动物的属种，可从动物考古角度探讨其本身属性、蕴含的象征寓意及与墓主身份的关系。从目前发掘资料来看，只有帝、后陵和太后陵有珍禽异兽出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刖人守囿车，形象刻画了西周贵族“域养禽兽”的苑囿之景，现藏于山西博物院。资料图片

首先，为文献记载的皇家苑囿动物种类提供考古学证据。这次发掘出土的动物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以及《汉书》《山海经》《尔雅》《诗经》等古文献中基本都能找到。如陆龟（《山海经》称龙龟）、褐马鸡（《山海经》《上林赋》称鹖）、鸿雁（《上林赋》称鸿）、孔雀（《上林赋》称孔）、黑水鸡（《上林赋》称鷛渠）、赤麻鸭或绿翅鸭或绿头鸭（《诗经》称凫、野鸭）、大熊猫（《上林赋》称猛氏、《山海经》称猛豹、《尔雅·释兽》称貘为白豹、《尚书》称貔、《毛诗》称白罴、《峨眉山志》称貔貅、《兽经》称貉、《本草纲目》称貘等）、斑羚（青羊）（《上林赋》称壄羊）、牦牛（《山海经》称旄牛、犛牛，《上林赋》称旄、髦、氂）、赤麂（《山海经》称麂、《尔雅·释兽》称

）、狍子（《尔雅·释兽》称麠、大麃）、梅花鹿（《上林赋》称鹿）、金丝猴（《山海经》《尔雅》《上林赋》称蜼，《长杨赋》《西都赋》《楚辞·九章》称狖，《埤雅》称金丝绒、绒等）、猕猴（《上林赋》称玃、蠼猱）、蒙古兔（《上林赋》称兔、狡兔）、羚牛（《山海经》称

牛）、印度野牛（《山海经》称夔，《尔雅·释兽》称犩，蘷牛又作犪牛），等等。

其次，可以复原霸陵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如东洋界动物马来貘、印度野牛、犀牛、地犀鸟和绿孔雀的存在，证明当时的气候比较湿热，现今生活在南方的动物在汉文帝时期能够在此生存。猕猴、金丝猴、虎、大熊猫、梅花鹿、狍子、赤麂，羊亚科动物斑羚、鬣羚（苏门羚）、羚牛和羚羊亚科动物鹅喉羚、蒙古瞪羚及牛亚科动物牦牛、印度野牛的存在，说明上林苑周边森林、竹子、草原和河湖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广布，环境优美，俨然是中国最早的物种极为丰富的皇家苑囿动植物园。西汉以后，随着生态环境、气候的变化和人为对上林苑土地的开垦、植被尤其是森林的破坏，一些动物失去了所依赖的生活环境，先后在关中地区消失。大约至西汉晚期，犀牛已在关中和秦岭一带绝迹。汉平帝元始二年春，黄支国曾运送犀牛到长安。

此次发现证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貘和大熊猫还是两种动物，分别与《上林赋》中的“貘”（“其兽则

旄貘嫠”）和“猛氏”（“格虾蛤，鋋猛氏”）对应。与文帝霸陵相距不远的两个小型外藏坑内，同时出土了两种不同的完整动物骨架，经鉴定，一具为奇蹄类貘科的马来（亚洲）貘，体型较大，前肢有四趾，后肢只有三趾，在奇蹄目中属于最原始的种类。另一具为食肉目的大熊猫。大熊猫的古名应该是成书于战国晚期《山海经·南山经》中的“兽多猛豹”的“猛”（据郭璞《山海经传》记载：“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出蜀中。豹或作虎。”实际上，这里的猛豹是猛和豹两种动物，而晋人郭弘农硬将“猛、豹”二物释为一物“猛豹”）及西汉蜀人司马相如《上林赋》所咏的“猛氏”。

“大熊猫”是1900年由法国博物学家戴维命名的，我国古籍中最早确切的称谓实际上只有一个，即“猛”。然而，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是大熊猫在古籍中的称谓为貘（貊、狛）。这主要是“貘”“貊”与“狛”由“猛”声转而来。《山海经·中山经》“崃山”，郭璞注：“邛崃山……出貊，貊似熊而黑白驳，亦食铜铁也。猛豹即貘豹也，貘豹、猛豹声近而转。”《尔雅》云：“貘，白豹。”郭璞在《尔雅注疏》中又详细说明：“似熊、小头、痹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许慎《说文解字》释：“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貘”通作“獏”。清代学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猛豹即貘豹也。”这些描述不论形态、食性还是产地都符合大熊猫的特征。

最后，这些珍禽异兽呈现出王公贵族在皇家苑囿中悠游赏玩、狩猎珍贵动物的场景。班固《汉书·贾山传》记载，（文帝）“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文帝中年“赫然发奋，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这些记载说明，汉文帝特别爱好狩猎，这和他称帝之前、8岁时就和母亲薄姬一起去封地代国的生活阅历息息相关。这种把生活设施置于陵园之内的埋葬制度，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是关中地区秦后期和西汉时期陵墓葬制的一大特点。

在当地已经灭绝的动物种类，如马来貘、印度野牛、牦牛、赤麂、绿孔雀、地犀鸟等骸骨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现有动物标本库的种类和数量，为今后考古遗址动物标本的对比和研究提供了种类多样的第一手资料，也丰富了博物馆的展陈资源。此次考古发掘的动物殉葬坑，应是西汉皇家苑囿的再现，是西汉帝陵外藏系统的一种新的遗存类型，对研究西汉帝陵制度、秦汉皇家苑囿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