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窗丨印信艺术 齐鲁韵味

从临淄城外土地中沉睡千年的封泥，到印着工匠名字的一只陶罐，从一张张淡如晨烟、字口清晰的拓片，再到如今的一块块印章，中国印信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作为金石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印信艺术在山东传承发展数千年，有着独特的齐鲁韵味。

齐鲁印信有许多光彩夺目、独一无二的亮点。以临淄出土的封泥为例，其数量多、字量大，是先秦时期齐鲁大地“信”的集中表达。当时人们常用绳索捆扎简牍信札，在绳结处加上泥块，盖上印玺，防止私拆，这种泥块即“封泥”。官吏会把过期的信札文件放在一起烧毁，而封泥不但不会被焚毁，还因被烧硬而保留下来。

古代埃及、两河、印度和希腊都有类似封泥的实物，可到中古时代便消亡了。而中国则化封泥为印章，文化脉络没有中断。从清朝道光年间起，封泥陆续出土。起初学者以为它们是制作印章的泥范，后来才确定它们是封泥。

当世所能看到的先秦陶文，尤其以印信钤盖的陶文，就其数量而言半数以上应出自齐鲁之地，齐国的临淄、鲁地的邹邑都是全国闻名的以印信钤盖的陶文集中出现的地方，于现今能看到的玺印和玺印钤盖的陶文而言，自古齐鲁之地使用印信的广泛性是非常高的，这些现象都体现了齐鲁印信文化在历史上的厚重程度。

早期齐鲁印信在文字的使用方面，便体现了齐鲁地域独特的“古文”体系特征，是一套独立的、具有高度文化内涵的文字体系。此“古文”并非泛指隶书以前的古文字，而是战国时代中国东部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字，它与中国西部的籀文体系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小篆”统一文字，小篆即属籀文系统，而齐鲁之地的玺印与其他地方的玺印有很大差异，如马、都、陈、王等字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同时，齐鲁印信在形制上也有独立而丰富的样式，如齐印中“凸榫”状的玺印是其他地域所没有的，圆柱状的印体也非常具有特色，文字内容、排布方式也与其他地域的玺印不同。

封泥与陶文作为金石门类，离不开一位山东人的鼎力研究、推广，他就是潍县人陈介祺。陈介祺是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道光二十五年（1845），32岁的他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精研。从咸丰四年（1854）42岁时辞官归里，到72岁辞世的整整30年间，陈介祺唯古物是嗜，潜心于藏古、鉴古、释古、传古，所藏古器物数以万计，竟无一伪品，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古器物收藏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介祺是最早关注和研究封泥的学者之一，他最先认识到封泥的价值及其与古玺印的关系，于咸丰元年（1851）出版《簠斋印集》，其中收录古印2485方、封泥印文130余枚，并首次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并列，将其作为古印三大主要类别之一。光绪初年，与金石学家吴式芬谋划合辑出版的《封泥考略》，是最早将封泥文字与古官制、地理相互联系考证之专著。他所辑拓的《十钟山房印举》，在体例、举类、断代、考释等方面，为印学研究提供了范式。

陈介祺收藏了夏商周三代、秦汉至六朝古印近万方，特建“万印楼”藏之，并自号“万印楼主人”。其中的万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日庚都萃车马”，均为古印中的绝世珍品。

陈介祺所处的时代是金石收藏和研究大兴之期，其时金石名家辈出，阮元、刘喜海、吴式芬、李佐贤、许瀚、鲍康、吴云、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按生年先后排）等诸多金石名家都与陈介祺有交游，他们之间彼此互通信息，互赠古器物拓片，探究学术，各有建树，这为陈介祺成为金石大家奠定了基础，也极大地推动了晚清时期我国金石学研究的发展。

正如《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书中，梁启超指出：“山左金石最富。自顾亭林来游，力为提倡。厥后黄小松（易）宦斯土，搜剔日广，斯土学者亦笃嗜之，有以名其家者，海丰吴子苾（式芬）、诸城刘燕庭（喜海）、潍县陈簠斋（介祺）、黄县丁彦臣（彦臣）、福山王莲生（懿荣），皆收藏甚富，而考证亦日益精审。故咸同光间金石学度越前古，而山东学者为之魁。”

陈介祺所交往的金石学家中尤以江苏吴县（今苏州）吴大澂（1835—1902）最值得称道。两人一生之中从未见过面，仅凭书信互通往还，交流鉴古心得，互赠古物拓片，探讨学术问题，相互引为知己。吴大澂致函陈介祺云：“海内真知真好，唯长者一人；知我者，亦唯长者一人。”

1873年11月15日，陈介祺在给好友吴大澂的信中提到了封泥。此时吴大澂驻扎在西安——陕西文物出土最丰富之地，然而他在这里四处搜寻只寻得仅仅20种，可见古封泥在彼时搜藏不易。此后，吴大澂为获得陈介祺藏封泥拓片，反复去信求取。

直至1879年9月19日，陈介祺将所藏全部封泥的拓片寄给了吴大澂，整整509纸。每一封泥原拓左下角，都钤盖“簠斋藏古封泥”的印鉴，可见陈氏极为珍视、并亲自监督拓制。以致吴大澂在细细观摩一个月后激动地回信：“泥封汇为一集，可补《古官印考》所不及，实古今金石家所罕见至宝！至宝！感甚！感甚！”

此后，吴大澂日日如饥似渴地进行文字考释工作，即使是驻防宁古塔期间，也随身携带这批拓片，他称封泥印“与历代职官与地志书相印证，足为读史者考镜之资”。

除了陈介祺，印信文化发达的齐鲁之地更有高庆龄、郭右之，近现代王献唐等印学大家、鉴藏大家，留下了大量的古印实物、典籍著述。其中，也不乏治印高手，如“扬州八怪”中唯一的北方人高凤翰。他一生好古不倦，擅长诗文、书法、绘画、篆刻，不受传统限制，生动而富于妙趣。55岁时右臂因病废后，他的书画篆刻全用左手，自号“后尚左手”，刻制“丁巳残人”石章一枚。在诸城博物馆中藏一枚“清高南阜用酱油青田石方章”，此章即高凤翰用章，为酱油青田石材质，白文七字“乱书堆里日高暝”。

清末时，鲁南也有一位治印大家——兰陵人王思衍。王思衍是甲午年（1894）举人，戊戌年（1898）进士。他所著《木石居印存》不是简单的印谱，其中有许多以各种不同字体写的说明文字，还有一些较长的论述，是一部研究书法篆刻艺术的专著。该书写作开始于乙巳年（1905）冬，成于丙午年（1906）二月，此时他刚四十岁，正是书法艺术成熟又精力充沛的时期，因此这里面的字写得很有精神，有的工整秀丽，有的挺拔飘逸……可以说，《木石居印存》基本上集中了他本人的书法艺术之大成。这里面的篆刻更是琳琅满目，各有千秋，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我国清代晚期，金石之学大兴，篆书篆刻百花璀璨。王思衍的篆刻上守秦玺汉印，下师历代名家，不存浙徽门户之见，博采“古今诸家之异同”，融合创新，完成了这部书法篆刻艺术的专著。在《木石居印存》中，他使用几十种不同的刀法、几十种不同的文化字体，篆刻了《太白春夜宴桃李园序》《陋室铭》《盘古歌》三篇文章。一句或半句一章，共计八十一章，一章一印，加盖于书页正中，周围有毛笔作注。这些图章印模或清隽可爱，或精妙古邃，或风姿婆娑，或淳朴简古，或骨气苍劲，或神韵挺秀……

王思衍的书法篆刻之所以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与他虚怀若谷、见贤思齐、勤学苦练的精神分不开。他虽出身豪门贵族却非养尊处优、吃喝玩乐之辈，即使在退隐回乡欢度晚年的时候，他的生活仍非常勤勉。

在《木石居印存》里，第一幅印模是《太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印模下面写明是轻刀，在注释中他写道：“篆刻者，动于流派，浙徽门户其来久矣，其上者以汉印为宗，东坡云但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斯言也，岂为学书从哉，我师东坡。”

“良工不示人以朴”，他在艺术上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只要一字不妥，他就要反复磨治修改，如在“百代之过客”一句图印之后，他写道：“外旋刀，客字搭配未妥，改数回尚如此，通体为累，大欠自然。”再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一句的图印之下，他注明“初作恶其板滞特甚，思有以易之。磨治及丰，试印，觉少有生气，略加润色，乃有类古碑初出，斑驳微痕而精彩不减，为先篆刻家，后更得一磨刀法矣”。

王思衍治印不断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对研究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可贵的。这或许是齐鲁印学之所以独树一帜的文化密码。（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