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国宝，为了躲避日寇劫掠，都经历了什么？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入侵热河，窥伺华北。在山海关陷落后的第六天，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以策安全。

自此，从1933年2月至1949年1月，故宫博物院文物先后经过南迁、西上、东归、北运、迁台，经历了十余年的“长征”，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艰辛之巨，在世界文物史上堪称之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参战国的文物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破坏，苏联的文物也曾经历过向腹地迁移的过程，但其规模和时间以及过程的艰辛，都无法和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内迁相比。

故宫博物院，是一座收藏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的殿堂，这些国宝精美绝伦，价值连城，早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觊觎。只要平津一带发生了战事，故宫里这些稀世国宝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但当国宝迁徙被当作一个方案正式提出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宝迁移牵涉到各方人士的切身利益，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则希望国宝迁至上海。而北平各阶层乃至普通市民，大多反对“南迁”。他们集会、游行，表示“誓与国宝共存亡”。以周养庵为首的反对派说道：“如果没有了故宫的文物，北京还能叫北京吗？”

甚至大名人鲁迅和胡适都曾经是强硬的南迁反对派。

在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段勇的《古物南迁的记忆与真相》一文中，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最激烈的反对者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他发起组织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南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著名学者胡适也对‘南迁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忧虑古物一散难复聚，而寄希望于通过国际监督和干预来保障古物安全，鲁迅也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嘲讽。”

而即便在故宫博物院内部，关于古物是否南迁，也存在着争议，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最初就不赞成。最有意思的是，当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在为南迁做准备时，他的儿子马彦祥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讥讽道：“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除此之外，北平和外地的不少民意机构也纷纷通电，加入反对南迁的“大合唱”。

虽然反对声四起，但为了确保珍宝在外敌入侵时不致散失，古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政府也批准了文物南迁的计划，而原来反对南迁的不少人士如吴瀛等人，后来也积极参与到了古物南迁的行动中。

说到故宫博物院，很多人都知道它的来历。1924年，早已经退位13年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离开了紫禁城内廷。随后，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宫内公私财产，除了被溥仪这个近代最大的败家子和卖国贼偷出卖掉的大量文物以外，竟然还清点出文物117万件。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院，参观者蜂拥而来，北京城万人空巷。当时的一则报道这样描绘开院当天的情景：“唯因宫殿穿门别户，曲折重重，人多道窄，汹涌而来，拥挤至不能转侧。殿上几无隙地，万头攒动，游客不由自主矣!”

而古物陈列所，则是个让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名称。

古物陈列所成立于1914年，位于故宫内，是中国第一家国立博物馆，被誉为“民国成立后最有价值之建设”。古物陈列所成立之初，它的藏品来自清王室的热河行宫和盛京行宫。清朝入关后，皇室的人对北京夏季的炎热很不适应，所以他们在凉快的承德修建了行宫。行宫其实就是级别较低的皇宫，又因为满族人是从沈阳起家的，所以清王室还有一处行宫在沈阳，叫盛京行宫。

溥仪退位后的1914年，热河行宫和盛京行宫的文物被运到了北京，陈列在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处，当时称为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内的文物，主要是陶瓷器，我们称之为宫廷文物，其实就是王室的日常生活用品。

南迁的文物中除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的13491箱外，还有太庙、颐和园、国子监等处收藏的文物6066箱。

这批南迁的文物中计有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皿、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还有《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等也在其中。

这批南迁文物的数量和种类，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据《古物南迁的记忆与真相》一文所列：“总数为19816箱又72包15件13扎(其中70%以上为故宫古物)，其中文献档案约45万件，图书古籍约30万件，陶瓷、青铜器、书画、玉石器、漆木器、文玩、珠宝等共约30万件。”

但不管哪种说法更接近于真实，故宫文物都是一个庞大的惊人的数字。

秘密起运

最终，行政代理院长宋子文终于下令将国宝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表示“待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然而，国宝的起运时间仍是一拖再拖。

1933年2月4日深夜，故宫博物院院长秘书吴瀛和很多故宫人一样留在紫禁城中，守着数千箱国宝，等候随时可能下达的启程命令，这2118箱故宫的国宝将在这一天秘密离京。

2月4日夜的情景，在故宫人那志良的《故宫四十年》中多有记载。对吴瀛、那志良来说，在阴森的大殿里熬过漫漫长夜等待起运的记忆非常深刻。他们及许多故宫同仁在那一夜之后再没有回到宫中，身后已经装箱的国宝有许多也再没有回来。

离家的时候，妻子曾问吴瀛：“去哪儿呀？”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他的确是不知道，因为当时没有一个故宫人能说清自己和国宝的最终去向和命运。

5日凌晨，国民政府的命令终于到了，故宫午门口，士兵们荷枪实弹、戒备森严。而事实上，“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4日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了。”那志良回忆道，“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起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前门火车站内，押运官吴瀛逐一巡视装载文物的18节车厢，这里全部是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还有档案珍本，每件东西都价值连城，何况还有贵为无价之宝的全套《四库全书》。所以，车窗外有张学良的马队在等候，列车开启，马队又随车警戒护卫。身负第一批文物押运重任的押运官吴瀛以及相关押运人员、监视员、宪兵100名和故宫警卫，另乘三节客车随行。

文物的转移是完全秘密的，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火车的车顶架着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的宪警，车内人员和衣而卧。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经过重要关口时，车内还要熄灯。

为避开天津，以防遭遇日军袭击，转移的路线设定为：平汉线转陇海路再转津浦线，绕道南下。

列车到达南京浦口站的时候，大家才得知，南京城内根本没有符合2000余箱国宝存放的合适地点，国宝只能留在火车上！所有押运人员都知道火车上是不可能长时间存放文物的，何况是倍加珍贵的古籍善本、书画文献！

吴瀛的情绪简直低落到了极点，他深知有太多的人在争夺文物迁移、存储的权力，为的是从中渔利，而真正关心国宝的人又无力去争夺。他们只能待在火车上，等有关方面去协商，等着权贵们的争论尘埃落定。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天，常有当地人对这列久久停靠在站上的火车小声谈论，后来就成了放肆的讥笑，有一句话是“抬着棺材找坟地”，吴瀛听了很多次了，每次都只能无奈地摇头。

3月中旬，故宫博物院又开始装运第二批箱子，到5月共装运了五批。那志良在《故宫文物运到南京》一文中记录了五批文物的装运日期：第一批1933年2月5日，第二批1933年3月15日，第三批1933年3月28日，第四批1933年4月19日，第五批1933年5月15日。

“沪上寓公”

当国宝终于被获准存放于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时，吴瀛已经说不清他的感觉是喜是忧了，国宝终于有了存放地按理是该高兴的，可是那个地方隶属法租界，他觉得这实在有辱国宝的尊严。

国宝有了安身之所，北京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也随之成立。此后的3月21日、4月5日、4月27日、5月22日又有4批文物先后运抵上海，总共5批合计19557箱。

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国宝重新编号、入册：古物馆文物编号为“沪”，图书馆文物编号为“上”，文献馆文物编号为“寓”，秘书处文物编号为“公”。连起来念作“沪上寓公”，这实在是不好听。但不管怎么说，国宝总算有了暂时的安宁，然而，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却又开始了。

数月前，国民党元老张继与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为国宝去向而引发的分歧，如今已演化为激烈的矛盾，矛盾又并非仅仅是二人之间的。张继的后台是汪精卫，易培基的后台是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正宗元老。两边都搬出后台来压阵，二人之争演变成了两派之争。

1934年，张继夫妇串通最高法院指控易培基私占故宫宝物，同时以妨害秘密罪控告吴瀛，院长易培基被迫引咎辞职。同年1月24日，新院长马衡正式开始主持上海方面的工作，不久，吴瀛被迫离开了工作了10年的故宫博物院，携全家黯然南下武昌。

最大一批文物是通过京浦铁路到达南京浦口的，当时是1936年夏天，此时，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文物，位于南京朝天宫的文物仓库已经开始动工了，可是，当文物到达浦口时，朝天宫的仓库还没有建好。于是，南迁文物在浦口装船又到了上海，存放在某银行的金库(也有说是在仁济医院仓库)。

1936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最大的这批南迁文物和先前到上海的“沪上寓公”分5批迁往南京，总算是有了暂时的安身之所。

1937年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也是在这一年，南京朝天宫的仓库基本建好了，位于中山东路上的中央博物院的大殿也快要竣工了。然而，战事越来越紧张，大殿被迫停工，从北京来的古物陈列所的文物，也就无缘入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北、南、中三路运往四川。最终，在巴县存了80箱，峨眉县存了7287箱，乐山县存了9331箱。

颠沛的文物

这批国宝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后，才在大后方找到了几处暂时的安身之所。

走南路的是故宫从曾经送到英国参展的精美文物中挑选出来的80箱，弥足珍贵。这80箱文物中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米芾的书法作品、清代扬州八怪留下的旷世珍藏、范宽的名画《名山行旅》、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以及南宋马远的作品等名画。

这批字画1937年从南京起运到汉口，再到长沙，在岳麓山下开凿石洞作为文物的栖身之地。但由于长沙很快失陷，再迁至贵阳六库门的一座花园外。1938年冬，续迁到安顺华岩洞，然后再转移到四川巴县石油沟飞仙岩。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却是步步惊心动魄，尤其是在贵阳，那是阴多晴少、雨雾弥漫的季节，加之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一时找不到愿意进山的车辆和装卸工人，好不容易找到了文物装载车，又碰到贵州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当文物车队沿着崎岖山路向山顶行驶时，恰逢一股山洪从峰峦间奔泻而下，似乎要把整个车队淹没。幸好山洪没有砸在卡车上，冥冥之中似乎有神灵的力量在护佑。

车子进入位于镇宁和关岭之间的黄果树瀑布群附近时，险情又发生了。此地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区，曲折幽暗的山涧里几乎无路可走，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将文物从车上搬下来装上竹筏。

接下来，必须把这些一旦浸水就彻底报废的无价文物，放在竹筏上心惊胆战地行走于水上。前有滔滔河水和巨大瀑布，下面又有暗流隐藏，可谓险象环生。幸好事先请到了布依族和苗族的村民，他们是驾驭竹筏子的高手，又深谙水性，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安全到达了龙岩山。

北路是在南京保卫战最吃紧的时候抢运的，共有7287箱，分装在3列火车上，先沿津浦路北上到徐州，再向西沿陇海路前往宝鸡，准备将文物分别藏在关帝庙和城隍庙内。

文物运到宝鸡2个月后，潼关的形势也紧张起来。这批文物又被运到汉中；汉中机场被炸后，又决定将文物转运到成都。

1938年2月，由铁路运到宝鸡的文物开始用汽车装运前往四川。这一带不仅山高路险，又恰好天寒地冻，行车异常困难。3月大雪，山路崩陷，车队被困在山谷中进退不得，随行的车队人员尽管经验丰富，此刻也急得团团转，一直到公路修好，车队才得以继续前进。

从汉中到四川的这段路要翻越“难于上青天”的秦岭，道路极其险峻！人只有走在缓慢爬行的卡车前面，不断地向司机报告前面的路况，才能保证卡车行驶安全。行车途中，押运员刘承宗被车辆撞下了山坡，摔伤了右手，造成了终身残废。有一辆汽车经过绵阳附近的一座桥时，不幸翻车，庆幸的是木箱内装的全部是档案，不怕震动，那条河又是干河，因此损失不大。

紧接着又组织了抢运另一批文物入川的工作，但是恰逢西迁高潮，汽车和轮船严重不足，加之敌机不断进行轰炸，装运工作只能选择在黄昏进行，故宫博物院的职员朱学侃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查看轮船舱位的时候，失足掉下了没有盖上铁盖的仓口，不幸重伤身亡，成了为保存中国文物而牺牲的第一人。

由于岷江每年9月就进入枯水季节，从宜宾到乐山一段江面照例停止航运。但是马衡等人为了尽快把文物运到安全的地方，果断决定打破惯例，从9月1日起，天天开船抢运文物。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终于使文物全部安全到达乐山，并存放入事先布置好的山洞。

存放在湖南大学地下室的故宫文物，分别被装上20多辆军用卡车，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沿着一条通往西南方向的山路，夜行晓宿。长长的车队穿行在湘西的荒山野岭之间，不仅时刻要提防隐藏的土匪，还要提防野兽。

一天深夜，运送文物的车队发现有两只明晃晃的灯盏在密林深处隐没游弋，刚开始还以为是远方开来的汽车灯光，等渐渐靠近的时候，才看清是一只老虎的两只眼睛。看到老虎，押送的士兵吓得手足无措。情急之中，一位士兵拿出一颗手榴弹，扔向那老虎，老虎这才被吓跑了。

淞沪战争失利，存放在上海的1331箱文物也被运往汉口。南京失陷后，武汉也有唇亡齿寒之感，在屡遭空袭的情况下，马衡院长做出将文物运到宜宾的决定。之后又分27批运往四川乐山县，同时还有一批运往成都的文物，也被转运到峨眉县。

在大西南，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虽然远离了战火，但土匪的骚扰却隔三岔五不时发生。为了安抚土匪，保住文物，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的徐森玉，甚至曾经把自己的一个儿子交给土匪做人质。

在峨眉期间，也遇到一次险情。1943年县城发生了一场大火，不远处就是国宝的库房所在地，负责人当即下令把西门外所有的草房一律拆除，以隔绝火源，国宝这才安全了，但县城的大部分房屋都在这场大火中化作了灰烬。

由于南迁工作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长久以来，一直带着神秘的传奇色彩，直到20世纪90年代，故宫文物历尽艰辛的南迁过程才逐渐被揭去神秘的面纱。

中国文博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吴瀛参加了故宫文物从装箱到护送南迁的全过程，一直工作在第一线。据吴瀛之子、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回忆，父亲率领全家逃难到四川的万里征途之中，宁可将衣服箱笼大量丢弃，却尽可能将自己所收藏的国宝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以后，又把这批宝贵的文物全部捐献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