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生发探源

摘要：书法艺术伦理是指书家在书法实践中所应崇尚的伦理精神、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所应具备的伦理品质和所应追求的伦理价值。它通过书法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呈现书家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操、道德意志、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从生成基质来看，俭以广惠的家世家风、理学经世的湖湘学风和取法广博的书家书风是影响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主要方面。寻绎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生成基质，可以砥砺湖湘后人品味左宗棠书法艺术的风致与情韵，领略崇俭广惠、荷道以躬、经世致用的湖湘英豪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左宗棠，书学，书法艺术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书法艺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其本质属性是伦理的。所谓书法艺术伦理是指书家在书法实践（包括书法功底积淀、书法艺术创作、书法作品呈现）中所应崇尚的伦理精神、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所应具备的伦理品质和所应追求的伦理价值。它通过书法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呈现书家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操、道德意志、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书法艺术伦理的核心原则是“美善相乐”，即追求书法之技的艺术之美和书法之道的艺术之善。书法之技的艺术之美强调的是内在的情感体验，书法之道的艺术之善强调的是外在的理性规范。书法艺术正是通过技艺载道与情理交融，从而达到美善合一的伦理境界。

左宗棠既是骁勇善战的湘军将帅，又是精于翰墨的书法名家。他十二岁时即中意书法，及为武将，亦不减临池。“书工楷、行、篆诸体，笔力雄健，风神豪迈。楷、行出于颜柳，参化北碑，旁及蝯叟，故沉着激迈，盛气昂扬。手札多书于戎马倥偬之际，无意求工，亦颇有可观之处。篆书取法李斯、邓石如，虽笔力稍逊，然纵横皆有法度。”可以称得上是清代湖湘书法家的优秀代表。作为一代书法大家，左宗棠是将自身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操、道德意志、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熔铸于书法实践中，并通过书法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呈现出来。因而，其书法作品是他对书法之技与书法之道的理解与体现，反映了他对艺术之美和艺术之善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他所崇尚的伦理精神、所遵循的伦理规范、所具备的伦理品质和所追求的伦理价值。寻绎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生成基质，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俭以广惠的家世家风铸就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道德基因；其二，理学经世的湖湘学风造就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实用理性；其三，取法广博的书家书风成就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美善境界。在家世家风、湖湘学风和书家书风的相互浸染下，左宗棠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美善合一的伦理境界。

一、俭以广惠的家世家风铸就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道德基因

家风的熏陶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影响着书家书法艺术创作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左宗棠出生于湘阴左家塅，其家族是七世相传的书香门第，族中人耕读传家、诗礼继世，忠孝节义代代相传，“崇俭广惠，孝义济贫”是左氏家族文化中的道德内核和伦理精义。综观左宗棠祖辈父辈的家世家风，“诗礼继世”“孝义济贫”“清贫寒素”是其基本特点。其中，“诗礼继世”体现的是左氏家族的家庭教育，“孝义济贫”彰显的是左氏家族的家庭道德，“清贫寒素”描绘的是左氏家族的家世背景。正如秦翰才先生所言，左宗棠的家世“固是清寒的家世”，家风“却是孝义的家风”。正是在这种“诗礼继世”“孝义济贫”和“清贫寒素”的良好家风薰陶和培育下，左宗棠养成了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奠定了“崇俭广惠”的伦理精神。这样一种“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和“崇俭广惠”的伦理精神铸就了其书法艺术伦理的人格情操，使其书法艺术作品大多具有雍容大方、清峻硬瘦的美学特征。

（一）诗礼继世的家教涵养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道德品行

“蓬蒿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公王”。湖南崇学之风自古兴盛，“耕植治生理，读书课子孙”“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无论簪缨世族还是寒素之家都以耕读传家、诗礼继世。“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左氏家风正是如此。据史料记载，左宗棠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从宋代开始，左氏家族便有进士，是七世相传的书香门第。左宗棠的曾祖左逢圣是邑庠生，“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课业授徒，耕读相兼。父亲左观澜是县禀生，肄业于“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其教人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

出生在左家这种累世相传的书香门第，左宗棠自幼就接受了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的家庭教育。左宗棠的祖父、父亲都对他抱有极大地前程期许，希冀他将来能够考取功名、昌耀门庭，“燕颔封侯”。在左宗棠三岁时，左人锦就教他读书、写字，施以严格而又循循善诱的诗文教育。左人锦逝世之后，左观澜承担了对左宗棠的教育管理。观澜课子甚严，在左宗棠六岁时，便要求他诵读《论语》《孟子》和《大注》（即朱熹的《四书集注》），学习儒家孔孟之道和理学之道。其后又每以理学命题让左宗棠深刻体会《大注》，令其达到“一字不许放过”的程度。

在诗礼继世的家教影响下，左宗棠耳濡目染诗文书画，熏陶沐浴儒学之道。儒学讲“礼”，所以它实际上又是一种道德之学，讲究个人道德节操修养。左宗棠受其濡染，怀有一种对理想道德主义的强烈追求，表示要以圣贤之心为己心，以圣贤之学为所学，以圣贤之言为真言，“纳轨躬儒行”，“宗程、朱以探原孔孟”。这种理想道德主义的价值追求不仅提升了左宗棠的道德修养，而且涵养了他的道德品行，使其逐渐摆脱“狂野”“粗率“之气而具有刚正、儒雅风度。这一点，对于左宗棠的书法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刘熙载认为：“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为心画，字如其人，书家的人品与书品是分不开的，人品熔铸于书品之中。正是因为左宗棠在诗礼继世的家教影响下具有刚正、儒雅风度，故其书法尽显儒雅正气。试观“天地正气”（图1）四字，严谨中不乏豪迈之气，雄健中又有秀美之风，用笔厚重，精神宏博，给人以凛冽难犯的刚正之感。

（二）孝义济贫的家德孕育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道德情怀

左氏家族不仅是七世相传的书香门第，而且是“世德相济”的积善之家，“崇俭广惠，孝义济贫”是左氏家族文化中的道德内核和伦理精义。左宗棠的九世祖心南公颇有业绩，从祖弟任庵公“抗节不屈遇害”，族中人忠孝节义代代相传。左宗棠的曾祖左逢圣为人生性恭悫，品质高洁，“以孝义著闻”。少时便与其父左定国朝夕侍奉染病数年、沉疴在身的祖父，临江浣洗其秽服。每每念及祖父之病痛，常泣下沾襟，涕泗横流，乡民诚叹其孝。逢圣怀仁蹈义，有很深厚的爱民情结。曾“于高华岭设茶数年，以济行人”。后又饥荒施赈，“典衣服，与富人之乐善者，施粥于袁家铺”，家道因此而渐形中落。左宗棠的祖父左人锦为人乐善好施，古道热肠，以义济饥民而享誉乡里。他继承了其父的崇高品德，并仿效其“广惠”的做法。曾将东厢房作抵押，仿照古代社仓法，“为族仓备荒，岁歉，一族无饥人。”不仅如此，人锦还时常以杜甫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教导家人，告诫他们要敦睦宗族、推济邻里，“葛蓖有本根，恩爱况一堂”，遇到灾荒饥民要以“仁术重救荒”。在父亲左人锦孝义济贫精神的影响下，左观澜带头将开馆授徒之资用于捐建左氏宗祠，使族内孤苦者可以安居其中。

质言之，左宗棠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居贫好施、崇尚广惠。这种孝义济贫的家风“世德相济，积累深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左宗棠的道德品质，孕育了他的道德情怀。据史料记载，左宗棠一生清正廉洁、崇俭广惠。他自身曾言道：“惟崇俭乃可广惠”，又说：“用财有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因此，他总是“一介不取，一尘不染”，将廉洁俭省的俸金和养廉银用于扶危济贫、赈济灾民和兴教办学。

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行和“崇俭广惠”的伦理精神对左宗棠书法基础风格的形成是有深远影响的。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道：“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人品与书品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书家的道德品质、艺术修养一寓于书。可以说，左宗棠“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和“崇俭广惠”的伦理精神砥砺了其书法艺术伦理的道德气节，铸就了其书法艺术伦理的人格情操。近代书画家符铸在研究左宗棠的书法艺术风格时说道：“文襄好作小篆，笔力殊健，行草有傲岸之气，霸才亦自见也。”可见左宗棠的书法艺术风格与其人一样刚正不阿、凛冽难犯，这与左氏家族孝义济贫的家德建设是分不开的。试观“从古爱人须学道，自来明善可诚身”（如图2）一联，正是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道德情怀的突出体现。

（三）清贫寒素的家世磨炼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道德意志

“左家原来家境较为丰裕，后因饥荒施赈，才渐形中落。”到了左宗棠父辈，左家已经沦落为“寒素之家”。为谋生计，左宗棠之父左观澜不得已将全家迁往长沙左氏祠，开馆授徒，挣钱养家。“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遇到灾荒之年，竟然要“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此种先世贫苦忧瘁之状，左宗棠数十年后回忆，“犹悲怆不能自已”，他在家书和诗文中追述道：“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四十年前艰苦窘迫之状今犹往来胸中”，“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因家世清贫寒素，左宗棠一出生便无母乳喂养，只得吮食米汁。十六岁时，左宗棠之母因病无钱医治而去世，为筹措其安葬费，左观澜只得跟人借贷，欠下大笔债务。十九岁时，左宗棠之父也因遭受丧子丧妻的轮番打击和经济竭蹶的生活逼迫而抑郁病逝。父亲去世后，左宗棠的田地留给了侄子世延（时长兄宗棫已过世）。从此“孤陋食贫”，“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二十一岁时因家境贫困入赘周府，屈羞度过十数年“庑下栖迟赘客惭”的赘婿生涯。

先世之苦成为左宗棠朴实愿悫、“不欲以利禄为身家计”的道德底线，砥砺了他坚韧不拔、律己修身的道德意志。在与郭毅城信中左宗棠写道：“自十馀岁孤陋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由此可见，左宗棠虽身处清贫寒素的家世环境，但却能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永葆勤谨朴素、律己修身的道德风尚。对于家人，左宗棠也常以谨厚俭省严格约饬，他说：“家下事一切以谨厚朴俭为主”,“一切均从简省，断不可浪用，致失寒素之一风，启汰侈之渐。”他还反复告诫家人要珍惜财物，“一丝一粟，当思物力之艰；一人一物，当思处置之法。”每次寄俸金回家，左宗棠都叮咛嘱咐“省啬用之，断不准多用，断不能多寄，致损吾介节”。

质言之，清贫寒素的家世背景磨炼了左宗棠坚韧不拔、律己修身的道德意志，为其书法艺术正大磅礴和吞吐纵横之气象埋下了浓重的伏笔。正如苏轼所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左宗棠之所以能在书法艺术领域取得超世之才的成就，与其具有坚韧不拔、律己修身的道德意志是紧密相关的。而探源左宗棠坚韧不拔、律己修身的道德意志的形成，清贫寒素的家世背景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方面而言，清贫寒素的家世磨炼了左宗棠书法艺术创作的道德意志。试观“无事时不可或倦，人贤者视其自修”（图3）这幅书法作品，它突出体现了左宗棠坚韧不拔、律己修身的道德意志。

二、理学经世的湖湘学风造就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实用理性

名山出名人，湘学育湘人，“学风所播，志士朋兴”。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学术，湘学最主要的特质有两点：一是推崇义理之学，一是强调经世致用。湘学注重实学、实效、实功、实践的求实学风，这种求实学风最终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年而不竭，从而对湖湘学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左宗棠生于湖湘、长于湖湘、学于湖湘，崇尚义理之学、讲求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对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正是在这种理学经世学风的实学指引下，左宗棠形成了一种以实用理性为价值取向的思想品格，使得其在进行书法艺术创作时非常注重实用性，强调书法艺术的实用价值。

（一）湖湘文化的义理之学学风濡染了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实功修养

崇奉义理之学是湖湘文化的思想传统，自宋代湖湘学派创立起湖湘士人就尊义理之学为正宗，坚奉千年而不移，即使在乾嘉汉学极盛之时也未尝稍更。道学宗主周敦颐的出现，对湖湘文化来说，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他象征着湖湘文化的兴起。清代学者杨凯运有联曰：“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此后，湖湘学派创立，湖南一跃而为理学重镇，被学者们称为“理学之邦”。随着湖湘学派创始人及其弟子在湖南创办书院及其四处讲学，湖湘义理之学得到了广泛传播，不仅深刻影响了广大湖湘学子，而且还渗透到了日用伦常、社会习俗中，“家弦户诵”。乾嘉年间，汉学风行天下，流衍于全国。但是，湖湘士人仍笃宗义理之学，“犹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其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为逐末遗本”。可见，当时的湘人都把理学视为学术之“本”，而汉学只是学术之“末”。

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为湘省学术中心，它的历任山长皆“以洛闽正轨陶铸群弟子”，屡屡教诲士生砥砺道德节操，“务以程朱为宗”。据史料记载，左宗棠早年求学于“丽泽风长”的城南书院和“理学渊薮”的岳麓书院（湘水校经堂）。这两座书院是当时全国书院之楷模，风范士林之典型，正如冯桂芬所言：“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之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其中，城南书院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南宋理学家张栻所创建，其教育宗旨是阐发儒家义理、“传道济民”，培养谨守儒家纲常伦理和“治国平天下”的佐治人才。岳麓书院为“天下书院之首”，是理学的学术、教育基地，被誉为“潇湘洙泗”。岳麓书院承朱张之学，扛着“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的招牌，以理学正统自居，要求“讲明义理”，修养心性，恢复古昔圣贤教人为学之意。

义理之学是一种思辨性的儒学，它注重论证儒家伦理的终极本源以及强调主敬存诚的道德修养工夫。左宗棠作为湖湘学子，深受书院教育的义理之学影响，逐渐养成了志存高远、气魄宏大的道德节操，做人行事有淳儒之风。他自知有“气质粗驳”的缺点，故“深自克厉，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这种“寡言”“养静”的理学修养工夫濡染了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内功修为，对其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宗棠常常在闲时通过书法创作来涵养身心，他说：“暇时临池写书，亦可养静。”认为平日临池写书也是践行理学修养的实际工夫。试观“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图4）这幅作品，它深刻体现了左宗棠对理学修养功夫的践履。

（二）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学风陶铸了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实践品格

经世致用既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湖湘文化的思想精华。所谓“经世致用”，又称“通经致用”，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经邦济世。它强调做学问不能耽于空谈道德心性，而应该研究实事、切于实用，关心国计民瘼，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以求达到治国平天下之实效。“经世致用”的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道之。它是以“‘入世’为前提，‘致用’为旨趣，引导人们在此岸世界‘立德、立功、立言’，治理世界的秩序，谋求民众的安宁，实现自己的价值，达到‘三不朽’的人生境界。”其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务实、求实的特点和“入世”“救世”的道德情怀。

湖湘学者深受儒家“经世致用”学风的熏染，继承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湖湘学派自创立之初，就强烈反对为学“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亹亹可听，临事茫然”的“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经世务实。明清鼎革之际，“天地大儒”王船山“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提出了“行可兼知”“太虚一实”的实学思想，并力倡“言必征实”“名从实起”的实学之道，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唯实”思想路线。受这种“唯实”思想路线的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三湘才俊“读书穷理，有稽古之功；存心济世，有爱民之具”。左宗棠早年便对船山思想有所涉猎，他说：“《船山遗书》则湘潭板片未毁时，弟家故有存者，异日子孙读书，或能涉猎及之”。晚年更是将《船山遗书》置于案头，“与而农先生晤谈”。王船山之后，魏源以“创臻辟莽，前驱先路”的实学精神批判了“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的状况，提出了“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主张，力促有识之士走出饾饤的乾嘉汉学，导向经世致用的实学。魏源所辑成的《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矩镬，几于家有其书”。尤其是“三湘学人，诵之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左宗棠得此书如获至宝，将其“丹黄殆遍”，日夕研读。他说：“《皇朝经世文编》《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对于魏源本人，左宗棠推崇备至，他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如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至读书有识，断推默深先生”。

在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下，左宗棠非常强调学术的实干精神和实用价值，注重培养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他在与罗研生书中写道：“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能令多读有用书，讲求实济，斯为妙特。若徒龈龈于词章、训诂之为，是小其成矣。”左宗棠对龈龈于词章训诂、不究实用的近世汉学十分不满，斥之为“能言之鹦鹉”，予以强烈批判。他说：“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在左宗棠看来，“天下事言之易，而行之难，致一时之声誉易，干数十年、百年实事难。”因此，治学修身不能停留于理论层面的空谈，而应重视日用酬酢的践履工夫，“能日日留心，则一日有一日之长进；事事留心，则一事有一事之长进。”左宗棠在书法创作中也永葆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不断寻求书法之技的艺术之美和书法之道的艺术之善。他从十二岁开始就留意翰墨，“学书四十年”，最终领悟书法之道，可谓在书法创作上终身践行了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试观“为之甚难言之易，得且勿喜失亦恬”（图5）一联，正是左宗棠实践品格的真实写照。

（三）近代湖湘经世学派的师友提供了左宗棠书法艺术伦理的实学指引

左宗棠“平生师友，尽当世名人”，像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郭嵩焘、胡林翼等都是近代湖湘经世派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左宗棠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左宗棠的书法艺术伦理提供了实学指引。

贺长龄，人称“理学真儒”，左宗棠的人生第一良师。其学“笃宗理学，以导养身心为主”，强调“逖观曩哲从程朱入门者，文章不期佳而自佳。”贺长龄非常赏识左宗棠的才华志节，将其推许为“国士”，并把家中藏书借于无钱买书的左宗棠阅读。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并劝告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不仅如此，贺长龄还把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左宗棠，并将其推荐到弟弟贺熙龄主持的城南书院去深造。左宗棠对于贺长龄给予自己的礼遇和培植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后在与谭文卿信中写道：“耦耕先生实嘉、道两朝名臣，学术之醇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弟于长沙久亲教益，于先生政学颇有所窥，谬蒙国士见待，铭感胸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