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锦蓉/文

摘 要：王铎是明末清初书坛上的一位巨匠，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推陈出新的人物。王铎在书法的创新方面有别于前人而又不失其合理性，师古而不泥古。从王铎书法的守身与联姻方面可以看出，只有守于古法而纵横取法，方能达到书法艺术的更高峰。准确地把握王铎书法在继承和发展上的重心和联系，有利于当代书法家在开一代书风方面把握正确的导向。

关键词：王铎；书法；守身；联姻

中国书法游弋至唐代，已诸体皆备且技法淳熟了。在之后的岁月中，书法艺术似乎再也跳不出古人的苑囿，无风雷之声而万马齐喑。虽有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名宿时开奇葩，但终不能背逆“历代称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举首”[1]（P182）之言语，摆脱其束缚。日昝行至明末清初，书坛开拓之风兴起，业界为之一振。以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为代表的一批书坛新秀，一改唐以来以秀媚、静谧、飘逸为主体的纯二王书风，转向奔放、热烈、厚重的风格，明确了多元化发展的方向。其中，王铎无疑是佼佼者。王铎，字觉斯，又字觉之，号嵩樵、石樵、痴樵、雪山等，祖籍河南孟津双槐里。幼时，家境贫困。14岁读书，16岁入庠，30岁中举，36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崇祯十一年，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教习馆员等职。南明弘光朝廷建立，入阁为次辅，次年降清。清顺治六年，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同年晋少保。顺治九年，病逝故里，谥文安。乾隆帝时，其全部刊书被查毁，其名入编《贰臣传》。王铎诗文书画皆佳，尤以书法见长，有大量书作传世，后人有“中兴之王，后王胜前王”[2]（P1）之说。

一、守身是王铎书法的主旋律，不可因其书艺之突破而忽视其传承

一门艺术，若使其不失衣钵，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最初的基石（至少是一种社会需要）；第二，其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第三，能够传承衣钵的个人或群体（包括欣赏者）。从事某一艺术的群体意欲弘扬此艺术，就应遵循以上三个原则。书法艺术亦是按照这些原则走下来的，传承至今，并不断得到弘扬。王铎之所以能成为名贯古今的书坛巨匠，就是因为遵循了这一艺术的最重要原则——“守身”“传承”。王铎之书自法帖与学古入手，法帖仍是以“二王”为祖。“初学二王，甚得其意，在笔法上推敲得很深。”[3]（P114）其中，至精之首当推《淳化阁帖》。另有《绍兴米帖》《绛帖》《潭帖》《大观帖》《太清楼帖》《宝晋斋帖》等。尚晋书之余，王铎对唐书与宋书亦未固步。其于《集王字圣教序碑》、《集王兴福寺碑》、黄庭坚《张大同诗序》、米芾《吴江舟中诗》、《韩马帖》、赵孟頫《洛神赋》等，均有较深临习。学古、师古、近古乃王铎习书之不二法门。王铎曾自谓：“予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如登霍华，自觉力有不逮。”又于《临阁帖并画山水卷》中言：“古者正为世多不肯学古，转相诟语耳。不以规矩，何能方圆。”晋书时代，余以为书法以清气、古雅为尚，然仍以创新、求变为要。而王铎之书，尚古之意超然晋人。其在《临米帖》自识中，更进而言之：“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之路。”于拟古中，王铎并未囊而全之，亦未取“拿来主义”，其思路异常明确。王尚晋书，尊为宗宪。其在《临淳化阁帖并画山水卷》上题云：“予书独尊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于羲、献。”而且他认为，自晋之后，各书大家亦必尊羲献。如在题《吴江舟中诗》中云：“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亦评《赵孟頫洛神赋》曰：“此卷审观数日，鸾飞蛟舞，得二王袖机者，文明一人耳。 ”[4]（P5） 由此可见王铎对二王书风推崇之高。在临习法帖中，王铎可谓废寝忘食。他深得古气，入精入细。明崇祯时，王铎官至礼部尚书。身居高位，自然为其临习书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明亡，时世动荡，衣食无着的王铎仍然沉溺于临帖之中。降清，虽为贰臣，身心俱疲，忧患日重，但王铎仍执着于书法，将书法定为生活之全部。王铎59岁上，在京有好友丁耀元。丁耀元为明诸生，明亡后，曾归隐。清顺治五年，丁氏入京，拔学太学，充镶白旗教习官。王铎常至丁氏所筑“陆舫斋”聚会。王铎曾为丁氏草书《题野鹤陆舫斋诗卷》，诗云“落粥延诗客，无营惬所闻”，又题识云“主人无嘉陟厘，借纸求书，贫可知也”[4]（P3），表明丁氏有时连求字的纸也买不起。 丁氏常以茶、粥待客，主客双方诗书唱酬，游山玩水，乐在其中。王铎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生活亦极不济，数历亡子、丧妻之痛，甚至当时连埋葬至亲之人的银子也拿不出来，自己在动乱当中也常常食不裹腹。王铎时常饥肠辘辘，但这并不妨碍其畅游于古人书法的广域之中。其在《赠汤若望诗册》的跋文中写道：“书时，二稚子戏于前，饥啼声乱，遂落数字，亦可噱也；书画之事，须于深山松涛云影中挥洒，方为愉快，安可得也。 ”[5]（P130）世存王铎临书之作颇多，如《草书临王羲之采菊帖》《增慨帖轴》《草书临王献之轴》《草书临圣教序轴》《行书临宋儋帖轴》《行书临柳公权帖扇面》《行书临米芾佛家语卷》《行书临王僧虔帖轴》《草书临谢安帖轴》等，数量之巨，前无古人。其临习法帖之精细，主要体现在楷书、行草书中，尤以行书为精。在《草书临古帖册》中，不言全文，仅就所存之作，凡800余字，可谓精极深极，字字珠玑，笔笔到位，点点逼肖，无论点画、线条、字构、墨色还是章法，都堪称一绝。如“新”“痒”“妇”“能”“鞭”等字，与原帖之字几乎可以互换。草书之临习，欲达形似与神似极难，然王铎却能做到，可谓臻于至善。如其临习《王献之愿余帖》的作品，虽在线条上厚于“小王”，但在用笔上和在线条的使转处，无不与原帖逼似。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王铎临习古帖，态度是端正、严肃的。其临习古帖，必全而临之。在临帖用纸上，他一般都选用与原帖同样尺寸的纸，他认为这样的临习，能使自己不至于因纸大而野逸。此种临习方法主要体现在行书和楷书中。而面对草书，王铎一般都选用较大的纸，因为到王铎生活的时期，六尺、八尺之纸已多有生产，王铎草书又极重气势，使用大纸更容易把握全篇。然而，大纸、大字容易存了气势而丢掉精细。王铎能做到磅礴而不失精细，恰如其分。如在《草书临王羲之不审、清和帖》中，虽加入了自己的特点、表现了自己的性情，笔笔连绵，但细观其点画与转折，可以发现无不尽力与书圣靠近。

在书法创作上，王铎亦以古法为基，虽超凡却不落古。如其《行书青圃通邻巷诗轴》，从气度上说，一看便觉有王羲之气息，用笔的沉着、朴厚，线条的洒脱和浪漫，字形的变化和搭配，无不体现晋风。一般而言，临帖分为三步：第一，对临，即直面法帖临写，以点画、结字、章法为全部要义，务使笔笔相似、字字逼真，诚心做古人的学生。第二，背临，即以对临为基，将对临之帖熟记于心，并对古人予以充分理解，甚至使自己变为古人，此谓入帖。第三，意临，即以对临、背临为基，加之字体大小、墨色之变，又和之以对其他法帖的临习与理解，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而高于古人，此谓出帖[6]。王铎在这三个步骤上是下了极深功夫的。虽然王铎在诸多创作之中加入了连绵、涨墨之法，又兼用并加重了转折、重按之艺，然而他对古法是忠贞不渝的，对古法之尊崇是一以贯之的，长相守、重传承而不弃毁，守身如玉。可以说，在传承上，王铎是一座丰碑。

二、突破是王铎书法的高法门，师古而不泥古是王铎书法之真性情

从事艺术创作之人，如果仅囿于前人所设之碑坊，而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便走不远，只能为“匠”而非“将”。艺术方面之突破，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有深厚的传统艺术功底；第二，有活跃的思维和正确的思路；第三，有坚定不移的实践。这三个条件，王铎无疑都是具备的。在继承传统方面，如前所述，王铎无疑是一个忠实的践行者。王铎师古而不泥古，其活跃的书法思想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罕见的。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为明朝同科进士，王铎比黄道周小七岁，比倪元路大一岁。进入翰林院后，他们又相约一起攻书，内心别有寄托，举起了“深奥奇变”的旗帜。黄道周云：“书字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附佻糜，便足上流矣。”倪元璐云：“堕唐宋习气数年来，始知学为汉魏。”王铎云：“书不宗晋，终入野道；今易古难、今浅古深、今平古奇，今易晓、古难喻，皆不学之故也。”[5]（P128）三者皆言学古，其实是对以赵孟頫、董其昌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倡导的宋明书风的否定，他们以为，赵、董书法太过秀媚，缺乏遒劲。三人不仅表于言，而且身体力行。观黄、倪二人的书作，有冲天之力涵于其中。在动乱的岁月中，二人壮怀激烈，后殉明帝，慷慨赴死，而没有使自己的书艺走得更远。后人无不为二人之殒扼腕叹息。一心保命而做了“贰臣”的王铎延续了自己的书艺，得以将此艺发扬光大。王铎学书尊古，虽以羲、献为宗，但摭取之点与前人不同。他舍弃二王书中的姿媚而取其雄强，追求笔力的沉厚和结体的奇奥。他在崇祯十年所作《临古法帖卷》自跋中云：“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稚，易学故也，呜呼！”意即应探求古人深奥奇变的结构之妙，改变一味崇尚二王书中之姿媚而形成的柔弱时尚。在宗法唐宋诸家时，他也倾向于雄强恣肆一路的书风。在此方面，王铎最为钦羡者当为米芾，以为米字纵肆奇险，笔势凌厉，八面出锋，沉着痛快，极富雄强之势。其在题米芾《天马赋》中即云：“矫矫沉雄，变化于献之、柳、虞，自为伸缩，观之不忍去。”除了米芾之外，王铎还从唐代张旭、怀素、高闲等草书大家的狂草中吸取跌宕、恣肆之势。其评之曰：“怀素、高闲、游酢、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也。 ”[4]（P5）正因王铎在学古之外，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故最终能突破樊篱，一洗柔媚姿态，创造出纵横舒展、沉郁雄强、欹侧奇险而又气势磅礴的新书风。另外，王铎还在用墨上动脑筋，以此增加作品的新奇，这就有了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涨墨法”，即用浓墨或将浓墨蘸水施于纸上，使墨与水洇于纸内，以增加变化。“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 ”[7]（P6）在王铎的某些作品中，一字或数字会因涨墨而无法辨识，但是整篇通读，并不会受到影响，反而增添了整篇作品的美感，使观者在感受书法线条美的同时，更能领略到墨色带来的美。

王铎在书法革新方面是一位坚定的实践者，更是一位成功者。在其诸多的临习之作中，虽存较多古意，然创新之意明显。如《临谢庄昨还帖》，其笔力厚拙稳健，点画遒劲婉转，字与字之间连笔甚少，行与行之间疏松开阔，气质古朴，古意甚浓。而在《临王献之安和帖》中，则连笔飞动，粗细起伏略带颤动之韵律，墨色浑厚，干湿浓淡极富变化，字与字之间有所引带，行气之间相互参差。其书风，在二王之中掺入唐人狂草之法，己意突现。此种突现，不仅见于行草书，楷书亦然。王铎楷书虽源于钟、王，但不泥于钟、王。在尊王的同时，又掺入了唐人颜真卿、柳公权的书风，拥有颜筋柳骨，极具颜、柳风范。如在《楷书临钟四帖》中，结体取横势，虽扁方却具圆势，用笔细润又不失刚劲，点画中颇有汉隶之气。

学者对王铎书风评价极高。《霋岳楼笔谈》评之云：“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姜绍评云：“正书出自钟元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出胸意。”《白苧村桑者》云：“法兼篆、隶，笔笔可喜，若据此卷之险劲沉着，有锥沙、印泥之妙，文敏（即董其昌）常逊一筹。”[4]（P7）

王铎书法在当年已名噪朝野，今世亦不乏追随者。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创新上有别于前人而不失其合理性。王氏作字不似张旭，必于醉后而为，感性大于理性，王氏于临习和创作中，大多理性大于感性，其创新亦是有法有度，使临习者易于把握。有临习者，只注重王铎书风的野逸，而丢弃其精细处，最后唯得其形而失其神也。

三、王铎书法是守身与联姻的典范，只有守于古法而纵横取法，方能到达书法艺术的更高峰

书史之中，重于创新者不在少数。大的创新有四次：第一次，东晋时，以王羲之为首，去古朴而留妍媚；第二次，唐时，颜真卿又去妍媚而增古朴；第三次，明末清初，以王铎为首，广纳诸家，朴厚中不失精细；第四次，清末，以康有为为首，激活碑学，狂傲、粗犷之风盛行于世。而能将古法与己意融于一体者，王铎也，在这方面，王铎堪为典范。王铎书法荫于后人，声名播于海外。当代，是书法艺术的大繁荣时期，更是一个大家辈出的时代。有志于书法艺术的同道，应冷静思考，不仅要学习王铎书法艺术本身，更应吸收借鉴王铎的书法思想。古人云：“三分字内，七分字外。”正也。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

[2]王铎信札[M]．洛阳：洛新出版社，2007．

[3]钟明善，等．中国书法史（图录）[M]．北京：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1993．

[4]王铎书法全集[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7．

[5]宣纸上的记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6]书为心画[J]．中国书法，2008（1）．

[7]王铎[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孟云飞转自《开封大学学报》 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