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法家和语言学家的黄绮先生

黄绮先生于2005年12月23日病逝。我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他是我大学时的系副主任，是我的老师。他的身体年轻时不是很健康，越到了晚年越显出生命活力。我曾预言他能轻而易举地活到一百多岁。这样说一来是他特别重养身之道，从年轻时候他就说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不让自己累着。

黄绮，号九一，安徽省安庆市人，1914年5月生。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专业。1941年至1942年，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做助理，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助教。1942年至1945年在北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文字专业，期间1943年至1944年曾在中法大学中文系兼任教学工作。1946年至1949年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1951年至1981年在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河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兼语言教研室主任、天津广播大学中文系副主任，1981年后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黄先生从来不急于做事。凡事慢慢来。就好像说话声音清晰，略有沙哑但是从来也不高声说话、走路也不赶程一样。太极拳天天坚持，风雨无阻。看他的气色也让人觉得他并不像个老人。有人说写字是一种养身之道。可能也有道理。现在他的突然病逝，让我有点意外，虽然我知道他病得很久了。

我们大家都称黄先生名的“绮”读作“qí”，文革前，他曾多次给大家纠正。说那个字应该读“yī”音。黄先生研究古文字学，他说得不可能不对。我想，他的名字大概出于陶渊明《桃花园诗》：“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黄绮” 两字隐指两位隐士。即绮里季吴实、夏黄公崔广二人简称。是商山四皓中之二人。商山四皓是指秦末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博士东园公唐秉、角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夏黄公崔广。他们因不满始皇暴政，避乱隐居商山。他们不慕高官，清白自守，为历代士庶所敬仰。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四人，四皓也，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闻而征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己。”商山四皓，名气很大。后来的诗文中常常被提到。如李白《东武吟》：“闲作东武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知己，吾寻黄绮翁。”

黄先生一生的爱好广泛，而且许多方面是很精通的。不知道别人怎么说。我认为他的学问第一，篆刻第二，书法第三，诗词第四，绘画第五。黄先生去世后，河北省石家庄建了一个纪念馆，我觉得那个雕像做得并不好看，似乎满面愁容，没有先生那种精神气。

一、黄绮先生的学问

黄绮先生一向会保养身体。当然他也有保养的条件。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离现在四十多年了。他那时才五十岁，但是，他就是那时的老先生，老领导。他是以系副主任的身份给我们大学新生讲治学指导。他走进教室时，大家被他的风度镇住了，一时很惊奇。他细高的身材，走路慢悠悠的，却很有节奏。穿着考究，衣不沾尘，面容清峻，头发卷曲而乌黑。面孔严肃，眼神高傲，好像对一切都不屑一顾似的。但他并不凶，在适当的时候他也会笑一下，露出他的高雅不俗。那时候他这样有身份的教授，出来上课都会有人陪着，给他提包、端水、擦桌子，搬椅子，还负责给他板书。于是我第一次领教了这就是教授了吧。没有觉得他可笑，倒照出了我们这群从乡下来的野小子的土头土脑。那时对先生的感觉，用现在的一个俗词，就是：真牛!

记得他讲的是“约—博—约”的治学理论，我们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很有新鲜感。他说：“学问之道就是始于约，继而博，再由博返约”。就是先要少而精，由精至于广博，在广博的基础上再集中于一方面深入研究。如此反复。这些话对于刚刚入学的大学生是有点深奥幽玄，当时觉得有隔世之感。所以后来在文革中，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说他思想守旧。还有幼稚逞能的高年级学生给他画了漫画，讽刺黄先生弹奏一张琴，琴弦上发出的正是“约—博—约”的曲调。

其实，他说得实在是对的。这是让我能够记忆终生的治学金玉良言。当我带自己的研究生时，讲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才发现，黄先生所讲的正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理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博约·中》里写过：“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只为待问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学乎？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名有由立，非专门成学不可也，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在那个蔑视学术的年代，黄先生还在执着于学问，津津乐道地谈学术，讲治学，那种不合时宜，正好说明了他不失赤诚之心。

那时我们还特别查过黄先生在本校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诸如《关于上古汉语鼻音尾的问题——扬雄方言音辨问题之一》等。多是论音韵学的，我们根本不懂，横着看，纵着看，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研究这些东西，实在是太深奥的学问。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学到这些看来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让人望而生畏的学问。后来听说他一直在搞《说文》研究。也找到了他的专著《说文部首讲解》好好领会。从七十年代，他就预告自己将出版一部大书《说文解字三索》，但是迟迟未见，有人怀疑他，还有人讽刺地说他是不是真的能写出这部书。二十年后的1994年，《说文解字三索》一书终于出版了。这部三册有100多万字的巨著，难字太多，不好排版，全部是请抄写工一字字抄出来的，字体隽秀，令人十分惊奇。他多年致力于《说文》研究，终于将成果贡献给了学界。不仅表现出了先生执着于学术研究的功力和韧性精神，也顿时澄清了人们对他的种种怀疑说法。从黄先生的治学历程可以让我们相信，一个学者致力于一项研究需要有义无反顾的精神。别人的议论和猜测是大可以不必管的。学者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要以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只要自己是个有实力的人，早晚会让那些说闲话的人无处藏身。

黄绮先生常说自己是闻一多的助教，大家觉得他将此事挂在嘴边，有攀附名人之嫌。我也曾经有此看法。因为他极少说他其实是唐兰的研究生。唐兰没有闻一多的名气更大，但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问家。

唐兰(1901—1979)是著名学者、文学家、金石学家。从1929年起，唐兰在天津主办过《商报》的《文学周报》以及《将来月刊》，后来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任教，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教授，黄绮先生就是在这时候当了他的研究生的。建国以后，唐兰调任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等职，后任副院长。1979年1月逝世。他从事教育和科研50多年，在广泛的学术领域有独创性贡献，如古文字学、古代史、青铜器研究。他将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诸多种学科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显示了他的博学和创造精神。他于音韵学、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很深造诣，著作有《殷墟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天垠阁甲骨文存》、《中国文字学》等。黄先生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黄先生在河北大学的教学时间很长。他是河北大学中文系语言学硕士点的最早的导师。为这个不大热的专业培养了许多人才。他在四十余年的教学和研究中，涉及到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诸方面，在音韵和文字研究方面，尤见功力。他讲课，研究问题，均有自己的独特学术见解，不盲从，不迷信。现在这个博士点上的大多老师都是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学生。他治学严肃而认真，从来一丝不苟。他的学风影响了他的研究生，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很大的。我没有研究这门学问，但是喜欢书法、绘画、篆刻，也是受过他影响的。

检录黄先生的著作，属于文字学的论著有《部首讲解》《解语》《说文解字三索》。论文有《双音节词次序的颠倒及其意义的侧重》《上古汉语动词前后代表边音音节的“来组”字》《关于上古汉语鼻音尾的问题——扬雄方言音辨问题之一》《论声母分合——扬雄方言音辨问题之一》《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之鱼不分，鱼读入之》《论汉隶表音对形声的冲击》等 20 余篇。书法《黄绮·当代书法家精品集》、篆刻《黄绮书法刻印集》《黄绮书法论文集》《书法题跋》及诗合集《归国谣·无絃曲》等。

我把黄先生的书法排在他一生事迹的第三位，不是看不起他的书法，而是要说明，他的书法源于他的学问。要明白他不是一个世俗意义或者流行文化意义上的会写毛笔字的人，他的书法的成功全是学问滋养而成的。而且，我还私下里认为他的书法的名气太大了，他的工作调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以后，名利都得了不少，一生也风流倜傥，却误了学问研究的正事。以他的才能，是可以写更多学术著作的。

二、书法、篆刻、绘画

黄先生说过，他从五岁开始练毛笔字。用一碗白水当墨，用棕毛绑在竹棍上当毛笔，在砖上写。练得很苦。从上小学到上中学，从未间断过。在大学教学，也坚持不辍。在一首词中他写到了自己的师承：学字从唐始，入晋自无难。忽然特喜汉魏，濡笔几多年。抛弃斯翁纤弱，沉醉两周六国，姿态重如山。殷契近兵史，取彼利刀尖。好奇险，贪丑陋，不需妍。不择毛锥软硬，触纸间方圆。回到宋元涉猎，顿悟有清知变，大胆叛前贤，篆隶草行简，融我笔毫间。

他认为学书法还得从唐人学起，再学晋之二王，偶尔也临写汉魏碑帖，这是道出自己的学书过程，也是给后人指一条书法进学之路。因为，我们知道唐朝的书法名家还是最多，他们也多是自成一家，开风气之先的名家有：颜真卿、褚遂良、柳公权、欧阳询、张旭、虞世南、怀素。颜与柳并称“颜柳”，欧阳询“询八体尽能”。李白称“张旭三杯草圣传”怀素草法也影响深远。虞世南：唐初书法家，早年偏工行草，晚年正楷与欧阳询齐名。怀素：唐代书法家，以“狂草”出名。存世法书有《自序》《苦笋》等帖。唐人的楷书、行书、草书都达到了极至。至于“好奇险，贪丑陋，不需妍”，语出自傅山，别人称赞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好的时候，傅山说了一句气话，书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包括黄先生说的“大胆叛前贤，篆隶草行简，融我笔毫间”。这话人家会说，我们也得会听，他是说自己的追求，许多话是纠偏，不是立法。

黄先生总结的“观察、临摹、修养、顿悟、创新。”他又提出“守法、破法、立法”，坚持创新。这才是书法的六项准则。他曾经说过书法要靠悟。他说，比如，我自己在走路时忽然间看见墙上的泥点和墙体形状，就想到相似的书法笔划。他说得很对，就像古人曾说过从舞蹈、武术、云影、树影中得到启发而悟得书法的奥秘一样。伍尔芙夫人有过一篇文章《墙上一点痕迹》，说的是艺术的联想。这一篇文章的中文本是叶公超先生翻译的，当年刊于《新月》四卷一号（1932年9月）上，那时黄先生还未到西南联大，但是说法那么一致，我疑心他是后来读到过的。文章中就说到了从墙上的一点痕迹，勾起自己的一系列联想。叶公超先生为此评论道：“一个简单意识的印象可以引起无穷下意识的回想。这种幻影的回想未必有逻辑的联贯，每段也未必都完全，竟可以随到随止，转入与激动幻想的原物似乎毫无关系的途径。”这是真正懂得艺术真谛的话。书法家的成功固然在于苦练，但是感悟领会比苦练更重要。我欣赏黄绮先生的长卷，他为悼念闻一多先生，用三年时间，书写《妙法莲华经》长卷，还有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两幅长卷作品都成为传世之佳作了。

说来也许有人不相信，我同黄先生有多年的交往，应该说有很好的师生加朋友的关系。他在河北大学工作的时候，总是将我视为学生和朋友，我无论何时都可以径直进入他的房子同他聊天，特别是他两次住平房的那些年。他看我来了，也不会把我当作客人。他在那里做他的事，有时也用不着起身同我应酬。我同他谈诗，谈闻一多，谈书法，谈碑帖。我去他那里其实就是为了欣赏他写字的神情和姿态。我觉得这与顿悟书法关系极大。我甚至觉得没有看过书法家怎么当场用笔挥毫，怎么张弛有度地运动线条、处理点划、安排结构，就没法真正懂得书法的奥秘。

我有很多机会向他求字，我也相信他会答应给我写字，不论是多大的字。我竟然没有保存他一幅字。其原因很简单。我学他的方法，不想学他的字。这样说无论如何有些不够恭敬，也不合时宜。其实，不喜欢黄先生字的人大有人在，这不会影响黄先生书法的名气。我知道，随着黄先生的影响大起来，原先对黄体不看好的人也改了口。从说是道非转而开始向他求字，称赞他的字如何如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无非认为他的字很值钱而已。

我曾经有一个时期，写字很受黄先生的影响。都是从随处可见的黄先生题字学来的。当时保定小城里影响很大的几个自称书法家的人，字都很差，不入道者极多。比如七十年代这里流行一种大肥胖字，大小牌扁都出某名人之手，丑得让人厌烦。那时我想，就算保定的什么都好，凭着这种字体在城里泛滥，也让人怀疑这古城到底有没有文化。黄先生是七十年代来到保定的，他为几处牌扁的题字，一扫俗气，显出了出类拔萃的劲健高格。我也不由自主地摹仿过他的书体，甚至写得有点像黄体了。我发现这件事后，深深地讨厌自己的没出息。所以就不愿意让这种影响继续下去了。

其实并不是看不起黄先生，是因为我对书法有自己的偏好。我一贯认为，中国的艺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不断进步，不断提高。有许多艺术发展到了高峰就难以超越了。即使有人能够超越，也只能属于个别现象，不会有普遍性。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艺术，最光辉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就好像作近体诗，我们再做也不能超过唐人一样。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一封信中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书法也是一样，我们今人的书法，是不能同古人相比的。依我看，现代中国没有书法家，顶多只有几个会写毛笔字的人在逞能。中国的书法艺术鼎盛时代既然已经过去了，我们学习书法就只能学习古人，而不是今人。我不反对学校书法课，但是那不是让学生向老师学习，而是引导学生向古代大师学习。黄先生有不只一个弟子执意学习他的风格，亦步亦趋，甚至可以达到乱真，我觉得殊为可笑。这也并不是黄先生所愿意的结果。因为他说过：“师我者死，似我者生。”这是说师承他的书法、不求创新者是死路一条。这是对的，可惜极少有人理解他这句话。

一个人的字，如果已经大致写到看得过去的程度时，成名不成名就决定于书法之外的事情了。那才是“功夫在书外”。我认为，书法家的成名有几种原因：第一要有充分的自信，就是自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你不肯说自己的好话，别人怎么会说你好呢？二是要有身份，书法的成名多是由别样的原因在起作用，地位高，字自然会贵，如大官、作家、诗人、词人、画家，没见过一个乡间秀才能够成为书法家的。三是要有人炒作，我们现在能找到不少例子，明明某人字并不出色，而名气大得让人受不了。

对于黄绮先生的书法，研究的人是不少了。他的一个学生还专门出版了研究专著《黄绮书法论稿》，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书的作者不是书法家，也并不想在这条道上出世，但是下了很大功夫研究书法艺术，真是勉为其难了。

我认为那本书是写得极为认真。很多地方运用了美学和艺术辩证法分析黄先生的书法作品是我没想到的。书中出于对自己老师的敬仰，说：“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界的最大成就是产生了黄绮的书法理论，它标志着中国书法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自为艺术时期的结束，和以欣赏为主要目的的自觉艺术时期的开始，标志着中国书法从此将作为形态完备的门类艺术而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并列。”说得太高了，黄先生见到了这本书之后，特别有题字云：“××此著有卓见，但愧然不敢当。”这两句话怎么讲呢？我想，书中对他的作品面面俱到称赞，让一向很自负的黄先生都有点受不了。“独见”是说不囿于世人说长道短，确实有自己的理论研究见解。“不敢当”是谦虚，也是委婉地批评那本书中对黄先生的书法说过了头。将一切可以用于书法艺术的夸奖话几乎全堆放到黄先生的身上，此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可以提倡。试想如果著者再写一部论黄先生祖宗黄庭坚书法的著作，应该怎么说话呢？俗话有：说yes容易，说no难。写评论著作尽情地称赞那是容易的，最难把握的是评价的尺度分寸。

黄先生做的许多事情，要是换了我就不会那么做。他申明自己是黄山谷的几十几代孙，我相信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总觉得这是隔世的语言，是多余的交代。重门阀、讲承传、续宗谱，是中国书画家习惯。今人很少这样表白。可是，现在如果有人反问你：艺术家为什么不可以续宗谱呢？这有什么不对吗？还真把我问住了，我们还真是没法回答了。

钱绍武先生是现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也是雕刻家。他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和美术理论工作，他的作品我很喜欢，他的评论我也信服。他曾经评价说黄绮先生书法的“高雅大度”，“理法谨严、笔墨苍健、拙巧互用、章法丰富、书意强烈……熔古今于一炉，根老蕾新，古朴中见雅趣，读之如吃了橄榄，耐人寻味。”这是对的。他又说：“几十年来，他对中国的古文字、篆刻、书法刻苦研究、实践，并通过创作、教学、出版、展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钱先生未说明，他的书法与篆刻之间的有机关系是什么。依我看，黄先生的书法最大特色在于充满金石味。他将篆书、楷书、行书、隶书等多种书体融成一炉。显示了最可贵的硬而不瘦，力而不僵的强大生命活力。他的行书胜于楷书，篆隶书又胜于行书。如果他的行书不是写得过大，也是他的一绝。他的小行书刚劲有力，章法齐整，又变化多端，有刚毅之美。如《琵琶行》。我不喜欢他的大字，不管是“龙”、“寿”、“醒”、“鹰”、“鹅”、“天行健”、“酒催诗”、“童心”等，觉得没有一幅是成功的作品。古人不喜欢写大字，大字实在是难以写好的，在黄先生也不例外。黄绮先生的字，有乃祖的雄放瑰奇，但无涪翁那种飘动和秀逸，神气奕奕。山谷名作《诸上座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正所谓“龙搏虎跃，不可控御，宇宙伟观也”。

如果评价一个人的书法，总要找到一个根基，比如说在金石气、书卷气之间，他属于什么风格呢？我说黄先生的根基是金石工夫。黄绮先生的书法之绝在摹金石，亦病在泥于金石。这特点真是争似闻一多先生了。我见过黄先生创作一幅钟鼎书的过程。他用的是很浓的墨，绝对不阴染，追求有些干枯的感觉。他写得不快，字写完之后，在字的肩头、转弯处还数次添加补笔。我当时对此大为吃惊，没见过书法家写字还要补笔的。内行看得出来，补笔后，一挂起来，也会看出补笔那痕迹。我知道，他在字的肩角处补几笔，是为了强调字的挺拔和精神。现在存世的如大字“童心”、篆字“寿”，都有写后的补笔。我想这种做法是来源于篆刻的起草。我认为他的篆刻是比书法更为出色的创作。

他在篆刻这方面简直如痴如醉。他生活中离不开那些漂亮光洁、五颜六色的大小石头，这些石头成箱成包，即使不加工也是奇珍异宝。他多次搬家，又经历那个非常的十年，他也没有损失过一块。这让我们立刻想到联大时期的闻一多先生，他曾因一时经济上紧张，以刻印挣小钱维持生活。他刻的印现在已经成为稀世珍品了。黄先生赶上了文革，篆刻这种艺术一时也不时髦了。黄先生也没有停止创作。他曾经追随文革做了一套篆刻，大小石印装了一箱子，那些篆刻作品，如“大批判”、“大串连”、“斗私批修”等等，刻得真好!有人说：这是追时髦。以趋时而自保。依我看，那个年代，区区篆刻也不可能保护得了黄先生，他是酷爱艺术，心痒难耐，不能不刻。也许有保护作用吧!两宣队的人对他都没有整，还曾评他是什么什么模范，大家觉得有点怪，也不承认。这并不是他的污点，但是想来肯定不是他的光荣。而是他的书生气被利用了。

有一个时期，我也特别喜欢玩石头，有一次，许先生从雕刻厂买回来一大块有裂纹的人家淘汰的青田石，我帮助他用钢锯锯开了几大块，许先生给了我两块，我用水磨光，虽然有裂纹，也不影响雕刻，试刻过两次，也就不敢继续玩下去了。我提醒自己应该知道用更多的时间读书，那些杂耍，老了再说。

从篆刻上说吧，黄先生曾经主张将简体字融入篆刻，他说是大胆而创造性的尝试。盲目地想来，有点不伦不类。我倒以为他那样做是有时代背景的，他怕别人说他好古，就好像高熙曾先生的书法也提倡用简本字一样，是不得己而为之。所以，在评价“破体”艺术的时候，我们要十分小心。

很多事情的好坏是难以判断的，那也看谁来做。黄先生篆刻别出心裁，构思奇特，偏偏刻得非常好。刀刀见功力，更看出他主张的“疏处能走马，密处难插针”的艺术章法。他还将行书引入篆刻，别有趣味，也是极大胆的尝试。仅仅从这些方面看，他在篆刻上的创新尝试就是前人连想也不可能想到、今人也不敢做的离经叛道做法。我倒佩服这种无法无天中的黄氏篆刻法。我说黄先生“篆刻第一”的原因就在于此。这让我们想到苏东坡的故事。有人责备苏轼作诗不守古法，他就写了论书的名诗《次韵子由论书》：“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橢。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讥，不谓子亦颇。书成辄弃去，谬被旁人裹。”这些诗句，表明苏轼写诗出于自觉的追求。这并不是谁都可以说的话。因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达到从心所欲的能力，才好这样狂放不羁。黄山谷还是能够理解苏轼《山谷跋》里说：“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出尔，……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黄绮先生的篆刻中有乃祖书法的狂放精神，他的书法却是狂放得不够，也许这正是一种创新吧。

中国人用毛笔写字，书法家多会信手弄笔绘画。黄先生也一样，这方面我们也许知道得比较少。其实黄先生的画是很有个性特色的，也是特别有功力的。你能发现黄先生的傲骨。可惜只见过他画梅花、松。忽然想起，七十年代，中文系里办过一个小刊物，自己组稿，许桂良先生主编，曾请他为封底左上角画一幅小梅花。他很愿意画，稍假思索之后，提笔即成，来得实在是生动劲健。他用黑色墨笔画成，刊物制成了一块铅版，套印成了一幅似篆刻效果的小图。风格极像他的字，也像他的篆刻，画幅小，但显得有强大的生命力，可见画并不在大小。当然，他画的那幅巨幅梅花国画是他最欣赏的作品。这棵老梅的枝干粗大，让人疑心有千年树龄。然而繁花满树，密密麻麻，姿态纷呈，又显得那么年轻。我第一次看到画的感觉是：黄先生一定能够长寿，但是我没见到他画别的花鸟虫鱼，好像黄先生并不想在更多的方面占用自己的精力。（待续）

作者简介：刘玉凯，天津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河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后辞职获准，专心读书和研究，又兼任河北民俗学会副会长。在中文系开设多门课：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学语文、钱钟书研究、鲁迅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等课。长期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和学术带头人，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为研究生开设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现当代文学文献学、《鲁迅全集》导读、鲁迅研究、近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等课。多年来发表的论文，出版著作有《学海梯航》《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破解鲁迅》《鲁迅杂文选评与研究》《中国俗成语》《出口成错》《成语文化》《中华民间文学史·歌谣编》《中国民间文学史·歌谣编》（高教教材）《中国民间文学作品选·歌谣编》（高教教材）《谁挑战鲁迅》（副主编）《中国节日志·安国药王庙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副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主编）《中国随笔小品鉴赏辞典》（副主编）《成语密码》（主编）《另类名著丛书》（《续红楼梦》《续水浒传》《续西游记》《续三国演义》）（主编和点校）等。参加撰稿《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中国名记者丛书》《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中国杂文鉴赏辞典》《中国散文小品鉴赏辞典》《中国序跋鉴赏辞典》《列宁鲁迅毛泽东杂文赏析》等书。在报刊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发表散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