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一共出现了83个王朝，确立过大大小小200 多座都城。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多的历史名都。中国古代都城的兴起与变迁，左右着中国历史、经济的走向，也奠定了中国人口、文化的格局。

古都背后蕴藏着中华文明世代延续的密码，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和城市变迁影响至深。可以说，一部中国的古都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史。

古都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节点，在古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件文化遗产，都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都在向后人传递着历史文化的真谛。

古都不仅见证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还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宏大、综合、极具代表性的一页。

中国历代都城选址的条件是：有充足的水源，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需要；地区经济繁荣，交通便利，故多位于平原、盆地；具有可防可攻的地理优势，如西安有“四关拱卫，浮渭据泾，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之盛，南京有“龙盘虎踞”之势，洛阳有“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称，北京有“背山带海”的形胜等。

中国历朝历代国都的变迁，有一个有趣的“十字”现象，即都城的迁移走向呈现一个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十字交叉趋势。从西向东，西安、洛阳、开封，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沿着黄河流域迁移的走势。从北向南，北魏的大同、辽金元明清的北京、东晋南北朝的南京、南宋的杭州，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南北走向。

近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古都的认定经历了几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学术界公认的“四大古都”有西安、北京、南京、洛阳；20 世纪60 年代，浙江大学著名教授陈桥驿提出两宋都城开封和杭州也应被列入大古都行列，此建议后来得到学术界认可。

1983 年，《中国六大古都》一书正式出版，明确将杭州和开封列入六大古都；1988 年，中国古都学会通过了七大古都的决议，殷墟甲骨文的故乡、三国时期魏国都城邺城所在地安阳正式名列其中；2004 年11 月，中国古都学会认定郑州为八大古都之一；2010 年，中国古都学会将大同认定为九大古都之一。2016 年10 月，成都列入中国大古都。全国便有了十大古都。

本专题选择以“十大古都”作为切入点，探索它们的历史变迁，讲述中华文明。

西安：“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左传》中，学者董叔说了一句颇具神秘色彩的谶语：“天道多在西北。”这一预言，在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历史中得以应验。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长河里，“得关中者得天下”是帝王将相们的共识。丰京与镐京，是西安地区最早建立的国都。周公在此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也使中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礼仪之邦。丰镐，是礼乐文明的象征。

西周灭亡之后，秦人开疆拓土，也在关中建成了自己的城邑。秦襄公以后六次迁都，秦孝公任命商鞅实行变法，将都城定在了渭北的咸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国都范围急剧扩张，他在渭河南岸营造新殿，建设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彼时的长安乡处于其中，这是长安作为地名的起源。

秦都咸阳的宫阙消逝于项羽的一把大火中，渭南的“咸阳新城”却在汉代重焕新生。

刘邦打败项羽，迁都渭南，将秦的兴乐宫重修为长乐宫，并取长安乡之名与“长治久安”的寓意，将都城定名为“长安”。在此后长达200 多年的岁月里，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汉武帝大兴土木，扩建上林苑，凿昆明池，修建章宫。史书记载，汉长安一百六十闾里，有八街、十二门、九市，城市规模超过秦咸阳城。今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至今仍是我国发掘规模最大、遗迹最丰富的“完整的都城遗址”。

东汉光武中兴后，以洛阳为都，除了东汉末年汉献帝被挟持到长安，其他皇帝都只是偶尔巡幸长安。长安经历了暂时的衰落，尤其是在汉末乱世，军阀混战不休，长安都城千疮百孔，一片凋零。汉献帝被困在长安时，城中一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以致“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国都的命运必然随国运而兴衰。西晋潘岳在长安当县令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西征赋》：“黄壤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但与此同时，潘岳也看到，长安的街道、官署一片萧条，当年的黄钟大吕被毁坏于庙前，狐狸、野兔在宫中掘穴，皇宫内长满了茅草。

西安古城墙

西晋永嘉之乱后，直到隋朝建立，长安在近300 年的时间里，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政权先后在这里建都，城头变幻大王旗，汉长安城的繁华早已成过眼云烟。

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灭南陈，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之时，长安城已久经战乱，破败不堪，且时有发生水患的危险，已不再适合作为国都。581 年，隋文帝决心在汉长安城附近的龙首原上重建新都，取名大兴城。这一超级工程仅仅用了9 个月就完成，堪称奇迹。

唐朝仍定都大兴，取旧名长安。长安，再次复兴。唐长安城经过数次整修与扩建，城市面积达84 平方公里，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有东、西二市，108 坊，人口近100 万，尽显盛唐气象。据统计，唐长安城约相当于汉长安城的2.4 倍、明西安城的9.7 倍。新罗、日本、西域各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流连于长安城。当时，长安城中的外国人约占城市人口的5%，这是一座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代表着长安都城史的极盛时期。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逐渐衰弱。881 年，长安城再次被攻破，黄巢起义军与唐军的交锋，对长安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黄巢起义失败后，朱温先逐渐崛起为中原最强的军阀，并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破坏。为了篡夺皇位，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强制长安人迁居，挨家挨户将城中建筑拆毁。长安城中的百姓为此号哭月余，痛骂朱温。晚唐诗人韦庄在《长安旧里》一诗中记载了当时的惨状：“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经此一劫，长安城再次沦为废墟。

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终结了，但中国人的长安情结永远解不开。唐朝以后，长安虽然再也没有成为统一政权的国都，但一直是历代王朝的西北重镇，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

黄巢起义

宋太祖赵匡胤不能迁都洛阳，却许下搬家到长安的心愿：“迁河南未已，终当居长安耳。”忽必烈与朱元璋都将爱子封到陕西，在长安故地建立了宏伟的王城。忽必烈之子忙哥刺的安西王府“斡耳朵”，堪比大都皇宫，旅行家马可·波罗为之赞叹不已，说“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

西安之名，始于明代。1369 年，朱元璋将元朝的奉元路改为西安府。朱元璋之子秦王朱樉统治下的西安，号称“天下第一藩”，秦王在诸王中年龄最长、兵权最重。西安本来还有机会再次成为国都，朱元璋的长子、太子朱标曾经巡视关中，他经过洛阳，到达西安，仔细考察了两个城市，感受到汉唐都城在地理形势上的王者气派。一些史书认为，朱标有意迁都西安，但天不遂人愿，有着长安情结的他不幸早逝。西安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

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长的都城”之一。从兴盛到黯淡，历经十三个王朝，包括周、秦、汉、隋、唐，以及前秦、北周等大小政权。古代中国有关历史上最重要都城的认识中，西安占据首要位置。已知的三种世界四大古都之说和一种世界十大古都之说中，西安作为中国古都的唯一代表位列其中。西安不仅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都城、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城市之一，还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

武则天

洛阳：中国唯一的“神都”

“中国”，意为天下之中，最初是指华夏民族兴起的中原地区。万里黄河跨越千山，流到中原，与全长446.9 公里的洛河汇合。两河之间的这片区域，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地理名词——河洛。山河拱戴之下，一座古都在洛河北岸诞生，以河为名，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就是洛阳，中国唯一的“神都”。

洛阳有4000 多年的建城史，其中作为都城的时间加起来长达1500 多年，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历时最长的古都之一。《史记》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商汤灭夏后，将都城建在河洛，史称西亳，即偃师商城所在地，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北约六公里处。周朝建立后，周天子在今洛阳王城公园一带营建洛邑，认定洛邑是“天下之中”，直至周平王东迁，拉开了东周的序幕。

周王室东迁到洛阳后，延续五百年而亡，天下一统归于秦。直至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洛阳得以再续辉煌。190 年董卓之乱，汉献帝被迫迁都长安，旧都洛阳毁于战火，“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六年后，献帝东还时，关东群雄并起，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其子曹丕称帝后，又建都于洛阳，重建宫室。司马炎建晋后，定都于洛阳。在乱世中崛起的魏晋两朝，都选择天下之中的洛阳为都城。但不久之后，经历了永嘉之乱的洛阳再度陷入战火，成为北方十六国争夺的战略要地。

洛阳再次兴盛，已是南北朝时期。494 年，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迁都的决定遭到了部分鲜卑贵族的反对。孝文帝于是假借南征为由，率领30 万大军与朝中重臣南下。走到洛阳时，孝文帝顺水推舟地将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

北魏迁都后，重建洛阳城，鼎盛时期都城规模已接近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隋唐营建的大兴城与东都都仿效了北魏洛阳城的规划设计。

好景不长，孝文帝迁都40 余年后，北魏两大权臣家族宇文氏与高氏，一个立足长安，一个东迁邺城，后来演化成西魏和东魏。两魏相争，洛阳地处两者中间，成为争战之地，难逃被毁的命运。正所谓，洛阳“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北魏分裂后，一个名叫杨街之的人奉命回到洛阳，只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

南北重归一统后，隋炀帝杨广对洛阳青睐有加，举全国之力，重新营建洛阳，并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了大量的粮仓。隋唐大运河亦以洛阳为中心，借运河之势，洛阳不久后就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隋炀帝还在洛阳的南市举办过一次盛大的“招商引资”活动。他命人把洛阳城的树木用红绸子围起来，请来外国商人洽谈生意。

唐初几代皇帝都在关陇与山东两个集团之间权衡，兼顾洛阳与长安的地位。直到武则天执政时期，洛阳超越了长安。为了让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使之凌驾于长安之上，之后假托弥勒佛转生称帝。在武则天的治理下，洛阳城发展到一个高峰，经济、文化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705 年，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病逝，唐中宗李显复位，还都长安。此后洛阳仍为大唐东都，是重要的国际都会，直到安史之乱，洛阳陷入战火之中，元气大伤。

安史之乱后，洛阳作为大运河中心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江淮连接洛阳的通济渠，由于安史之乱断航，淤塞长达八年。764 年，唐代宗时期，理财大臣刘晏重开汴河，并改革漕运制度，开封的水运地位逐渐崛起，四方转运的粮食货物不再进入洛阳，而是由汴河经黄河入渭水直达长安。在帝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洛阳丧失了大运河的中心地位，日渐衰落，后来被开封取代。

在藩镇割据的基础上，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暂的政权，其中前三个都曾建都洛阳，后两个都以洛阳为陪都。

北宋立国，以开封为东京，作为国都；洛阳为西京，成为陪都。宋太祖曾考虑迁都洛阳，但其弟赵光义（即宋太宗）极力谏阻，因当时的洛阳无法源源不断地获取来自南方的粮食物资。赵光义还分析，以洛阳为陪都，一旦发生战乱，更易依靠其山河关隘进行退守。但后来北宋并没利用好这一优势。

宋代之后，洛阳这座城市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耀眼。到金、元、明、清四代，洛阳已经降为府城，规模缩小，难得迎来贵客，后来仅是明朝福王朱常洵的封地，以及晚清光绪皇帝行宫所在地。

南京：中国南方最适合建都的城市

从三国时期开始，南京开启了晋升中国一流都城的逆袭之路。传说诸葛亮曾路过金陵（南京），观察一番后说：“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这成为日后南京的代称——“龙盘虎踞”的滥觞。

比起建都史，南京的建城史更为久远，可以追溯到2500 年前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2 年，越国灭吴一年后，在今南京中华门一带筑越城以图楚，这是南京建设军事堡垒的最早记载。100 多年后，楚国灭越，在今南京清凉山一带置金陵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县，传说“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金陵），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在这个传说中，秦始皇将金陵改名为含有贬损意味的秣陵，是为了镇压“金陵王气”。

秦始皇贬损式的改名，显然未能阻止这座城市在历史上建功立业。211 年，雄踞东南的孙权将其政治中心从京口（今镇江）迁到了秣陵。第二年，他将秣陵改名为建业。229 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同年迁都建业。这是南京第一次成为都城，由此拉开了其作为“十朝都会”的序幕。

280 年，东吴灭亡，晋武帝司马炎首先想到的依然是给建业改名——改回秣陵；然后采取分治的方式，将秣陵一分为三，瓦解当地吴人的势力；最后再将其中一部分命名为建邺，表面是恢复建业之名，实际上“邺”字代表的是司马氏的发迹之地邺城。

这一系列举措，都是晋武帝打压“金陵王气”的特别手段。然而30 多年后，司马炎的堂侄司马睿渡江到建邺称帝，保住了司马氏的半壁江山。为了宣扬司马氏政权南迁的正当性，此时不仅不能打压“金陵王气”，还得卖力宣传。于是，东晋史学家造势，说秦始皇时期流传着“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的预言，如今500 年过去，正好应验在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身上。

从吴国到东晋，再到宋、齐、梁、陈四朝，均定都于此地（当时分别称建业、建邺和建康），南京已成为六朝古都。南朝之后，南京的历史几乎就是之前历史的重演，始终处在“起—灭—起—灭”的循环造势中。

589 年，隋朝51 万大军兵临南京城下，南陈后主陈叔宝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人再度至，无不摧没。今虏虽来，必应自败。”结果，“金陵王气”没能成为他的护身符。他在胭脂井中被俘，南陈灭亡。南陈的灭亡，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作一个象征性事件，标志着“金陵王气”的终结，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落幕了。

整个唐代，南京在建制上基本只是作为一个县存在。

南陈灭亡300 多年后，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以金陵为国都，开创了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南唐亡国后，又过了将近400 年，刘伯温与几个朋友一起游西湖，忽然看到西北方向有一片奇怪的云朵，倒映在湖面。大家纷纷赋诗，认为这是代表吉祥的五色云，刘伯温豪饮满杯酒，放言说：“此王气应在金陵，十年后王者起，佐之者其我乎？”这个故事是明朝史书在为明朝定都南京进行造势。在当时的人看来，朱元璋建立明朝，是历史上“金陵王气”最盛的时期。

南京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1700 多年间香火不断

此前建都南京的六朝和南唐，都是偏安一隅的政权。只有朱元璋第一个打破了南京政权偏安和短命的历史宿命。即便朱棣后来把国都迁到了北京，但因为南京是开国立基之地，也是朱元璋陵寝所在地，所以明朝近300 年，南京作为国家根本重地、国脉所在的地位，从未动摇。

统计显示，南京在历史上有过70 多个名字：冶城、越城、石头城、秣陵、金陵、建业、建康、秦淮……中国乃至世界恐怕都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南京一样有这么多的曾用名。

历史上，南京经历过六次毁城，分别是：公元327 年至公元329 年，东晋苏峻叛乱期间；公元548 年至公元552 年，南梁侯景叛乱期间；公元589 年，隋朝灭陈以后；公元1130 年，金兵撤离之时；公元1853 年至公元1864 年，太平天国定都与被湘军攻灭前后：公元1937 年底至公元1938 年初，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以后。

英国汉学家魏根深统计，截至1600 年，中国历史上发生战斗最多的城市，南京以106 次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洛阳（70次）及排名第三的长安（52 次）。

因为独特的地理区位和“金陵王气”的传说，南京成为中国南方最适合建都的城市。也正因如此，这座城市，有时是北伐的起点，有时是南征的终点，有时又是偏安的基点。所谓兵家必争之地，莫此为甚。

北京：有十一座城门的宏伟都城

相传，清朝礼部官员在接待外国使臣时，为了让使节们遵守“天朝上国”的礼仪，故意安排他们从北京内城的正阳门徒步向北，沿着城市中轴线前往觐见皇帝。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上，庞大雄伟的建筑群足以让使节们心生敬畏，而从皇城内外一个个城门经过，走上紫禁城的大道，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经过一番折腾，使节们到太和殿前已是身心俱疲，一些不愿下跪的西方使者，也不得不拜伏于天子脚下。

这个故事的真伪有待考证，但北京中轴线广为人知。这条线南起外城的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经过天安门、紫禁城、万宁桥等老北京标志性建筑，形成“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格局，宫苑居前，民宅居后，坛庙分列左右。如今这条线又向北延长至奥林匹克公园，其东边为鸟巢，西边为水立方。这条贯穿南北的城市中轴线，恰好与北京的环形结构组成一个巨大的“中”字。

古语云：“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历史上，北京并非立于天下之中，它更像是一个人为打造的国家心脏。古都北京的历史，大致经历了蓟城、燕上都、秦汉广阳郡、隋唐幽州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平府与北京、清京师等阶段。

周武王

公元前11 世纪，周武王分封诸侯，将帝尧的后代封于蓟国。蓟国的国都蓟城，遗址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这是北京城的源头，也是“北京建城3000 年”之说的由来。

从秦汉到隋唐，幽蓟皆为边防重镇。唐朝时期，北京一带是幽州的治所，唐朝在此设范阳节度使，但其地位在国家格局中不高。到了五代十国，沉寂多年的幽州因一场政治买卖再度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迈向帝国的中央。

契丹人以辽为国号，建立五京制，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在当时，燕京不仅是辽朝的南京，更是北方经济文化中心，在五京中最为兴盛，提供了辽朝一半的财政收入。辽南京“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辽朝皇帝一年四季四下巡游，在五京之间走动，到后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辽南京。这是这座城市由军事重镇走向国家政治中心的过渡阶段。

1122 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攻破燕京，成为这座城市的新主人。女真人将国都从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迁往燕京后，并改燕京为中都，彻底改变了北京的政治地位。

北京故宫午门

1271 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将原来的金中都改为元大都，并由大臣刘秉忠负责营建。刘秉忠经过实地考察，在当时积水潭（今什刹海）东岸今北鼓楼东侧找到了一个中心点，作为元大都中轴线的起点，从此处向四周扩展，建造了一个有11 座城门的宏伟都城。

1368 年，明军大将徐达率军攻入元大都后，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下诏，将元大都降为北平府。1403 年，明成祖朱棣将北平改为北京，再次确立其国都的地位。明朝的北京城较元大都整体南移，但仍保持中轴线的主体格局。到明嘉靖年间北京外城开始修建时，一条贯穿紫禁城、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城市中轴线愈发清晰可见，明北京内、外城由此构成“凸”字形的空间形态，延续至今。清军入关后，几乎全盘接收了明皇城与宫城，保留原有的城市格局，唯一不同的是将内城划为八旗子弟居住，将汉人迁到外城。

近代北京城饱受屈辱。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闯入北京城，将“三山五园”中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烧毁。1900 年，庚子国难时，八国联军又一次对北京进行了洗劫，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在历经多次破坏后，仅余断壁残垣。

开封：兴也黄河、衰也黄河

据考古发现，早在五六千年前，开封市内就已经有人类活动。传说，夏朝曾经在今天的开封市境内建都200 多年，当时开封称老丘，这也是开封有记载的第一次建都。

春秋时期，郑庄公在今天的开封朱仙镇一带建筑储粮用的仓城，因取“启拓封疆”之意，将此处定名为启封。西汉景帝时，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启封被改为开封，这是开封这一名字的最早由来。

由于夏代没有文字信史，因此学术界公认开封最早的建都时间是战国时期魏惠王六年（前364 年），这一年魏惠王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仪邑（今开封）。此后，又有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金朝先后在开封立都。因此，如果算上传说中夏朝的老丘城，开封是“八朝古都”。

《清明上河图》（部分），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升平时期的繁荣景象

战国末期以后，开封衰落了近千年之久。这座城市的重新崛起，已经是800 多年后。

610 年，隋炀帝征调百万民工，成功打通大运河。由于身处大运河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河段，当时称为汴州的开封由此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重地。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迁，转向长江、淮河一带。当时，来自江淮地区的财富，普遍需要依赖大运河进行运输。从杭州北上西行，可抵达洛阳、长安；从北京南下东向，则可抵达连接江淮要地的汴州。

到了晚唐时期，开封已经成为“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中心城市。而当时长安和洛阳日渐衰败。

朱温建立后梁后，升汴州为开封府，定都于此。此后，五代十国后续的几个王朝，除了后唐短暂地定都洛阳外，后晋、后汉、后周都以开封为都城，后面的北宋、金朝也是以开封为都城，由此开启了开封长达200 多年的黄金时期。

976 年，宋太祖赵匡胤巡幸洛阳，提出将国都从开封迁到洛阳的计划。开封除了北临黄河外，其他三面完全没有地形险要可守。从国防角度来说，开封是座不折不扣的危城。历史的教训并不久远，就在北宋建国前13 年，947 年，契丹军队攻陷开封，灭了后晋。于是，为了拱卫开封，北宋不得不长期在开封内外屯兵数十万人。长期“冗兵”导致的财政困境，与开封无险可守的隐患，使赵匡胤忧心忡忡。他多次巡幸洛阳，为迁都作积极准备。赵匡胤暴毙后，迁都计划成为泡影。此后，直至北宋灭亡，151 年间，开封的国都地位都岿然不动，再也无人提议迁都。

赵匡胤

在北宋历代帝王的苦心经营下，从中唐以来日益崛起的开封，至此进入了鼎盛时期。其巅峰时期，仅开封府内就聚集了超过百万人口，可以说，开封城是11 世纪和12 世纪初全球第一都会。

开封在盛世繁华下，始终藏着一些隐患，其中一大部分来自黄河。黄河频繁决口，使开封周边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劣，开封赖以兴盛的黄金水道也日渐荒废。

尽管被列入“八朝古都”，但开封作为真正的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只有北宋一朝。随着北宋灭亡和宋室南迁，大宋帝国的国都也从开封南迁到了杭州。天生的地形弱点加上失去国都地位，这种自然与政治的双重失势，是开封衰落的根本原因。

开封的衰落是中国定都史的转折点。

中国的定都史，从约公元前2000 年的夏朝，到公元1000 年左右的北宋，3000 年间的定都范围，基本都沿着渭河及黄河中游的东西走向而定，迁移轨迹也大多是沿着西安—洛阳—开封一线，呈东西走向波动迁移。

1279 年南宋灭亡后，中国的政治中心从杭州转移到了元大都（今北京）。此后，从南宋算起，到元、明、清，中国的定都走向变为沿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走向，其迁移轨迹表现为杭州（南宋）—北京（元代）—南京（明朝初期）—北京（明朝中后期、清代）。

失去国都的地位后，开封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直至明朝，开封重新崛起，成为中原地区最繁华的城市，“大梁为中原上腆，北咽神京，南控八省，商车市舶，鳞次而至大梁门外，联轴接捆，旅邸栉比，居然一都会”。但是与蓬勃发展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相比，开封已经无法称得上是国内一线城市。明朝末年，在北宋时人口就已超过百万的开封，才勉强恢复至三十多万人口。

正在这时，李自成却给了这座城市致命一击。

明朝末年，从1641 年至1642 年，李自成三次率兵进攻开封。第三次围攻开封时，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五个月，李自成还将开封城周边的麦子全部抢割，致使开封城内“升粟万钱，米贵如珠”，开封城内甚至开始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守卫开封的河南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和巡按御史史严云在绝望之下，无奈决定“决河灌城”以求自保。明朝守军派兵挖开了黄河朱家寨口大堤，李自成干脆以牙还牙，决定引水毁灭开封全城。

1642 年农历九月，李自成派出几万士兵，扒开了开封城附近的黄河马家口大堤，随后黄河水直冲开封城，城内积水达十多米深。当时，开封城内尚有37 万守城军民，最终仅有3 万人幸免于难。

此后，开封人口再次出现了大倒退。即使到了清朝鼎盛时期，全国人口大爆炸，开封也只有12 万人口。因此清朝时期，开封已衰落成了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一般城镇，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

杭州：深刻影响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进程

杭州自秦汉时期创立钱唐（塘）县以来已经有2000 多年了，它做过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

900 多年前，宋高宗赵构与他的臣子们选择在杭州建都，将其升为临安府，原本只是看中杭州的闲适，打算临时安顿。没想到南宋帝王在凤凰山山麓一呆就是150 多年。南宋定都给杭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杭州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进程。

南宋的遗韵，更多在于其留下的繁华靡丽的生活方式和趣味。

从南宋开始杭州就有“茶都”之名，西湖龙井则将茶文化推到了顶峰，2011 年，西湖水、龙井茶被一起载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至于“丝绸之府”之称，要归功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杭州的各类纺织品远销海外各国，被赞叹为“东方艺术之花”。马可·波罗也曾到过杭州，他在游记中写道：“杭州当地人总是浑身绫绢，遍体锦绣。”不难看出其中的羡慕之情。

安阳：一片甲骨惊天下

追寻中国历史的源头，安阳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这座河南小城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这首《商颂·玄鸟》是先秦时商人后裔祭祀殷商祖先的乐歌，从玄鸟降世、商汤立国的传说娓娓道来。史书中将殷都称为殷墟——随着商朝衰亡，都城日渐荒废，也就成了墟。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谁也不知道，古籍中说的殷墟在何方。

1899 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发现，他用来煮中药的龙骨上刻着一些文字符号。所谓龙骨，就是年代久远的兽骨、龟甲。此消息不久在北京古玩圈中传播开来，王懿荣等人开始四处收集刻有神秘符号的龙骨。次年，王懿荣在庚子国难中不屈殉国，他的好友和同道继承其遗志，逐渐解开了龙骨之谜。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金石学家经研究发现，这些符号是商朝人占卜时刻在甲骨上的卜辞，其中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当时的人物、世系、天文、地理、农业等。

安阳市汤阴县岳飞庙

龙骨上的文字从此被称为甲骨文，作为汉字的起源，这些无声的刻痕，将中国的信史上推到了3300 多年前。相较之下，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早已在公元前4 世纪消亡，尼罗河流域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成了死文字，唯有安阳河畔的中华文脉传承至今，不曾断绝。

甲骨文的来源指向了一个地方，即龙骨的发现地——安阳西北部小屯村一带。1928 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出考古小组来到安阳，对这一历史遗址进行举世瞩目的科学发掘。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发掘后证实，这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殷墟”，即商朝中后期的都城。直至今日，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人们解开了一个又一个历史谜团。

武丁

从商朝开创者商汤到第20 位商王盘庚，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社会动荡不安，盘庚为安抚民心，率众迁徙到了今安阳一带，发现这里气候宜人、地形优越，于是决定在此建都。

当时，这一带叫作“北蒙”，盘庚迁都后，将其改名为“殷”。直至商亡周兴，殷作为都城已历时273 年。盘庚的侄子武丁在位时，政通人和，文化鼎盛。他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起用工匠出身的傅说为重臣，率军征讨周边的土方、鬼方等部族，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的大国，史称“武丁中兴”。据统计，目前出土的15 万片龙骨中，武丁时期的最多，占70%左右。

殷墟考古中发现的妇好墓，印证了武丁时期的繁荣。妇好为武丁之妻，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她多次带兵出征，甲骨文卜辞中有“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的记载。

在商代墓葬中，妇好墓出土玉器最多、最集中。安阳并不产玉，经学者考证，其中的部分玉器，原料来自新疆和田、辽宁岫岩等地。也就是说，在3000 多年前，已经有一条连通中原与西域的“玉石之路”，这条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

安阳，就像一个无尽的宝藏，每一处古迹的发掘，都惊艳了世界。1999 年发掘的洹北商城，填补了从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代表的早商文化到殷墟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缺。

位于安阳城南的里城，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国家监狱。商代末年，帝辛（即纣王）将周人首领姬昌囚禁于此。相传，姬昌被囚之后推演八卦，《周易》由此而来。

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如此评价安阳殷墟：在这273 年的时间里，这一地带不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可以说是喜马拉雅山以东，包括太平洋两岸这一广大地域的文化中心；而在某些方面，这一文化可能超过了同时期的以东地中海为中心的文化水准。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将齐国势力扩展到太行山东麓。齐桓公为加强与中原各诸侯的联盟，在今安阳城北20公里的三台村一带修筑了一座新城。从此，这片殷商故地有了另一个名垂青史的名字——邺。

邺城的遗址，包括今河北省临漳县西、河南省安阳市北的部分地区，自建城后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魏、晋，直到北周毁于战火。在这1000年间，邺城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政权的都城，再加上洹河之畔的殷墟，安阳因此被称为七朝古都。

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大规模重修邺城，使其成为中国城建史上的第一个砖城。而城池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及宫城、官署、居民各功能分区明确的管理（里坊制），影响了此后1000多年的都城建设。

曹操一生南征北战，在安排自己的后事时却选择了薄葬。他说，自己要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陵上不堆土、不植树。他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物，并留下遗嘱，要按当时季节所穿衣物入殓，金银珠宝等物一概不要随葬。相传，生性多疑的曹操设了七十二疑冢。后人开始探寻曹操墓的所在地，许昌城外、漳河水底、铜雀台下，众说纷纭。

直到2009 年，河南省文物局宣布，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发现了一座东汉大墓，为魏武帝曹操的高陵，一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七朝古都就此又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东魏，高僧道凭在宝山之麓凿造石窟，历时600 余年，形成灵泉寺石窟，为中国最大的高浮雕塔林群；唐代，修定寺塔的砖雕刻画了盛世长安，这座舍利塔是中国现存3000 多座佛塔中创建年代最早的一座；五代，铁枪王彦章与后唐军在安阳激战，滑县的明月寺从此改名为铁枪寺；宋代，岳飞诞生于安阳，其家乡汤阴县的岳王庙，到今天屹立了800 年。

近现代，与安阳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袁世凯。袁世凯将安阳作为“第二故乡”，死后葬在了安阳，袁世凯墓也称“袁林”。袁林的往事，成为安阳旧时代风云激荡的最后一页。

郑州：古都之名仍存在质疑之声

2004 年11 月，经过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多番讨论，决定将郑州列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时至今日，质疑之声仍存在。

郑州的历史真的不够长吗？其实不然。黄帝生于轩辕丘，都于有熊国。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关于有熊国的记载如下：“或言新郑县，故有熊之墟，黄帝之所都也。”新郑即为今天郑州市下辖的新郑市。而郑州的古都起源，应在距今约4000 年前的夏朝。“禹都阳城”成了当时郑州地区响彻华夏的一个名字。

夏朝之后，为了提高商朝影响力，商王仲丁将商朝统治核心由毫（今河南商丘）迁往隞。史载，“仲丁迁，邦国始宁”，而仲丁所迁隞都，其遗址据说就是今日郑州的商城遗址。

自仲丁以后，商代又经历了四次迁都，每次迁都都意味着一场王族内斗。随着迁都与王族内斗的并行，曾经强大的商王朝历经近600 年的传承，最终灭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郑州古都就此没落。经历商都时代的发展，郑州的手工业、商业贸易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俨然成为当时仅次于殷墟的东方重镇。

因此，在商亡于西周之后，周武王才会如此重视这一地区。在周武王的统治和推动下，他的弟弟管叔鲜获封于此，建立管国。按周武王的战略意图，管叔到此的任务应为监视殷商遗民，维持社会稳定。然而，管叔最终辜负了周武王的一番所托。在周公摄政后，管叔带头造反，随后管国匆匆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管国灭亡后，其境内领土一度收归国有。直到西周末年，管国境内的领土才以“郑”之名重新亮相。

彼时，周宣王之弟姬友（郑桓公）获封郑地。早期的郑国国都位于今天的陕西境内，距离西周王都镐京（今西安）非常近。西周晚期，周王室势力衰微，再加上周幽王昏庸无道，郑国国君逐渐萌生东迁以避祸的想法。

掌管西周王室历史的太史伯得知郑桓公有迁都的念头，告诫郑桓公需谨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有所顿悟的郑国人从公元前772年开始，便陆续将宗庙、世族等向东转移，以缓解因土地等自然因素导致的社会矛盾。在溱水、洧水交汇的地方，郑国国君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祥和之地。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一座新的都城被建立起来，这就是今天郑州市内的郑韩故城。

公元前543 年，子产接任郑国国卿之位面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铸刑书”。所谓“铸刑书”，就是将郑国法律条文通通刻于鼎上，向百姓公布，使郑国的律令能够在百姓的监督下执行，增加了一定的社会公平性，打破了过去“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惯例，郑国由此一度中兴。韩国在吞并了郑国后，放弃沿用许久的国都，迁都新郑。

秦灭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包括新郑在内的郑州地区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彼时，郑州地区的发展核心已转至荥阳。地处四方交会处的荥阳，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因此，秦国将天下第一大粮仓——敖仓设于此处，方便中原漕粮运往四方。

刘邦建立西汉后，荥阳依旧是重中之重的帝国要塞。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频发，身处中原腹地的郑州亦未能幸免。在应付战争、疲于奔命的同时，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死。于是，一座座蕴含着浓厚宗教色彩的佛寺、砖塔、石窟造像被批量建造出来。

进入唐代后，由于统治者源自北朝时期的门阀贵族，这种佛教文化也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与延续。至今，在郑州境内保存完好的唐塔有15座之多，数量堪为全国之冠。武则天改制后，摒弃了过往泰山封禅的先例，选择在郑州地区的中岳嵩山，举行独一无二的封禅仪式。在《唐诗三百首》中，有超过100 首诗出自郑州人之手，这为郑州增添了文化气息，宋代郑州成为宋王朝内最理想的安居之所，名家大儒比肩接踵，纷至沓来。连北宋皇帝亦选择在此兴建大型的帝陵群。宋代郑州，成为四辅郡之一，号称“西辅”，拱卫京畿。

北宋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郑州不再具备往日紧邻两京的优势。元、明两朝曾经将郑州的一部分划归开封府。古代的郑州地区，位居天地之中，凭借中州强大的优势，使四方来客会聚于此。清朝至民国，郑州多次被升为直隶州。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往郑州。今天的郑州，虽已与过去的郑州地区相去甚远，但凭借铁路交通之便，依旧影响着中国大多数百姓的出行。

大同：“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屏全晋而拱神京”

大同，生于山海之间，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得胜堡、助马堡、保平堡、守口堡等分列四周，长城边上的古堡群落魏然如旧。大同城墙耸立，犹可见当年的金戈铁马。

最早在大同一带开辟防御战线的人，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距今2300 多年前，赵武灵王年少继位，推行胡服骑射改革，开疆拓土，在赵国北边设置雁门、云中、代三郡，抵御游牧民族林胡、楼烦诸部。其中，云中管辖的平城就是后来的大同。

从地图上看，大同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夹缝地带。自赵国将大同纳入行政建制后，历史上，不光刘邦与冒顿在此交锋，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都曾驰骋于此。最早在大同建都的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北魏。

大同，“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屏全晋而拱神京”。壮观的大同山河，自有一股王者之气。北魏皇族徙六州二十二郡贵族、三千家吏民与十万能工巧匠迁居于此，并在平城居住了近一个世纪。

随着北魏迁都洛阳，盛极一时的平城在6世纪初走向衰落，这座昔日北方最繁华的都会，在流民起义军的攻伐下瞬间倾塌，尽为丘墟，“城阙摧残犹可惜，荒郊处处生荆棘”。直到契丹人到来，大同才再次繁荣。从唐朝到五代，大同被称为云中县，为云州州治。936 年，后晋的“儿皇帝”石敬瑭为了帝位，向契丹求援，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其中就包括云州。

山西大同古城墙素有“巍然重镇”“北方锁钥”之称

契丹人建立辽，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取“天下大同”之意，将其作为辽五京之一。契丹人对大同的推崇一直延续到辽亡。

北魏辽金看大同，辽金佛塔看山西。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在攻破辽五京后，继续以大同为西京。作为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中转站，再次兴盛的大同商业发达，尤其以武器与军需品闻名天下。元初，马可·波罗途经大同时，称这是“一座宏伟而美丽的城市”。

明初，大将常遇春从北元手中拿下大同。不久后，朱元璋派徐达与常遇春北伐北元残党，徐达在北伐途中受命增筑大同，建起以军事防卫为目的的大同城。史载，“终明之世，边防甚重”。大同被明朝划为“九镇”之一，与辽东、宣府、太原、宁夏等并列，每镇设总兵统辖。

明清两代，大同古城奠定了“凤凰城”的雄伟格局。因大同城有南关、北关、东关三个关城，唯独没有西关，世人赋予了其浪漫的传说，认为主城为凤身，南关为凤头，北关为凤尾，东关为金凤展翅，城西为金凤合翅，整座城池犹如金色凤凰舒展单翅，昂首而立。

大同城外的防御体系，亦是天下奇观。万里长城，自渤海之滨绵延至甘肃嘉峪关，历朝历代修建长城，都将大同作为重镇。大同夹在内外长城之间，周围分布着2000 多年来各个朝代的长城，从赵长城、秦长城，一直到明清长城。

明末清初，经过多次战乱，大同元气大伤，即便从周边各州县移民，也难以恢复往日荣光。到了近代，海洋与铁路贸易兴起，大同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成都：2300 多年的建城史中创造了两大纪录

从古蜀国的开明九世（一说五世）开始，历史上先后有公孙述（成家）、刘备（蜀汉）、李雄（成汉）等十多个人物在成都建朝立都。尽管这些君王都偏安一隅，从未统一神州大地，成都却在2300 多年的建城史中创造了两大纪录：一是城池屡有兴废，但城国建址一直未变；二是政权屡有更替，但城市名称从未变更。

古蜀人借用西周建都“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记载，自豪地将都城命名为“成都”。“蜀”字的古代写法，像一只蚕。文献传说中的古蜀国，就是从蚕丛开始的，古诗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在传说中都活了几百岁，代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个前后继承的古蜀政权，这些文化至少都延续了几百年。之后又有杜宇、鳖灵等被神化的古蜀国王。

唐玄宗

距今2300 多年前，秦并巴蜀，以成都为蜀郡郡治，巴蜀的财富与人力后来成为秦朝统一天下的重要支撑。张仪、张若受命修筑成都城，将其分为大城与少城，奠定了此后成都城市的基本格局。

成都城落成之后，开始在全国占据一席之地。西汉景帝时期，学者文党被任命为蜀郡太守，他翻山越岭来到成都，发现当地居民仍有蛮夷之风。为此，文党在成都挑选出十几个聪明能干的小吏，亲自教授他们知识，在当地发展教育，并创建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用石头砌成，通过考试的优秀才俊都可入学。文党开蜀学之先声，被后世尊称为文翁，文翁兴学的“成都经验”也被推广到各地，而他创办的石室绵延至今，从郡学、府学发展为书院、学堂，现在是成都石室中学。

蜀学初兴，成都人才荟萃，美物更是享誉海内外。成都的丝绸、漆器、茶叶等货物行销天下。由于盛产蜀锦，成都有“锦城”之称。成都的蜀锦质量上乘，色彩艳丽，图案多彩，技术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秦汉时期，成都是蜀地乃至全国丝绸的重要产地，城中设置“锦官”，专门主管丝绸作坊生产。三国时期，蜀锦作为蜀汉的特产，远销魏、吴两国，为蜀军北伐贡献了大量财力。曹操与他的儿子曹丕都是蜀锦的拥趸，曹丕称帝后认为，洛阳的如意虎头连璧锦虽是精品，但还远远比不上蜀锦精妙绝伦。诸葛亮也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到了唐宋，有了“扬一益二”这句俗语，若论商贸经济，成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一线城市。在唐代，成都每月都要举办商品展览会：“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在宋代，会做生意的成都人发明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成都，成为唐诗宋词歌咏的西南大都会，成都如同一块文化磁石，吸引不少诗词名家入蜀，在此流连忘返。

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入蜀，升成都为“南京”。明末清初，四川遭受重创，张献忠、李自成余部、清军、南明等各方势力，在巴蜀互相攻伐近20 年，对四川造成了极大破坏，导致四川人口大量减少，成都也不能幸免，“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是廛闾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复识”。

几经战乱后，成都重建徐徐展开。清初，康熙帝对四川实行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在多种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多省移民涌入四川，而成都成为移民入川的首选。晚清学者傅崇矩发现，当时的成都人多为外省籍，以湖广占多数，陕西人次之，他们也渐渐成了老成都人。各地移民聚在成都，互相通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移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