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赵君陶，原名赵世萱，1902年生于四川省东南边陲的酉阳县（现属重庆市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一个工商业兼地主家庭。赵君陶的家所在地的龙潭镇，虽然远离县城近百里，但却是该县乃至毗邻几个县的经济文化中心。

赵君陶的家在龙门镇可算是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其父赵登之封建传统思想意识很浓，坚决反对子女们“放脚”和“剪辫子”。然而，事与愿违，他的九个子女，几乎全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赵登之的次子赵世珏，早年就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了反对大清王朝的革命党。而五子赵世炎就走得更“远”了，1915年赵世炎离家“出走”，去了北京，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读中学时就积极参加过著名的“五四运动”，是当时师大附中学生运动的组织者，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回国后，赵世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罢工，成为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接着，三女赵世兰和最小的幺女赵君陶（赵世萱，排行第九，人称“九妹”），也步五哥赵世炎的后尘，离家去了北京，投身革命活动。

1924年，应李大钊要求，赵世炎从欧洲经苏联回国工作。先后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的革命斗争。

赵世炎回国后，得知国共两党为培养干部，在上海联合创办了上海大学，便介绍九妹赵君陶去上海，进“上大”学习。赵君淘进了“上大”，便跟也来自“天府”的“上大”学生李硕勋在杭州西子湖眫相识，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

李硕勋，原名李开灼，字叔薰, 又名李陶，1903年2月23日出生于四川高县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之家。1918年十五岁考入县立中学，后插班到成都省立第一中学。在宜宾、成都读书期间就参加学生运动，结识了吴玉章等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由于积极组织学生运动，被军阀通缉，转道重庆等地，于1922年底到北京读书，1923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先后听过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等著名共产党人的课，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杀害工人领袖顾正红，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和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上海大学为首，组织了几万学生和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中，李硕勋和赵君陶手挽着手，举着红旗，喊着反帝口号，冒着军警的血腥镇压，走在队伍最前面。

共产党员李硕勋，一开始就崭露头角地显示出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便被推选为全国学生联会的会长。

赵君陶在校认真攻读革命理论，是品学兼优、思想进步的学生，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大学毕业后，情投意合的李硕勋、赵君陶二人喜结良缘，成为革命伴侣。从他们当年的结婚照片可以看到，赵君陶相貌端庄，温柔文雅，坐在一个大椅子上；李硕勋身材修长，刚强坚毅，坐在赵君陶之旁。赵君陶一直将这张照片珍藏在身边。

二

1926年10月，李硕勋、赵君陶这对新婚夫妇被党组织派到武汉工作。李硕勋任党的武汉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长。赵君陶任湖北省妇女协会执行委员、宣传部长，共青团湖北省委委员，兼《湖北妇女》杂志主编。为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她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在《湖北妇女》杂志上发表。

1926年冬，北伐军进入武汉后李硕勋投笔从戎，在称“北伐先锋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副师长叶挺）任政治主任。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很快武汉也呈“山雨欲来风雨楼”之势。7月15日，汪精卫也开始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蒋汪合流，宁汉沪一片白色恐怖。

赵君陶离开武汉，匆匆去了上海。她到五哥赵世炎家，一进门，五嫂夏之栩就抱着她痛哭。赵君陶这才知道五哥赵世炎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已于7月19日在枫林桥畔英勇就义了。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了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受阻，李硕勋所任职的第二十五师被调回九江。赵君陶闻讯，便由上海赶往九江去找李硕勋。夫妻俩见面后，赵君陶因病住院治疗。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反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李硕勋无法照顾妻子，便随部队赶往南昌参加起义，被任命为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

八一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广东。南下途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起义军被强敌围歼，不幸失败。

在起义部队撤出一南昌前夕，赵君陶赶到南昌，隨李硕勋进入福建，辗转进入东江。

10月，李硕勋受朱德委派，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赵君陶隨同前往，夫妻俩被党中央留在上海工作。

1928年4月，李硕勋被党中央派到武汉工作，因被敌人注意旋返上海，改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同年夏秋又到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后又代理省委书记。赵君陶则被留在上海，在中央妇委（妇女部）任机要秘书，生下第一个孩子（即李鹏）。

1929年春，李硕勋再回上海，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这才第一次和自己的儿子见面，并为儿子取名 “远芃”。

同年秋，李硕勋改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和省委书记李维汉一起领导江苏的武装斗争，发动和领导了苏北的农民起义。

1930年，李硕勋任中共江南省委（辖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市）军委书记。

白色恐怖之下，党的工作者随时都有被捕而丧失性命的危险。李硕勋、赵君陶多次遇到险情，但总能沉着应对，机智勇敢，配合默契，化险为夷，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同志们和地下党机关的安全。

三

1931年6月，李硕勋奉党中央命令去南方，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香港。不久，党中央决定赵君陶也去香港。7月上旬，赵君陶带着刚满三岁的儿子李远芃（即李鹏）赶赴香港。组织上把赵君陶安排在省委机关当秘书，其任务主要是和党中央驻香港交通站等有关部门的联系和传递文件。

赵君陶和丈夫、儿子一家三囗在香港的团聚是短暂的。他们相聚刚刚一个月，李硕勋就受党的委派，前去海南部署、指导武装斗争。

赵君陶对丈夫此行很担心。硕勋是四川人，既不会讲、也听不懂海南话，那里又没有任何可靠的得力的社会关系作掩护，加之近年来广东省委和琼崖地区党组织都曾多次遭到破坏，那里显然是危机四伏，故很不放心。但危险归危险，这是组织分配给硕勋的工作，作为组织的人，她应毫不犹豫地支持硕勋这次海南之行！

7月9日，赵君陶抱着儿子远芃到维多利亚码头去给丈夫送行。她怀着不安的心情反复提醒说：“海上风浪多变，你千万要小心！尽量争取早点回来。”幼小的儿子不理解大人的心情，只顾一直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抱抱我、抱抱我！”

李硕勋从妻子手中接过儿子亲了又亲，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小屁股，深情地看着孩子说：“爸爸走了，你可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呀！”

这本来是一句平常叮嘱孩子的话，却勾起了赵君陶那极复杂的思绪，就好似含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意，眼眶隐隐地湿润了。

“呜 —— ”一声汽笛长鸣，轮船缓缓驶离码头。赵君陶抱着远芃，向站在甲板上的丈夫不停地挥手！渐远的船影愈来愈小，最后在茫茫的大海中消失了，当即，赵君陶的离情别意也好似被丈夫带走了……

此时，赵君陶又有身孕了，在这离别的时刻，她本想告诉丈失，但百感交集，欲言又止。她不忍心在丈夫身负重任，而又吉凶难卜的远行之时，给他增添思想负担。她是想：等丈夫凯旋之日再告诉他，以示对丈夫的祝贺！谁料，就此一别，竟成了永诀！

8月13日，李硕勋抵达海口，住进得胜沙路中民旅社 。中民旅社是海南党组织在海口设的一个联络点。正当他按照秘密接头方式，联系了琼崖地区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来旅社参加军事会议时，由于叛徒出卖， 中民旅社被海口的国民党特务包围，他被逮捕了。为了能从他身上获取党的秘密，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将他绑在椅子上用电流刺激他、用火红的烙铁烙他。尽管敌人在他身上，使尽了各种招数，可他始终咬紧牙关，英勇不屈，一句秘密都没有吐露。他知道，敌人没有耐心了，要对自己下手了。于是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两封遗书交给了狱友，一封给组织一封给妻子。

果不其然，1931年9月5日，敌人用竹筐，将打得皮开肉绽、不能动弹的李硕勋抬到海口市东校场。随着“砰砰砰” 地一阵枪响，李硕勋和几个同志倒在了血泊中。

四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与你们永别。在前方，你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当这张纸条辗转到赵君陶手中时，李硕勋在海口市已英勇就义半个月了。赵君陶悲痛欲绝！不懂事的儿子远芃问妈妈为什么哭？赵君陶顿时警觉了。是啊，怎能给幼小的孩子心灵上过早留下一个沉重的伤痕呢？她赶忙擦掉眼泪强笑着说： “妈妈不是哭，是眼里掉进了沙子。” 边说，边又反反复复细看硕勋那份手迹。她心里默默地说： “硕勋呀！你怎么走得这么匆忙？你才二十八岁呀！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已经有第二个孩子了，我后悔没有早告诉你。你放心吧，我一定遵照你的叮嘱 —— ‘善育吾儿’，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

赵君陶，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在短短的几年中，曾接连受到五哥赵世炎和丈夫李硕勋不幸牺牲的沉重的精神打击，但他并没有被压垮。她收拾好硕勋简单的遗物，带着远芃，艰难地又回到上海。

到了上海码头，赵君陶搀着儿子刚下船，就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她。她抬头一看，便激动地叫道： “翰笙，又是你来接我们！” 这种时刻见到亲人，感情差点无法控制。

“阳叔叔！”远芃也亲切地叫道。

阳翰笙抱起远芃，向赵君陶示意他旁边的戚远德，轻声地对赵君陶说 ：“我们俩是组织上派来接你母子的。”

阳翰笙发现赵君陶眼眶湿润，便安慰道： “君陶，不要难过，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是一定要让他们偿还的！”

阳翰笙在成都读中学时，就和李硕勋是好同学。以后又一块进入上海大学，并先后入党，李硕勋和赵君陶结婚时，他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赵君陶赴香港时，就是阳翰笙送她到黄浦码头上船的。

赵君陶回到上海后，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年轻妈妈，于次年春生下女儿 —— 李远芹。在白色恐怖下，母子三人生活愈来愈艰难危险了，赵君陶只好按李硕勋在遗书中的叮嘱——“设法送之返家中” ，决定暂回成都二哥赵世珏家栖身。临行前，蜀中名将刘伯承代表中央军委来安排他们母子在路上的安全和生活事宜。

1932年秋天，赵君陶带着不满一岁的女儿远芹和五岁的儿子远芃回到成都，在二哥赵世双家里隐蔽下来。

五

赵君陶回到成都不久，曾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的三姐赵世兰，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也回到四川。三姐赵世兰，和她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分别多年的患难与共的姐妹相逢，好不开心！

赵世兰，先后在成都、南充、广安以教育工作为掩护，从亊党的地下工作。

有一天，赵君陶外出，一个叫叶迶新的国民党特务 ，突然摸到二哥家里向二哥打听赵君陶母子消息。这个特务对二哥说，只要赵君陶写份自首书便可以保他们母子安全。

二哥赵世珏是老同盟会会员，在成都颇有声望，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很会讲话，他三言两语便把特务给支走了。

二哥立即派人找到赵君陶，叫她莫要回来。赵君陶连夜找到二姐。姐妹俩分析，敌人已知道她的行踪了，情况险恶，成都家里不能再待了。赵君陶马上带着孩子离开成都，逃出了特务的魔掌。

赵君陶化名“赵郁仙”，不断地转移地址，曾先后在金堂、简阳、五通桥、合川、雅安、乐山等地以教书为生，坚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伺机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教育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有的学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赵君陶为了抚养一双儿女，含辛茹苦，饱经磨难。她既要随时防备特务的迫害，又要携儿带女自谋生计。受环境所迫，赵君陶与远芃时而在一起，时而分离，不断承受母子分离的痛苦。她始终不忘夫君“善育吾儿” 的叮嘱，在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仍把儿子送到当时成都最好的实验小学读书。

1935年，那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困难的年代，中央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许多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赵君陶跟三姐赵世兰均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直到1937年，李一氓奉命到四川做统战工作，她们这才与党的组织接上了关系。隨即，赵君陶便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

六

抗战时期，为收容难童，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推动下，陪都重庆成立保育总会。

1939年5月，经邓颖超推荐，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调赵君陶到重庆市合川县去创办战时第三保育院并任院长。直到抗战胜利，她和院里的同事，前后共抚养了八百多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年岁不齐（五至十岁）的难童，其中大多是抗日将士的遗孤。

身为保育院院长的赵君陶工作异常繁忙。由于受日寇空袭困扰，保育院工作开展并不顺利。平日里，她要亲力亲为筹备院内大小事务。战时院内伙食费有限，她除了到课堂上，向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孩子们传授知识，还经常独自一人跑到十里八乡，寻购价格便宜的胡萝卜、红薯、豆饼、菜饼等具备一定营养价值的农产品，来改善孩子们的生活。

很多人认为，赵君陶完全可以将这些工作给他人处理。谈到这件事时，赵君陶都会皱起眉头表示：“院内事务不分大小，都是我分内之事。”

对于这位革命母亲，院内工作人员印象相当深刻。校工宋永明回忆，赵君陶路过站岗室看到自己没有棉被，便将自己家中最好的棉被赠予宋永明。院内一名洗衣嫂因生育孩子，没有办法给难童洗衣、洗被，赵君陶便自己亲自上阵干活。闲暇之余，她还会主动为洗衣嫂照顾孩子，给这位本就不容易的女性更多一点休息时间。

1945年八、九月份，毛泽东主席在渝谈判期间，特地请来赵君陶，询问其在照顾战时遗孤工作上的情况。听闻孩子们都生活得不错，毛主席连连点头对赵君陶表示敬佩。

保育院的这些孤儿，在院内受到良好的教育，都健康地成长，一个个完成了学业，走向了社会。孩子们都亲切地称赵君陶为“赵妈妈”。

邓颖超对赵君陶在第三保育院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亲笔写下： “在抗日烽火中以伟大慈母般的爱培育下一代。”

这期间，赵君陶不但对保育院收容的难童精心教育，而且还对中共南方局和地方党组织来院隐蔽或工作的地下党员认真保护和关照。

1941年，这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关系骤然紧张了！中共中央为准备应付一切可能的突然事变，决定把国统区与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人员、一批烈士子女先期撤回延安，李远芃也是其中之一。

赵君陶也希望儿子到革命圣地延安受到党的教育，使他也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李远芃在前往延安的路上，和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同行。当时撤往延安的孩子大都要改名，且多为 “单名” 。学富五车的蒋南翔便对李远芃说： “你这个‘芃’字，一般人要嘛不认识，要不就是认作白字。现在我给你改个名，改成大鹏鸟的‘鹏’字，取其‘鹏程万里’之意。这‘鹏’字读音与‘芃’相同，就叫单名‘李鹏’，你看怎么样？”

“好，就用这个‘鹏’字。” 十三岁的李远芃高兴得叫起来。从此，李远芃就叫“李鹏”！

李鹏于1941年2月，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生活了整整五年，对这里感情深厚。

周恩来、邓颖超，作为李鹏父亲李硕勋的革命战友和同志，一直将李鹏等烈士的子女视为自己的孩子。毎当周恩来、邓颖超回到延安，总要把李鹏等烈士子女召到自己住的窑洞欢聚，对他们照顾有加。这些烈士后代也一直将邓颖超视为 “亲爱的邓妈妈”。

七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第三保育院合并到重庆歌乐山保育院，赵君陶这才得以离开合川到延安，先后在延安大学、中共中央教育研究室工作。

1946年，赵君陶到东北解放区，任哈尔滨第四中学校长。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由东北局负责选派一批青年干部去苏联学习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专业知识，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人才。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推荐时任哈尔滨油脂厂协理、党支部书记、二十岁的李鹏去苏联留学，赵君陶也极力主张她儿子去苏联学习，但李鹏却不想去。为此，她们母子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冲突。

赵君陶严肃批评儿子目光短浅，有自满情绪。她对李鹏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一点，将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必须要有真才实学，你不要辜负革命前辈和党对你的期望！”

李鹏听从母亲的劝告，服从组织决定，高高兴兴地去了苏联，进入享有盛名的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专业。

李鹏学习非常刻苦、认真，最后的毕业设计得了满分。这样，李鹏就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全优生。

让留苏学子非常激动的事，就是1950年12月至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在访苏期间接见了李鹏等留苏学生。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的学习和生活，鼓励同学们要努力学习，要艰苦奋斗，同时要注意锻炼身体，有了好身体才能为祖国作出贡献。

留苏期间，李鹏还当选为中国留苏学生总会的主席。留苏学生总会的任务很重，包括接待国内来的新生入学，配合留学生党委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学习《人民日报》及大使馆传达的党内有关文件，帮助留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组织报告会，协助做好访苏代表团的接待等。这些工作，他都圆满的完成了，并从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1955年3月初，李鹏顺利结束了在苏联七年的学习生活，回到了新中国。

八

1949年春天，赵君陶到北平（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对工农出身的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期，先后创办了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后到北京，任化学工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担任副院长，为党和国家培养出许多栋梁之才。

1955年，李鹏从苏联学成回国，分别多年的母子在北京重逢。组织上分配李鹏到东北基层工作，赵君陶毅然送李鹏走上了新的征途。

赵君陶和儿子生活在两地，平常只有书信来往，偶尔李鹏到北京出差，才有见面叙谈的机会。1959年，李鹏在反右倾斗争中受了批评。赵君陶告诫李鹏要以宽广的胸怀来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批评，勉励他既要坚持真理，又要接受教训。

后来，儿子当上了国家电力工业部部长，她对李鹏同志要求更严了。她为了经常了解儿子的情况，还通过儿媳朱琳的“渠道”了解李鹏的“毛病” 和“缺点”。她还规定，她们家“赵、李、朱” 三房亲戚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都由她和儿媳朱琳负责处理解决，不容许亲戚去干扰李鹏的工作。

李鹏妻子朱琳自幼丧母，失去了母爱，是赵君陶给了她第二次母爱。1959年，朱琳怀上第一个孩子，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朱琳遇到早产和难产，赵君陶终日守护在她的身旁。林巧稚大夫问赵君陶：“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赵君陶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她的语气坚决诚恳，使林大夫深受感动。在林大夫的精心护疗下，朱琳终于产出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当今国人皆知的曾担任过国家交通运输部部长，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的李小鹏。

九

李硕勋就义时，年仅二十八岁，正当英年。赵君陶年长他一岁，也算得才貌双全，风华正茂。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赵君陶终身没有再婚。这是为什么呢？赵君陶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封建婚姻、谋求妇女解放。对一些再婚的战友和同事，她也绝无轻视和反感。惟一能解释的原因是，赵君陶对李硕勋爱得太深了。李硕勋的遗像始终摆在她的床头或书房，她经常面对遗像，静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本载有详细介绍李硕勋的书 —— 《红旗飘飘》，总是放在她的枕下，经常取出阅读。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下，她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李硕勋的遗书，所以遗书才能完好保存到今。赵君陶去世后，李硕勋遗书的原件，由其子女交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管陈列。

赵君陶，这位把自己一生和全家都无私地献给了革命的共产党员，在那十年动乱的特殊时期，也未能幸免于难，被造反派诬陷为“大叛徒”，受到批判、斗争、抄家等种种折磨。专案组质问赵君陶：“你丈夫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能活下来？”言外之意是她出卖了自己的丈夫。她回答道：“如果干革命的都死了，哪里有如今革命的胜利？” 正义的声音驳得那帮人哑口无言。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君陶作为教育界的代表，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每次开会，她都积极参加讨论，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1983年，李鹏同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了国家领导人，赵君陶这才觉得儿子的思想真正成熟了！这时，她才欣慰自己没有辜负夫君 “善育吾儿”的嘱托。

十

人到老年都喜欢自己的孙子，所谓含饴弄孙乐，隔代亲，赵君陶也不例外。但她在疼爱孙子、孙女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把她自己的品德和学识，通过言传身教留给他们。

晚年，赵君陶以练书法为乐，写得一手娟秀的“赵”体字。她为孙子和孙女们亲手书写的几幅赠言，充满了对后代希望之情，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赵君陶病魔缠身，她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那里毕竟是她和丈夫初识之地。她终于如愿以偿，在西湖疗养院度过了一个夏天。

李鹏是个大孝子，只要有空，他就经常推着母亲的轮椅散步，谈家常，接受母亲的诲教。但在赵君陶弥留之际，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李鹏因工作忙，未能时时在她的身旁陪伴，赵君陶在昏迷中苏醒过来就问“儿子怎么还没有来？”她最后的话是：“是我把他们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又以微弱的声音说，“要防‘狗’”，要防“‘狗’啊”！，就溘然去世了。。

“狗”就是指特务和叛徒。赵君陶是在告诫后代，不要忘记过去“狗”的危害，也要警惕可能产生的新“狗”。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赵君陶，1985年12月14日，因病在北京安然地离开人世，走完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享年八十二岁。

赵君陶多次嘱咐李鹏夫妇，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琼州海峡。

赵君陶的骨灰最终被安放在海口市勋亭路三十九号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内。

终生为革命、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教育家赵君陶，著有《赵君陶教育思想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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