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乡野去：一所村小的自救与重生

斯民小学的上课时间到了。

去看桃花，看看一场春雨后桃花的花苞怎样绽开，争论压弯的桃枝更像一把剑还是三角龙的犄角。去种地，观察一场春雨后西瓜苗的长势，实验羊粪和剩菜哪个更适合用来堆肥。感受春天，去涨水的小溪抓螃蟹、逮鱼，再摸两块石头做美术课的画板。

传统公立教育的语境里，时间被精确到分秒，准确得像一个节拍器。但在斯民小学——一所浙江山里的公立小学，孩子们却可以用一整个下午剥开一朵花瓣，在教室里静静画一幅画。

斯民小学的孩子们正在野外上课。受访者供图

这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教育乌托邦，也和自然教育圈曾流行的“在家上学”潮流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一切改变发生在一所曾面临生存危机的公立乡村小学，这是一次体制内部生发出来的尝试。

改变的初衷有些迫于无奈：学生减少，撤校在即，校长斯剑光想用特色的教育留住孩子。改变的效果却出乎意料，有大城市的家长带孩子来到这里“逃避内卷”，也有推崇自然教育的家长带孩子来到这里找寻理想的教育理念，也有人看到媒体报道后慕名而来，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在这个被反复讲述的结果背后，斯剑光知道这场改变有多艰难，他把这概括为“一连串的偶然”：改革的决心、理想者的加入、政策的倾斜、一步步传递的接力棒。他曾经觉得城市的、精英的教育才是不可避免的潮流，而现在，他想带着斯民小学，在乡村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逆流”的家长

从诸暨市区到斯宅村，汽车要驶过一段盘旋而上的山路，离斯宅村越近，路变得越窄，层层叠叠的林木挡住视线。绕过大坝，驶过浩渺的东白湖，听见溪流声时，就到了这个沿溪而建的古朴村落。

走过这里的老街巷，听不见人声喧闹，雨天人们躲进屋子，看山间云雾缭绕。到了晴天，水面泛着波光，村里的老人把新采的野菜晾晒在路旁，搬出椅子在老街上晒太阳。

这是一个逐渐变得空心化的村庄，因为地处水源保护地的上游，这里工业、旅游业受政策限制难以发展，村民多种植香榧、茶叶等经济作物，靠一间间土特产店撑起生活。过去的三十年里，“走出去”是这里的主题，学生去外面村子读书，考出镇子，在更大的城市落地生根，壮年则想尽办法去到附近城市打工，带着子女去城区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

傍晚的斯宅村。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在来势汹涌的“走出去”浪潮里，任溪是第一批从大城市“逆行”到斯宅村的家长。她在一所美术学院毕业，热爱自然，喜欢植物，她说：“我想在这里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任溪的孩子齐元曾在杭州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在老师口中是个“慢吞吞”的孩子。说是“慢吞吞”，其实齐元成绩并不差，只不过是一张卷子会比别的孩子多做十几分钟，考虑问题的时候会比别的孩子慢半拍。“但是学校不会去等他这半拍”，任溪说，后来她才知道，齐元曾多次因为卷子写得慢被老师要求重写一份，期末时整理一学期的卷子，任溪数了数，发现一共有四十多张。

那段时间每次放学，任溪在家长群里总要被老师点名，每次看到群里出现孩子的学号，她都觉得头疼，时间久了，她开始焦虑，孩子也产生了厌学情绪，变得不爱说话，丧失信心，任溪决定让齐元在家休学一年。这一年里，她去考察过杭州的私立小学，发现那里的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比原来的学校还卷”，她也去过一所奉行华德福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却发现那里禁止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和我的教育理念也不一样。”

认识斯民小学是从一堂特色课开始的，那时任溪的朋友林捷正尝试在斯民小学引入特色课程《认识诗经里的植物》，她带着孩子边读诗经边寻找里面的植物，“让孩子们体会到那些诗歌里的植物可以闻、可以食、可以观赏，从而发现诗歌之美和自然之美。”

诗经讲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林捷在秋日的早晨带着孩子们走到上泉溪边，看溪水缓缓流淌，岸边的植物随风飘摇，他们采下河边的禾本植物，分辨芦苇、荻、芒、芦竹和斑茅的区别，摘下细长的叶子，做成一艘绿色的小船沿溪逐流。诗经讲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林捷就带着孩子们来到院子里、山野间，寻找诗中所说的“薇”，用看麦娘做口哨，用拉拉藤做勋章，用采集回来的薇等植物制作植物拓印手袋。

任溪确信，这是一个“可以允许孩子慢下来的地方”。

来到斯民小学前，家长刘璐也曾想过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或者私立小学，“更彻底地逃离内卷的环境”，但几番纠结后，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斯民小学。在她看来，她想给孩子一个更快乐，更适合成长的童年，却不想让孩子在童年就决定了以后要走上一条脱离主流教育的路，“一些私立学校的课程脱离升学体系太远，孩子去了之后很难再回到体系里来，但是在斯民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宽松的环境里慢慢成长，给她自己选择的空间。”对于刘璐来说，斯民小学是一条“折中”的道路，它“能让孩子在压力下好好喘口气” 。

从无锡来到斯宅村的家长杨淑选择斯民小学，是想在乡村找到自己理想中教育的样子。她从孩子出生的头两年就有了带孩子尝试新式教育的想法，看到表弟和表妹的孩子在南京读书，“在体制里受到非自然的压迫”，她感觉有点喘不过气，“两个孩子放学后父母都在旁边陪着学习，想到这样的日子可能要持续十几年，我有点害怕，所以决定要让孩子走另外的路。”

她曾追随一家奉行“自然自主教育”理念的学校来到成都，最初，她被那所学校展示的教学场景吸引：学生们三五成群地自由讨论课本，老师在旁边耐心引导，不干涉也不强加，这让她感到了教育对孩子的尊重。她开始一边在那所学校从事宣传、后勤等工作，一边陪伴孩子读书。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这里的教育“开始偏移，开始有了功利心”，学校为了吸引成都的家长带孩子入学，在宣传上“树标杆”，强调数学，追求超前，杨淑觉得这是对“自然自主”的背叛。

后来她带孩子从成都离开，与合伙人一起在无锡开办学堂，继续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但这一实验也很快遇到了危机，她重视通识教育，花钱请了香港一所大学的哲学讲师给孩子上通识课，合伙人和她发了火，质疑她“花了钱却产生不了任何收益”，这段短暂的尝试最后也不欢而散。

两段城市里并不成功的教育尝试让杨淑反思，“城市里的高压力、快节奏是不是产生不了自然教育的土壤？”她把目光放到乡村里的斯民小学，在她看来，这里远离城市的快节奏，也没有很强的升学压力，她想试一试，看“自然自主”的理念能否在这片土地实现。

“来伴读的家长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任溪说，“有的小孩和我家的一样遇到厌学的问题，有的家长不认同公立学校的教育理念，也有的家长只是喜爱自然，想在这里找到一个舒适的环境。”

这些“不太一样”的家长在斯宅村碰撞出一连串的“化学反应”， 校长斯剑光协调镇政府，利用学校周边的村民空置民宿，经过简单装修改造，配备基本生活设施，出租给伴读家长，建立了一个伴读社区。这个社区本是为了解决伴读家长的住宿问题，却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家长来到斯宅村后，成了一处校外教育的田地。

斯民小学的孩子们趴在礼堂看书。受访者供图

有家长做过高中老师，每晚在伴读社区带孩子们读书，教孩子英语，有家长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提议在这个社区里开展“夜读经典”的尝试，还有家长做心理咨询师，周末的时候，她组织伴读家长交流，教他们排解心中的压力。

任溪是美术学院出身，她在学校兼任孩子们的生活老师，也帮美术老师带美术课，她带着住校的孩子们用芦苇玩投壶，砍下竹子做成关节灵活的竹节人，还组织起“溜村”的活动，带着孩子们了解斯宅村和斯宅村外的世界。

最近的日子，斯剑光还惊喜地发现，来伴读的家长与村里的老人格外亲，因为老人的儿孙在城里，一年见不了几次，现在突然从城里来了“儿孙辈”，新的人伦亲情替代，“地白送，菜也白送，他们终于有人陪了。”眼下，斯剑光还想帮忙解决伴读家长的就业问题，他帮家长联系附近的制茶传承人，培训家长制茶的方法，还想着和镇里争取村上店铺租金的优惠，让任溪开一间手工工作室。

城市的家长回流后，斯民小学热闹了起来，有媒体聚焦城市家长的“反内卷”实验，也有其他教育工作者前来借鉴经验，想在自己的学校也开展创新，校长斯剑光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斯民小学的改变是怎样发生的？

改变的种子

校长斯剑光今年四十五岁，他身材壮实，爱穿一身运动装，头发两侧推平，中间抓高，“打眼一看像个体育老师。”没有访客的下午，他爱坐在教学楼连廊处的木桌旁喝茶，或者扶着栏杆看操场上的孩子们嬉戏。有孩子倒立，他鼓劲“再坚持一会儿”，孩子爬墙，他远远地打手势，“上去，上去”，孩子从阶梯上跳下他也不拦着，“小心点别把树踩坏。”

熟识的老师都说他像个童心未泯的大男孩，带孩子去博物馆，孩子站着合影，他倒立着照，晚上带孩子玩“顶竹竿”，孩子用头顶，他要拿下巴试试，远看像在表演吞剑。生活老师任溪说，“孩子们倒立，爬墙，跳台阶，全都是他教的。”

斯剑光带着孩子们玩竹竿。受访者供图

“他不是那种务虚的领导”，有老师这样评价斯剑光。他不爱在会上连篇累牍地传达工作，认为那种事“微信上拉个表格就搞定了”，而是鼓励老师在开会时交流教育观点，分享和孩子们相处的故事。

斯剑光是斯民小学上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清澈的上林溪，古朴的校门同样是他童年的记忆，直到现在他还记得自己小学时拿着木剑与同学在山路间追逐的场景。上世纪90年代斯剑光从诸暨师范毕业，身边的同学选择留在城区，或是去更远的地方，他却要求回斯宅村任教。

斯剑光任教的三十年恰逢城镇化加速，他目睹了乡村小学的衰落。他任校长的第一所小学在撤点并校的浪潮中被撤销，第二所小学也因生源不足关闭。2005年他竞聘到斯民小学当校长，眼看着学校从4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最后只剩60多个学生。

学生最少的那一年，20多个学生从六年级毕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却只有4个。“我们这里有能力走的全都走了，去诸暨买了房子，找了工作，带孩子去城里的小学读书，剩下来的孩子多是留守儿童，性格都有些沉闷。”斯剑光说，“教室空荡荡的，一句话说出去就掉到了地上，完全没有上课的感觉。”

斯剑光一度想过放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做好了斯民小学撤校的准备，想着既然乡村衰落的浪潮不可逆转，那撤校后换到城里小学谋一份教职也不算太坏。但最终他还是放不下，赶上周末和假期，他总能看到斯民小学毕业的校友回校园里闲逛，他们有的去了杭州、上海工作，假期特意开一个多小时车来到斯宅村，只为看看斯民小学里的楸树，问问孩子们最近的情况，有人年纪和斯剑光差不多大，回到学校还顺着楼梯滑下，眼睛里有发自内心的兴奋。

斯剑光忍不住去想，这些人在外工作，买了房，接走了家人，生活的重心已经搬到了城市，这座百年的村小可能就是他们与村庄的唯一联结，“如果学校没了，以后他们回到斯宅村能去哪呢，还找得到根吗？”看着村里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他觉得乡村教育像一盏灯，这盏灯不能熄灭。

该怎么做？斯剑光最开始想不出什么创新路子，但他明白，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斯民小学的历史和百年名校的招牌，是解决不了学校的生存危机的。他认定：“乡村小学想和城里的学校比师资、比成绩是很难有出路的，我们想生存下去，就要办有特色的教育。”

中国青年报2015年刊发的报道《一个家族书写的教育史》里记录了斯剑光当时的想法，那时的斯剑光已经开始尝试体系之外的教育，他带学生早读古诗文，希望把古文教育落实到课程上，“适当增加语文课课时，除省定教材外可自行选择古诗文辅助教材，放宽标准化验收的标准。”

他也从来斯民小学支教的教师身上受到启发，看到支教教师带学生到村里写生，画古民居的门楣窗棂，雕梁画栋，音乐老师带孩子们唱歌跳舞，他希望拥有聘任教师的自主权，“吸引那些有教育情怀的，愿意在乡村学校长期工作的老师到斯民小学来，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这样就能慢慢改变学校的面貌。”那时他对中国青年报作者列了三条对斯民小学的发展期望：具有课程设置的自主权、有聘任教师的自主权、有额外的经费支持。

后来斯剑光回忆，那段时间里，他开始广泛寻求社会力量的帮助，校友、公益组织或是各级领导来到学校，他带着访客逛校园、讲校史，在斯宅村里散步。他讲著名斯民校友的故事，讲斯民小学如何见证了近代教育的变迁。走到古宅千柱屋，他和访客聊石雕背后的典故，逛到后山，他介绍这边的罗汉松长了几十年，那边的榆木疙瘩长成了材，时间久了，斯剑光就像是村子里隐藏的专职导游。

斯民小学校园里有棵开花的楸树。受访者供图

讲完了校史，逛完了村子，回到学校的茶桌，他总不忘报告一下学校遇到的困难，缺钱、缺人才、缺创新的力量，“好像说这些都成了一种习惯，总想着说不定有人听进去了，机会就促成了。”

变化慢慢发生，一些公益组织和教育者关注到斯民小学，在这里开始多样的实验。有些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曾有社会力量在学校推广速记法，让孩子们通过背圆周率小数点后的数字来训练记忆，学生背得叫苦不迭，斯剑光坚决地叫停了这次尝试。还有人想搞传统教育，带孩子每天早晚背诵古文，斯剑光看孩子们每天背得机械，很少往心里去，也叫停了这一试验。

后来斯剑光把自己的尝试总结为“大浪淘沙”，他利用孩子们晚休、早读的时间让各种新鲜的试验进入学校，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样的路子是适合斯民小学的，但他有个直观的观测手段：“观察这个尝试是不是对孩子有利的，如果是，我们就把它融入学校的教学体系里面。”

后来，斯剑光渐渐有了模糊的标准，他总结成“乡”和“野”，乡是关于村庄，关于传统和历史记忆的教育，野是关于自然，关于想象力的教育。“大浪淘沙”了一批又一批后，那些最终留下来的成了“改变的种子”，在斯民小学生根发芽。

种下种子的人

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吕淑斌是最早一批“种下种子”的老师，他今年43岁，戴金属框眼镜，头发蓬松，衬衫和毛衣穿得板板正正。他爱看电影，爱读哲学，关心新闻、时政和有趣的新事物。他津津乐道的一段记忆是上师范中专时，和室友凑钱买了台奔腾电脑，彻夜围坐着看国外的新片。那是1994年，正赶上电影的黄金时代，屏幕里关于自由、勇敢和成长的故事让他“发生了很多改变”。

后来吕淑斌成为了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在斯宅村所在镇上的中学带毕业班，日复一日地讲解提高成绩的“招式”，他有经验、懂方法也肯下工夫，“拼命地抓时间”，有几次班级里考出来的成绩比平行班高出十分，他也成了学校信任的毕业班名师。

吕淑斌带着孩子们创排戏剧。受访者供图

但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他开始觉得没意思，讲一节课之前，他就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不重要， 那些关于文学的想象和诗意渐渐消失，“我会知道我明天在干什么，我会知道我明年要干什么，我会清楚地知道我接下来每一天都会重复这样的东西。”

吕淑斌尝试过改变，他在午休时间带着学生看《赛德克·巴莱》，上下两部放了整整一周，电影放完，学生倍感震撼，但“校长着急了，家长也着急了”。校长找到他，话中有话地说，“马上要考试了，这批孩子还是要抓得紧一点。”他还尝试让孩子做课外阅读，写影评，但繁重的课业压力下，这些尝试很快就没了回响。

那段时间吕淑斌一度特别迷茫，他知道对于镇级中学的初中生来说，把成绩提高才能挤进狭窄的跃升通道，走出乡镇，而学习答题的招式，提炼重点才是这条路的走法。但吕淑斌心里又总告诉自己，“真正的语文教育应该给孩子更多。”

直到后来吕淑斌结识了斯剑光，空闲的时候他总跑来斯民小学喝茶、写毛笔字、看着校园里开花的楸树和远方的南山发呆。他觉得“斯民小学的安静和那段时间的心性恰好相符”，也在和斯剑光的交流里渐渐意识到，这位校长正在寻求改变，而这所小学，恰恰有让他施展的空间，后来他打趣：“过了几年，终于把自己从初中老师聊成了小学老师。”

他开始尝试成绩之外新的评价体系，“把关注点放到孩子本身。”吕淑斌随身带着一叠稿纸，没课的时候，他就坐在桌旁，记录每一个孩子的故事，他说自己在给教过的每一个孩子“建档案”，一份属于私人记忆的，在主流评价体系之外的档案。六年级的蔡杭剑活泼淘气，总搞破坏，但抓螃蟹是一把好手，吕淑斌给他的档案取名“蔡杭剑-螃蟹天敌”，他写下“蔡杭剑干活的时候总有使不完的劲，出不完的力量”。爱画画的映漪在书法课上发挥想象力，把繁体字化成了水墨画，他记下这一创造性的举动，在笔记上写“真好，天生的艺术家就在我身边”。

后来他开始把学生带到村子里上课，语文课讲写作，他带孩子们走到古屋，拿出前人写过的文章，让孩子们在一样的环境里感受写作者的心境，评价哪里好，哪里不好。孩子们写不出来作文，就带他们去山里走一走，孩子们不想坐在教室里，就去门口开花的树下读书。天气正好时，他让食堂阿姨做一包饭团，带着孩子们去后山郊游，取名“山行”，校长看到吕淑斌的尝试效果不错，就把“山行”变成了全校活动。

在斯民小学的六年让他看到了一种“平衡”的可能，曾经他在初中的教学中发现不少学生的作文空洞无物，缺乏生活经验。来到斯民小学，带着学生外出上课、走进自然后，他发现学生的作文不再无聊，字里行间融入了很多生动的体验和感受，学习状态和心态也明显好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斯民小学并没有与主流的升学体系脱轨，这里不仅是在进行一场融合实验，也是个“可进可退”的地方。

六年时间过去，吕淑斌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像在初中任教时那样迷茫，斯民小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对教育的想象。

但那些曾经困扰着他的矛盾仍然存在，对大多数普通的乡村孩子来说，成绩依旧重要，路径依旧狭窄，提高分数、考上好的中学仍然是走出乡村，去到更大世界的主要通道。即使是在已经相对脱离竞争环境的斯民小学里，仍有家长和孩子对成绩和考试抱有焦虑。他承认斯民小学的变革是“一连串的偶然”，有着太多变量和偶然因素，很难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复制，在更多地方，另一种教育的可能性还没有打开。

这不是“乌托邦”

更多的变化在斯民小学发生后，校长斯剑光的思路渐渐清晰了起来，他在发表的文章中这样总结现在的“斯民模式”：利用斯民小学特殊的优势，以及斯宅村的丰饶资源，建设一种新的学校教育和课程模式。具体设想为：上午学习国家课程规定的学科知识，下午开展由学校、家长、社会机构三方共建的美育课，如书法、绘画、雕刻、音乐、建筑、自然植物等。全校学生数可控制在120人，即每班20人。 “我相信，这样的教育模式，会吸引一些对教育有追求的城市家长，也能为乡村孩子在家门口提供高品质的教育，进而为他们未来的人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斯剑光给自己的教育设想加上了“学好文化课”的前提，他并不同意把斯民小学的变化总结为“反内卷”，也不认为斯民小学是个可以逃避教育问题的“乌托邦”，他始终强调斯民小学教育里“体制”的一面——斯民小学有考试，有基础性课程，有教育部门调过来的“诸暨唯一一个小学数学特级教师”，那些尝试和改变也多是利用课程体系里的劳动课、科学课、综合实践课程、拓展课进行。斯剑光说：“我们只是在体系里寻求改变，步子跨得大了一点。”

但斯剑光和斯民小学的老师们也常常感到这“多跨的半步”带来的撕扯。怀揣着各种教育理念的家长涌入斯民小学后，学校的生存危机解决了，但发展的道路仍然充满未知。有的家长毕业于自然教育学校，带孩子来就是为了“让孩子放松”，他们和斯剑光建议开设更多的拓展课程，引入成体系的美育教育。也有家长来到斯民小学是为了“让孩子找到节奏更好的学习状态”，他们则要求斯剑光更重视文化课教学，多和家长沟通孩子的成绩。吕淑斌时常感到，孩子多起来后，学校陷入了“既要，又要”的窘境，一些老师也和斯剑光反映，说他对家长的要求响应得有些积极，打乱了原本的秩序。

这样的“撕扯”还发生在招生的决定上，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更多的家长打来电话咨询斯剑光能否带孩子入学，有的孩子出现了心理上的问题，有的孩子患有先天性的疾病，斯剑光有时觉得“一个学校应该包容各种各样的孩子”，有时却也怕这些有一点“特殊”的孩子干扰了学校的上课秩序，“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们招生的边界应该是什么。”

从斯民小学毕业后该怎么办？这是所有“逆流”来到斯民小学的家长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孩子在充满快乐和各种教育尝试的环境里长大，但终究要面临升学，要去到另一个教育环境。

刘璐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她打算在孩子毕业后送她去国际学校，再念国际高中，然后出国留学，走一条清晰的道路。但家长邱云却为此感到焦虑，她担心孩子会适应不了公立初中的节奏和压力，曾和几位家长向斯剑光提出过“在斯宅村建立一所初中，接纳斯民小学的毕业生”的想法，但出于政策和成本的考虑，这种设想很难实现。

吕淑斌和斯剑光在茶桌聊天。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校长斯剑光认为，他在尽力打造一种慢节奏的、亲近乡野和自然的教育环境，“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有健康的心态和快乐的童年，我相信他们升学之后也是能应对各种挑战的。”吕淑斌也觉得“好的童年能够治愈人的一生”，认为在斯民小学毕业后的学生能够有更多力量去抵御压力。但目前为止，还尚未有从城市回流到斯宅村的学生从斯民小学毕业，这些假设还没有一个可供观察的样本。这些理想的期待，有待时间检验。

斯剑光不避讳这场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尝试是初级的，是很脆弱的，还需要探索和扶助。”一些乡村小学面临的困难在这里仍然存在，斯民小学的英语、语文都要一个老师上几个年级的课，科学老师甚至一个老师要带六个年级，美术老师怀孕，美术课就不得不由任溪代课。

任溪发现，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引入美育课程格外困难，她带着孩子上手工课，一个人面对十几个淘气的孩子，没有助教，这边还没讲完那边的孩子就围了过来，让她力不从心。还有家长对教师的流动产生了担忧，“有的老师过几年就会调回到城区，那可能相应的改变也就消失了。”

“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好的尝试在斯民小学形成一个体制。”斯剑光说，但现在，他还无法具体描述这是个怎样的体制，又怎样在这所乡村小学实施。“斯民小学教育的特色是什么？”有时，访客问出这样的问题，斯剑光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这位敢于尝试的校长有信心让这所学校再次发生改变，摆脱了学校的生存危机，他“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办得更有特色，更成体系”。面对访客的问题，斯剑光也在思考，比起归纳出一个名词，概括出一种理念，他更在乎的是自己是不是给了学校有足够开放的土壤，斯民小学的教育是否还能有更多可能。

连廊处的茶桌是斯剑光最常和老师们交流的地方，有时他作为倾听者，两名语文老师在桌上讨论如何带学生开展课外阅读，他在旁边端着茶杯静静听，时不时问一句“需不需要什么帮助？”“用不用我争取捐赠书目？”“要建个图书角吗？”

有时他也参与进讨论，新京报记者到斯民小学的那天，他和吕淑斌在一起喝茶，正讨论着要不要给学生更多自主的权利，决定校史馆的布置，给教学楼起一个新名字，两人一拍即合。可以预见，一个新的尝试很快又将在这所学校落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任溪、齐元、杨淑、刘璐为化名）

记者 史航 实习生 金芷怡

编辑 杨海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