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人口是活力与效率的发动机国家的人才总量是否还在增长？

我最初以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疲软无力并无什么秘密可言。2008年以后，随着美国陷入深度衰退，全球经济随之下挫，经济学家们声称，复苏必将是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过程，因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衰退，而是一次“系统性危机”（systemic crisis）。我曾被这种观点说服。他们的研究显示，在经历一场足以摧毁金融体系的危机后，经济体要走出衰退绝非易事，即便能够摆脱衰退，也会在随后的4～5年里经历增长疲软的复苏期。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力度依旧远低于预期。到2015年，全球仍然没有一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恢复到危机前的平均水平。于是我开始认为，这次低迷乏力的复苏不太正常，其中必定有尚未被发现的奥秘：失去的增长到底在哪？

经济学家给出形形色色的理由，去解释我们的世界为何会陷入这次战后历史中最疲软、最缓慢的复苏。然而，大多数解释还是集中于信贷危机对经济需求的抑制作用，因为消费者和厂商不得不拼尽全力偿还债务，而后才能逐渐重拾增加开支的信心。还有一些人将需求不足归罪于收入不均问题的持续恶化、政府对银行借贷的监管不力或是危机后压力失控带来的其他弊病。这些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还不够直接、清晰。以美国为例，已有足够证据显示，需求水平到2015年已全面恢复：汽车销售量创下新高，就业增长数字也处于高位，但经济学家们最喜欢的GDP增长率数据依旧远低于危机前水平。和所有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一样，或许是这些侦探们找错了地方。

于是，我率领的团队开始将注意力从以需求为核心转移到相关供给侧，即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的经济层面。很快，我们便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罪犯”。在诸多原因当中，导致增长乏力的一个关键性诱因，就是由人口所提供的有效劳动大幅萎缩。由于这个结论有悖于人们对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正在不断取代人类劳动的主流观点，因而最初很难被接受。既然技术已让人力劳动过时，劳动力不足又为何成为问题？不过，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数字不会撒谎。

人口增速下降趋势早在2008年危机爆发时就已形成。事实上，这种趋势足以成为解释此后复苏乏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文所述，考量经济体增长潜力的一种简单方法，就是看生产力增长与劳动力增长的总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两者在全球范围内均遭遇大幅下滑。不过，生产力下降这一说法还广受争议，因为很多专家认为，官方统计数字未能体现新型数字技术的影响。以美国为例，按照官方发布的数据，1960—2005年生产力的年均增速为2.2%，而在过去10年，这个数字却下降至仅有1.3%。人口增速放缓的趋势甚至更加明显，这一点毫无争议。总而言之，对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最没有异议的解释，就是劳动力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而劳动力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15～64岁的劳动人口增长率。

世界许多角落依旧弥漫着对“人口爆炸”的恐惧，这种恐惧的核心是，人口总量超过食物及其他资源的供给总量，而这种失衡会带来不可想象的毁灭效应。人口爆炸说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联合国对2050年全球人口总数的预测，即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4亿，从目前的73亿增长到97亿。这个接近百亿的数字听起来高得令人难以想象，但其实联合国的预测已考虑人口增速的大幅下降。随着新生儿数量的下降和进入劳动力大军的年轻人不断减少，平均寿命延长就成为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动力。综合起来的后果，就是为经济增长注入一剂毒药。

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全球人口总量基本维持着近2%的年均增长率，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应该能维持近2%的基础增长率。这样一来，如果人均产出同时增长，便可实现远高于2%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到1990年，由于全球人口增长遭遇断崖式下跌，人口增长率拦腰减半，降至仅有1%。单纯从数字本身看，1%和2%之间或许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如果人口增长趋势率保持在1950—2005年间的2%，今天地球上就会有87亿人，而不是77亿人；我们的世界也不会衰老得如此之快，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此讨论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增长率下降的经济效应还需时间才能显现，因为新一代婴儿长成15岁的劳动力尚需时日。当然，在许多地区，人们开始工作的年龄是20岁甚至25岁，这取决于他们在校学习时间的长短。因此，生育低谷对人口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需要15年或更长的时间，才会得到清晰体现。在过去的5年，这种效应已开始愈加明显。

当下全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起实施的，并在此后不断强化的生育控制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女性事业成功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进一步加剧人口增速的放缓，因为她们当中许多人会选择事业而放弃生育。

这种人口变化的根源，在于过去半个世纪全球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发生根本性变化。自1960年以来，科技与医疗卫生的进步，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全球范围内，人均寿命已经从1960年的50岁延长到目前的69岁，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此外，人口增长的主要年龄段是50岁以上人群，而总数增长最快的年龄段是80岁以上人群。因此，尽管全球人口总数还在增长，但增速已大不如前，而增速下降最剧烈的人群，恰恰是对经济增长推动效应最明显的适龄劳动人口。

在1960年后的岁月，人类曾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育低谷，就总体而言，平均每个女性抚养的子女数量由4.9个减少至2.5个。在新兴市场国家，愈加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生育低谷更为显著。在印度和墨西哥这两个昔日曾最担心人口爆炸的国家，每个育龄女性抚养的子女数量居然从1960年的超过6个，锐减至不到2.5个。目前，这两个国家的替代生育数量均已接近2.1——若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人口总量将开始减少。

随着全球生育率不断逼近2.1这个临界水平，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低于正常的生育替代水平（replacement level），即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其夫妇两人。当净人口生育率为2时，出生和死亡将趋于均衡，在没有外部迁入与内部迁出的情况下，人口将停止增长。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的生育替代率之所以为2.1，还因为新生男孩的比例略多于女孩，且一部分女孩将在育龄期前死亡。对于新生儿死亡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对应的生育替代水平也相对较高，从而避免人口总量减少。全世界有83个女性抚养子女数量不到两个的国家，而地球上的每两个人里，就有近一个人生活在这些国家。它们当中既有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也有德国、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在某些发达国家，劳动适龄人口总数已开始萎缩，如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而且这种趋势已延续多年，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未能幸免于难，包括印度和中国。对它们来说，劳动人口萎缩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到来，而且萎缩速度甚至更快。此外，全球人口增长率预计将在未来10年及之后继续下降。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

人口增速的放缓，已通过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经济震荡，进而影响到代际、性别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引发“人机对抗”。美国最近发布的人口预测显示，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100亿，这使得部分人不停地重复人口过剩论。一些人担心，人口增长会超过食品供给的增长，让地球陷入饥饿危机；另一些人担心的是，机器人会让人力劳动者失去价值，而在人口爆炸的背景下，这种威胁自然更令人心惊胆战；在美国和欧洲，还有一部分属于反移民力量，他们主张修建国界墙以阻止难民涌入，某位英国内阁大臣称，“绝望的移民四处劫掠”的现象如“涨潮般肆虐”。

但这些人忽略的是，100亿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庞大，但真正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是增长率，同样，食物供给的影响也体现在增长率上。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整个制造链所承受的压力减少，即它不必再继续提供太多的服装、房屋或食品。农场也不必像以前那样，为养活所有人而不得不加快生产。相反，它们的主要目标变成满足老年人口的饮食需要——这个群体对卡路里的需求比年轻人少1/3。许多国家的确还存在饥饿问题，我不是想忽视这个事实，但这些问题的经济动因显然不是人口。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最严峻的经济威胁并不是人口过多，而是年轻人口过少，而机器人的出现或许有助于缓解即将到来的劳动力短缺。农业机器人也许就是对退休农民的有效补充。

当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一切有关非法移民，或是其他暴力活动的争论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取而代之的，将是如何吸引甚至“偷窃”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和人才。对于那些人口快速老化、劳动力锐减的国家，新移民到底是寻求机会的“经济移民”还是逃避战争或政治制裁的“政治避难者”已不重要，因为他们都会加大劳动力储备的规模。在新兴市场国家，吸引或留住工人的压力尤为巨大，因为在这些国家，出生率持续下降，而人均寿命的延长速度远超英国、美国等富裕国家在最初经济发展阶段的水平。

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层面看，最关键的人口问题在于它的人才储备是否在增长。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未来5年劳动适龄人口的预期增长，因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现有劳动力，而不是退休者或在校青少年；其次是看这个国家如何抵御人口增长放缓带来的副作用。一种途径是鼓励女性多生育，但这种方法在历史上有污点；另一种途径是吸引包括女性、经济移民和退休者在内的成年人进入或是重返就业市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大的受益者应来自那些劳动适龄人口高速增长，或是劳动力预备人才培养卓有成效的国家。

繁荣的底线：劳动人口增长率不低于2%

为了更好地了解人口要素在未来若干年对国民经济的制约，我对战后经历增长奇迹的国家的人口趋势进行了研究——我选取56个研究案例，它们都是保持年均经济增长率不低于6%且持续至少10年的国家。研究显示，在它们的繁荣期内，劳动适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7%，即它们的经济繁荣很大一部分源于年轻劳动力的不断增长。人口爆炸与经济奇迹之间的显著关联在多个案例中扮演重要角色，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巴西，到20世纪60～90年代的马来西亚，概莫能外。

关于劳动适龄人口增长达到怎样的增速，才能带来经济繁荣这个问题，通常的回答是以2%为基准。在完整的10年繁荣期内，每4个经历经济奇迹的国家中，就有3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年均增长率不低于2%。然而，后危机时代的一个惊人变化是，目前已很少有国家能达到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还有17个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超过2%。然而，在21世纪前10年，这个数字就从17个减少到仅剩2个。2020—2030年，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国家可能只剩尼日利亚。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人口实现高速增长的世界，经济奇迹的发生必定寥寥无几。

诚然，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总以人口的高速增长为前提：在上述研究案例中，有1/5的国家确实在人口增长率未达到2%的情况下，实现1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这些国家的成功绝大部分出现于非常规环境：有些国家本身已经较为发达，如20世纪90年代的智利和爱尔兰；有些国家通过改革和增加投资弥补了人口增长乏力的副作用；还有一些国家则是通过重组进入经济增长平稳期，如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苏联解体10年之后，俄罗斯经济借助石油价格的高企而强力反弹。今天，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跌、国际政坛风雨飘摇的大环境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被期待再现如此辉煌。

这对新兴市场国家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在它们当中，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人口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的境遇。在21世纪前10年，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内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人口增长率均跌破2%的临界线。而3个领军级新兴市场国家——波兰、俄罗斯和不容忽视的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已开始减少。

对一个人口持续萎缩的国家而言，经济要实现强势增长几乎不可能，正如欧盟在2005年的警告：“在人类历史中，从未出现过人口不增长的经济增长。”通过研究1960年以来近200个国家，我们找到698组时间跨度为10年的人口增长与GDP增长的配对数据（见图1-1）。

图1-1 劳动力缩减趋势图

在这些案例中，有38组数据对应的国家在10年期内的劳动适龄人口持续减少，GDP平均增长率仅仅只有1.5%。在这698组数据中，仅有3组数据对应的国家采取了措施，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维持不低于6%的GDP增长率。这3组数据对应的国家均为小国，而且它们是经历过政变、战后混乱或苏联解体事件的小国，即20世纪60年代的葡萄牙、2000—2010年的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研究表明，人口缩减的国家不太可能有快速的GDP增长，这一点已逐渐成为共识。20世纪80年代早期，只有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出现劳动人口缩减。到2019年，共有46个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到21世纪中叶，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1倍。

在其他几个高密度人口国家，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率接近或超过2%，如肯尼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此外，这些国家的人口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继续快速增长。因此，在全球竞争中，它们拥有显而易见的人口优势。对这些国家而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人口红利论⁽¹⁾的陷阱。这种观点认为，人口增长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但在现实中，只有领导者创造出有利于吸引投资和增加就业的经济环境，人口红利才能兑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和印度的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是饥荒、高失业率和社会动荡。虽说人口快速增长往往是经济高速成长的条件，但这种因果关系绝非必然。

人口高速增长与经济奇迹并非因果

在21世纪之前，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人口强势增长是一种常态，但并没有带来经济奇迹。在我研究的698个案例中，超过60%的案例对应国家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超过2%，但只有1/4的情况出现经济奇迹，或是在10年研究期内实现不低于6%的GDP增长率。有些人口高速增长国家甚至与经济奇迹毫无关联，比如1960—2000年的土耳其和1960—2010年的菲律宾，在每个10年的年均GDP增长率均未达到6%。今天，即便是肯尼亚也不敢断言，凭借2015—2020年预期可达3%的全球最高人口增长率，它就会成为全球领先的经济体。

阿拉伯世界的境遇让我们印象深刻。1985—2005年，它们的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超过3%，接近其他地区增长水平的两倍。但人口高速增长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人口红利。在21世纪前10年中，许多阿拉伯国家面临年轻劳动力失业率高涨的困难境遇：伊朗的青年劳动力失业率超过40%，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也超过30%。印度曾对人口红利寄予厚望，在未来10年，该国每年将有超过1 000万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印度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还不足500万个。

尽管人口快速增长现象通常仅针对新兴市场大国，但劳动力数量增加对发达国家而言，同样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曾认为自己是西方世界中最具活力和动力的国家，它比欧洲有创造力，而不像日本那样封闭守旧。但美国在近期实现的大部分增长，或许都可以解释为年轻劳动力的增加。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速始终高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是法国和英国的3倍，德国的6倍，日本的11倍。人丁兴旺有助于解释美国同期经济增长率超过其主要对手这一事实。以德国和英国为例，如果剔除人口增长放缓这一因素，美国、德国、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都会保持在0.5%。直至2010年左右，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速高出德国0.9个百分点，其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速同样超过德国0.9%。因此，如果扣除人口因素，美国与德国将平分秋色。

2015—2020年，发达国家的人口形势预测极为悲观。在几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法国和西班牙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增长预期将略有减少，而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甚至将面对不低于0.4%的负增长。美国的人口增长率略为乐观，将达到0.2%，与英国和加拿大基本持平。尽管也有一些好消息，但遗憾的是，这些好消息仅限于发达国家中的小国，譬如新加坡和奥地利。虽然它们的人口还将保持高速增长，但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这些国家的经济体量太小。相对于大国的增长乏力，它们带来的增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奖励“三孩儿”：效果可能难测

防止人口增长放缓的战役已经打响。在过去10年，许多国家已认识到它对经济增长的威胁，并积极采取各种弥补措施。2014年，丹麦重新设计本国的中学性教育课程，让青少年充分认识到生育太晚的危害性。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目前70%的发达国家已采取提高生育率的政策，而这个比例在1996年仅有30%。与此同时，推行人口增长控制政策的新兴市场国家数量大幅减少，采取这种政策的国家比例在1996年曾高达60%。

随着许多国家的生育率跌至临界人口替代水平2.1以下，为生育母亲提供补贴的国家开始将补贴对象转向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女性，某些国家甚至加大对第三个、第四个乃至第五个孩子的补贴力度。许多国家开始为女性提供现金形式的“婴儿津贴”，以及针对生育更多儿子而设置的其他奖励，但这种形式的生育鼓励措施大多缺乏有效性，而且饱受质疑。

1987年，新加坡率先启动生育鼓励政策，掀起一轮“尽你所能，多养宝宝”的运动。政府对此提供的奖励也多种多样，譬如在住院接生期间提供补贴，但这些措施对提高生育率的帮助很有限。加拿大也在1988年推出新生儿奖励政策，但未过几年便取消该政策，其他国家随后也发现取消政策背后的原因，即接受直接现金奖励的女性大多来自贫困家庭，他们的孩子会大幅增加社会福利的压力。

2005年，澳大利亚前财长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首次宣布实施婴儿奖励计划。他敦促女性“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国人对他的呼吁似乎无动于衷。6年后，澳大利亚取消生育奖励，因为在社会变革步伐加剧的大环境下，这种奖励对人口生育率影响甚微。在发达国家，职业女性为了事业，已逐渐将她们的生育年龄推迟到30岁以后，这也间接造成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

在法国，代表社会党执政的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也曾试图以生育奖励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奖励额度之高，即使职业女性也不会无动于衷。但这项计划激起了众怒，右派势力的理由是政府预算已经居高不下，计划难以为继，左派力量反对则出于对富裕阶层的保护。不过这项计划还是冲破阻碍得以通过，按照这项计划，尤其对养育“金子”般宝贵的第三个孩子的父母，政府将单独提供极为优厚的奖励：额外的家庭补助、减税、增加10%的养老金以及乘坐火车享有75%的折扣。此外，父母还可因第三个孩子每月领取至少价值400美元的津贴。其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假如父母中的一方为照顾孩子而辞去工作，每月可领取价值1 200美元的补贴。这笔补贴有可能减少当下的劳动力，但其用意是增加未来劳动力。面对指责，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彼得·布里恩（Peter Brinn）维护生育补贴的理由是“意在未来的开支”。然而，到2015年，法国政府也大幅削减婴儿津贴。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增速趋于停滞，智利成为首批推行婴儿津贴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尽管保守的天主教提倡“家大业大”，但智利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生育替代水平。2013年，面对人口急剧减少的威胁，智利政府宣布执行生育奖励计划。智利前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曾亲口承认，他对人口生育率下降的担心甚至要超过对地震等自然灾难的担心（2010年2月，智利刚刚遭受一场大地震）。为此，他宣布一项递增式的一次性生育奖励计划，即政府为生育第三个孩子提供200美元奖金，为生育第四个孩子提供300美元奖金，为生育第五个孩子提供400美元奖金。对于人口下降，皮涅拉的警告令人震惊：“生育率断崖式下降，意味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因为它必将影响国家未来的兴衰。”

大约在同一时点，很早就已实施人口控制计划的中国，也在重新审视它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这项政策正在加剧其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并且严重影响其劳动力大军的数量。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劳动力人数预计每年将减少100万个。2015年底，中国宣布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并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目前还很难预测，鼓励女性生育2～3个或是更多孩子的政策，到底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毕竟，人类生育规律的变化无法预测。在人口学家汉斯-彼得·科勒（Hans-Peter Kohler）和托马斯·安德森（Thomas Anderson）刚刚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欧洲婴儿潮在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做出解释。在工业革命时期，尽管大量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但社会规范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调整，以至于落后于工业经济的变革速度。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依旧被视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女性的主要职责则是生儿育女，料理家务。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定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转变。此时，文化变革的速度开始跟上经济的步伐，但是各个国家的速度迥然不同。在法国、英国及北欧国家，生育后的母亲之所以能很容易重返工作岗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拥有良好的低成本婴儿护理服务。而在德国和意大利等较为传统的国家，要改变根深蒂固的性别定位尚需时日，更多女性会选择不要孩子，导致这些国家目前的生育率低得可怜。

由此可见，政府人为干预人类繁衍过程的效果缓慢而不可预测，这其中既有传统社会习俗的缘故，也有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很多国家，以刺激多生育为目标的奖励极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副作用。可以说，这样的干预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有一种方法似乎更有说服力，它的核心是鼓励更多的人成为活跃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将就业大门，向那些在身体和心理上依旧有劳动能力但没有正式职业的人敞开。人口结构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但重塑劳动力结构的效果立竿见影，因为女性、经济移民或是退休者可以随时成为劳动力，而婴儿成为劳动力却需要等上15年或20年。提供高质量的婴儿护理服务可以让育儿的母亲尽早回归工作；对海外经济移民敞开大门，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在一夜之间无限制扩大；改变20世纪许多工业化国家降低退休年龄的做法，也可以让被遗忘的一代人迅速重返工作岗位。要深刻认识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女性、移民乃至机器人替代的程度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推迟退休年龄，延缓进入人口负担期

近几十年，人口数量减少带来的影响日益扩大，而这种影响又被全球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所放大，后者体现为正处于就业或正在寻找就业机会的成年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劳动人数的比例。这种劳动人数减少的现象在美国尤为显著，但也不是没有例外，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过去15年里，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已经从67%下降到62%，而且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假如劳动力参与率没有下降，美国在2015年的劳动力总量将比当年实际的劳动力总量增加1 200万人。尽管随着这场危机的深化，数百万工人已放弃继续求职的愿望，使得整个形势更加恶化，但即便不考虑这个因素，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会使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在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已从45岁人群的略高于80%，降低到65岁人群的不到30%。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加重，这种现象将遍布大多数国家。

有些先知先觉的国家已开始重新全盘审视退休年龄问题，实际上，这个概念也仅仅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后。起初，人们要工作到身体或心理无法支撑的年龄，养育更多的孩子是他们为自己年老所准备的出路。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能照料他们的晚年生活。然而，一家位于加拿大西部的铁路公司提出一个看似狭隘、实则现实的问题：到底多大年纪才算不能安全开火车的年纪？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年龄是65岁，这也是许多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尽管某些已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依旧精力旺盛，但任何人都不能规避这个法定退休年龄。

19世纪末，俾斯麦（Bismarck）领导下的德国政府第一次为民众发放退休金，以备老年人的财务应急之需。在那个时候，欧洲的生育率还远远高于人口替代水平，而人均寿命则低得多。因此，相对于老年人口，劳动适龄人口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均迅速增长。由于养老金的资金源泉是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给，因此，这种通过对年轻人征税，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的俾斯麦退休计划取得良好效果。

但今天的大环境已经发生逆转。尽管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已出现停滞，但俾斯麦的“即用即付式”（pay as you go）退休金计划依旧是目前的标准模式，以至于有些评论人士甚至说，这已经演化为不可持续的“庞氏骗局”（Pozi schemes）⁽²⁾。这种养老金模式使得退休者过得优哉游哉，而且在当下，我们无法找到足够的年轻人为他们的养老金埋单。

我曾在2013年10月造访维也纳，在那里，我遇到一位精力充沛的酒店经理。在我们的闲聊中，这位58岁的女士表示，她非常期待两年后的退休生活，因为她可以享受的公共养老金几乎和退休之前的工资没有区别。她对退休生活的安排，就是以探戈舞、野外自行车骑行和越野滑雪之类的事情打发时光。

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已经意识到，它们昔日的黄金岁月或许将一去不复返。要看看到底哪些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及退休成本最高，只需比较如下两个数字：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与64岁以上老人和15岁以下未成年人这两类被赡养者的数量。二者的比率被称为赡养比（dependency ratio）。赡养比的变化对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影响非常大，它揭示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有多少人正在进入生育、储蓄及资本创造阶段，为该国创造增量投资。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韩国GDP增长率的增减变化几乎与该国的赡养率同步。中国的GDP增长率也在2010年达到2008年以后的最高点，同年，其赡养比则降至最低点——一位老人对应3个劳动者，此后，赡养比开始稳步攀升，即3名劳动者至少需要养活1位老人。

今天，这个数字的内涵更加丰富，尤其在欧洲等老龄化地区，劳动适龄人口相对老龄人口的比例已较20世纪50年代减少一半。再过30年，这个比例预期将再减少一半。大多数发达国家已进入老龄化过程，而且预计速度将远超新兴市场国家，这背后的原因同样是生育率锐减和人口寿命剧增。

如今，全球范围的人均寿命已经比1960年延长19年，中国的人均寿命甚至延长30年，平均寿命达到75岁。这个过程令人欣慰，但它有代价。目前，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大幅增长，根据估算，2000—2027年，这一比例翻了一倍，从7%变成14%。相比之下，法国用115年才完成这个翻倍过程，而美国也用了69年。

人口趋势影响经济的主要方式是增加或减少可用劳动力的人数，不过，它也会间接影响人类的生产率。最近几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往往展示出较快的生产率增速。随着赡养比的下降，更多人口加入劳动力大军，成为自食其力者，国家的收入相应增加，进而创造出更大的资金池。随后，国家就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一步提高对改进生产率的投资。人口学家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认为，这种人口红利的“副产品”，是促进东亚及东南亚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这些国家的储蓄率相对较高，而且劳动力始终保持着较大规模。

此外，高技能的熟练型劳动力往往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在这方面最具优势的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尽可能将年龄较大者留在劳动力大军中，避免成为“寄生”人口。2007年，德国将男女人口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67岁，并分步骤逐渐执行这项措施。随后，包括波兰在内的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德国。在此后5年，波兰的劳动适龄人口预计减少3%，下降到66%，在所有欧洲大国中降幅最大，与此同时，它的老年人口持续大幅增长。

今天，有关延长退休年龄及其他老龄化社会问题的争论，已在政治纷争中留下深刻烙印，而波兰企业家则试图为摆脱社会老龄化提供便利条件。波兰人称为“和谐老年之家”（Houses of Peaceful Elderliness）的养老院已开始遍布整个国家，意大利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也开始针对人均寿命的延长，着手调整退休年龄，有些国家甚至已开始为是否将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以后而展开讨论。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固守传统的国家依旧存在，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推迟退休年龄将成为老龄化经济体摆脱危机、走向未来而迈出的重要一步。毫无疑问，退休年龄每推迟一年，就将节约数十亿美元的养老金成本，推迟劳动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不过，认为政府可以凭借一纸之令延长劳动者退休年龄的观点，显然是一种误解。例如，在墨西哥，尽管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绝大部分墨西哥男性的退休年龄是72岁。而在法国，虽然法定退休年龄也是65岁，但男性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是在60岁前。

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福利水平，可以鼓励更多劳动者延长退休年龄，但这种做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工作文化及观念。在大多数国家，退休之后“金色时光”持续期还在继续延长，这将给经济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经合组织OECD）的34个工业化国家⁽³⁾，从中国和韩国，到美国和英国，其平均退休年龄到死亡之前的时间间隔在1970年时为两年，此后持续提高，目前已达15年。

退休金成本已给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这一点或许在巴西体现得最为明显。该国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女性为52岁，早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与此同时，巴西的退休金水平却达到退休前最后一年工资的90%，而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比例仅为60%。巴西也是世界上劳动者与退休人员数量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这种失衡还在继续恶化中，已让俾斯麦退休制度的基础岌岌可危。而可怕的是，人口减少已让许多国家难以招架。

提高女性就业率关乎GDP增长

女性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增加成就“二战”后的经济辉煌，但这种增长在此前的20年已彻底停滞，女性的就业比例始终徘徊在50%左右。在较为贫困的地区，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较高，养家糊口的压力迫使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下田劳作。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更多家庭进入中产阶级，劳动参与率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大军，操持家务劳动。最后，随着国家的富裕程度进一步提高，更多家庭的女性有能力进入大学，并在毕业后加入劳动力大军。

要理解哪些经济体最有可能或最不可能依靠增加的女性劳动力来创造增长，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根据花旗研究中心（Citi Research）在2015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在富裕国家，女性的就业比例存在明显差异，从瑞士的接近80%，德国的70%，到美国和日本的不足60%。出于发展需求，日本已认识到这一事实。

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多次明确表示，女性或将在解决日本老龄化社会问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甚至将“女性经济学”作为其经济复苏计划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女性经济学包括改善育儿服务及生育假期，降低针对家庭第二收入者征收的高赋税，鼓励日本公司让更多女性担任高层管理职位。到安倍任期的5年间，女性就业比例从65%上升到72%。他还主张让更多女性进入白领阶层。根据OECD 2019年发布的数据，女性在瑞士、日本和美国的就业比例分别为80%、73%和68%。

在加拿大，旨在为女性敞开就业大门的措施已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1990年，女性的就业率还只有68%，20年后，这个数字已增加到76%。这种增长主要归功于削减家庭次要收入者的税负及推行新型生育服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荷兰，女性就业人数的增长尤为突出，自1980年以来，女性就业率已实现翻番，增长到目前的76%，这种增长归功于生育假期的延长以及弹性兼职工作方式的推广。可以说，在女性人才的利用方面，荷兰在较短时间内已赶超美国。

尽管推进女性就业运动的形势令人振奋，但有一个事实并未改变，即男性的就业量始终高于女性，只不过这种差异在各国之间有所不同。就业率性别差异较小的国家，包括挪威、瑞典、加拿大和越南，他们的差距均不到10%。越南似乎不应被划入这个行列，但有一点的确不容忽视，在部分国家，政府有能力通过举国政策增加女性的就业率，这一点在俄罗斯体现得尤为突出。尽管苏联时期的法律曾将450种职业列为“因过于艰苦而不适合女性”，但该国的女性就业率依旧维持较高水平。在2014年针对143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一项调查中，世界银行发现，90%的国家有至少一项限制女性获取经济机会的法律。这些法律涉及禁止或限制女性拥有房地产、开立银行账户、签订合同、涉足法庭审判、单独旅行、驾驶汽车甚至掌控家庭理财事务等多个方面。

这种就业限制在中东及南亚地区尤为普遍，它们也是全世界女性就业率最低的两个地区，分别为26%和35%。而性别差异在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甚至超过50%，阻止女性进入劳动力大军的障碍形形色色，既有明文法律，也有社会习俗。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曾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一位中国企业家在埃及创办手机制造工厂，但开业不到一年便被迫关闭，部分原因就在于他雇用女性员工。即便工厂针对女性员工制定严格的工作纪律，但这种做法显然仍不被埃及的社会文化习俗所许可。在那里，女性不得从事夜班工作，而且一旦结婚必须辞职。在印度等人口大国，女性就业的比率不足30%，这些数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地的落后程度。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1亿人口中，仅有2%从事正式工作的女性可计入劳动力范畴。

文化障碍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但绝非不可逾越的天堑。某些最崇尚大男子主义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已在增加女性就业率方面取得长足进步。1990—2013年，仅有5个国家的女性就业率增长幅度超过10%，它们无一例外全部是拉丁美洲国家。排在榜首的是哥伦比亚，成年女性的就业增长率高达26%，随后依次是秘鲁、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在巴西这样的国家，如果男性就业的比例降低，又无法提高女性就业比例，整个国家的经济会发展得更为缓慢。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拉丁美洲的教育体系始终对女性敞开大门：在哥伦比亚，部分来自富裕阶层的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创办的私人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该组织控制天主教会，大力提倡女性采取节育避孕措施，使得女性可以选择推迟生育年龄，追求个人职业发展。在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同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提高。在许多国家，领导人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消除对女性就业的现有约束以推进经济增长，这远比提供新型生育护理服务或者延迟生育假期更容易，成本也更低。

社会文化习俗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法律可以。IMF曾指出，当国家赋予女性开立银行账户的权利，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在未来7年将会大幅提高。然而，未被利用的女性职业人才依旧非常巨大。许多国家开始认识到，向女性敞开就业大门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那些受老龄化问题影响最大、女性劳动参与率最低的国家将从中受益最多，如日本和韩国。在美国，就业的女性数量曾达到“二战”后最高水平，但这种趋势已在2003年达到顶峰，并呈现退潮之势。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美国超高的递增性家庭税负，导致作为家庭次要收入来源的女性丧失劳动积极性，而美国家庭婴儿护理服务的超低开销加剧了这种趋势。此外，美国也是唯一没有实行带薪生育假政策的工业化国家。

根据经合组织的最新估计，减少就业上的性别差距，让更多成年女性加入由男性主导的劳动力大军，将促使其成员国的GDP在2015—2030年提高12个百分点。日本和韩国的GDP最高上涨幅度可接近20%，而在女性从事正式劳动比例不足40%的意大利，同期的GDP上涨幅度甚至会超过20%。博斯公司（Booz & Company）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类似研究也指出，新兴市场国家缩小就业性别差异的收益可能会更大。到2020年，埃及的GDP将提高34%，同期的印度GDP上涨幅度为27%，巴西为9%。

移民输入，制造问题还是解决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口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因始终保持稳定。自1960年以来，全球范围的生育率持续大幅下降，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周期从50岁延长到69岁，未来还将继续延长，而同期的移民率却极为稳定。半个世纪前，移民占全球人口总量的3%，到2012年，移民率依旧维持在3%左右。不过，2015年的欧洲移民潮也确实引发全球恐惧，饱受战争摧残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大批涌入欧洲国家。就目前形势看，只要地区冲突不止，这种移民潮就不太可能停止。归根到底，影响最大的趋势依旧是新兴市场国家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的消失，这大大减少这些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移民数量。2005—2010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净移民数量合计1 640万人，但是在2010—2015年，这一数字已减少至不足500万人。

实际上，至少在2015年的欧洲和美国反移民运动爆发之前，吸引海外劳动力的竞争已趋于白热化。根据联合国统计，到2013年，公开声称“通过移民”渠道增加人口规模的国家数量已经比3年前增加一倍多：从10个增加到22个。要了解哪些国家在吸引移民方面最得力，只需看看哪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因净移民增加得最多。2011—2015年，收益最大的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和德国。或许最令人意外的是德国，2015年，德国因抵制接纳战争难民的风潮持续发酵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期间，针对当地难民营的纵火案频发。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持续走低，部分原因就在于她大规模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政策。然而，如果不是净移民带来的积极效应，德国的人口总数在2011年后会出现大幅萎缩。在2011—2015年，净移民让德国的人口总数增加1.6%，这个数字几乎可比肩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

尽管输入移民成为德国经济的巨大推力，但与人口总量的下降速度相比依旧不足挂齿。2014—2015年，德国的新增移民数量已增加8倍多，达到100万左右。但要维持劳动适龄人口与退休人口的现有比例，德国必须在2015—2030年，每年吸引更多的移民，据测算约为150万人。但这并不等于说，德国每年只要接纳超过100万的移民即可让人口和劳动力问题迎刃而解，因为让外来移民融入本国社会显然需要时间。这只会让德国的老龄化问题复杂化、戏剧化，即老龄人口和年轻人口之间的失衡，会以比2015年难民进入的更快速度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已成为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常态：尽管接纳的移民数量大量增加，但只能部分缓解人口减少带来的问题。

因为远离难民危机，移民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带来的正效应远超过德国，自2011年以来，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分别增长3.3%和4.3%。最近几年，澳大利亚的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已超过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他们始终坚持有序接纳移民的政策。澳大利亚人口增长量的2/3源于外来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度和东亚。在反移民浪潮不断发酵，并在2015年达到顶峰的大环境下，澳大利亚2015—2020年间的净移民率超过其他大国，达到了3%。尽管澳大利亚也存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问题，但只要它坚持移民开放政策，其经济增长的减速就会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日本则始终坚持与澳大利亚相反的移民政策。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它锁闭外来移民之门的程度已经达到极致。在日本的总人口中，只有不到2%出生于海外，而澳大利亚的这一比例则是30%。此前，这种闭关政策曾被视为它的竞争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的分析师还在大谈特谈这种单一文化和没有民族矛盾所带来的“和谐性”，并将之看做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及其他政治首脑曾公开宣称，“同质化”（homogeneous）社会是缔造日本国家地位和实力的基础。即便到了2005年，时任总务大臣、后担任日本副首相的麻生太郎（Taro Aso）还在称赞日本“单一民族、单一文明、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的特点。

尽管政府高层官员依旧坚持这种观点，但这显然已经和安倍执政时期正在为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认知形成冲突，即如果不接纳海外经济移民，日本将会成为一个日趋萎缩、不断孤立的社会。安倍首相已开始增加针对新移民的签证，且数量持续增长。目前，每一年迁入日本的移民净人数为50 000人，但是要弥补2030年的预计人口减少量，则需10倍于这个数字的外来移民数量。换言之，日本必须采取比澳大利亚更开放的移民政策。

韩国也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昔日，它将这种同质性视为提高政治和劳动凝聚力的源泉，但是面对劳动适龄人口急剧萎缩的威胁，它的转变速度远超过日本。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迫使韩国反思之前的移民政策。在危机之前，韩国的外来移民数量约为25万人，但是从2000年开始，移民的数量已增长400%，达到130万人，而日本同期的增长率仅为50%。目前，韩国政府将打造多元文化提升为官方政策。不仅移民局服务官员对他们吸引海外人才的措施自诩有加，甚至联合国也对韩国为海外劳动力在劳动力紧缺行业提供工作许可证的做法大加赞赏。尽管韩国劳动适龄人口已进入下降通道，但如果没有输入移民，这种萎缩的速度将至少是目前的4倍。此外，在2013年执政后，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已承诺采取新的措施解决老龄化问题，手段之一就是吸引年轻的海外人才到韩国工作。

韩国这种吸引经济移民的举措与泰国的无序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今天，泰国已成为公认的“东南亚老人”，因为它是该地区唯一一个预计在未来5年劳动适龄人口出现萎缩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一改笃信宗教信仰的官僚政府开始推行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以至于这届政府领袖被后人戏称为“套套先生”（Mr. Condom）。这项政策的执行极为成功，今天甚至有人认为其过于“成功”。警察在大街上发放免费避孕套，和尚将避孕套供奉在庙宇中。这个“套套先生”的真实姓名是米猜·威拉瓦亚（Mechai Viravaidya），他创办的“大白菜和安全套”（Cabbages and Condoms）连锁餐厅免费为顾客提供避孕套；手拿一把避孕套参加世界银行的对话节目，更是让威拉瓦亚名声大振。泰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在1970年，每个女性平均生育6个孩子，到20世纪90年代初，生育率已降至劳动力替代水平之下。

不过，女性显然不是泰国解决人口问题的真正答案，因为相对自由开放的国家文化，使得该国女性的就业率超过70%，这个比例在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中绝无仅有。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这个闲散的佛教社会更愿意接受外国人，泰国的海外移民接近400万人，占泰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相比之下，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移民比例均不到1%。在泰国，外国人掌管本国大公司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在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等更强调民族主义的邻国中却鲜有耳闻。这些迁入的移民多来自同样信奉佛教的国家，如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他们来去自由，来是他们的选择，不是因为征召，去也是他们的自由，不是因为他们不受欢迎。在2013年10月的泰国之行中，曼谷当地一位经济学家曾对我说：“在泰国，只有经久不息的传说，没有清晰的政策。严格地说，许多来到泰国的移民都非法，但谁会一丝不苟地讲法律？”不过，要解决老龄化问题，泰国还需对外来移民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近期因移民而受益最大的国家是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南非。这3个国家已逐渐成为吸引本地区难民和求职者的乐园。2011—2015年，南非因外来移民而增加的人口比例达到1.1%，马来西亚增加1.5%，土耳其更是增加了2.5%。2014年，就在西欧各国右派势力因移民和难民暴增而惊呼不已时，土耳其不声不响地接受了100多万名难民，其中多数来自叙利亚。至少部分土耳其领导人意识到，这是一个输入劳动力和人才的大好时机，许多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也有同感。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曾在2014年指出，在土耳其，约1/4的新增企业由叙利亚人开办，而且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难民聚居区。

吸引海外人才的竞争正愈演愈烈

随着全球人才竞争日趋加剧，对高水平劳动力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截至2014年，在经合组织成员中，2/3的国家已经或正开始实施以吸引技能型移民为主的移民政策。在21世纪前10年中，这些政策已为经合组织成员带来3 500万拥有大学学历背景的移民，增幅高达70%。尽管2015年出现了新一轮的抵制移民运动，但吸引海外人才的竞争丝毫没有降温。

几十年来，美国始终是移民政策的受益者，海外移民已成为推动美国社会创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天，尽管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3%，但他们已成为25%新增企业的所有者，并构成硅谷就业群体的30%。2013年全美高科技公司的25强当中，60%由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创建。譬如，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是第二代叙利亚移民；谷歌公司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是来自俄罗斯的第一代移民；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是第二代俄罗斯移民；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是第二代古巴移民。在这些创始人中，有许多人来自战火纷飞或是经济衰败的国家，但也有少数人出身于文化传统浓厚的欧洲国家，包括来自法国的彼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eBay）、来自原东德的康斯坦丁·格里克（Konstantin Guericke，Symantec）和来自意大利的罗杰·马里奥（Roger Marino，EMC）。

近年来，硅谷巨头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美国正在关闭面向高技能型海外人才的大门，这使得他们在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之地。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来美国只是为了学习，而不是工作。美国每年发放的学生签证已增加到接近50万，但工作签证的数量始终维持在约15万。与此同时，美国每年将35万名毕业生送回他们的祖国，其中最多的目的地是印度和中国。因此，猎头喜欢在加利福尼亚州挑选新鲜出炉的天才少年。

2013年，科技板块分析师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转载了几张照片，照片是加拿大政府在横穿硅谷的主干道101号公路上安装的一张广告牌，广告牌上写着“要解决工作签证问题？请重返加拿大”，这句话似乎是在暗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期待的“重返亚洲”的外交政策。在2013年夏天造访旧金山湾区之前，加拿大联邦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贾森·肯尼（Jason Kenney）说，他希望更多人知道，加拿大“欢迎新来者”，而且“不会对笼络人才和挖墙脚有丝毫歉意”。他还说，“如果你们这些家伙不能制定有效的移民政策，我们就会让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跨越美加边境，北上加拿大。”

在全球人才战争中，我们很少会听到如此直白的宣战。要判断谁是这场战争中的胜利者，可以看看哪些国家的移民在本国大学毕业生中占据的比例较大，是否还在持续增加。人才之争的最大受益者包括英国、加拿大，尤其是澳大利亚。在这些国家，移民占人口总数的30%，但是他们在高等教育人群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这10%的差异就是它们的人才收益。在美国和日本，移民在人口总数和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基本持平，这就是说，移民政策对于改善人口质量的影响甚微。在德国、荷兰及其他部分欧洲国家，移民人口的教育水平甚至还不及原住居民。

这种差距绝非无足轻重。移民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中国和印度家庭，大多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他们的后代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至少不低于当地人的平均水平。实际上，在澳大利亚，这些移民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比本地人更优秀，这也是全球唯一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工业化国家。而在美国和英国，外来移民的表现略微逊色于本地人。但在很多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他们的表现则远不及当地人。以瑞典为例，20%的本国学生考试成绩“略低于完全参与的现代社会所必需的水平”，但60%第一代移民的成绩则远低于这一标准。这种差异在德国、法国、瑞士及其他北欧国家更为显著。在这些国家，人们已开始担心，移民是否会导致人口素质整体下降，进而推高税收，加剧福利及养老金体系的负担。

毋庸置疑，文化壁垒会增加外来移民融入发达经济体的难度，而女性及老年外来移民的融入难度可想而知。此外，对非技术外来移民的担忧或许已经言过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不管是否属于技术性移民，外来移民都将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最近，针对人们经常谈及的外来移民会抢走本国人就业机会的说法，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卡格拉·奥兹登（Caglar Ozden）进行深入分析的结论是，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奥兹登发现，就总体而言，外来移民往往接受当地人不愿意承担或无力承担的工作。我曾在2015年6月去到希腊，当时，希腊的债务危机依旧严重。有传闻表明，青年劳动力遭遇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但本地企业主对希腊年轻人工作态度的抱怨让我大吃一惊。他们大多认为，年轻人更愿意待在家里享受父母优厚的退休金，这当然会瓦解他们接受就业挑战的动力。这些企业主指出，他们更愿意雇用有强烈工作欲望的外来移民。这种说法确有数据支撑——在希腊，外来移民的就业率比当地人高出10个百分点。这个差异在欧洲国家中最大。希腊或许是一个极端示例，但外来移民确实填补了许多不受待见的冷门职位。

此外，奥兹登还发现，一般情况下，非技能型外来移民要么对当地工资水平和就业没有影响，要么会提高工资和就业率。他对比了马来西亚的情况，在那里，近来大批外国人的迁入，让很多只有高中学历的当地人成为这些外来移民的管理者，而不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这就极大地促进了该国经济的增长，而外来技能性移民带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在美国，推动生产力增长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是科研人员、高科技专业人士、工程师和数学家。在这些领域，外来移民已成为绝对主力。在当地人不愿涉足的领域，外来移民往往是填补这些工作的重要力量，比如处于社会最低端的服务员和最高端的数学教授。此外，技能型移民也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因为他们不仅拥有知识和技能，还能通过言传身教，普及这些知识和技能，如半导体制造工艺的详细流程。

根据哈佛大学发布的《经济复杂度报告》（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个别的优秀人才，而是如何将制造复杂产品所需要的专长融合为一体。例如，智能手机不仅是电池、液晶、半导体、软件及冶金等制造技术的结合，还需要相应的精益制造流程。而获得这一系列人才最快的捷径，就是海外输入。

在一个做饭已升级为烹饪艺术的时代，这样的思路自然也适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在2014年1月的一次秘鲁之旅中，我意外地发现，按某种排名方式，秘鲁首都利马居然拥有全球20家顶级餐馆中的3家。这里既有拉美口味，又不乏亚洲风味，后者源于19世纪来到拉丁美洲的中国及日本劳力。

对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种竞争的核心在于如何留住人才，而非吸引人才。2000—2010年，已有约90 000名发明家离开中国和印度，其中的许多人去到了美国。对美国来说，这代表了他们在人才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而对人才流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则是一笔巨大损失。只不过，我们还无法以系统化方式跟踪这种趋势。为此，我只能不断寻找和收集人才流失和人才储备的最新证据。

有些时候，媒体报道的数字可能具有误导性。2011—2015年，数十万人从乌克兰等国涌入俄罗斯，这些新的求职大军也让俄罗斯经历了一股最强烈的人口输入大潮。但这种人口输入的积极效应，远无法抵消俄罗斯人才不断流失带来的副作用。仅在2013年，就有超过18万名俄罗斯人跨出国境，这个数字整整相当于2009年的6倍，接近1998年银行危机时期的人才流失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流失的人才大多属于企业家、作家、科研人员或是那些在经济上有能力让子女接受海外高等教育的富裕家庭，而且他们的目标通常是定居海外。在俄罗斯精英们的晚餐中，他们经常谈论一个话题，即如何拿到他们向往的某个国家的签证，以及如何把他们在俄罗斯赚到的财富转移到这个国家。

即便各国政府都在加大吸引海外人才的力度，但排斥外来移民的传统思维始终根深蒂固。除保守的岛国日本之外，在大多数工业国家，人们普遍接受的外来移民人口比例是10%～15%。而英国的市场调研机构——莫利调查机构（Ipsos MORI）最近开展的一项民调却显示，在德国和英国的普通民众看来，外来移民的比例远远多于这个数字。这种认知偏差在法国和美国甚至更普遍，民意调查表明，公众认知的外来移民人口比例几乎是真实数字的3倍：美国受访者认为，外来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32%，而实际的比例仅为13%。

这种错觉也反映出民众对外来人口的担心，更有不明事理的政客试图借此限制外来移民，为抵制外来移民融入本国社会煽风点火。2015年，思想激进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⁴⁾甚至声称，如能当选，美国将强迫墨西哥移民为建立边境隔离墙支付费用。但墨西哥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也在下降，这必将导致墨西哥人到美国找工作的动力大减。尽管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2015年之前的4年间，来自墨西哥的净移民数量已减少至0，这背后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墨西哥人已很难在美国找到建筑业工作。随着新兴市场国家人口增长停滞，输入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在持续萎缩，这种趋势在未来若干年有可能继续发酵。

敞开怀抱，迎接机器人时代

人类对机器人的恐惧，似乎不亚于对外来移民和难民的恐惧，但这种恐惧显然很短视。在19世纪初，90%的美国人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按照当时人们的思维，难以想象这个数字到今天会下降至只有1%，当下工作机会的来源更让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人会预见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的就业大增长。令人费解的是，当下的悲观主义者却认为，机器人将最终接管制造业工作，并让人类无所事事，而此后的未来更是无法设想。

这些悲观论者称，现今的技术革命不同以往，因为早期的机器只是人类的工具，新技术时代的机器人却意在像人那样去思维。经过这种转换，机器的作用已不再是生产线上的出力工人，而是一种具有“机器学习”能力的智能自动化程序。迟早有一天，它们会成为生产线的设计者，拥有以云计算和大数据为驱动力的强大生产力。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及迈克尔·奥斯伯恩（Michael Osborne）在2013年指出，在未来的10～20年，美国约有47%的工作岗位可能实现完全自动化。对美国男人来说，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驾驶汽车，但有预测称，到2020年，智能化的家用轿车和卡车都将实现无人驾驶。

这种说法也和我们此前听到的诸多观点相互吻合。伯克利大学的机器智能研究院（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针对各种人工智能（artifcial intelligence）何时到来的观点进行了归集。他们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最标准的预测结果是，这个时代将在5年后逼近人类。实际上，这个结论早在1955年就曾成为公认的答案。关于人工智能，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如果你认为AI时代将在20年后开启，那你就可以为自己的事业找到投资者；如果你的回答是5年后，他们会牢记你的承诺并希望你拿出事实做依据；但如果你认为这个时代是100年后的事情，将不会有人对你感兴趣。

虽然说机器革命的发展进程或将快于以往的大多数技术进步，但它的实现和普及极有可能具有足够的渐进性和阶段性，因而不至于对人类劳动力造成毁灭性打击。在全球的工业产业领域，机器人与人类劳动力在数量上依然存在巨大差异，前者约为210万部，而后者则在2.47亿人左右。而且，目前大部分工业机器人是非智能化的，仅从事单一的重复性工作，如拧螺栓或是喷涂汽车门。实际上，约有近一半的机器人被用于汽车制造业，而这依旧是美国雇用人类劳动力数量最多的行业。

尽管机器人已成为人类劳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人们还是有自己的事情可做。美国银行的自动柜员机替代了许多人类工作，但招揽储蓄业务的需求还是要求它们设立更多分支机构，人力柜员的数